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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辉）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的成果中，虽然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伴随中国夏商周历史发展的淮夷部落，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与淮夷历史相关联的南夷与南淮夷历史，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未解之谜，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以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深入发展。
淮夷、南夷、南淮夷、东夷在中华文明历史进入信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破解淮夷、南夷、南淮夷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具体地理位置，对推动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经过笔者的深入研究，这一中国的历史问题终于得以破解，以一个具体的历史地理概念，完整地呈现在中华民族文化历史中，成为正确指引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科学发展的基石。
在中国文献典籍记载中，“淮夷”伴随着整个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历史。
《竹书纪年》：（夏王朝）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征淮夷。二年，征风及黄夷。
《殷虚书契前编》2.24.5：“己亥卜，贞：王于淮往来亡灾。
《左传》：（商王朝）“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淮夷被认为是东夷的一支。
（西周周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夏四月，初尝麦。王师伐淮夷，遂入奄。
（周厉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长父征之，不克。
（周宣王）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
《尚书》：（《夏书》）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
（《周书·大诰》）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周书·蔡仲之命》）〖成王政〗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
（《周书·周官》）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
（《周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
《史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
淮夷被认为是东夷的一支，《左传》记载“（商王朝）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因此，研究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确立淮夷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尤其关键；而对淮夷的研究，首先要解决淮夷在中国历史中的具体地理位置，才能通过对淮夷的历史研究成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中国先秦历史提供可靠的立足点。同时，在中国历史中，淮夷与南夷、南淮夷、东夷的关系极为密切，相互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共存共荣，成为周王朝政治、军事、经济统治的重点地区。本文将依据中国文献典籍及西周时期青铜器相关记载，为中华民族还原出淮夷、南夷、南淮夷的具体历史概念与历史地理位置。
淮夷、南夷、南淮夷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是反复被提及的地名或族名，其出现的青铜器及铭文内容主要有：
（1-1）录卣铭文（穆王时期，《集成》5420）：淮夷敢伐内国。
（1-2）晋侯铜人铭文（夷厉时期，《近二》968）：淮夷伐格，晋侯搏戎。
（1-3）师簋铭文（宣王时期，《集成》4313）：王若曰，师淮夷，我帛畮臣，……今余肈令女齐帀、僰左右虎臣，正淮夷。即厥邦兽，曰冉、曰、曰铃、曰达。
（2-1）翏生盨（夷厉时期，《集成》4459）：王征南淮夷，伐角、，伐桐、遹。翏生从。
（2-2）敔簋（夷厉时期，《集成》4323）：南淮夷及，内伐、昴、参泉、裕敏、阴阳洛。
（2-3）虢仲盨（厉王时期，《集成》4435）：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
（2-4）禹鼎（厉王时期，《集成》2833）：乌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唯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
（2-5）仲催父鼎（西周晚期[10]，《集成》2734）：噚伯边及仲催父伐南淮夷。
（2-6）驹父盨盖（宣王时期，《集成》4464）：南仲邦父命驹父，即南诸侯，率高父见（视）南淮夷。
（3-1）竞卣铭文（穆王时期[11]，《集成》5425）：惟伯屖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
（3-2）史密簋铭文（西周中期偏晚，《近出》489）：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夷……。
（3-3）无?簋铭文（西周中期偏晚（？），《集成》4227）：王征南夷。
（3-4）钟铭文（夷厉时期，《集成》260）：王肈遹省文武，勤疆土。南国孳敢臽处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子迺遣间来逆卲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
