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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董牧孜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李零等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5月版
小时候，我们都听说过四大文明：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
其实，文明何止四种。欧洲有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西亚有两河流域文明
（包括亚述和巴比伦）
和波斯文明，南亚有印度文明，东亚有中国文明，中美有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南美有印加文明，加起来至少也有十大文明。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这本书，从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中遴选出十个独具代表性的考古遗址，带我们去寻找过往的文明现场，探索考古发现的发掘经历、前沿进展以及文明背后的故事。
这场旅程，分别由十位负责一线勘探的考古人带队，他们分别是刘斌、许宏、唐际根、高大伦、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段清波、杨军、刘瑞、崔勇和樊锦诗。他们以亲历者的角度，带我们探访了新石器时代的良渚古城、堪称最早的“中国”的二里头遗址、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拨开古蜀迷雾的广汉三星堆、见证中西文明交流的小河墓地、秦始皇陵、汉代海昏侯墓、汉唐长安城、宋代沉船南海I号，以及敦煌莫高窟。
按理说，这样必须辅以位置示意图、平剖面图以及出土文物的考古书籍，并不适合通过音频的形式单向呈现。不过，鉴于这本书原本就是在三联“中读”同名音频课的基础上完善而成，我也就乐于透过音频形式，再介绍一下这本入门书所涉及的考古视野。
什么叫“文明”？李零认为，这通常有两套标准。一套是技术发明的标准，如金属、城市、文字等。研究这类东西，当然离不开考古。另一套是社会组织的标准，如私有制、贫富分化、社会分工、社会分层，以及是否形成复杂社会，特别是有无国家的出现。
中国考古学在1949年之后不断发展，体现出中国自身的方法论特色。唯物史观的长处，在于宏观大视野和社会史研究。不过，这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中国自身状况与流行的美国考古学方法论并不完全一致。
李零指出了很有意思的一点，美国考古学的特色有二，都具有鲜明的“地域属性”。第一，美国远离欧亚大陆，跟古典学、艺术史、近东考古扯不上，它以美洲印第安文化为对象。美洲考古是在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背景下发展起来，它与非洲、大洋洲的考古更接近。它的参考书，不是历史文献、铭刻材料，而是民族调查、民族志，考古属于人类学。
第二，美洲考古以史前为主，而史前考古，无书可读。因此，美国考古学家更热衷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喜欢玩理论、玩方法。他们认为考古不光是挖、不光是记录、不光是编年排序，重在思考和阐释，重在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复原。如此来看，这种风气的形成，与美国特有的环境和历史不无相关。
20 世纪的考古学，上半叶是以柴尔德为代表的文化历史考古学。柴尔德深受马克思主义启发，他的两个革命说
（农业革命、城市革命）
，至今颠扑不破。20 世纪下半叶，美国考古学独步天下，此时是宾福德为代表的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引领风潮。无论是“过程考古学”，还是“后过程考古学”，都是非马克思主义指导、带有美国特色的考古学。李零觉得，新考古学未必全新，旧考古学也未必一无是处。
让我们再次回到对于世界文明版图的审视之中。无论如何，研究世界文明，欧亚大陆是“重头戏”。欧亚大陆，亚大欧小。欧洲面积只有亚洲的四分之一。古典作家说的亚洲，包括两河流域、埃及、小亚细亚、伊朗高原。在殖民时代，亚洲的概念东扩，进一步分为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北亚六大块，每一块都很重要。
欧洲人对亚洲的认识是由近及远的，西亚考古、中亚考古、南亚考古、东南亚考古，他们很熟悉；但东亚考古、北亚考古却在中、蒙、俄三国外加韩、日两国的范围内，这一范围占了亚洲的一半多，他们对这个领域却相对隔膜。
再看欧亚大陆东半，中国又是考古研究的气旋中心。张光直因此强调要“用中国眼光看世界，用世界眼光看中国”，“中国考古是世界考古的一部分。”
或许，我们可以借着这种世界性的眼光，探究一下中国的“国家”概念，西方把前现代国家叫state，现代国家叫nation。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nation的形成与“想象的共同体”有关，但李零则质疑这种“建构性”是不是能够准确描述中国的状况。
对于中国的“国家”概念来说，从起源到发展，苏秉琦有“古国—王国—帝国”三部曲。李零理解的所谓三代，是夏人、商人和周人居住活动的三大地理板块。夏、商、周三分归一统，由西周建立的天下，规模同东周列国差不多大。李零认为，这样的“大脚”根本就塞不进state的“小鞋”，要硬塞就只能“削足适履”。至于西周，有天下共主，绝不是城邦国家，也就不是kingdom。就西周封建的范围、西周铜器出土的地点、西周铜器铭文的内容来看，西周至少也是united kingdom的级别，类似于英国不列颠王国。
