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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是在中国古代金石学发展了近千年的基础上，于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和西方考古学思想的传入，经社会变革的催化而萌芽并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经过百年的发展，她已成长为有着自身学术体系、学科门类齐全、研究手段先进、学术成果丰硕、富有生命力的国家一级学科。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叶，以其世界瞩目的学术成就，步入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进入21世纪后，中国考古学又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考古学的萌芽与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1899年至1920年的萌芽期，1921年至1928年的形成期，1929年至1949年的初步发展时期，1950～1978年的全面发展时期，1979年至1999年的成熟发展时期，2000年至2020年的继续发展时期。
一 中国考古学的萌芽
20世纪初期，自北宋以来形成的金石学开始向古器物学发生转变，中国考古学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开始萌芽。促使中国考古学萌芽的因素主要有个三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
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与金石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金石学从北宋时期主要收集、研究古代铜器与碑刻以来，研究对象与内涵不断扩展，在元代还产生了类似近代考古调查成果的葛逻禄乃贤的《河朔访古记》。至1899年秋金石家王懿荣意外发现甲骨上的契刻文字后，至1917年王国维同时撞开甲骨学和商史大门，宣告中国实证史学的创立。实证史学是以新发现的文字资料结合古代文献记载以研究、证实古代的史实。这期间的重大发现还有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西域汉晋简牍等。取得的重要成果，甲骨文方面，有刘鹗编《铁云藏龟》（1903）、孙诒让撰《契文举例》（1904）、罗振玉撰写出版《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罗振玉编《殷墟书契前编》（1913）、《殷墟书契菁华》（1914）、《殷墟书契后编》（1916），以及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第一次证实《史记》、《世家》等对殷先公先王的记载确系实录，使支离破碎的甲骨文成为揭开商代历史的最可靠的史料。敦煌藏经洞方面的中国学者成果，有罗振玉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1909）与《莫高窟石室秘录》（1909），王仁俊、蒋伯斧等亦相继发表《敦煌石室真迹录》、《沙州文录》等论文，开启了我国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后于1930年陈寅恪命名“敦煌学”。西域汉晋简牍方面，主要有罗振玉与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开辟了西域史地研究的新领域。
第二个方面，是西方考古学思想的传入。西方考古学思想传入中国有三种形式。
一是中国学者介绍西方考古学。如199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首次介绍西方考古学家进行史前时期研究的情况。又如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介绍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
二是西方各种形式的探险家、学者潜入我国西北、东北等地的考察并掠夺珍贵文物。如1899年瑞典学者斯文·赫定第二次进入新疆，在罗布淖尔附近发现并发掘古楼兰遗址，获得许多佉卢文和汉文文书及弓箭、玻璃杯、丝织品、毛织物等文物。他曾于1893～1897年取道帕米尔高原，第一次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考察，直到罗布淖尔，又曾到达青藏高原、甘肃和内蒙古，其间绘制了500多幅地图，为西方后续考察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00年英籍学者M·A·斯坦因首次进入新疆考察天山南道，翌年发掘于阗尼雅遗址和斯文·赫定1896年发现的丹丹乌里克寺院遗址。1902年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从伦敦出发，假扮商队进入新疆，调查拜城克孜尔石窟和库车库木吐喇石窟，窃取一部分壁画与塑像，为最早发现克孜尔石窟遗书宝藏；1908年第二次进入新疆考察，次年桔瑞超在楼兰遗址获取魏晋时期的汉文、佉卢文残纸、木简，以及著名的西域长史写给鄯善王的“李柏文书”；1910年第三次进入新疆考察，发掘楼兰遗址和阿斯塔那墓地，后又到准格尔调查。1902～1914年间德国考察队A·格林韦德尔、A·冯·勒科克在吐鲁番和库车调查发掘，首次发掘高昌遗存、调查了鄯善吐峪沟石窟等遗址，劫走46件壁画残片、佛经和雕塑，还揭取克孜尔石窟和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大量壁画。1905～1915年英国、法国、日本、俄国等国探险学者通过敦煌藏经洞发现者王圆箓骗购3万余件遗书、经卷写本和绘、绣的佛画等珍贵文物，还揭取精美的壁画。1905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深入整个辽东半岛及东北大部分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包括新石器时代遗址、贝冢、汉墓。鸟居龙藏还曾于1897年与坪井正五郎到台湾省进行人类学和考古学调查。斯坦因于1906～1908年第二次进入新疆考察，发掘楼兰遗址、米兰遗址及甘肃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1913～1916年第三次进入西北考察，调查发掘甘肃敦煌、酒泉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西夏至元代的黑城遗址、吉木萨尔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以及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和阿斯塔那墓地。1906年法国学者伯希和进入新疆活动，发掘巴楚和库车附近的杜勒杜尔和苏巴什佛寺遗址，调查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掠走了包括死文字文献的大量珍贵文物。1907年俄国探险家П·К·科兹洛夫率领的中亚考察队第五次进入新疆、青海、西藏等地进行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动植物资源的考察，1908年调查发掘西夏至元代的黑城遗址，1923～1926年第六次考察时再次发掘黑城遗址，窃取近2000册用西夏文、汉文及其他文字写的文书和刻本，以及许多珍贵的古代绘画、雕刻文物。他早在1883～1885、1888～1890、1893～1895、1899～1901四次进入新疆考察，是19世纪后期最早进入我国进行考察的外国考察队。西方探险考察队掠夺大量珍贵文物的行径，引发中国学者的强烈不满与愤慨，激发他们积极吸取西方考古学思想。后来梁启超更是要求其次子梁思永远赴美国学习考古学。
三是西方学者或是独立、或是代表中国有关机构在中国内地开展考古工作，使得西方考古学思想在中国得已传播。如1914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在天津建立北疆博物院，开展黄河流域及白河沿岸的古生物学和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工作；法国学者色迦兰调查陕西、四川等地的古墓葬、遗址、古建筑，并在三峡地区、乐山大佛进行考察；俄罗斯的埃德加持续在四川西部考察；1916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安德鲁斯组织考察团赴中国云南考察；1917年法国人维克多·萨加林考察秦始皇陵；1918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贞等在江苏、山西、浙江、河北、河南、山东等省调查中国佛教艺术、古建筑、帝王陵墓；1919年桑志华在热河林西、赤峰一带发现若干新石器时代遗址，次年在甘肃庆阳发现晚更新世化石层的线索，在晚更新世地层中发现3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打制石器。这类考察，地质学的考察工作对考古学的产生作用最大。如1913年创办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6年组建地质调查所的丁文江推动在地质调查工作中注意收集古代文物，支持开展考古学考察工作。又如1914年由北洋政府聘为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华的一系列考察工作，1918年在直隶房山县周口店发现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的线索，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刘长山在豫西考察发现渑池仰韶村遗址，获得600多件磨制石器。
第三个方面，是以1919年五四文化运动爆发为标志的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学术发展予以极大的推进。其中提倡“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介绍和发展各门科学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鼓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结合实践的科学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传播，野外考察的地质学得到快速发展，后在历史学中还产生了批判旧史学的古史辩学派，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催发考古学的兴起。
中国考古学在社会与学术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萌芽。
二 中国考古学的形成
1921年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支持下，聘请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对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和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发掘，以及对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的调查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起步。而1928年10月民国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积极投身五四文化运动、学贯中西的傅斯年组建考古学组，开始进行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初创而开始形成。
