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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
[按]授业于田野之间，树人于实践之中。田野教学是北京大学考古育人体系的核心环节。自1957年在河北邯郸开始田野考古实习起，北大的“田野考古实习”课程已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建立的“北大模式”影响深远。《田野考古实习》课程先后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授课教师入选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教学团队将解决考古学术问题的重要遗址作为实习基地，培养学生将动手动脑与学科最前沿的工作紧密结合，将学习内容与重大科研相结合。
自1990年开始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加或主持的获评项目高达34项。2021年10月18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其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加或主持的项目有15项。
在田野中寻求真知，守正创新，务实致远。目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积极推动校地合作，正在重点建设山东临淄、陕西周原、宁夏盐池三个标准化的实习基地。根据新时期考古学科发展的情况，大力推动考古实习基地的标准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国际化，即“基地 ”的发展模式，同时进一步完善田野考古实习课程的教学体系，积极探索、推动高校田野教学实践的5G 和VR技术的新运用，在新时代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继续贡献北大力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沈睿文）
周原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扶风两县交界处，地处关中平原西部，北倚岐山耸峭以为屏障，南临渭水滚滚可通渔舟，东、西两侧的漆水、汧河浇灌沃土，造就“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繁荣景貌。遗址范围东西约6千米、南北约5千米，总面积约30平方千米，包括京当、法门、黄堆三镇（乡）所辖的20多个自然村落。
周原遗址作为先周都城岐邑而闻名，是周文化的发祥地，也是西周时期王室宗庙与王臣聚居之地，素有“青铜器之乡”的美称。1982年，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和2015年，周原考古先后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16年，周原国际考古研究基地建成开放，成为国内外第一个周文化研究中心。今年适逢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周原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一、锦绣“周之源”：周原遗址发现概况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此处“岐下”即为岐山之南的周原地区。据文献记载，周人在关中始兴于邰（今武功县），公刘迁于邠（今旬邑、长武、彬县一带），而后太王迁岐，改国号为周并建立都城，后经太王、王季、文王三代经营，周人在此休养生息。文王末年为东进灭商“作邑于丰”，此后周原仍为周人祖庙之所在，直至犬戎入侵才逐渐荒废。周原遗址发现丰富的先周及西周时期遗存，主要有大型夯土建筑、墓地、手工业作坊、青铜器窖藏和西周甲骨等。
周原遗址现已探明的单体夯土建筑遗迹约130座，数量为全国西周遗址之最，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凤雏、召陈和云塘三处大型建筑群，是西周高等级建筑的代表。另外，根据空心砖等材料确认周原遗址应存在先周时期的大型夯土建筑。
商周时期墓地已发现六十余处，零散墓区十余处，其中黄堆墓地是现知周原遗址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地。姚家西周墓地是一处墓地范围和墓葬数量均清楚的单纯墓地，其南、北两区的布局突破了西周墓地“聚族而居”的旧识，补充了西周墓葬材料。刘家墓地以偏洞室墓、随葬高领袋足鬲为特征，被认为是先周时期姜戎文化墓葬，另于贺家村、王家嘴、礼村等地也发现了先周时期墓葬，丰富了先周文化内涵。此外，在贺家北、云塘、齐家等地还发现居葬合一的遗迹组合模式。
周原遗址已确认的手工业作坊遗存有六十余处，包括铸铜、制骨、制陶、玉石器、角器和蚌器作坊等，门类齐全、生产规模大。其中李家铸铜作坊是现知材料最丰富的西周铜器铸造地点，还发现了可能与工匠集团有关的墓葬。云塘制骨作坊所见骨料数量惊人，生产专业化程度高、工艺精湛。齐家制玦作坊内部分工细致，且加工数量巨大，可能具有官营手工业的性质。此外，姚家西角镞作坊、贺家南牛角器作坊、流龙嘴制瓦作坊等特殊门类遗存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西周手工业生产的认识。
周原遗址还是全国商周时期出土青铜器最多的遗址，发现大量高等级铜器窖藏、铜器墓和埋藏坑，出土青铜器上千件，其中大盂鼎、小盂鼎、墙盘、毛公鼎等重器以长篇铭文闻名。凤雏、齐家出土万余片西周甲骨，数量仅次于河南殷墟遗址。此外，周原遗址还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给排水系统和古道路，为我们了解遗址的区域划分提供线索。
周原遗址的考古发现异彩纷呈、蔚为大观，可谓锦绣周原。
二、从陶器到聚落：周原遗址工作历程
图一 北大考古系1976年周原实习合影
周原遗址的丰硕成果离不开考古人前赴后继的辛劳工作，周原考古历程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田野工作者发掘理念、方法与实践的进步。
1942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石璋如先生为寻找文献记载中的周代都城，于关中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将岐山县岐阳堡一带推定为太王迁岐之所在，由此揭开了周原考古的序幕。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文物部门和考古机构在当地开展了多次考古调查与小规模试掘活动，进一步确认了周原遗址的重要性质。