（3-5）应侯视工鼎（夷厉时期，《近二》323）：用南夷毛敢作非良，广伐南国。王令应侯视工曰，征伐毛，我□□翦伐南夷毛。
（3-6）应侯视工簋（夷厉时期，《首阳》39）：王若曰：“应侯视工，淮南夷毛敢口薄厥众鲁，敢加兴作戎，广伐南国。”王命应侯征伐淮南夷毛。休克翦伐南夷。
从以上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淮夷、南夷、南淮夷、东夷是同时并存的族群或军事集团。那么，它们所控制的具体地理区域究竟是哪里呢？它们的具体势力范围在哪里？它们的正确历史概念究竟是什么呢？虽然有著名的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对此曾经有过浅尝辄止的研究成果，但他们的结论可靠吗？能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不能推动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甚至严重误导了中国历史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工作。
要正确破解淮夷、南夷、南淮夷、东夷的历史概念与确立其具体地理位置，首先要梳理清楚“淮”与“南”在先秦时期的具体意义。传统观念认为，“淮”指今天的淮河，“南”为方位名词是南方的意思。但是，根据笔者的历史研究及尧舜禹等中华先民的授意，“淮”并非是指今天的淮河，“南”也并非完全是方位名词而是中国一条重要河流的古代名称。
中国历史文献解释，“淮”字，从水，从隹。“隹”本指“鸟儿”，特指“鸟头”，引申为“高、精、尖”。“水”与“隹”联合起来表示“顶级水”、“水至清”，本义最清的水，特指水名。因此，“淮”的本义为“顶级水”“水至清”，并非是指今天的“淮”河，而是另有所指。根据相关历史记载，“北淝河，淮河支流。介于涡河与浍河两流域之间，古称夏水、泓水、陂水、北淝水、北淮水”“北淝河下游古城镇一带是上古夏氏居地”；再根据北淝河所具有的“顶级水”“水至清”的特点及其古老的历史文化特征，笔者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上古中国历史中的“淮”特指今天的北淝河，即古称的北淮水，而不是今天的淮河。
今天的淮河在古代称为什么河呢？虽然文献留下的历史信息比较少，但我们还是有迹可循。其中，北宋的大诗人苏轼为我们提供了一项重要史料。苏轼其在其诗作《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中注释“此生终安归，还轸天下半。朅来乘樏庙，复作微禹叹。（昔自南河赴杭州过此，盖二十二年矣。）”，表明在苏轼的历史文化概念中，今天的淮河为古代的“南河”，也就是说“南河”也是古代淮河的称谓。孟子在《孟子》中记述尧舜禹历史时，记载有“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在淮河之南有舜耕山，表明孟子所说的“南河”即是指今天的淮河。在孟子与苏轼的历史观中，“南河”即淮河。
因此，笔者可以得出一个上古历史地理的明确结论：古代历史中的“淮”特指今天的北淝河，古代的“南河”特指今天的淮河。由此，笔者通过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重要历史概念：“淮夷”特指今天北淝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南夷”特指今天淮河中游南部的氏族部落；“南夷”部落或“南夷”部落集团地区要远大于北淝河流域的“淮夷”氏族部落地区。
关于“南淮夷”的概念，中国历史考古学者一般认为“南淮夷”为一个具体的东夷族群部落，是历史不同时期对淮夷或南夷的变化称谓。而笔者的对“南淮夷”研究结论为：“南淮夷”是同一历史时期，西周王朝对“南夷”与“淮夷”的统称、合称、简称；“南夷”与“淮夷”共同合称简称为“南淮夷”，“南淮夷”是对“南夷”“淮夷”的统称，“南淮夷”包含“南夷”与“淮夷”；因“南夷”族群大于“淮夷”族群区域，而将“南”放在“淮”之前；“淮南夷”等同“南淮夷”，只是对不同区域偏重的称谓，如同陕甘或甘陕。
西周青铜器兮甲盘在铭文中，将“南淮夷”与“淮夷”的包容关系进行了明确记述“王令甲征治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人”，周宣王命令尹吉甫治理成周四方的赋税，而到了南夷和淮夷地区，淮夷人本来就是为西周王朝贡赋丝绸品的氏族部落。充分表明“南淮夷”是对“南夷”与“淮夷”的统称。这种使用一个词语称谓表示对两个地区的统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沿用到清朝时期，如湖广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湖总督、两江总督等。
西周王朝历史时期的“东夷”概念，在西周建国初期是对所有东南地区族群的统称，包括淮夷与南夷；在西周王朝中后期为不包括“淮夷”“南夷”的独立“东夷”族群部落集团。
综上所述，淮夷、南夷、南淮夷、东夷的具体概念与具体地理区域为：“夷”为中国东南地区整体族群的称谓，为西周时期臣服于西周王朝的“邦国”，以区别于西周封封的“诸侯国”；“淮”“南”为地域名称，“淮”指今天的北淝河流域，“南”指今天的淮河中游区域及偏南地区，“淮”与“南”为相邻的两个独立族群；“南淮夷”为西周政权对“淮夷”与“南夷”的统称；“东夷”为“淮夷”“南夷”以东至东海的族群统称或者为今天淮河下游入东海地区的族群统称;“淮夷”之所以在西周王朝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并超越“南夷”与“东夷”，是因为西周的东都成周城位于淮夷地区，控制着淮夷，掠夺其物产资源财富，并经常性地发生直接矛盾冲突。在中华文明探源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只有深入研究清楚淮夷、南夷、南淮夷、东夷的具体概念，确立明确其具体地理位置及范围，才能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建设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与考古学，让中华文明之光照耀世界。（作者：赵辉）
参考资料：李裕杓《西周时期淮夷名称考论》李裕杓：西周时期淮夷名称考论
四夷的东夷
东夷又称夷，最早是和炎黄相对的一个部落，是华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朝时变成古汉族对东方非华夏民族的泛称，非特定的一个群体，所指代的概念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变化而屡屡变化。