1921年至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前，中国研究机构与有关学者开展的考古工作及其收获，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四项：
第一，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探索。1921年6月安特生等人调查发掘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出土数十具人骨及一批石器与陶器，1924年出版《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1921年10月安特生与地质学家袁复礼，依据1920年刘长山调查发现仰韶村遗址的线索，首次发掘渑池仰韶遗址，发现以彩陶为显著特征并与磨制石器共存的遗存，后与沙锅屯洞穴遗址的发现合并一起命名为仰韶文化。1922年又调查发掘了渑池不招寨、成皋秦王寨、牛口峪等遗址，由此开始了针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安特生于1923出版《中华远古之文化》。安特生等又于1923年6月前往青海，对青海湖沿岸、湟水等地区进行调查，发现并发掘贵德县罗汉堂遗址、西宁朱家寨遗址以及卡约遗址。受朱家寨遗址发现墓葬并出土陶鬲等陶器的启发，延长考察时间，扩大调查范围，后又进入甘肃洮河等地区开展调查。至1924年秋，先后发现甘肃临洮县灰嘴山、辛店、马家窑、寺洼山，和政县半山，广河县齐家坪，民勤县沙井和青海民和县马厂塬等一大批遗址。并在1925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一书中，将甘青地区的远古文化划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后“六期说”被中国学者否定。安特生在1921年至1924年结束聘期之前，进行了近30次规模不等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考察成果，后来还出版了《黄土的儿女》（1934）、《远东地质学与考古学研究》（1939）、《中国史前史研究》（1943）、《朱家寨遗址》（1945）、《河南的史前遗址》（1947）等。他本人最终由地质学家转变为考古学家。
第二，北京人的发现和北京人遗址的最初大规模的发掘。1921年8月安特生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发现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地点”，并安排师丹斯基发掘，发掘出第一颗北京人牙齿化石，1923年整理发掘物时又发现一颗北京人牙齿化石，邃引发了1927年开始对周口店遗址的包括探索古人类化石为目的的更大规模的发掘。1927年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由加拿大学者步达生主持、中国学者李捷和瑞典学者B·步林负责，大规模发掘周口店遗址，清理堆积物3000立方米，获得化石材料500箱。又发现一颗完好的人牙化石，经步达生研究，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后由葛兰阶取俗名“北京人”。1928年，由杨钟健主持、布林与裴文中参加，继续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清理堆积物2.8万立方米，又发现北京人牙齿20多颗和两件下颌骨，其中1件下颌骨上还保存3颗完整的臼齿。开始意识到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洞穴堆积，蕴藏的化石十分丰富，需要有专门的机构主持长年的发掘。
第三，中国学者主持的探索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来源及其与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关系而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1926年春，通过李济，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合作，由李济及地质学家袁复礼开展山西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当年秋，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并运用探沟、探方发掘与纵、横、深三点记录出土物的方法。据此发掘收获，李济撰写《西阴村史前遗存》（1927年）。后梁思永作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实习，整理部分发掘出土的陶片，撰写《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1930年）。这批发掘资料至今尚未进行系统整理而未能编写发掘报告，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第四，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学者斯文·赫定等合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徐旭生和斯文·赫定分别任中、瑞方团长，经内蒙古前往新疆，进行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多学科综合考察。考察延续至1932年5月。其中在内蒙古百灵庙至新疆沿途的327个地点采集100多箱史前遗物；在额济纳河流域发现汉代大小城堡10余处、烽火台100多处，发掘到1万多支木简（即轰动世界的“居延汉简”）及“永元兵器簿”和“居延笔”等珍贵文物；瑞典贝格曼发现罗布泊小河墓地，亨宁拆走了一座土尔扈特人的寺院运回瑞典；黄文弼在新疆考察了汉唐时期的各种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发掘了罗布泊北岸汉代烽燧遗址、吐鲁番雅尔湖地区墓葬百余座等。1934～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再次开展考察，陈宗器、贝格曼等人在罗布泊地区进行调查发掘，在楼兰遗址发掘出土丝织品和佉卢文文书等文物。后黄文弼撰写出版《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吐鲁番考古记》（1954）。斯文·赫定1935年回瑞典后整理编写《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联合考察团报告书》，自1937年至1982年出版54卷。
此外，1921年，北平历史博物馆调查发掘直隶巨鹿宋代故城遗址，后发表《巨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1923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调查甘肃敦煌石窟；1924年，北平历史博物馆发掘河南信阳汉墓；1924年9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马衡调查1923年被盗掘的新郑李家楼春秋青铜器出土情况，推断其为春秋时期的郑伯之墓；10月，192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南开大学教授的李济，受丁文江的建议与资助，赴河南新郑李家楼调查春秋郑公大墓的铜器出土情况，并作试掘，后于1926年发表《新郑的骨》；1924年冬，马衡调查洛阳汉魏故城南出土石经的太学遗址；1928年4月4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人类学专业研究生吴金鼎发现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
以上这些考古工作与发现，尤其是前四项的重大收获，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加之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组建的考古学组对安阳殷墟的第一次发掘，揭露面积132平方米，首次获得经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784片，显示考古学这门新兴学科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中国考古学的萌芽、形成的历史过程表明，中国考古学研究机构的成立，是中国社会与学术发展潮流所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 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
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期，以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李济主持考古学组开始正规考古发掘殷墟并创办《安阳发掘报告》、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组建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和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为开始的标志。又以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在1929年至1934年间先后成立或组建的考古或与考古有关的工作机构与组织还有：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国营造学社、山东古迹研究会、河南古迹研究会、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陕西考古会等。这些机构与组织积极筹划开展考古工作，所以在1929年至1937年间，考古工作犹如雨后春笋般的展开。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安阳殷墟的连续发掘，包括1928年的第一次发掘，共经历了10年15次。其中对殷墟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的发掘占9次（即第四至第九、第十三至第十五次），发掘地点近10处。其中以小屯村北地为主，发掘2万多平方米，揭露出50多座建筑基址，由北而南分为三大片，称为“甲组”、“乙组”、“丙组”；另有铸铜场所及小墓、车马坑、祭祀等遗迹。1936年6月发现一座完整的甲骨坑（YH127），并发明套箱整取方法，出土刻辞甲骨17804片，占殷墟前15次发掘所获24900多片刻辞甲骨三分之二多。董作宾在1933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依据考古发掘新获的甲骨文全面论证甲骨断代学说，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武丁（及其以前盘庚、小辛、小乙），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5个时期，从而使甲骨文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1934～1935年三次（第十至第十二次）大规模发掘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区，共揭露清理大墓11座和祭祀坑（小墓）1221座，11座大墓都被多次盗掘，但出土文物仍属殷墟前15次发掘中的精品，极大丰富了对晚商文化的认识。西北岗王陵的3次发掘，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这些发掘收获，不仅揭示了商王朝史迹，而且展示了灿烂的晚商文明。在1931年冬第五次发掘殷墟期间，梁思永等发掘后岗遗址，开始运用考古层位学方法，开创按自然层位下挖、记录出土物的方法，首次发现龙山文化的白灰面，发现确认仰韶文化层在下、龙山文化层居中、小屯殷墟文化层在上的三个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即“三叠层”），一举确定殷墟文化、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年代关系，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梁思永于1933年发表《小屯龙山与仰韶》。
