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波蒙特柳斯考古类型学思想在中国的译介

　　瑞典考古学家奥斯卡·蒙特柳斯《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①一书的《方法论》部分，被公认是西方近代考古学中关于类型学研究最重要的经典之作，在东西方均有重大影响。中国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方法通常也被认为是发源于蒙氏的思想，但这个传播过程到底如何，向来语焉不详，本文在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略作介绍。

　　蒙特柳斯这部著作传入东方，最先到达的是日本，介绍人是日本考古学的鼻祖滨田耕作。滨田耕作在1913～1916年即赴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在考古学泰斗皮特里(Sir Flinders Petrie)教授的指导下，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并专攻埃及考古学。皮特里在伦敦大学教席的继任者惠勒(Mortimer Wheeler)教授，是夏鼐留英期间的导师。夏鼐留学后期亦曾拜见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从这一角度来说，夏鼐和滨田耕作确是同门中人，而且滨田耕作比夏鼐入门早得多②。滨田耕作返日之后，将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引进日本，当然包括在欧洲最为人所重视的蒙特柳斯方法。滨田耕作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1922年出版的《通论考古学》，其中方法论的第一部分基本上就是上述蒙特柳斯《方法论》的摘译。滨田耕作后来又将蒙特柳斯的《方法论》全文译成日文，于1932年出版，书名为《考古学方法论》③。

　　近代日本对中国有极大的影响，西方学术文化主要通过日本传播到了中国。例如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多位大师若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等，他们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多是在日本通过日文的译述学到的④。西方现代考古学知识传入中国，最早也是通过日本，主要人物是留日学生或者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学者⑤。蒙特柳斯《方法论》借助滨田耕作的著译传入中国也是如此。

　　受滨田耕作《通论考古学》之影响而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一本书，是一位曾经留法的学者张凤主编的教科书《考古学》⑥。书前有一则声明，对该书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交代：

　　此书不是在一时及在一地写成，其也不出于一人之手。二三年来，任课沪地各大学，若暨南，复旦，大夏，持志，讲授时，翻译及参考东西各考古学，史前史等著而成。最初只有一篇讲解的纲要，随编随讲，后由代课继任者续编。先后若程仰之闻野鹤两先生皆预其事。由程君讲授时，一按原目编纂，后由闻君转译滨田耕作之《通论考古学》足成之。最后又由凤前后截割，酌量补充，具如现状。

　　与此书有关的3个人都是有名的学者。张凤（1887～1966年）字天方，浙江嘉善人，曾经留学法国，雅好考古，对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活动多有参与。程仰之即程憬(1903～?)，清华大学毕业，后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知名。闻野鹤即闻宥（1901～1985年），是著名的文物考古和民族语言学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是国内古代铜鼓研究的首创者，还有字喃、彝文和羌语的研究都是由他开创的。

　　该书大概是从1928年开始作为几所大学考古学课程的讲义，经此数人之手陆续编纂而成。正式成书于1930年底，共计135页。此书质量甚高，虽然正文只有短短的120余页，但体例完备，内容先进，对西方现代考古学知识有相当细致、完整的介绍，是在中国系统介绍现代西方考古类型学和地层学知识的第一本书。书后的参考书目罗列了不少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考古学著作⑦。以张凤、程憬、闻宥的出身和经历，可能确实有条件接触到这些论著，并且有外语能力读懂这些书。

　　关于书中内容，有从欧洲版本的原著中直接的征引，也有从日文著作中转述而来。全书共分五编，讲述了考古学的各个方面。其中第四编为“研究”，其第二章为“特殊的研究法”，讲述了地层学和类型学（文中称为层位学和型式学）等方法，重点叙述了蒙特柳斯（书中译为茫特拉斯）的方法，并举例说明；其第三章是“时代的决定”，讲了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概念以及断代方法，重点介绍了皮特里（文中译为布他利）的序列断代法（文中称为假数法），并以埃及土器（即陶器）的演变示意图加以说明。

　　张凤称“由闻君转译滨田耕作之《通论考古学》足成之”，对事实表达并不充分。实际上，闻宥参译滨田耕作的《通论考古学》是这本书得以成形的关键。该书的编写主要是参考了滨田耕作的著作，其体例及内容与滨田耕作《通论考古学》基本一致。这应该主要出于闻宥的手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闻宥实是将蒙特柳斯考古类型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

　　在张凤《考古学》正式成书的次年，滨田耕作《通论考古学》的正式译本便出现了。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全译本，译者是著名的美术史家俞剑华（1895～1979年）。译本中文名称为《考古学通论》⑧，是王云五主编小百科全书丛书中的一册。俞氏一生著述有近千万字，但这本书的分量却很小。正文只有106页，篇幅少于张凤《考古学》，而且与张凤《考古学》一书对比可知，俞剑华实际上几乎是完全照搬了闻宥的译文。

