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汪精卫逃离重庆的都有谁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投入70万军队浴血抗战，坚守二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这更坚定了周佛海对此前战必败，和未必乱的认积，极力主张对日求和。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谈的努力。然而，1938年1月16日，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日本内阁做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决议，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对此，蒋介石一面积极组织抗战，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报，寻找机会与日本重开谈判。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重开谈判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声示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其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与日本人秘密谈判。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断然拒绝，以至于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认满洲国写进条款，以免自己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结果，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一切要求部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随汪精卫走向覆灭

11月27日，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这份密约时，忍不住大骂这是卖国条约，甚至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妻子陈璧君却规劝道：你说这份协议是卖国文契，我问你满洲在谁手里？内蒙在谁的手里？华北又在谁的手里？是我们断送的吗？我们只是承认既成事实。陈壁君的谬论很快缓解了汪精卫内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

既然决定接受日本的条款，汪精卫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秘密商讨叛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准备逃离重庆的消息，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陈公博。他对汪精卫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激，作为汪精卫的肱骨之臣，陈公博主和，但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对汪出面组织汉奸政权。然而，他对汪精卫的死忠让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12月18日，汪精卫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内，陈公博应召尾随而至。矛盾重重的他临行前曾写信给蒋介石，声称要做最后的努力，力劝汪回心转意。然而，他的劝说终告失败，最终随汪精卫一路走到黑。

与陈公博被动投敌不同，周佛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主动地走上汉奸道路的。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劝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对高宗武、梅思平的影响力，授意他们与日本秘密联络并签署《重光堂密约》，最终成为汪伪政权的始作俑者。

就在汪精卫准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作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然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溜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公然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