李零从中国历史上的地域性出发，指出了中国考古学与美国考古学框架的不同之处。按照他的理解，即使是现代中国，也不是按欧洲模式或美国模式重组，更不是按照奥斯曼帝国解体的模式，大卸八块，彻底缩水。
现代中国，除了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无论国土规模，还是民族构成、政区结构，都是继承古代中国，特别是大清帝国。因此，现代中国是历史形成的中国，并不完全是人为建构。
撰文 | 董牧孜
编辑 | 徐悦东
校对 | 付春愔
中国考古和外国考古的区别，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中国考古和外国考古的区别：
一、外国考古发现历史，中国考古印证历史
近代以来，欧洲列强在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在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背后，一般都有国家力量支持的考古队伍的跟进和配合。中东亚的日本亦然，日本考古队在世界各地的身影至今无处不在。他们大量译介世界各地区考古的最新成果。
这些国家在国外开展的早期考古工作因其动机不纯而对遗产所在国产生非常负面的后果，但在客观上极大地提升了世人对全球历史的认识，其发现和研究成果成为全人类进步的阶梯。
中华文明是唯一的延续数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后人不断地记录着前人的事迹，这样就留下了信史，让后人了解到之前发生过的事，以作前车之鉴。在古代中国的政府部门，有专门纪录史实的官员，他们都是一样的倔脾气，认死理，不畏强权，秉笔直书。
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考古学和欧美考古学在理论和工作方法上有着一些差异。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但是事实上，考古这一项工作并不是我们国家最先出现的，而是在美国。
中国作为世界上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进行古代遗迹的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出现。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逐步建立起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方法论的中国考古学体系，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科。
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它包含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等分支，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扩展资料
考古表示古代遗存中(尤其是原始社会）所观察到的共同体。
“考古”这一名词，在汉语中出现很早，如北宋时期的学者吕大临就曾著《考古图》（1092年）一书，但当时所谓“考古”，仅限于对一些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等物的搜集和整理，与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含义有很大的区别。
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中国近代“考古学”一词，可能是从西文Archaeology一词翻译而来的。在17和18世纪，一般是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的研究，到了19世纪，才泛指对一切古物的研究。
新考古学与传统考古学区别究竟在哪里
看的书多点，这个问题慢慢的也就想明白了。路易斯.宾福德说新考古学有三个目标：复原历史、复原人类生活、复原文明化进程。他认为第三个目标是新考古学研究的重点。窃以为这三个目标也是传统考古学者所要努力做到的。但传统考古学多采用比较民族学归纳法、历史文献佐证法及经验推断法，而新考古学采用做出科学假设尔而后进行科学验证的方法，二者相较，新考古学在客观的物质遗存与主观的精神世界间搭建了一条更科学、更标准、更理性的道路。这是其一。 其二，新考古学深受系统论、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影响，将考古遗存看作是人类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变量，说白了要对其进行动态研究而非静止研究，这也影响了田野操作方法。有别于传统考古学的就遗存论遗存的倾向。 那么是不是就说新考古学优越于传统考古学，可取而代之呢？窃以为在中国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心，不能讲新考古学的那套东西直接套用。 一，不管是新考古学还是文化历史传统考古学，都要从实实在在的考古材料出发，“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有半分材料说半分话”（有十分证据说一分话），不可出现西方新考古学大行其道之时抛弃考古材料的做法。 二，中国的历史文献及其丰富，不可能完全脱离其影响。