　　1932年，蒙特柳斯《方法论》（书名《考古学研究法》）全文经滨田耕作翻译出版，在日本考古学界成为经典读物，不久也被翻译到中国，翻译者是郑师许和胡肇椿。郑师许和胡肇椿的译本首先在1935年发表于《学术世界》第一卷第2～6期，题目即《考古学研究法》，1936年又由世界书局印成同名单行本发行⑨。该书完全是对滨田耕作日文译本的转译，附有滨田耕作日文译本的序言、例言。译文本身基本上继续沿用了闻宥以及俞剑华的概念和词句，如将类型学称为“型式学”等。全书正文140页，内容十分完整，保留了全部498幅插图，这在印刷制版还比较困难的年代是十分难得的事情。

　　郑师许（1897～1952年）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名学者，在文物考古方面多有著述，曾为考古学社会员。胡肇椿（1904～1961年）曾于20世纪20年代末求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随滨田耕作专修考古学数年，是中国当时极少数受过专业考古训练的留学生。二位学者一直都是考古学的热情鼓吹者和参与者，对于当时影响较大的考古学论著相当了解。胡肇椿作为滨田耕作的弟子，翻译业师的著作不止一部，除了《考古学研究法》之外，还有一本《支那古玉概说》也十分重要。1932年，滨田耕作翻译蒙特柳斯《考古学研究法》在日本出版不久，郑师许、胡肇椿二人便不约而同地着手将其译成中文。在各自独立翻译此书已经过半时，因为偶然的机缘，互相了解到对方的工作，遂合力完成。因为出版困难，延至1935年夏才在新创办的《学术世界》期刊上连载发表。

　　郑师许为《考古学研究法》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交代了翻译此书的经过和背景。其中有一段话甚为重要，据此可以了解当时为数不少的这类学者的普遍心理，特此引用如下：

　　孟得鲁斯博士一生的生活，未尝操持过锄头的生活，又未尝埋头为一遗物的详细记述，始终坐在书桌上详校他人发掘的报告书而推定其年代先后及嬗变分布的迹象，以完成其大组织大综合的研究的学者。这本书即为孟氏一生研究经验得来的自然结论。其最大的成绩即在本书所论“型式学的研究”。滨田耕作译本序谓：“……博士殁后垂且十年，犹未有若此书第一册所述研究法之详尽者，此中型式学的方法论为尤精确而周密。当余攻习考古学时，若此书之深刻且坚强地影响于我的学问，可说没有再多的例子。”可见孟氏头脑的清楚和见解的高超，令人佩服的所在了。吾辈担任介绍翻译工作的人马，深望这书一出，其影响所及，我国有志考古事业的青年，也能成就一两位如滨田氏的权威学者。……

　　现代学术，分工至精至细，即以考古学而论，田野工作者和研究的专家确有分工的必要。吴理的《考古发掘方法论》第五章《考古材料的应用》里说道：“野外考古作业者的首要责任，乃在收集和整理材料，无论其当时对于该材料能否有见解。”这句话已经把锄头考古家最大的责任说出，其他不必苛求，但反过来说，这些由比较研究得到结论的责任，应求之有综合与解释能力、及有创造精神和文学天才的历史学者。而且在事实上，田野工作人员毕生埋头埋脑于一地的发掘与整理，所得常为片段，我们应该不必勉强他也同时担任研究的工作。所以，在这时应该另有一部分的人们罗致大量的报告，充实有记录的历史常识，立志终身为桌上的研究工作，如孟氏的一样。发掘与研究分工合作，这两方面的进行，如辅车之目依⑩。

　　这段话首先十分清楚地说明，此书的翻译是受到了滨田耕作成就的影响，希望借助此书在中国也能造就一两位如滨田氏的权威学者。其次更重要的是，蒙特柳斯的工作给了郑师许等人极大启发，使他们知道即使没有机会从事田野实践，照样可以在考古学上做出伟大的成就！这很能表现出像郑师许这类雅好考古却没有田野机会的学者的期盼心情。这类学者的数量在当时并不算少，考古学社即集中了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专业职能的划分上，郑师许毫不犹豫地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划入了收集材料的锄头考古学一类，而认为综合性研究具有更高的难度和要求，比田野工作更高一个层次。特别令他期待和欣喜的是，这个职能足不出户的历史学者们也是可以承担的。

　　郑师许的这种观点，表现出对20世纪前后西方社会在考古学发达之后职能分工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时中国考古学正处在起步阶段，这种分工几乎不可能成为现实。另外，郑师许对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特点的认识，与《安阳发掘报告》等出版物所体现出的研究水平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对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综合研究以及考古学解释方面较为薄弱的一种反思。

