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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秋田县佛田栅迹遗址发掘（左为赵雪野）
在日本秋田县漆下遗址发掘
在日本秋田县举办武威磨嘴子遗址联合考古发掘成果展
赵雪野参与编纂的书籍
赵雪野，198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三十余年，主持考古调查与发掘二十多项，发表著述二十余篇。
主要田野考古经历：1987年至1988年辅导陇南地区进行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并被评为文物普查先进工作者；1986年、1994年至1996年参与、主持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庆阳西峰南佐遗址发掘；主持兰新铁路复线工程、疏勒河移民工程、西气东输、九甸峡水库淹没区（寺下川遗址）抢救性发掘等配合国家基础建设的考古发掘调查；主持编撰甘肃考古书籍《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和《甘肃省志·文物志》墓葬部分；2002年7月至2003年2月，前往日本秋田县埋藏文化财中心交流，并于2003年至2005年，参与甘肃考古所与秋田县埋藏文化财中心联合发掘武威磨嘴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宝文物“花式出圈”，人们在感叹之时，更多地想知道文物考古背后的故事。今天，记者采访到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赵雪野，一起聆听投身考古事业三十多年文物工作者的故事。
1982年，赵雪野考上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资讯不发达，没有渠道去了解考古是什么。想象着考古可能是有机会去到埃及金字塔、希腊神庙、故宫等好多的名胜古迹看看，就像旅游一样。”进校后，赵雪野才知道学习的是田野考古。“田野考古大多时候都是在发掘现场，说起来也很辛苦。但是现在想想，考古是我最好的选择。”回忆起青葱年少，赵雪野感慨地说。
“经过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之后，觉得考古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好玩在你可以补充历史，可以‘改写’历史，甚至还可以‘改变’历史。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尤其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可以通过考古来研究清楚。这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1985年底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成立，成立的第二年，赵雪野大学毕业，作为研究所成立之后第一批分配来的大学生正式报到了。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下过考古工地，编撰过考古书籍，也参与过对外交流，可以说，在甘肃的考古现场几乎都能见到赵雪野的身影。
1986年，赵雪野作为考古队的一员，加入了庆阳南佐遗址的考古发掘。赵雪野说：“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田野考古，当时的领队叫阎渭清。而且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从兰州飞到庆阳西峰。坐的还是双膀小飞机，只能坐24个人，还是面对面坐，飞了将近两个小时，颠簸得特别厉害，一会升起来一会降下去。终于到了西峰，来机场接站的是手扶拖拉机，随后便是一路尘土飞扬地直奔考古现场。”
田野考古是非常艰苦与孤独的。住窑洞、发掘工作纯靠双手。但每当有重要发现的时候，那种兴奋感和收获感是难以言喻的。赵雪野介绍： “南佐遗址是一个聚落遗址，第一次去南佐遗址发掘的时候就很幸运。我们一开始发掘就找到整个聚落的最中心点，它是一个像宫殿一样的大房子。”1994年至1996年由赵雪野主持带队对南佐遗址再一次进行了发掘。“因为知道有这个疑似宫殿遗存的存在，所以发掘的重点就是针对这个大房子开始进行揭露。”赵雪野说，“当时首先发现了大房子的一个墙角，后面越发掘墙越厚，有点难以置信，到底是什么样的规模，仅仅是留存的墙壁就已经有一米多厚。发掘了三年，终于把这个大房子搞清楚了，但是大房子究竟属于什么时代，还有它周围的附属建筑，还有整个遗址来说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还不完全清楚。后来科技考古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南佐遗址的考古发掘得以不断深入。”