1976年，周原遗址迎来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当时由俞伟超先生提议，成立了由陕西省文化局、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多方合作的陕西周原考古队。配合当时北大学生的田野实习教学，当地还成立了亦工亦农考古短训班，考古队伍一时壮大起来。1976年是很不平常的一年，彼时周原考古工作者顶着人祸天灾的压力，为周文化探索开疆拓土。这一年发掘了凤雏（甲组、乙组）、召陈大型建筑基址，其中凤雏窖穴中出土1.7万片甲骨，同年庄白一号窖藏出土了百余件青铜器，可谓收获颇丰。此后两年，考古队发掘了云塘制骨作坊，并在贺家村、礼村、齐家等地发掘了近百座商周时期墓葬。1979年后大规模考古活动告一段落，但此后二十年间陆续开展着小规模发掘，包括黄堆墓地的多次钻探清理、刘家先周墓地的发掘和王家嘴先周遗存的发掘。
图二 2001年发掘王家嘴遗址时的刘绪和徐天进老师
1999年，经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教授提议，北京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组成了新的周原考古队，同年于齐家东居址区进行发掘，基本建立了周原遗址西周时期的陶器编年谱系。2001年，在王家嘴、贺家的发掘建立了周原遗址商时期的分期编年谱系。2002-2003年，发掘了云塘齐镇大型建筑基址、礼村先周文化遗存和齐家制玦作坊遗址。2003-2004年于庄李村西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其中李家铸铜作坊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西周陶范，也为我们探索西周铜器产地和铸造工艺提供线索。
这一阶段“大周原考古”的工作理念初步实践，也引发了对周原遗址布局和性质的进一步思考。围绕“深化遗址布局结构研究”这一中心课题，2012年起周原开展了新一轮大规模考古工作。2012、2013年对周原遗址东部边缘和整体布局展开考古调查，初步建立“周原遗址田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GIS系统”，划分遗址功能区，动态揭示了商周聚落的五个发展阶段与西周聚落形态。2014年，发掘清理了凤雏三号、四号基址，其中凤雏三号基址是现知西周单体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庭院内发现了立石、长方形铺石等重要遗迹。2015年，对周原遗址的池渠系统进行重点钻探和探沟式发掘，强化了诸多重要遗迹间的有机联系。2016-2017年，发掘了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凤雏建筑群面貌进一步清晰。
近年来，有关周原遗址城址、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的探索工作也在有序进行。我们对周原的认识从精美神秘的青铜礼器，到走入千家万户的陶器群，再到遗址的聚落形态结构和演变，这场古与今的对话逐渐深入，周原的历史面貌也日益生动起来。
图三 2014年凤雏三号基址发掘时的北大师生
三、郁郁乎文哉：周原遗址意义的思考
周原遗址是周文化研究的珍贵宝库，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发端。
从学术研究上看，周原遗址是先周和西周文化探索最典型、重要的材料。遗址建立起先周和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编年谱系，为我们认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提供年代标尺；围绕墓地、大型建筑、手工业作坊、池渠和道路等遗迹开展的聚落与社会研究，对我们讨论周代社会组织、生产生活模式等问题有重要启发；大量铜器铭文、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有关西周婚姻制度、土地制度、历法、世官世族、祭礼及地望、区域交流等问题的材料，弥补了这一时期文献记载的不足；多处大型夯土建筑的揭露，为西周建筑形制增添新例，丰富了西周建筑的内涵；重要手工业作坊的发现为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和生产组织模式提供材料，当地复杂的文化构成也为考察此时期的族属、人群交流、地区关系等问题提供线索；此外，车马器、骨笄、玺印、蚌雕人头像等重要出土物也拓展了西周文化研究的空间，使得周原的历史面貌更加生动完整。
周原遗址也是重要的文化资源。1987年，依托于周原遗址的宝鸡周原博物馆建立，1992年，岐山周原博物馆建成，成为开发、利用周原文化资源的重要单位。在展陈之外，博物馆积极开展院校合作，举办优秀文化与传统节日结合、文化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的主题活动，探索多种形式讲好周原故事。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是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华礼仪之邦的美名延续至今，周原遗址是这一灿烂文化的印证。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周原遗址也将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刘威
走进陕西考古博物馆：回顾陕西省内重大考古新发现项目
新建成的陕西考古博物馆是中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这里不仅展示了考古学的相关知识，还回顾了陕西省内重大考古新发现。通过每一个田野考古发掘项目，串联每一个考古人深刻的记忆，展示了陕西省灿烂的历史文化——
1958年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主要承担陕西省境内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先后有40余个考古项目获得“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荣誉。在陕西考古博物馆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向大家介绍了陕西省重要新考古发现项目。