　　除了日文渠道之外，中国学者还经另外的渠道从蒙特柳斯那里获取“真经”。蒙特柳斯《方法论》的另外一个中译本，即滕固名为《先史考古学方法论》(11)的译本可能完成于1935年(12)，也就是郑师许、胡肇椿《考古学研究法》面世的那一年，只是到了1937年才得以出版。滕固（1901～1941年）是著名的美术史家，曾经留学日本，攻读文学和艺术史，获硕士学位，1929年又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2年获美术史学博士学位。从他的专业和教育经历来看，他应该通晓日文和德文，对滨田耕作和蒙特柳斯的著作都不陌生。他选择将蒙特柳斯《方法论》译成中文，其动机并不出于偶然。

　　滕固翻译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并非出于考古学的考虑，而纯粹是出于艺术史研究的需要。在译者序言中他说，“研究先史遗物的体范纹饰，蒙德留斯博士的‘方法论’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指示。近年来吾国学者治古代彝器，于款识文字而外，也兼及花纹；这个风气现方发轫，或需借鉴之处，爰译此者，献给从事于此方面作一种参考”(13)。滕固的着眼点主要在器物纹饰上，与考古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又有所不同。让不同需要的学者都能从中找到治学路径，显示出蒙特柳斯类型学方法的广泛适用性。在译者序言中，滕固对蒙特柳斯的类型学研究的介绍可谓言简意赅，表现出他对蒙氏的思想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

　　这本方法论即为体制学的实例，他将意大利和北欧的金属斧锛、短剑及长剑，意大利和希腊及北欧的扣针，编列排比，明其年代位置，形式异同。又对北欧的铜器，意大利的陶器，就其器形纹饰，探究渊源胎息之所自。最后提出埃及，亚述利亚，腓尼基及希腊之莲花纹饰的发展行程，而对于古典的棕叶式纹缋之形成，以及伊沃尼亚柱头如何由莲花柱头演变而来，也作了详细的检讨(14)。

　　该书篇幅甚小，正文只有90页。滕固的翻译应系译自德文本，并未沿袭闻宥等人的译文，加之他是从美术史而非考古学的眼光来看待此书，所以他的翻译基本上是另起炉灶，概念和词句都与已经习用的考古学术语不同。例如，“史前”概念当时已经广泛流传，滕固却译为“先史”；至于“类型学”这个最重要的术语，前人三部著作皆译为“型式学”，而滕固却译为“体制学”(15)；“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这两个齐整的概念，他译为“相对的年代”和“绝对的年代”。其他不一而足。从考古学的角度而言，由于滕固并没有吸收已往积累的知识成果，这实在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译本。但该译本长处也很突出，有关纹饰演变的部分，滕固译得相当流畅、通达，显示出他在艺术史研究上的良好修养，而且在每段之后，夹有译者的简单注释，更有助于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在与蒙特柳斯《方法论》有关的几本译著中，滕固的译本影响可能是最大的，也是被提起最多的一个译本。

　　盘点以上著作可知，在20世纪30年代，从1930年到1937年，蒙特柳斯《方法论》的直接与间接中译本先后出现4种之多，这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一定关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现过一个西书中译的高潮，当时以上海为基地，知识界翻译了大量的外文著作，其中来自日文者占大部分(16)。以上4种译著亦皆在上海出版，属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西书中译”运动的产物。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对西方考古著作的译介形成了一个小高潮，除了以上著作之外，还先后出现了《东方文化之黎明》(17)、《考古发掘方法论》(18)、《古物研究》(19)等一些考古学译著。

　　就与蒙特柳斯著作相关的4种译本而言，说明当时知识界对蒙特柳斯的思想和方法已经有了较充分的了解。在此情形之下，如果说蒙特柳斯类型学思想和方法对中国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知识分子没有产生影响，那是难以想象的。但奇怪的是，在当时中国考古学家的相关论著中，对蒙特柳斯《方法论》译本的引用却难觅踪迹。陈星灿曾经说，“（蒙特柳斯《方法论》的）中文译本，对当时中国考古界有多少实际影响，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因为，从引用此书的情况看，影响似乎不很显著。不过，从方法论上说，不少学者相信中国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可能受到蒙德留斯的启发”(20)。就当时考古书刊资料的有限性，以及部分考古学者对相关资料综述的完整性而言(21)，这些译本为考古学界所熟知当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据俞伟超回忆，苏秉琦在20世纪50年代还多次阅读蒙特柳斯著作的译本(22)。而且以上所有这些著作的传播相当广泛，在当代不少历史悠久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室），这些书籍都非罕见之物，多是当时购置和流传下来的。这些书后皆未标明印量，但可以推测当时印量应不会太少，发行情况也不错。

