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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证明身份属性最重要的道具，天子称玺，平民用印，等级森严，不可僭越。在官方，它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在民间，它是个人身份和诚信的验证。秦汉时期，由于纸还没有大量问世，玺印一般是在布帛和封泥上进行使用。由于使用者身份的不同，玺印的材质也有所不同。天子重臣用金玉牙璋，文人墨客用木角铜石。玺印不仅可以用于正式的官方场合，私下里的闲章私印也广泛地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官员用之处理官方文件，平民用于处理生意契约。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在考古发掘现场中多有寻获古代的玺印和封泥。最近在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第三期水下考古发掘现场中还发现了“蜀世子宝”的金印，含金量高达95%，填充了很多领域的历史空白。可以说，玺印是我们了解过去的一条重要途径，不同年代的玺印通过考古发掘的洗礼，向我们诉说着那段尘封的岁月记忆。
玉玺是皇权的象征
考古发掘中的玺印和封泥
玺印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在了社会之中，其中以天子玺最为尊贵。据《汉旧仪》记载：
“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以皇帝行玺为凡杂以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以皇帝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以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
这六玺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行使不同的功能，充分体现了汉帝国皇权至尊的神圣性。天子登基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接受皇帝的玺印和符节，象征着皇权的更替。在西汉吕后过世之后，诸吕吕产等人作乱，但被陈平、周勃镇压。陈平等人拥立高祖之子代王刘恒为皇帝。刘恒进入长安后，陈平就向他献上了天子的玺印符节。据《汉书》记载：
“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祖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皆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
汉昭帝去世后，霍光等人拥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皇帝，昌邑王“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在这两次外藩入继皇室的过程中，玺印是最重要的道具。而在日常的行政过程中，诸侯王也拥有类似的玺印。比如东汉光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荆在前往封国时就握有光武帝赐予的广陵王金印。这枚金印也在近代的考古发掘之中被寻获，印面长2.375厘米、宽2.372厘米。其由高纯度黄金制成，龟钮精致，纹饰精美，印文阴刻篆书“广陵王玺”，此玺印的出土填补了东汉诸侯王印玺的空白。同时，这一枚金印与日本的“汉委奴国王”印的制作时间前后大致相同，体制、篆刻技法几无二致。这也证明了《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的东汉光武帝赐予日本国王印绶的事实。广陵王称“玺”，汉委奴国王称“印”，也证明了二者高低有别，内外不同的等级秩序。
东汉广陵王印
除此之外，汉代时期还是竹简书写时代，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一般不能直接在竹简上加盖印章，这就需要封泥来配合。前文所言，汉代天子的玺印用的是武都紫泥封之，平常人的印章一般以黄泥或者胶泥来封印。比如一般的官方文书中除了结尾落款之外，还需要把竹简卷好，之后将编绳的两端固定在一块封泥中，上面加盖自己的官印或者私章。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
“古人以泥封书，虽散见于载籍，然至后世其制久废，几不知有此事实。……封泥之出土，不过百年内之事，当时或以为印范。及吴式芬之《封泥考略》出，始定为封泥。”
在考古发掘中，已经出土了大量的封泥原件。涉及到大小等数十余官，上至三公诸卿，下至太守县令，都有印章的封泥留存。封泥作为一种办公用品，在完成了一次使用之后基本上就会被作为办公垃圾扔掉，但是这却为考古发掘提供了便利。由于古代的官员制度当中规定，官员在去职之后原本的官印要上交销毁，所以官印的留存并不多。封泥的大量出土为中国古代官制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资料来源，也充分证明了玺印在社会生活之中的重要存在价值。
封泥印