第二，1929年至1934年裴文中负责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震动国际学术界，奠定了中国猿人在人类演化史上的科学地位，还发现用火遗迹与大批人工打制石器，解决了北京人制作石器工具问题，确认中国猿人的文化遗存，进一步确立直立人在人类进化序列中的地位。1932年裴文中改革发掘方法，将漫掘作业改成以探沟和探方发掘、记录出土物的考古发掘方法。发现发掘山顶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获得山顶洞人化石材料至少代表8个个体，包括3个完整头骨；还发现并发掘比北京人年代更早的周口店第13地点。1934年裴文中撰写出版《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5年贾兰坡开始主持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又发现3个保存完好的北京人头骨化石。周口店遗址前后10年发掘获得40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和8个山顶洞人化石等大量珍贵文物与资料。这批资料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被美国人弄得下落不明。
第三，探索商文化的源头，发掘城子崖遗址与两城镇遗址，确立龙山文化。1930年冬与1931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两次发掘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揭露面积近2000平方米，发现以薄黑有光泽的黑陶为特征并与磨制石器共存、被认为是起源于东方而与仰韶文化不同系统的遗存，命名称“龙山文化”，并由梁思永确定体例，于1934年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1936年5～7月梁思永、刘燿发掘1934年发现的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发现龙山文化50多座墓葬，出土精致的玉钺、绿松石头饰和制作精美的蛋壳陶杯等一大批遗物，是1949年以前发掘获得遗物最丰富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
第四，开创周代考古。1932年4月河南古迹研究会对浚县辛村、淇县大赉店等地进行连续的调查与发掘。至1933年秋，郭宝钧四次发掘辛村墓地，清理西周至春秋时期卫国墓葬82座及一批大小车马坑，墓葬随葬铜器铭文中有“卫侯”、“卫（师）”、“成周”、“侯”等字，可证实该墓地为卫国贵族墓地。开创了周代考古的先河。后由郭宝钧编写《浚县辛村》（1964年出版）。1935年6月郭宝钧又发掘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11月发掘辉县琉璃阁战国墓，至1937年3月揭露的甲、乙两座大墓可能为夫妇异穴合葬墓。后郭宝均整理山彪镇与琉璃阁发掘的墓葬资料，编写《山彪镇与琉璃阁》（1959年出版）。
第五，开展关中地区周秦遗址调查与发掘，明确西周文化特征，追寻先周文化遗存。1933年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由徐旭生率领前往陕西关中地区调查周秦遗址，翌年对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两次发掘，其中在戴家沟东区揭露近1000平方米，发现56座周代小墓，有40座墓随葬有陶鬲，是当时出土陶鬲数量最多的一处墓地。苏秉琦通过对陶鬲的研究，确立45座为西周或早于西周的周人墓。后由苏秉琦编写考古报告专刊，于1941年先期公布《瓦鬲的研究》，1948年出版《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及附录《瓦鬲的研究》，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印制《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
第六，探索杭州湾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存，发掘良渚遗址。1935年春西湖博物馆发掘杭州老和山古荡遗址，开始揭开浙江地区史前文化遗存的面纱。1936年冬西湖博物馆施昕更两次发掘余杭良渚镇附近的棋盘坟遗址，发现黑陶壶、豆、石刀等良渚文化遗存；翌年3月发掘良渚、荀山四周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几处史前遗址，发现与龙山文化相似又有显著区别的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首次确认了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后由施昕更编写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8）。
这期间其他的重要考古工作还有：1930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合组燕下都考古团，由马衡率领调查发掘燕下都遗址；山西公立图书馆等单位发掘山西万泉阎子圪塔汉汾阴后土祠遗址；梁思永开展东北地区的考古，调查、试掘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史前遗址，对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1931年，山西公立图书馆等单位进行山西万泉县长约25公里范围内的调查，发现十多处遗址，并发掘荆村仰韶文化遗址。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等调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937年在山西五台县发现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所建佛光寺大殿，为当时所知年代最早的中国古代木构建筑。193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石璋如、王湘两次发掘浚县刘庄村遗址；华西联合大学博物馆试掘四川广汉月亮湾遗址，翌年再次发掘。1933年，董作宾调查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和滕县滕国故城。1934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调查河南巩县广武遗址并发掘青台遗址与峨眉岭遗址，调查安徽寿县楚器出土地李三孤堆及寿县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寿春故城等遗址；陕西考古会发掘位于西安陕西省民政厅内院的唐中书省遗址，发现宋吕大防刻唐大明宫、兴庆宫图残石，后又在西安市南门小湘子庙街发现宋吕大防刻唐太极宫石刻图。1935年，翁文灏、杨钟健、裴文中等在广西调查，发现并发掘武鸣县苞桥、芭勋、腾翔和桂林县附近4处洞穴遗址；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开展对豫北的调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调查江苏南京市附近的六朝陵墓和河南洛阳龙门、安阳宝山等石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调查、勘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1936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李景聃、赵青芳等调查、发掘河南永城造律台和黑孤堆龙山文化遗址；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组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发掘洛阳汉魏故城南太学遗址，获得一批石经。
此外，郭沫若研究商代甲骨文与两周青铜器获得重大突破。1929年先后写成《甲骨文字研究》和《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两文，1933年编辑出版《卜辞通纂》，1937年编辑出版《殷契粹编》，两书集中了殷墟科学发掘以前出土甲骨文的珍贵部分。1932年撰写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创立青铜器研究的标准器断代法。
后一阶段，中国有关学术研究机构与组织的考古工作主要在抗战大后方的云南、四川以及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进行。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第一，开展云南大理及洱海一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193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苍洱古迹考察团，由吴金鼎主持，王介忱、曾昭燏参加，开展云南大理及洱海一带的考古调查。至1940年6月进行了三次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38处遗址，其中21处为史前遗址、8处为南诏时期遗址，发掘了7处遗址。后由吴金鼎、曾昭燏编写《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1942）。
第二，开展川康考古调查与发掘。194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合组川康古迹考察团，由吴金鼎主持开展川康境内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至1942年12月发掘彭山江口镇豆芽房汉代崖墓21处，豆芽房东北的砦子山汉代崖墓39处，砦子山东北的陈家扁双洞花砖墓、石人洞墓等，江口镇李家湾汉代崖墓9处，江口镇牧马山墓地等。后由南京博物院编写《四川彭山汉代崖墓》（1991）。