　　蒙特柳斯译著对中国考古界的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潜移默化中，使得大家都得以了解当时国际流行的考古类型学方法。真正开花结果还是需要第一线考古学者在实践中的尝试和努力，苏秉琦就是杰出的代表，也可能是惟一的代表。正如俞伟超所说，是苏秉琦“把北欧学者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理论，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从而奠定了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基础”(23)。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苏秉琦的成就实现了《考古学研究法》译者郑师许当初的一个愿望，“深望这书一出，其影响所及，我国有志考古事业的青年，也能成就一两位如滨田氏的权威学者”。苏秉琦走的正是这条道路。

　　20世纪30年代，蒙特柳斯著作通过日本乃至直接来自欧洲的传译，使得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真正学到了欧洲考古研究的核心技术，使得在地层学之外，考古学另外一种基本方法也逐渐发展起来，中国近代考古学由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应该主要归功于闻宥、郑师许、胡肇椿、滕固等这些默默为人作嫁衣的翻译者，今日我们回顾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史，是不应该忘记他们的。

注释：

①Montelius,O.Die

lteren Kulturperioden en Orient und in Europa,1903-1923.

②刘正：《滨田耕作与东洋考古学京都学派》，《南方文物》2010年第1期。

③蔡凤书：《中日考古学的历程》第64页，齐鲁书社，2005年。

④李学勤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考古学博物馆学卷》季羡林序一，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⑤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36～4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⑥张凤编：《考古学》，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1930年。

⑦书后的参考书目列有西文书籍14种，分别是《考古学的研究法及其目的》(W.Flindes Petrie,Methods and Aims In Archaeology,London,1905)、《考古学的价值与其研究法》(W.Deonnd,L'Archeologie,Le valeur,Les methodes,Paris,1912)、《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与其方法》(J.De Morgan,Les Recherches Archeologique,Leur Buts Et Leur procedes,Paris,1906)、《考古学发掘的方法》(G.Boni,Metoodo'nell Espolazioni Archeologiche,Roma,1913)、《东方及欧洲的古代文化期》第一册方法编(O.Montelius,Die Altern Kultoperioden In Orient und In Europa Stock-A.1m,1903,1 Die methde)、《考古学》(F.Roepp,Archaologie,Sammuing Goecsehen,1911)、《考古学教本第一卷》(H.Bulle,Handbach Der Archaologie Munchea,1913)、《考古学教本》(J.Decheltte,Munnel D' Archeologie,Prehistorique,Celtique Et Gallo Romnie,Paris,1908)、《古典籍与考古学》(D.G.Hogarth,Authority And Archaeology,London,1899)、《史前的时代》(Lord Aoebury,Prehistoric Times,London,1913)、《欧洲原史》(Sophus Muller,Urgeschichte Europas,Strassburg,1905)、《人类与自然及原史》(M.Hoernes,Natuiund Urgeschichte Des Menschen,Wier & Leipzig,1900)、《人类原史》(M.Hoernes,Urgeschichte Der Menachhoit,Sammulung Goeschen,1905)、《第十九世纪考古学发现史》第一册(A.Mechaelis,Die Archaeologisichen Entdekungen Des Neunzehate HanduetsLeipzig,1905)。

⑧（日）滨田耕作著、俞剑华译、王云五主编：《考古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1年。

⑨（瑞典）孟德鲁斯著，郑师许、胡肇椿译：《考古学研究法》，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

⑩（瑞典）孟德鲁斯著，郑师许、胡肇椿译：《考古学研究法》郑师许序，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

(11)（瑞典）蒙德留斯著、滕固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

(12)序言写作的时间是1935年2月。

(13)（瑞典）蒙德留斯著、滕固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

(14)同(13)。

(15)该书第5页注4作者对自己的译法做了专门说明：“译者按：Typus一语，通常译为‘类型’或‘型式’，乃包含一物品之造型与纹饰。译者以为嵇康琴赋中‘体制风流莫不相袭’，‘体制’适当Typus，‘风流’适当Stil，前者较多实质的意义，后者较多精神的意义；故译Typus为‘体制’，而下面的Typologie，则译为‘体制学’”。

(16)邹振环：《西书中译史的名著时代在上海形成的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17)（日）滨田耕作著、汪馥泉译：《东方文化之黎明》，上海黎明书局，1932年。

(18)（英）吴理(C.L.Wooley)著、胡肇椿译：《考古发掘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

(19)（日）滨田耕作著、杨炼译：《古物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

(20)陈星灿、马思中：《蒙德留斯与中国考古学》，见《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第686～6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1)如郑师许和刘耀分别总结过当时中国考古学著作的出版情况。郑师许的总结见《考古学研究法》的译序。刘耀的总结见其一篇书评《考古学研究法》，载1934年9月《出版周刊》第96期，署名刘虚谷。该文其实是刘耀对自己打算写作的一部考古学著作的介绍，该书后来并未写成。

(22)俞伟超：《考古学的中国梦》，《读书》1998年第8期。

(23)同(22)。

来源：《考古》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