夷又有诸夷、四夷、东夷、西夷、南夷、九夷等称。随着东夷与华夏的融合，汉朝之后，东夷后来变成对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泛称。夷字有多重含义。其主要意思是“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夷字“从大从弓”。
据说东夷人最早发明弓箭，擅长射箭。距今4600至33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东夷骨刻文中已经发现了类似人背弓形的“夷”字，“从大从弓”有了原始依据。
但商周时期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夷实际是尸或者人字，和弓无关，因此以夷字“从大从弓”认定夷字为弓箭手之说可能是汉代人穿凿附会而来。 东夷作为一个名词则来自于周代，周人为了记述历史就把中原以东的众部落称为东夷，事实上他们只有一个部落自称为“夷”。
夏商周时期，东夷是指生活于今山东、淮河、苏北、淮北地区,活动在今泰山周围的众多部落、方国。秦汉明时期，东夷多指居住于中国东方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等地的外族或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
所指代的概念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变化而屡屡变化。
东夷文明作为华夏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人认为岳石文化（距今约3900年），是东夷文明。 东夷为多义词大致有三种意思：
1.本义:东方之人。即我囯古代对对东部各民族的统称。有淮夷、莱夷、鸟夷、岛夷、湡夷等。分布在今安徽省,山东省,江苏省一带。
2.“夷”字后指中原以外的各族。
3.夷”，古山东话中音同“人”，原意为“一人负弓”（《说文解字》），与华是同位语。 词义性质从地理名词转变成对中国文化起源领域意义上的文化渊源性质的名词。
4.“东”和“夷”字在山东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600至3300年)的东夷骨刻文字中已经出现。引(丁再献、丁蕾著《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文稿总编审：丁再斌)第十九章第二节，“东”在第780页，“夷”在70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版)。 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实际上，“九”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一作岛夷，字形近似致误）；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一作岛夷）。《禹贡》成书于战国，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称。
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与东南方的夷人，写作“ ”方和“ ”“ ”方。前者像人侧立之形，释为“人方”，后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与夏人危坐不同，释为“尸方”。甲骨文学界认为作为族称，两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方”指商东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带和山东半岛靠海一带；有的学者认为人方与尸方是同一称谓的不同写法，都是指商东方与东南方的诸夷。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在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文献记载周对东方的战争，不同时期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时期对东方劲敌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后两三个世纪观念上的变化，造成了现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难。学术界对西周时期东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有着不同的看法。
据张懋镕《西周金文所见东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较表》统计，西周早期仅见有“东夷”，周公、成王东征的对象金文中记载都概称为东夷，而《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鲁周公世家》说：“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公，成王东征虽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东省境，此为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东方诸夷的核心地区。金文为当时实录，西周早叶以东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东征以后，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势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太公于齐，封周公子鲁以镇东方。到西周中叶淮夷在淮河地区兴起，成为东夷中势力最强的一支。据上引张懋镕的《比较表》第二栏，西周中期金文只见有淮夷，反而不见东夷的记录。说明成康以后，周王朝与东方诸夷的关系，主要对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了。文献记载多为后世追叙，关于周公、成王东征的记载，盖成于成康以后，所以依周中期的观念，反以淮夷概称东夷了。
到了西周晚叶，夷王时期《禹鼎》复见淮夷与东夷并举，而淮夷居前；厉王时器《钟》又有南夷与东夷并见，而南夷居前。周晚叶的南淮夷、东夷各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可在东夷与西周的关系中去辨析。总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关于东夷的军事活动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区，然而其分布范围，都没有超出海岱与淮河流域。