第三，1942年至1943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四川省立博物馆合作发掘前蜀皇帝王建陵墓。后由冯汉骥编写《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1964）。
第四，1942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由劳幹、石璋如考察甘肃敦煌县附近和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长城和烽燧遗址，并测量敦煌千佛洞，发掘敦煌古董滩遗址和察克图烽燧遗址、阳关墓地。
第五，194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史地组向达、夏鼐、阎文儒调查甘肃敦煌、洮沙、民勤等地。至1945年11月，夏鼐与向达发掘敦煌佛爷庙北朝时期墓地、敦煌月牙泉六朝与唐代墓地、玉门关小方盘城并确定了汉代玉门关的确切位置；夏鼐与阎文儒发掘甘肃大方盘长城遗址并发现晋碑，发掘民勤沙井遗址、武威县南山喇嘛湾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葬；夏鼐进行洮河流域考古调查发掘，发掘临洮寺洼山遗址和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地，首次清理齐家文化的两座墓葬，确认甘肃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彻底纠正被安特生颠倒二者年代关系的错误，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正确年代序列奠定了基础。
第六，1947年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裴文中等开展对甘肃渭河、汉水上游、洮河流域、河西走廊和兰州附近史前遗址的考古调查与试掘，至1948年新发现70多处遗址。后裴文中撰写《甘肃考古报告》。
开展的其他考古工作还有：1938年夏冯汉骥开展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民族学与考古学考察工作，并在汶雁乡清理一座石棺葬，开创了川西北高原考古发掘工作，后撰写《礼藩的石棺葬》一文；1942年4月尹达（刘燿）在陕西延安县附近大砭沟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943年2月至8月石璋如在陕西进行调查，在沣水一带发现丰镐村、张家坡、灵台等20多处周代遗址，并试掘丰镐村等遗址，发现彩陶、石灰面等遗存，后撰写《关中考古调查报告》（1956）。1946年尹达在河北邯郸县附近清理一座汉墓，第一次发现散乱的汉代玉衣片；1948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试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此外，1941年容庚撰写出版《商周彝器通考》。
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时期，主要是围绕早期人类、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探索商代历史并揭示商王朝史迹及其渊源，以及两周文明这四个方面的研究而展开，还开展了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一些小规模的考古工作。这些考古工作和成果展示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喜人前景。其间一系列重大发现，立即引起世界学术界对中国考古学的关注。在一系列的考古工作与研究中，当时一些年轻的中国考古学者即崭露头角，成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如李济、董作宾、裴文中、黄文弼、郭宝钧、梁思永、吴金鼎、尹达、石璋如、郑德坤、冯汉骥、林惠祥、夏鼐、曾昭燏、高去寻、贾兰坡、苏秉琦、李文信、阎文儒等。其中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化石；李济全面主持殷墟发掘并统筹中国的田野考古，以及对殷墟出土器物的类型学研究；梁思永引进当时先进的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方法，解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的年代关系，以及殷墟王陵的大规模发掘；董作宾整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开创甲骨文的断代研究；夏鼐改订齐家文化的年代，纠正安特生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分期体系的错误。还有郭沫若创立标准器断代法等。
经过初步发展时期的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基本队伍形成，探索对象十分清晰，研究方法逐步改进并不断完善，并创办了学科刊物《田野考古报告》（后改名《中国考古学报》）和《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专刊，公布研究成果，令国内外学术界刮目相看。中国考古学在初步发展时期，就赶上了国际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先进水平。脱胎于金石学的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研究，在考古学理念和方法的影响下，以郭沫若、唐兰、容庚为代表，也已开辟新的局面。
四 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考古学开始进入全面发展的时代标志。1949年秋，中国科学院成立，并在同年秋和翌年春分别恢复对周口店遗址和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央文化部则设立了文物局。1950年，中国科学院建立考古研究所；1952年，新生代研究室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1953年改组为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7年改为研究所，1959年定名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配合新中国的建设，田野考古工作已不能局限于周口店遗址和安阳殷墟，各地在1950和1951年，相继开展了河南、陕西、江苏，以及山西雁北和东北等地的考古调查，还发掘了资阳人化石、豫西渑池县仰韶村与不召寨和成皋县青台与点军台遗址、长安客省庄遗址、淮安青莲岗遗址、依兰倭肯哈达洞穴遗址、吉林西团山石棺墓、江宁湖熟镇遗址、辉县琉璃阁车马坑与固围村大墓、长沙近郊汉墓、辽阳棒台子与三道壕汉魏时期壁画墓、南唐二主陵墓、禹县白沙宋墓等，发现二里冈等重要遗址，揭启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考古工作的序幕。
20世纪50年代初，百废待举。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开展，关键是田野考古工作人员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但田野考古工作人员奇缺。以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方式培养田野考古工作人员，成为当时的工作重心。夏鼐于1950年7月10日到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之后即计划田野工作的开展。于1950年10月12日至1951年1月22日开展了河南辉县发掘，安排苏秉琦、安志敏、王星垣、王伯洪一组发掘琉璃阁，安排郭宝均、王仲殊，马得志、石兴邦一组先发掘黄家坟后发掘固围村，并在实际工作中，夏鼐手把手地传授考古发掘方法，检查发掘记录，并亲手在琉璃阁第一次成功清理出完整的战国木车。1951年4～7月夏鼐率领安志敏、王仲殊、马得志等前往河南西部地区进行为期3个月的考古调查与发掘。1951年10月至翌年2月夏鼐率领安志敏、王伯洪、石兴邦、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等在长沙近郊发掘战国、两汉及唐宋墓葬。后夏鼐又主持并指导他们编写《辉县发掘报告》和《长沙发掘报告》。夏鼐将他在英国、埃及学习与工作形成的一整套田野考古工作方法，结合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形成的特点与经验，包括田野考古调查、发掘、记录、整理、编写发掘报告等，通过具体的工作进行传授。一批田野考古新人迅速成长，其中安志敏、王伯洪、石兴邦、王仲殊、陈公柔得“五虎将”美名。夏鼐还通过1951年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与考古方法、通过在1952年7月开办的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以及同年10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办的考古专业讲授田野考古方法，使得一大批掌握了田野考古工作方法的新人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夏鼐传授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开展考古工作，这批新人们还不断地传授于新人。新中国的田野考古经夏鼐的精心传授与培养，健康地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规模走向成熟。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考古学家，尤其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考古学家，田野考古的理念与方法，几乎都受教于夏鼐的传授。
举办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以及创办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是新中国初期快速培养全国考古人才的主要途径。
1952年7月至1956年由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在职干部341人，充实了各省区的考古工作队伍。夏鼐、裴文中、贾兰坡、郭宝钧、苏秉琦、宿白、安志敏、石兴邦、王仲殊等在考古训练班上讲授专业课，白万玉、徐智铭、赵铨等人员讲授具体操作技术。1952年10月在文化部文物局和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创办考古专业，并由考古研究所派遣苏秉琦长期兼任考古专业主任，开始几年的专业课程与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专业课程相同，并增加了阎文儒、林耀华、徐邦达、郭义浮、钟少林等讲授专业与技术，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源源不断地培养输送专业人才。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与考古专业的创办，为新中国第一批考古专业人员的成长奠定了专业知识基础和敬业的工作态度，而各位讲课学者在讲课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的讲稿，对中国考古学做了最早的理论概括和综合研究。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出版了《考古学基础》，成为田野考古工作的指南。