新考古学的发轫地美国认为历史只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不去探讨社会内在发展规律，对当今社会毫无意义，这与中国重史的传统背道而驰，所以在美国，新考古学可与文化历史传统考古学割裂，中国则不行。 其实今天的中国考古学要向“大学科”的方向发展，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已有了自己的学科理论，有了自己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改变历史学的工具学科这一定位，以解决问题为己任，凡是能解决问题的，科学的东西都可以融入考古学的研究。 关于传统考古学与新考古学随感 在本世纪初期，欧美考古学主要的工作也集中在发现新材料、建立年代学和推溯文化及文化成分的起源、发展等所谓的“文化史”工作上；虽然美苏两国政治立场的对立，但到了三四十年代，与欧洲考古学的历史学传统不同，美洲考古学由于其与人类学的密切联系，这一背景致使其不断受到人类学理论思潮的影响，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主义和斯图尔特文化生态观，加之一些学者也表现对学科在方法论和研究层次等方面暴露的问题表示担忧，逐步提倡考古研究不但要描述“物”而且要理解“人”，对人的社会文化进行深入揭露。但北美文化人类学不同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它是将考古学研究的内容全部纳入其文化系统，摩尔根、怀特等人把文化看作三层结构的蛋糕“技术经济、社会组织、意识观念”，斯图尔特又将生态环境列为文化的基础，文化系统形成四大子系统。由此北美考古更加重视环境研究，聚落考古更多地与环境研究相伴随。 1948年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泰勒系统地批判了物质文化史编年的缺陷，认为其缺乏对古代人类社会的洞察，提倡一种“缀合的研究方式”即把遗存功能“缀合”起来，在物质文化基础上加强人类行为内容的探索，复原古代文化。但其始终未能提供一种具体的方法，指导这种社会文化的系统研究。 而把聚落形态当作一个方法论，在考古学上的运用则始于安地斯山区研究所在四十年代从事的秘鲁北部海岸的“维鲁河谷研究计划”。参加了该项目的美国学者威利，1953年在其发表的《秘鲁维鲁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一文中提出“聚落”一词，将聚落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种方法论，对个人实践进行了总结，在美国考古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宣告了美国考古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以聚落为研究单位的尝试，给自柴尔德系统定义考古学文化始，以物质文化“区分文化群和各种民族、寻找它们的差异，活动地区和活动行为[1]”却始终无法深入到人类社会单位的传统研究方法指明了方向，也最终导致西方考古学中关于“文化”定义的人类学回归。 1962年，刘易斯·宾福德发表了《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成为“新考古学”的宣言。这里所谓的“新考古学”，宣扬行为与物质遗存的直接联系，特别是文化的生态性和过程性，这又似乎与“聚落”这种研究方式形成某种先天的一致性。“新考古学”的支持者，由于多为文化人类学者的眼光，遂在他们研究中的文化一般是“多元结构”即生态、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观念，特别是转向以聚落为研究单位后，更新添了几分其文化观的合理性。包括柴尔德也对其最初界定的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不断更新[2]，逐步将考古学中的文化定位于经济、社会和意识三方面。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新考古学”的代表人物宾福德，同时也认为考古遗址直接或间接地保存了人类文化及社会所有方面的资料，物质的和无形的资料都可以完全被记录下来，其载体就是物质遗存，可见以物质遗存为范畴的传统考古学文化在其“新考古学”之文化的研究中仍是最根本的材料。 英美新考古学口号的提出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加速了中国考古学在向文化过程与社会进程探索上的步伐，但正如张忠培先生所（中国文物报具体那哪一期不记得了）指出，对于广义的社会文化从来就是考古学的目标。只是中国多数考古学者主张将考古学文化限定于可见物质文化遗存上，以此来讨论社会文化，这也扎实了考古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特色性学科的根基。 但我们也清楚的看到以考古学文化为单位组织考古材料的研究手法，仍然存在很大缺陷，特别是考古学文化的宏观性和概括性，在深入到人类社会群体的集体形态时，仍然力不从心，面对此问题，研究者要么转换视角，寻求更为切实的研究单位，或在原有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将考古学文化这一单位进行细化，深入到社会群体，由此，聚落这一研究单位为研究者所逐步重视。于是，聚落考古成为传统考古学与所谓新考古学的最佳契合点。 [1]焦天龙：《西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演变》，《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