1. 南郑疥疙洞遗址
疥疙洞位于汉中市南郑区梁山镇南寨村附近，乃一处距今10万至1.5万年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迹。2018年至2019年，对该洞穴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人类活动面、石器加工点、火塘等遗迹，出土人类化石、石制品、烧骨、动物化石等万余件遗物，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演化自本土古人群的学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2. 零口 遗址
零口遗址位于西安市临潼区与渭南市临渭区交界处的零河左岸，乃一处延续时间较长的仰韶文化遗址。1994年10月至1995年12月，对零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编号为M21的墓葬之中，发现一位受到严重伤害致死的少女，身上由骨镞、骨叉和骨笄等锐器造成的29处损伤，被称为“零口姑娘”。经过鉴定，死者被多人暴力残杀，年龄仅有16岁，距今约7000年。
3. 杨官寨遗址
杨官寨遗址位于西安市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泾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距今6000至5000年，乃一处功能齐备的庙底沟文化聚落。目前，这里已发现庙底沟文化唯一完整的大型环壕、环壕聚落西门址、中央水利系统、东区成人墓地等设施。在出土文物之中，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均为国内同时期遗址中罕见的珍贵文物。
4. 石峁遗址
石峁遗址位于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秃尾河北侧山峁上，乃中国已发现龙山晚期至夏朝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经过考古勘探，初步确认这里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近年，在石城墙体内，发现众多石雕，均为砂岩质地，大部分是人面像，也有半身或全身像，其中不乏高鼻深目者。目前，可以初步证实这些人像石雕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5. 周原遗址
周原遗址位于宝鸡市扶风县和岐山两县交界处，总面积约33平方千米，为西周时期的都邑遗址。近年，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终于确定一大一小两座长方形城址。小城位于周原遗址西北部，面积约175万平方米；大城位于小城东南方向，总面积约520万平方米，为周原遗址的核心部分。在大城东墙的北部，发现了一处城门遗址，外面还有“护城河”环绕，被誉为“西周第一门”。
6. 石鼓山西周墓
2012年，在宝鸡市石鼓镇石咀头村，村民开挖房屋地基时，发现几件西周青铜器。随后，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商周墓葬15座，出土各类文物共计230余件（组）。在这处墓地内，普遍发现高领袋足鬲，证实了这里是以高领袋足鬲为代表文化的一支独特人群的墓地。在编号为M4的墓葬中，发现6个独立的壁龛，出土大量的青铜容器，展示了商末周初灿烂的青铜文化。
7.梁带村遗址
梁带村遗址位于韩城市昝村镇黄河西岸的台地上，为两周时期芮国高级墓葬群。目前，这里共发现895座墓葬和64座车马坑。其中，编号为M27的墓葬是唯一的“中”字形大墓，有南北两条墓道，总长度达到60米。同时，随葬品数量众多，显示墓主人非凡的政治地位，包括青铜礼乐器、七鼎六簋、八钟十磬、玉戈、璧、琮、璜、圭等，以金腰带佩饰为标志的金器多达48件，乃全国出土金器最多的单个商周墓葬。
8. 刘家洼遗址
刘家洼遗址位于渭南市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北，分布于洛河支流长宁河上游的鲁家河两岸，由居址与墓地构成的聚落，遗址总面积大约3平方千米。目前，这里确认有4处墓地，总共210多座墓葬。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两座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南北走向，东西并排。在这里出土带铭文的青铜器中，可以看到有“芮公”“芮太子”等铭文，推断刘家洼遗址是梁带村遗址之后又一处芮国的都邑遗址。
9. 秦始皇帝陵
秦始皇帝陵位于西安市临潼区东郊的骊山脚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帝陵墓，也是规模最大、埋葬品最丰富的帝陵。从1971年以来，这里发现墓室、墓上建筑、陪葬坑、陪葬墓、陵寝建筑和城垣陵邑等遗迹，并且发掘了兵马俑坑、跽坐俑坑、铜车马坑、动物坑、石铠甲坑、文官俑坑、百戏俑坑等，基本搞清楚秦始皇帝陵陵园的遗存分布范围和内涵。
10.渭河桥遗址
2013年1月，在西安市未央区渭河南岸河滩，先后发现两组五座秦汉时期的桥梁遗址，规模巨大，布局完整，排列有序，内涵丰富。其中，四座桥梁位于西席村北侧，正对汉长安城北墙厨城门，被称为“厨城门桥”；一座桥梁位于高庙村北侧，正对汉长安城北墙洛城门，被称为“洛城门桥”。它们不仅是迄今所见最大的秦汉木梁柱桥，也是现今所知同时期世界最大的木构桥梁。
11. 西汉帝陵
西汉帝陵共有十一座，被称为“西汉十一陵”。其中，九座帝陵分布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塬上，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市白鹿塬和少陵塬上。这里陵园规模庞大，气势宏伟，布局严谨，包括帝陵、后陵、陵邑、陪葬墓、丛葬坑等。近年，在西汉帝陵的考古发掘中，出土大量各式各样的陶俑，包括塑衣俑、着衣俑和铠甲俑。这些陶俑高度约为50至60公分，相当于真人身高的三分之一。
12. 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遗址