新中国的考古研究学术平台也得到了同步发展。文物局于1950年创办《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更名为《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55年创办《考古通讯》（1959年更名为《考古》，加上恢复的《考古学报》（1953年由原《中国考古学报》更名），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界的三大杂志。1957年文物局还组建了文物出版社，与科学出版社一起承担着中国田野考古专刊的出版任务。
学科的发展需要理论的引导。新中国考古工作的迅猛开展，新发现不断涌现，尤其是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大量发现，学科面临了在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如何建立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问题。1959年，夏鼐及时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指导对已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命名及编年研究。1963年，尹达发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长篇论文，总结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成果，指明了研究方向，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研究，引上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人才队伍与学术研究平台的及时建设，为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在这一时期的前段（1950～196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室（所）配合黄河水利工程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南京博物院在华东地区开展工作，其他各省区文物部门亦积极寻找线索开展考古工作。这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地域上已涉及到全国范围，年代方面从170万年的元谋人一直到明清各个时期。并且初步形成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秦汉、三国至明清五大段的研究特色。
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古人类研究，从距今50万年左右的北京人上溯至100万年前的蓝田人以及170万年的元谋人，下延至柳江人等晚期智人，发掘山西丁村、贵州观音洞、灵武水洞沟、朔县峙峪等一批重要遗址，旧石器文化从北京周口店扩大到整个华北、华南、西南与东北地区。
新石器时代考古完善了仰韶文化分期与分类的研究、解决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确立了大汶口文化及其与龙山文化关系，弄清楚甘青地区的文化编年。在辽西、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华东、华南等地区也展开了工作，积累了大量资料，确立了若干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初步明确了这些地区公元前4000年以来的新石器文化特征。尹达出版了《中国新石器时代》。
商周时期考古，从商代晚期的殷墟上溯至早商文化的二里冈、二里头，并发掘明确郑州商城、开始探索夏文化，发现岳石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展了丰镐遗址、东周王城、晋国都城考古，发掘了洛阳中州路东周墓地、信阳长关台楚墓、长江下游地区土墩墓，以及一批诸侯墓葬，发现了一批重要的青铜器窖藏，以及侯马晋国盟誓遗址与铸铜遗址、战国铁范等遗存。陈梦家发表《西周铜器断代》，并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
秦汉考古，开展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的有规划的发掘工作，发掘了长沙仰天湖楚墓、广州汉墓、战国至西汉时期四川船棺葬、成都天回山东汉崖墓、云南滇王墓、洛阳西汉壁画墓、密县打虎亭汉墓、江陵望山沙冢楚墓、陕北与南阳及山东汉画像石墓、咸阳杨家湾汉高祖长陵陪冢兵马俑坑、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与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与铸铜遗址；勘探秦咸阳遗址与秦始皇陵区，以及汉代的一些地方城址。再次开展新疆地区的考古工作。陈梦家进行居延汉简的研究，并执笔撰写了《武威汉简》。
三国至明清时期考古，对汉魏洛阳、六朝建康城、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遗址、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辽中京遗址、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开展系统地考古工作，发掘了南京郊区东晋家族墓、西安郊区隋唐墓、唐乾陵陪葬墓、北燕冯素弗墓、敦化六顶山坡渤海王族和贵族墓地、遵义南宋播州土司墓葬、侯马金代雕砖墓、北京明神宗定陵等重要的陵墓，开展古代瓷窑址、石窟寺，以及西藏文物调查工作。
1965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成的全国第一个14C测年实验室，开始进行测试工作。体质人类学、古代气候与环境、古代动物与植被，以及农作物、器物的成份分析等各种科技手段，开始在考古学中应用并发挥着作用。
各个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成果的涌现，使中国考古学学科迅速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配合教学，及时组织撰写了《中国考古学》教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总结50年代的考古成果，组织撰写了《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而5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一大批考古学家，在梁思永、夏鼐、裴文中、郭宝钧、尹达、曾昭燏、贾兰坡、苏秉琦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带领下，在这时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如宿白、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冯先铭、安金槐、陈公柔、马得志、邹衡、吕遵谔、张云鹏、吴汝祚、蒋若是、麦英豪、赵其昌、刘敦愿、罗宗真、蒋赞初、黄宣佩、朱伯谦、金学山、林寿晋、俞伟超、黄展岳、杨建芳、徐苹芳、刘观民、张长寿、李仰松、赵芝荃、谢端琚、张学正、张彥煌、张忠培等。
在这一时期的后段（1966～1978），中国考古学因“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而中断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但一些考古工作在1967～1971年仍然逐步的开展。例如：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发掘了湖北大冶石龙头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发掘了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山东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墓地、湖南澧县三元宫大溪文化晚期墓地；商周考古方面，发掘了殷墟西区墓葬、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陕西周原庄白村等窖藏青铜器；秦汉考古方面，发掘了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咸阳杨家湾西汉墓、曲阜九龙山西汉鲁王墓、广西合浦汉墓、河北安平东汉壁画墓；三国以后考古方面，发掘了武威雷台晋墓、隋唐东都含嘉仓、唐昭陵陪葬墓尉迟敬德墓与郑仁泰墓、唐乾陵陪葬墓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五代后蜀皇帝孟知祥墓、西安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元大都和义门瓮城门址、成都凤凰山蜀世子朱悦燫墓等。
1972年后考古工作逐步恢复正常，三大杂志复刊，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以及武汉大学、山西大学、郑州大学相继设立考古专业，四川大学在1960年设立考古专门化的基础上成立考古专业，西北大学恢复1956年创办的考古专业，1973年国家文物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考古发掘工作的管理的通知》，并且再次印发国务院1964年批准的《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管理办法》。而在台湾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了“台湾考古研究室”以开展田野考古工作。
在1972～1978年的六七年间，重大发现频频问世。如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了四川汉源富林、内蒙古呼和浩特大窑、山西阳高许家窑、辽宁喀左鸽子洞和营口金牛山及本溪庙后山、贵州兴义猫猫洞和普定穿洞，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小长梁，湖北郧县龙骨洞、山西沁水下川、柳州白莲洞等遗址与地点，发现了“大荔人”。
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了临潼姜寨、渭南史家、郑州大河村、吴县草鞋山、密县新开流、桂林甑皮岩、曲江石峡、沈阳新乐、日照东海峪与胶县三里河、余姚河姆渡、滕县北辛、兖州王因与诸县呈子、临汝煤山、汤阴白营、永城王油坊、长岛小珠山、枝江关庙山、房县七里河、昌都卡若等遗址，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积石冢，民和核桃庄、乐都柳湾、兰州王保保城、广河齐家坪与贵南尕马台马家窑文化及齐家文化墓地，再次发掘宝鸡北首岭遗址；尤为重要的是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武安磁山、新郑裴李岗遗址，开始发掘秦安大地湾遗址，以及为开展夏文化探索而发掘的登封王城岗与襄汾陶寺遗址。