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是指先秦的东北夷，又将倭人列于其中，是泛指东方的民族和国家，与先秦东夷在地区与民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
先秦的东北夷，包括肃慎，息慎同音异译。《史记·五帝本纪》叙述舜时“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来贡的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郑玄的注解说：“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在陈，有隼死于陈侯之庭而身上留着射来的楛矢石砮，于是问孔子。孔子说：“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民之矢也。”并且讲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进贡方物，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度有一尺多。周王为了以其能招来远方的美好政绩垂法后世，在箭杆上刻了“肃慎氏之贡矢”，分给舜的后裔而封于陈。孔子说：“分异姓以远方之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之贡。”韦昭注：“肃慎，东北夷之国，故隼之来远矣。”
肃慎的分布，学术界长期有过多种推论。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肃慎在不咸山（今长白山）之北。《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郭璞注：“今肃慎去辽东三千余里。”郭璞晋人，晋辽东城即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晋尺约相当今6寸，当时3000里合今华里1800里左右，明显已在长白山以北。《三国志·东夷传》：“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又说：“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肃慎之国也。”三国时夫余王城大概还在今吉林市境，其东北晋时千余里，合今华里600里左右。两书所记肃慎地理，都相当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附近。《新唐书·渤海传》说：渤海“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贾耽《入四夷道城纪》说：渤海上京“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肃慎城”，渤海上京遗址即今宁安县东京城。按文献记载，肃慎分布在以今牡丹江中游为中心的地区。再证在考古学发现的楛矢石砮及对肃慎人文化遗址得出的判断，可以肯定肃慎是起源于今牡丹江流域的东北古民族，又是东北与中原王朝发生政治交往最早、源远流长的古代民族。
夫余，又有扶余、凫臾等异译。《史记》记述秦汉时的经济区域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而《论衡·吉验篇》记述夫余立国的传说：“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故我有娠。’”后产子，即夫余的始祖东明。说明夫余的始祖传说，也带有东夷以鸟为上天使者的特点。夫余立国以北流松花江中游平坦地区为中心，其先橐离大概分布在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域。 在夏代400余年中，除与有扈氏甘之战发生在今陕西省关中外，其余未见与西方部落及方国战争的记录。与此相对照，夏与东方的斗争剧烈得多。夏启杀后益自立为后（王），传至太康，即发生了有穷氏后羿“代夏政”的大变革，接着寒浞代羿，前后40年，少康复国。一直到少康儿子后杼才消灭有穷氏，使夏朝得以巩固。自后启至后杼约半个世纪与东夷斗争，主要是在今山东北部以及河南东北部与河北南部，今山东与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区展开。后杼以下，对东方各部落与方国的征伐及交往，已转移到泰山以东以南地区，所见“九夷”名称及其分布已在“东夷的分布”中叙述。到了夏代晚叶，与九夷的关系似有所改善，帝发元年，出现了“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的局面。其中可能包括四方之夷，从《竹书纪年》所叙前后联系看，当主要是东方之夷。关于夏代灭亡，古籍记述夏桀在鸣条之战失败以后，奔于南巢，通常以为即到了东夷的地区，今安徽巢县一带，可姑备一说；勾践越国也宣称越为禹后，大概是与诸夏认同的一种表现。这些都可置疑，有待证实。夏人在夏代及夏朝灭亡以后有一部分东徙，移居于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杭州湾一带，却在考古学上有若干证据。有一部分夏人东渐而化于东夷和百越，当是事实。
东夷与商朝也兵戎相见，而且有的记录说明商对东夷的征伐时间延续较长，规模也较大，远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商纣与东夷大规模的战争是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两周与东夷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周初叶武王至康王时期；周中叶穆王至孝王时期；周末叶夷王至平王东迁以前。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初叶，周武王联合800诸侯及西土各族，经牧野一仗，商纣灭亡。仍封纣子武庚为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为“三监”，各据商中心地区的一部以监视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布置，周武王回到镐京，仍“自夜不寐”，因为商遗裔和东夷的势力仍很强大。武王灭商以后两年即去世，其弟周公辅其子成王，而“三监”心怀不满，武庚乘机与东夷之大国奄、薄姑等联合起兵反周。周公于是大举东征。关于这次东征的对象除商遗裔之外，成王时铸造的雪鼎，盥鼎铭文都记载的是征伐“东尸”（夷）、“东或”（国）。