遗址的发掘相对时间比较漫长，在1984年至199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对遗址进行了两个阶段6次发掘，但这6次考古发掘，也只揭开了南佐遗址的“冰山一角”。因其重要性，2001年南佐遗址被确立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2月1日，国家文物局发布2021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公布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的最新进展。从初步调查和发掘情况看，南佐仰韶文化晚期环壕聚落遗址总面积大约600万平方米，仅“九台”围绕的核心区就有约30万平方米，是距今5000年左右最大的聚落遗址之一。南佐遗址的新发现，对于客观认识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对于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87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开始。赵雪野以辅导员的身份前往陇南开展文物普查工作。“1987年3月8日，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三八妇女节的那天，本来说要给对象买礼物，结果礼物没有买成，直接就去出差了。”说到当时的情形，赵雪野脱口而出两个字“楞走！”背着军用书包、军用水壶、一天大概就要走三四十里地，书包里背着大饼、黄瓜、西红柿，连榨菜都没有。就是用这种方式，赵雪野把陇南的9个县都走了一遍，除了春节的时候回家过年，整整两年的时间都在陇南。
辅导员的工作繁杂又需要细心，需要根据自己的专业来判断，不停地调查遗址，寻找新遗址。因为在遗址上，肯定会遗留一些古代人类生活用过的东西，一是遗物，二是遗迹。通过遗物和遗迹，我们就把它们合称为遗存，通过古代人的遗存，证明这个地方是否是遗址。除此之外，辅导员还要指导全体人员绘图、照相、标本记录、上报。指导大家怎么去发现遗址，发现遗址之后怎么采集标本，采集完标本之后，怎么来绘图和拍照，怎么做档案，以及辨别年代和文化类型。赵雪野说：“这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我毕竟是刚毕业时间不长，认识也不深，边发现边学习，发现不认识的要带回所里，请教老同事。”
这次文物普查，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甘肃都有新发现。甘肃全省共普查文物点总数为13051处，陇南为815处。在赵雪野看来，通过调查对文物有了新的认识，如果这些不亲自参与，仅仅靠书本的话，了解的会很慢，而且不直观。
从大学时期主要学习新石器时代，到因为工作的原因，赵雪野接触了大量的秦汉墓，乃至明清时期的文物；从中原到少数民族，地域特色的变化，时间和空间的大跨度，对于赵雪野来说，文物考古工作的难度系数也在增长。但是，随时发现问题随时查阅资料学习，对于其他朝代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就及时请教。过硬的专业技能，丰富的知识储备，渐渐地，对于秦汉时期的考古研究也成为了赵雪野专长所在。
2002年作为专家，赵雪野前往日本秋田县埋藏文化财中心进行交流；2003年至2005年，甘肃考古所还与秋田县埋藏文化财中心联合发掘武威磨嘴子，相互交流学习考古技术与经验。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作为考古资源丰富的甘肃省，就同时面临着基础建设和文物发掘的问题。1992年、2003年、2007年赵雪野分别主持了兰新铁路、西气东输、九甸峡水库淹没区（寺下川遗址）抢救性发掘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每一次建设开工前，考古研究所都要先根据设计单位提供的设计图纸是否涉及到古文化遗存等，如果涉及到特别重要无法移动的情况，就要提出工程改线的要求。等到考古发掘全部完成之后，才能进行施工。这样既保护了文物也让基础建设得以顺利实施。
在赵雪野主持的几次配合基础建设的田野考古中，也真的就遇到过施工设计局部改变线路的情况。他说：“当时既要保护好文物，又要考虑基础建设的施工成本和具体情况，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真的是要各方面权衡。”在西气东输项目建设的时候，赵雪野的团队发现，施工线路的输油管道在嘉峪关境内要穿长城而过。“当时施工给的方案，有一段是要把长城打孔穿过管道，那肯定是不行的。穿孔不行，就提出要在长城上方架桥，那肯定也不行。架了桥就破坏了长城整体的环境。最后，在多方协调考量之后，提出了‘地下顶管穿越长城’的方案。就是在距离长城遗址很远的地方，从地下钻管，这样既不破坏长城本体，也不破坏长城周边的风貌。”赵雪野告诉记者。
在面对文物保护和基础建设协调发展方面，多年以来，无数文物工作者都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赵雪野说：“毕竟遗址发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时候在开工前，我们预估一年能够完成，但是开始挖掘之后发现可能要需要更长的时间。现在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大家都意识到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各种情况下保护文物的方案也越来越多样，大家都很配合，这是非常好的。”
近年来，赵雪野在学术研究、文物评审等方面也倾注了很多。他将多年的成果和收获编辑成册，主持编纂了《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和《甘肃省志·文物志》墓葬部分，为甘肃考古留下了重要的文图资料。
择一事，终一生。在被问到从事了三十多年考古研究工作最大的感受时，赵雪野回答道：“考古是我最好的选择，我只是做好了我自己本分的工作。江山代有才人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加入了进来，科技考古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更多的历史答案会被我们一一解开。”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周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