商周考古，发掘了偃师二里头遗址、夏县东下冯遗址、敖汉旗大甸子墓地、清江吴城遗址、闽侯黄土仑遗址、黄陂盘龙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藁城台西遗址、殷墟妇好墓与王陵区祭祀坑、小屯南地甲骨、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岐山董家村与临潼段村等包括记录武王征商史实的利簋等西周铜器窖藏、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和墓葬、临淄春秋齐国大墓、莒国贵族墓、曲阜鲁国故城、赵都邯郸外廓城、邯郸赵国王陵、平山中山王墓、江陵楚都纪南城、江陵天星观楚墓、淅川下寺楚墓、固始侯古堆大墓、随县曾侯乙墓、淮阴高庄战国墓、夏县禹王城遗址、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凤翔雍城和秦公陵墓、楚雄万家坝春秋时期墓葬、涪陵小田溪巴国贵族墓、杭锦旗战国早期匈奴墓，等等；开展周原遗址的大规模发掘。
秦汉考古，先后勘查或发掘了秦咸阳宫与秦始皇陵园、云梦睡虎地秦汉墓、汉长安城武库、长沙马王堆汉墓、长沙陡壁山长沙王后曹墓与象鼻嘴长沙王墓、江陵凤凰山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临沂银雀山汉墓、南阳唐河画像石墓、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包括23000余支木简）、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包括一批医药简牍）、天津武清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墓、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汉魏洛阳城太学与灵台遗址、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与温县西招贤汉代铸铁遗址、贵州赫章可乐秦汉时期墓地、西昌大石墓、新疆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墓地等。
三国至明清考古，先后发掘了嘉峪关魏晋壁画墓、北魏永固陵、山西寿阳北齐顺阳王库狄迴洛墓、磁县北齐高润墓、东魏茹茹公主墓、集安洞沟高句丽墓群、唐长安城明德门与青龙寺、唐高祖献陵陪葬墓、隋唐洛阳天堂遗址、隋唐扬州城、遵义播州土司杨氏家族墓地、合肥北宋包拯及其家族墓、宁夏西夏8号陵、宣化下八里村辽张世卿等墓、法库叶茂台辽墓、库伦辽代壁画墓、福州南宋黄昇墓、金坛南宋周瑀墓、大理崇圣寺三塔、金代蒲峪路故城、元代昭勇大将军张弘纲墓葬、明益端王朱祐槟夫妇合葬墓、遵义播州土司杨氏家族墓地，以及景德镇窑、屈斗宫窑、铜官窑等瓷窑址。还开展了泉州南宋沉船、西沙群岛的考古工作，以及北京地区历史地震调查工作。
这六七年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几乎超越了1950～1971年二十多年的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考古学五大段的内容，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体系由此可以建立起来。
五 中国考古学的成熟发展时期
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进入成熟发展时期。这时期进一步重视学科队伍建设与学术研究平台的建设，坚持以田野考古工作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重点发掘遍及全国各个省区，进一步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加强综合研究力度，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探索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考古学研究取得了空前收获，从而更加充实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体系。
这个时期是中国考古学学科队伍发展最为迅速、研究成果最为丰盛的时期。二十个省区相继成立了独立的考古研究机构，并开始承担为配合学术研究而开展的主动发掘任务。全国考古专业研究人员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七八百人，至20世纪末增加至3000人。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后，有10多个省区也相继成立了省级考古学会或专门研究会，定期组织学术研究活动，学术气氛空前活跃。从1984年起逐年编辑出版《中国考古学年鉴》，及时公布考古研究动态与新发现信息。
在前一阶段后期大量重要考古新发现涌现、不断充实中国考古学内涵的基础上，于70年代末，在夏鼐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写了《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后来又集中全国考古学界的力量，编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这两部大型综合性考古学著作的问世，是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夏鼐作为这两部著作的主编，付出了极大的精力。而后一部著作的各分支学科编写组主编、副主编、成员亦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1978～1999年，出版了上百部田野考古报告和考古学研究专著，一些研究机构相继创办考古文物专业刊物。如《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人类学学报》（1982）、《文物春秋》（1989）、《文物季刊》（1989）、《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北方文物》（1981）、《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89）、《福建文博》（1979）、《江西历史文物》（1979扩编）、《农业考古》（1981）、《华夏考古》（1987）、《中原文物》（1981年公开发行）、《江汉考古》（1980）、《四川文物》（1984）、《考古与文物》（1980）、《文博》(1984）、《敦煌研究》（1981），以及《考古学集刊》（1981）、《北京文物与考古》（1983）、《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湖南考古辑刊》（1982）、《史前研究》（1983）、《南方民族考古》（1987）等。发表了上万篇考古发掘简报和论文，中青年作者的比重逐年增加。
1979年以后，由于研究队伍的充实，学科配置的完善，中国考古学的各分支学科发展迅速。在实事求是、以田野考古工作作为学科发展基础的思想指导下，获得许多重大发现，如距今万年前后的文化遗存、红山文化晚期与凌家滩文化及良渚文化的一批以随葬玉器为主要特征的高规格墓葬、数十座距今4000年前的城址、夏文化的全面探索、早商都城、两周诸侯墓地，以及秦汉及其以后的城址、陵寝、大型墓群、宫殿遗址等，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的研究空白。台湾则于1996年开始对台南科学工业园区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勃勃生机。出土的大量文献资料，丰富了历史研究的素材。同时开始注重对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探索，进一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始探索从考古学角度揭示中国传统古史中“五帝时代”的途径与方法。
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也在这时期得到完善。1985年，夏鼐与王仲殊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撰写的特长条《考古学》，从考古学学科的定义和特点、学术发展史、考古学的方法、考古学的分支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方面，从理论高度全面阐述了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特点、理论与方法、技术与手段，以及学科发展的方向。苏秉琦则在夏鼐早年提倡的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运用“考古学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于1981年形成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以求揭示中国复杂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苏秉琦、石兴邦、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等还对考古层位学与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的应用进行总结。
考古层位学与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遗迹、遗物年代的两个基本的分析方法。自20世纪30年代经梁思永引进并实践以来，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充实与发展，形成了适合研究中国古代复杂多变的文化面貌、具有中国考古学特色的研究方法。在80年代初，一些年轻学者探索应用概率论等数学分析手段，以加强发展考古类型学的分析与研究的方式，引发了一批学者对研究方法的探索。后又引进计算机技术参与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80年代还开展了对新石器时代人口的研究。一批青年学者则编译国外的有关研究成果，促进了对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进一步探索与应用。
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年代测定最为显著。自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成14C测年实验室和1972年以来测年数据的逐年公布，促进了考古学文化编年研究的细化。同时，进一步应用现代自然科学中其他年代测定技术，如古地磁法、裂变经迹法、热释光法、电子自旋共振法、铀系法、氨基酸外消旋法等。仇士华、蔡莲珍又引进高精度树轮校正方法，1992年编辑出版了《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建成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等，使得14C测年方法应用更为广泛，测定的年代数据成为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年代序列研究和夏商基本年代框架建立的重要依据。而古物成分分析技术应用的发展，使得一些交叉学科得到了有效的发展，如冶金史研究、陶瓷研究。此外，地面及空中探寻古代遗址及遗物的勘测技术，如利用电阻率仪勘探技术、地质雷达扫描技术、电磁法异常技术、航空遥感与地学分析相结合技术、卫星与航片及图像处理技术、水下勘测技术等，都大显身手。其他人文学科如人类学、人口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理论和方法也开始引入考古学研究，以探讨古代社会的人口与组织结构。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还开始了分子生物学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微磨损分析与模拟实验考古也相继得到重视。这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考古学研究深入到古代社会与环境的各个方面，极大地充实、丰富了中国考古学的内涵。