印玺的使用一直贯穿了整个古代社会，一直到清代官方私人都是以印鉴来处理文件。而官印也成为中国官场的重要符号被延续了下去。此次的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是明末清初，各方势力逐鹿天下时期的古战场。当地一直流传着大西王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此次考古发掘也印证了这一点，大量的“西王赏功钱”和银锭都证明了确实曾经有过类似“江口沉银”的事件发生。而这枚“蜀世子宝”应该就是明朝蜀王世子的官印金宝。明朝蜀王最早可以追溯到朱元璋的十一子朱椿，是朱元璋和郭子兴之女郭惠妃所生。据资料记载：
“蜀献王椿，太祖第十一子，洪武十一年封。十八年命驻凤阳。二十三年就籓成都。性孝友慈祥，博综典籍，容止都雅，帝尝呼为‘蜀秀才’。在凤阳时，辟西堂，延李叔荆、苏伯衡商榷文史。既至蜀，聘方孝孺为世子傅，表其居曰‘正学’，以风蜀人。”
第一代蜀王世子朱悦熑早亡，由朱椿之孙朱友堉继承王位。蜀王之位一直传承了“四世七王，几百五十年，皆检饬守礼法，好学能文。孝宗恒称蜀多贤王，举献王家范为诸宗法。”而末代蜀王朱至澍是蜀恭王朱奉铨嫡子，明太祖朱元璋的十世孙。崇祯十七年，北京被李自成攻陷。蜀王朱至澍想逃到云南却没有成功，张献忠攻打成都时蜀王全家自尽，后来遗体被张献忠尽数投于河中。这枚“蜀世子宝”应该就是张献忠在蜀王府搜刮所得，后来随着江口沉银一道被投入了江中。
蜀世子宝
中国古代为何一直重视玺印和封泥的使用
首先，保密的需要。在玺印的篆刻和制作过程中都有一些外人很难得知的小细节，比如大小、笔体、形制等等。签字署名模仿起来比较容易，但是在伪造技艺尚不纯熟的秦汉社会，仿造一枚完全一样的印章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当时国家最重要的文件才会用绢帛书写，直接用印。其他的官方文件一般都是以竹简的形式传递。封泥就成为了最重要的保密工具，类似于后世的保密签和西方的火漆蜡封。用还没有干燥的封泥糊在竹简的编绳上，再加盖印章。如果这份文件在传递的过程中被旁人拆看查阅，那么就必须要破坏封泥。一旦封泥破损就立刻会被文件接收者发现。通过回溯追究的方式，很快就会查清是谁偷看了文件。所以说，玺印和封泥最实际的作用就是要达到保密的效果。
封泥保密盒
同时，玺印的使用意味着授权。在通讯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要证明权力的授予和取得是很困难的。随着国家各项制度的不断成熟与完善，人们开始用信物来证明权力的流转。在军事方面的代表就是虎符，而在文官层面的代表就是玺印。加盖有皇帝玺印的诏书才具有权力和法律效力，这也是历代君主都非常重视玉玺保管和传承的原因。在传统社会中，还有专门的官员负责保护皇帝的玺印。据资料记载：
“汉代有尚符玺郎，为符节令属官，掌管玺印符节。三国魏称符玺郎，七品。唐高宗显庆三年，由符玺郎改名为符宝郎，员四人，从六品上，为门下省符玺局长官。居宫禁中，掌管皇帝玺印，事简职重。”
而各级官员的印章也被视为政治权力的象征，与官员的命运前途休戚相关。遗失官印也是重罪，根据《大明律》记载：“凡遗失制书圣旨符验印信铜牌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凡此种种都显示了印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其次，彰显身份。以“蜀世子宝”为例，正是这枚金宝的存在才意味着蜀王世子在正式的国家体制内享有等级和身份。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每个人在国家层面都有相应的身份地位。而皇室之中成员众多，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资格进入国家政治体系之中。朱明王朝尤其是如此，朱明王朝子嗣众多，繁衍出来的支脉就更多了。他们从血统上来说的确是皇族无疑，可以享受部分的皇族待遇，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享有官方承认的身份。藩王的后代之中，除了世子之外的王子如果没有官职，一般都是无法进入到政治体系之中的。只能在一些皇族内部的宗亲典礼上享有一席之地，出席一些特定的活动而已。而一旦被立为世子，获赐金宝就意味着可以凭借世子的身份享有“嗣王”的地位。所以，小小的一枚金宝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的证明，意味着国家对于其个人的正式承认。
蜀王朱椿像
玺印对于后世的影响
清代灭亡后，玺印制度也从历史当中开始淡化。民间的印章风气却开始不断盛行，文人雅士以姓名字号来篆刻图章印鉴，青田、寿山、巴林等不同的石材也代表了个人的志趣。玺印逐渐由一种政治工具变成了一种艺术品。反而是在海外，印鉴的政治属性依旧存在。在日本已经东亚地区，依旧以印鉴作为个人的信息验证。很多的证明、合同都需要个人的印鉴加以附属才可以生效。在中国，印章基本上已经成为集体权力的一种代表，只用于公司、集团和政府各部门。但是，我们依旧可以通过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玺印和封泥来了解过去。玺印不仅是美轮美奂的工艺品，更是联结过去和现在的重要桥梁，向几千年后的人们诉说着那一段过去。
现代印章
综上所述，从秦汉时期玺印就成为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工具。由于保密的需要，很多的封泥成为了玺印的伴生物品。玺印是身份和权力的物质代表，象征着政治身份和地位。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很多精美的玺印和大量的封泥出土问世，对于我国政治制度有了更深一层的注解，对于我们重新品读过去的历史时代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