奄在今山东曲阜县旧城东，这是少昊集团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两国都渊源干少昊集团，是商代方国，西周初是东夷势力最大的两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曾封太公望于营丘，国号齐，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区；封周公于奄，国号鲁，正是奄的中心地区。当薄姑与奄起兵反周时，追随者还有许多其它东夷方国与部落，《孟子·滕文公》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代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这五十国大多当在今山东境，此外还有淮夷，分布在淮水地区。根据各种古籍的记载，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经过三年战争才杀了武庚，放逐蔡叔，占领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齐大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夷也”。经过剧烈的战斗，齐才得以立国，而且直到春秋，有时莱夷也与齐发生战争。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成，“淮夷，徐戎并兴”，使得鲁“东郊不开”。《尚书·费誓》说：“公曰：‘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孔《传》说，这是宣告“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众准备好武器，粮草，振作士气，勇往直前，不然“汝则有常刑！”经过战争，鲁虽然得以立国，成王亲政以后，“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蒐于岐阳，东伐淮夷”。如此大规模征集军队，在取得胜利以后，又是大规模赏赐，熔金铸器为铭庆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见成王此次征伐东夷，影响之大。经过了这样几次反复，今山东境内的东夷不再成为周的劲敌，周的统治巩固了，东夷地区已经安定，出现了成康时40余年不用兵刑的局面。
到周穆王（约为前976—前922）时，东夷势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称东夷，《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这里“熊”为“嬴”之讹，而“盈”与“嬴”同音通假字。可见成王东征之徐戎为东夷。到穆王时，徐已自称王：“徐偃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后来穆王与楚国夹击徐，徐偃王被杀。《都城记》说：“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义，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穆王西巡，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记述颇多歧异，大约西周中叶淮夷以徐为最强，经周穆王与楚夹击而受到严重打击近于历史事实。直到春秋时，徐仍不失为淮夷群舒当中的茕茕大国。徐偃王“行仁义”，深得东夷之众，可见其文明水准较高，至今传世的（徐）王器及国器的青铜铸造技术与铭文都比较成熟，接近中原诸侯水平，虽为春秋时器，也说明徐的文明发达渊源有自，且传之久远。
到西周晚叶，东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反而追随于淮夷之后。此时古籍记载仍称淮夷，而金文称之为南淮夷，周夷王时，《禹鼎》铭文噩（鄂）侯驭方叛周，“率南淮尸（夷）、东尸，广伐南或（国），东或”，不仅危及周南境与东境的诸侯，也威胁周的东都雒邑。周动员了西六师、殷八师的力量，才平息下去。宣王时器《兮甲盘》：“王令甲政辞（司）成周四方（资），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贿）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兮甲即铭文后面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诗·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败猃狁之后，周宣王即派他征收淮夷的贡物，《诗·大雅。江汉》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诗序》说：“《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见与《兮甲盘》所记为同一事件。据统计，西周晚叶金文中南夷凡三见，南淮夷凡六见，而淮夷仅一见。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转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势力往淮河中上游发展，威胁了周的南国江汉诸姬及蒋、蔡等诸侯对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与南淮并见，应是指荆楚而言。西周晚叶，王室衰微，诸侯日强，南方的楚、东南的淮夷成为周室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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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是华夏人对东方民族的泛称，非特定的一个民族。夷又有诸夷、四夷、东夷、西夷、南夷、九夷等称。随着东夷与华夏的融合，汉朝之后，东夷后来变成对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泛称。夷字有多重含义。其主要意思是“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夷字“从大从弓”。据说东夷人最早发明弓箭，擅长射箭。 因此有所谓“东夷”为东边的弓箭手说法。但商周时期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夷实际是尸或者人字，和弓无关，因此以夷字“从大从弓”认定夷字为弓箭手之说可能是汉代人穿凿附会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