六 中国考古学的继续发展时期
进入21世纪，国家对考古学投入的不断增加，现代科学技术对考古学的全面渗透，促使中国考古学以全面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为特征而进入继续发展时期。经20年的发展，形成了以下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现象。
第一，国家政府有关部门与有关研究机构组织实施大课题项目，带动考古学发掘与研究的全面开展，引导着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如2000～2003年实施的科技部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2004～2016年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6年国家文物局开始组织实施的“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2019年再度启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项目等。其中以“考古中国”为题支撑开展的“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以及2020年启动的“夏文化研究”等项目，将以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推动相关领域研究，建立中国境内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文明形成的年代框架，分析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动因、构成要素和发展规律，以及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些大课题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耳目一新的考古新发现成果。其中200项成果被评为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种大型课题项目，因有国家政府有关部门的有力支撑，实施得到保障，使得中国考古学得到飞速发展，并且成为21世纪最初20年中诸人文社会学科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
第二，田野考古工作与研究全面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在前一阶段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伴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的普及，田野考古的一系列工作，包括调查、勘探、发掘、测量、绘图、计算、分析等常规的考古工作已尽量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其中，精细发掘清理的实验室考古运用而生并逐渐推广，如先后进行了翼城大河口西周墓、盱眙大云山汉墓、高青西周车马坑、新建墎墩汉墓、扬州隋炀帝萧后墓、遵义播州土司杨阶夫妇墓、呼伦贝尔岗嘎和谢尔塔拉古代墓葬、唐李倕墓冠饰、周原西周“豪华马车”、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青浦福泉山吴家场良渚文化墓葬、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墓葬、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枣阳郭家庙东周墓、泰兴黄桥明代墓葬、“南海一号”沉船等的实验室考古发掘清理，在清理、揭取、保护文物与获取更多的发掘信息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预计这种实验室考古的方式，以后将创造条件直接在发掘工作的遗址上开展，成为重要遗址研究、保护和展示的重要前提工作，2020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再度发掘开始了这方面的有益尝试。考古学研究方面，越来越多地引入自然科学方面的有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及研究人员。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1995年设立考古科技中心之后，2000年以来，在全国许多考古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了配置有各种自然科学方面专业人员与分析仪器设备的科技中心。考古队伍中的自然科技人员的比重逐年增加，科学技术应用的范围更为广泛，极大地推进了考古学的发展。其中2004年至2016年开展的科技部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这方面发挥的推动作用最大。各种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广为运用和相关学科对考古学的渗透，促使一些新兴分支学科逐步形成。其中通过分析地质地貌、植被等复原古代遗址自然环境面貌的环境考古，以及以研究古代家畜与家禽及肉食资源为主的动物考古发展最快，成果明显。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进一步运用与发展，还将为逐步规范考古学向标准化方向发展创造条件。
第三，考古发掘项目逐年增加，成果快速涌现。2000年以来，每年开展的考古发掘项目由300多项增至500多项，其中主动发掘项目比例增加。1994年以来开展三峡考古形成的快速发掘并整理考古发掘资料以及公布成果，被逐步推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以来快速形成研究成果的方式，逐年增多。考古报告专刊出版迅猛，20年出版的考古报告专刊数量超过以往80年总和的五倍以上，并且以全面、客观公布发掘资料逐步成为主要形式，产生多部头的巨型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5册（古方主编，2005）、《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16册（李伯谦主编，20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6年计划编写集成性的综合研究成果多卷本《中国考古学》，从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夏商卷》（杨锡璋、高炜主编）以来，已陆续出版了《两周卷》（张长寿、殷玮璋主编，2004）、《新石器时代卷》（任式楠、吴耀利主编，2010）、《秦汉卷》（刘庆柱、白云翔主编，2010）、《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杨泓、朱岩石主编，2018）。
第四，考古研究方向多元化与研究成果细微化。在多学科向考古学渗透的背景下，交叉学科在考古学中得到发展，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现代科学技术引入考古学研究对研究对象进行细微的分析也必然导致考古学研究成果呈现细微化发展的趋势。在前一阶段形成的各种考古学分支学科，如田野考古、史前考古、历史考古、美术考古、宗教考古、古文字学与铭刻学、人类骨骼考古、水下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对包括人骨等遗存的微量元素分析研究得到较快的发展而引人瞩目，包括文化交流在内古代科技与手工业技术的传播研究得到重视，继青铜器考古之后，玉器考古受到重视而得到发展，还开展了盐业考古。这种多元化、细微化研究的发展，促进了考古学向多领域延伸。
第五，涌现的大量考古新发现，继续不断地填补、充实甚至是改写中国古代历史的有关内容。如旧石器时代方面：对泥河湾盆地马圈沟遗址群的多次发掘，已确认15个文化层，年代自176万年至120万年之间，明确泥河湾盆地为中国境内探索早期人类文化遗存的重要区域；周口店田园洞发现的一具男性个体，年代为距今2.5万年左右，弥补了山顶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被认为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大兴安岭呼中北山洞旧石器时代晚期玉刮削器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器；许多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连续发展或过渡期的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方面：北京东胡林遗址发现炭化粟粒，证实了栽培粟于公元前8000年前后率先发生于太行山东侧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带的推断；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距今9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为探索稻作农业的向杭州湾地区及太湖地区传播提供了重要证据。2019年在浙江余姚井头山地下沙层下发现公元前6000前后的贝丘文化遗存，开辟了在沿海地区海相沉积环境下探索早期文化遗存的视野与新途径。2013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新发现7件象牙雕板和1200余粒绿松石及其串饰，表明中原地区早在公元前6500年以前就具有较高的手工制作水平和丰富的精神文化特色。新发现了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东端的化德及河北西北角康保一带的公元前6000年前的裕民文化、淮河下游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顺山集文化，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再次发现并明确距今8000年以前的玉文化遗存。2020年河南南阳独山玉矿附近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黄山玉器制作作坊聚落址和随葬大型玉钺的大墓，填补了史前时期在玉料采集与开采附近同时进行玉器制作生产与使用的玉器考古空白。河南灵宝西坡大型房址和大型墓葬的发现以及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的三重环壕聚落址及其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分布的大型建筑基址，体现了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800～3300年前后社会已经进入以中心聚落为中心的具有等级化的聚落群发展模式。