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遗址位于西安市区，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由宇文恺规划营造。20世纪5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开始对这里进行全面调查和勘探，初步确定城市的布局、结构和各种遗址的大体范围，对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青龙寺、西明寺、明德门、含光门、东市和西市等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1970年10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两个陶瓮，装满1000多件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包括金银器、玉石器、银铤、银板、银饼、钱币和药材等，被称为“何家村窖藏”。
13.唐代帝陵
唐代帝陵共有十八座，被称为“唐十八陵”。这些帝陵分布于咸阳市三原县、泾阳县、礼泉县、乾县和渭南市富平县、蒲城县，大多依山为陵，也有堆土为陵。陵园仿照长安城，分为内城和外城，沿着中轴线从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和神道。在陵园外围，还有下宫遗址和陪葬墓区，先后发掘了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节愍太子墓、惠庄太子墓、惠文太子墓、让皇帝惠陵等重要的陪葬墓。
14. 蓝田吕氏家族墓地
吕氏家族墓地位于西安市蓝田县五里头村北侧，应该是北宋文坛名士吕大临和兄弟吕大忠、吕大防、吕大均等家族成员的墓葬。2005年底，这里的一座古墓被盗，出土大批精美的宋代瓷器。后来，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29座墓葬、围沟和家庙遗址，出土600件级组珍贵的文物，皆为当时日常生活的实用器皿。其中，有24合墓志铭，为研究北宋时期的官制、科考制度、吕氏家族的发展历史等提供了资料。
15.耀州窑遗址
耀州窑遗址位于铜川市黄堡镇和陈炉镇周围，兴起于唐代，繁盛于宋代。这里以烧制青瓷闻名于世，代表北方青瓷的最高成就，釉色苍翠，如冰似玉。从1959年开始，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三次考古发掘，发现唐代至元代的作坊30座和窑炉45座，还有堆料场、晾坯场、堆货场、窖穴等遗迹。耀州窑的瓷器产品主要是碗、盘、杯、缸、钵、瓶、罐、盒、枕等生活用品，盛行刻花器，还有印花器。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是什么？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有：
一、旧石器时代5项：
北京周口店遗址、河北阳原泥河湾遗址、群山西襄汾丁村遗址、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
二、新石器时代33项：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上海青浦崧泽遗址、浙江浦江上山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
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重庆巫山大溪遗址、西藏昌都卡若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青海民和喇家遗址、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遗址。
三、夏商时期10项：
江西新干商代大墓、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河南偃师商城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河南安阳殷墟（含洹北商城、后冈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疆若羌小河墓地台湾卑南遗址。
四、两周时期15项：
北京琉璃河遗址、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山西临汾晋侯墓地及曲村天马遗址、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湖北随州曾侯墓群、四川成都金沙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陕西西安丰镐遗址、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甘肃张家川马家塬遗址。
五、秦汉时期16项：
北京大葆台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吉林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江苏徐州汉楚王墓群，江西西汉海昏侯墓，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
湖南里耶古城遗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广东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广西合浦汉墓群，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陕西汉长安城遗址，陕西秦咸阳城遗址，陕西秦始皇陵新疆民丰尼雅遗址。
六、三国至隋唐时期9项：
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及磁县北朝墓群、黑龙江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河南汉魏洛阳城遗址、河南隋唐洛阳城遗址、陕西法门寺遗址、陕西唐大明宫遗址、甘肃敦煌莫高窟、青海都兰热水墓群、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
七、宋辽金元时期9项：
内蒙古辽上京遗址、内蒙古元上都遗址、黑龙江金上京会宁府遗址、浙江杭州南宋临安城遗址及官窑遗址、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河南许昌白沙宋墓、广东“南海I号”沉船、贵州遵义海龙屯城址及播州杨氏土司墓群、宁夏西夏陵。
八、明清时期3项：
北京明定陵、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窑址、四川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