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聚落址发现了一批保存有屋顶木构结构的房址以及房屋内被焚烧过的数十具乃至多达98具人骨遗存，揭示了史前聚落废弃的另一种特殊的形式。多处遗址发现的农作物遗存表明，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在公元前2500年已经种植了粟、黍、水稻、大豆、小麦五种农作物；动物考古研究表明，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500年饲养的家畜除了猪、狗外，新出现了黄牛与绵阳。发现的史前城址累计达100多座。而良渚城址与外围的堤坝、陶寺文化早中期的城址与“王墓”以及宫殿类大型建筑基址与具有祭祀与观测天象功能的半圆形大型建筑基址等，分别展示了距今5000～4600年太湖地区、距今4400～4000年中原晋南地区文明形成阶段的不同特征。夏商时期：揭示了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从一期到四期的平面布局以及宫城的形成与演变发展的状况；登封王城岗面积30余万平方米的大城及城址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现，为“禹都阳城”的探索再获重要线索；新密新砦遗址的大规模发掘成为夏文化探索的新的增长点；陕北神木石峁石城和皇城台及大台基和包括石雕龙等70多件石雕作品，显示陕北石峁一带与中原核心地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发掘获得夏商时期冶铜技术和铜矿资源的重要线索。洹北商城及其宫城、大型宫殿基址的发掘为商代中晚期研究开阔了新的视野。两周时期：新发现了周公庙遗址，周原大型宫室宗庙建筑基址群、完整记述西周诸王世系的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以及西周社祭建筑遗存；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发现西周早期封国都邑城址，刷新了学术界对周人西北部疆域的认知；发现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的几代曾伯、曾侯墓葬；还发掘了郑公大墓及其车马坑、荆州熊家冢楚墓大型车马坑和陪葬墓、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及车马坑等。秦汉至明清时期：发掘秦汉栎阳城、上林苑、渭桥遗址、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保存大型“黄肠题凑”最为完整的定陶灵圣湖丁姬墓、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江西高安华林宋元明造纸作坊遗址、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清代致远舰与经远舰，等等，不胜枚举。
第六，社会大众关注考古学成果而促使考古学成果向大众化发展。一些考古研究机构和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设立公众考古中心，向社会开放考古工地，招聘考古发掘工作志愿者，举办“考古夏令营”，举办出土文物展览展示考古成果，举行面向社会的考古讲座， 2013年开始在上海举办的两年一次世界考古论坛期间设置公众考古讲座。南京大学等单位还创办了面向社会公众的《大众考古》刊物。从中央到地方，许多新闻媒体积极进行考古成果的介绍与宣传，还制作考古电影、电视片进行传播，引发社会大众对考古文博事业的关注与支持。许多大学在举办或新设考古专业的同时还增设博物馆专业，目前全国已有近30所高等院校设置了考古专业或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或文物保护技术专业等考古文博类专业，每年的本科毕业生达到600人，再加上各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其中大多数毕业生奔赴面向社会的公众考古文博方面。公众考古的发展，引发社会对考古工作与研究的关注与支持，从而推进了考古事业的发展。
第七，中国考古学走向国际。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以其研究成果引起国际考古学界注重的同时，将田野考古工作与研究触角逐步延伸至国外。中国考古工作队到国外进行考古工作，最初始于1997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建“中国政府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后于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尝试赴俄罗斯远东地区进行考古发掘，2005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有关单位合作实施“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项目。至今已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西北大学、郑州大学、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大学考古学系、南京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山东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博物馆等单位先后派出考古工作队与国外的有关考古文博机构合作，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四大洲有关国家与地区开展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有30多个，涉及的国家与地区先后有俄罗斯、柬埔寨、蒙古、越南、印度尼西亚、乌兹别克斯坦、老挝、孟加拉国、洪都拉斯、伊朗、缅甸、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肯尼亚、意大利、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塔吉克斯坦、斯里兰卡、埃及等。中国考古工作队在这些国家与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以雄厚的考古工作实力与现代科技考古操作规程，展示了经百年发展的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研究的水平，从而更快的将中国考古学融入到世界考古学中。
第八，文物保护考古分支学科开始萌芽。1950年以来，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是在文物工作的体制下，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进行，并结合对文物的保护与展示。如1954～1956年对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以及发掘之后建立半坡遗址博物馆，1987年建立了殷墟博物苑，2001年发掘成都金沙遗址之后建立的金沙遗址博物馆等。进入21世纪以来，以保护大遗址为目的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因遗产保护策略与理念的加强而不断的得到实施，并逐步呈现出将文化遗产保护融入到考古学中。以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建“大遗址保护研究中心”以及2008年成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为标志，探索创建以遗址保护为主要目的的新兴考古模式开始行动。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撑下，一大批重要的大遗址通过考古发掘与研究，在了解、掌握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的、科学的、艺术的价值之后进行了有效保护和充分的展示。如偃师商城宫城遗址的发掘和保护以及遗址公园的建设，还有第一批12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圆明园考古遗址公园、周口店考古遗址公园、集安高句丽考古遗址公园、鸿山考古遗址公园、良渚考古遗址公园、殷墟考古遗址公园、隋唐洛阳城考古遗址公园、广汉三星堆考古遗址公园、成都金沙考古遗址公园、阳陵考古遗址公园、秦始皇陵考古遗址公园、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其中殷墟、良渚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实验室考古的实施正是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在探索创建以遗址保护为主要目的的新兴考古模式的一种尝试性试验。这种结合遗产保护、考古学研究以有利于遗产保护与展示的考古工作方式的不断实施与发展，及其工作方法与技术手段和研究方式的不断完善，中国文物保护考古分支学科已是呼之欲出，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与手段将在其中大显身手。
21世纪最初20年中国考古学发展产生的这些新现象显示，中国考古学在不断发展、充实的过程中正在发生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考古学研究目的在延伸、方法在完善、成果类型不断丰富，20世纪形成的一些优良的考古学工作方式与研究传统逐步以新的工作方式与研究形式所发展、所代替，而产生的一些新兴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以及一大批新型的研究成果，将推动考古学在发现遗产、保护遗产、展示遗产的基础上，向更科学而广泛、更深入而细微、更大众而普及、更加面向国际的方向发展。
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揭示中华古代文化与文明以连续发展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揭示中华文化基因、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与中华文明瑰宝方面，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作者：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转载来源：《南方文物》2021年第1期；此处省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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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吉怀，男，1952年6月出生，山东枣庄人。中共党员。197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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