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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毛泽东发动“鸣放”运动，恳请知识分子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争取知识分子，毛泽东希望能促进新形式的艺术和文化体制的产生，这是他一辈子的热望。周恩来总理也寻求对中央政府的建设性批评意见。“政府需要人民的批评，”周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这种批评，政府将无法发挥其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后来发生的事是悲剧性的：自由昙花一现，然后变为“引蛇出洞”与压制反对派的一种手段。
一开始，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的呼吁是一种计谋，几乎无人发言。可是，当毛泽东开始批评那些没有提出“健康”意见的人的时候，许多人屈服于他们压抑已久的渴望，提出了他们认为对改进管理有益的诚恳意见。可是当提出的意见开始关系到民主和人权，建议党应该“开放”，当批评信件开始像雪片一样飞来(在1957年年中6个星期的时间里，上百万封信涌到了中央的权威机构)，这位伟大舵手不无理由地把这些批评定性为对他的领导的明目张胆的进攻。毛给反对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决定把“反右运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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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所谓的“右派分子”都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一开始，只有几千人被清洗，但“反右运动”愈演愈烈，不久被宣布为“右派分子”的人就超过了50万。一个“右派分子”可以期望的最佳结局就是降职去“劳动改造”。有些被殴打并囚禁，有些被迫害致残甚至致死。
北京借此机会考验大家对党的忠诚。作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江泽民收到了需要从他
手下清洗出去的“右派分子”指标。江觉得很多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批评值得尊重，并且很有用。在身边的其他单位忙于清洗和惩罚的时候，江充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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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向他的好朋友、刚刚入党的沈永言倾诉说：“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们中间怎么会有那么多‘右派’呢?他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所有这些党培养和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突然变成‘右派分子’呢?这不可能。我们应当尽可能多挽救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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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由于江的犹豫消极，他的下属中没有一个人被清除。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比动力处稍微大一点的基建处，有11人被划成“右派”。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对这一官方运动的缺乏热情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他自己也更具危险。几个本来就嫉妒江的成就的狂热分子开始提出疑问，与他向沈永言提出的问题恰恰相反。一些人在私下说：“动力处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右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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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江迫于压力确定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有着类似宗教的思想。但江还要勉为其难地再找一个。那时在动力实验室里有两种不同的车床。一种是苏联制造的，刚运来不久;另一种是在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正是这两套设备的差异使江找到了第二名“右派”——一个名叫葛冬青的中层干部，其过错就是他认为苏联车床比美国车床噪音大。
“谁会怀疑葛冬青这句话的正确性呢?”多年以后，沈永言不无讽刺地笑着问道。“苏联和美国的两台车床就互相挨着，哪台机器噪音大是明摆着的事儿。只有聋子才会对此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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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那个紧张的年代，以任何方式赞扬美国的言论都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事业。假如“噪音大”的言论在江报告之前就广为传播，江自己的事业可能也会被毁掉。如果想找证据，江只要看看他自己的家庭就可以了。他的姐姐江泽芬当时是江苏省的一位小学教师。她公开为一名她认为是被错误批判的人士讲话。为此，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尽管学校另一位老师为她辩解，她还是被降为临时教师，并被派到一所乡村学校。后来她被遣送回家，每月不得不靠8块钱艰难度日。
受到江的公开批评后，给车床“贴标签”的葛冬青便被免去了管理职务，贬去从事体力劳动。同时，他被迫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并出席“批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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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始终对自己在葛被免职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于心不安。“几十年来，甚至直到今天，江都非常后悔自己对葛冬青的做法。”沈永言回忆说。“江向他道歉了好几次。1962年给‘右派’摘帽的时候，江特别关照了他，葛是第一批被摘帽的。”
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以后，江努力保护属下的其他职工。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轻率地发表了批评意见。江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随后又真诚地与他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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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后来移居美国的技术人员回忆说：“我都准备好去死了。我害怕极了，当朋友告诉我，我被定成‘右派分子’，江要找我谈话时，我甚至想到了自杀。在等着见他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真是吓得浑身发抖。”
但在批评了这位年轻人之后，江只是要求他承认错误并努力工作。要换在任何别的处里，他早就被清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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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江的忠告不仅帮助我熬过了‘反右运动’，还帮助我度过了更具灾难性的‘文革’。江的忠告也许救了我的命。”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并不满足，又推动了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对于年轻的江泽民来说，他亲身体验了滥用权力的危害。这也教育他要具有政治敏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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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没有抓到足够数量的‘右派’，”沈永言评价说，“他在对‘右派’的批判会议———所谓‘批斗会’——上不大积极。他发言的调子总是太慎重、太平静。他明显缺乏热情，因此我对他可能面临的处境深感担忧。不过，江泽民幸存下来了。他的政治直觉肯定特别好。”
后来在2000年，在与一汽的老同事会面时，江记起了一个人，此人特别勇于保护他人。“雷文(音译)同志是个正直的老党员，”江说，“在政治运动(‘反右’与‘文革’)期间，他有勇气区别是非，保护了许多好同志。”
本文摘自《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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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时代人物周报》2005年第26期，作者：刘俊，原题为：《江泽民：细节力量》。
在盛夏的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信手拿起《江泽民传》，翻到版权页，几行普通读者也许并不关心的小字引人注目：第五次印刷，总印数：870，000册——如此庞大的印数，仿佛是个奇迹。
然而，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相关人员透露出的最新数字，让这个奇迹更加接近真实：这本书的总销售量已经接近百万册，印数总量达到110万册。出版社雄心勃勃，他们对《江泽民传》销售到200万册很有信心。
这位工作人员说，《江泽民传》在江苏、上海、广州等地卖得尤其好，仅江苏一省，就已经销售10万册。
《江泽民传》的作者、美国人库恩曾到中国签名售书。现场获得的数据显示，这本书的购买者多数为中老年人，而且个人购买者居多，集团购买比例非常小。
2004年9月1日，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请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日，获得批准。今年3月，江泽民又辞去了肩上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此期间，《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出版。
与政治毫无关系的美国作者库恩——作为擅长重组与并购的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学者，库恩也许在资本市场上更有“江湖地位”，然而却在中国的出版市场上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
在一个领袖已经不是人民必须崇拜的国度，是什么让《江泽民传》创造了出版界的一个奇迹?是库恩的四年潜心写作，还是因为传主曾经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一个外国人写中国的前国家领导人，是这本书的卖点。大家会认为，这样的书可以有更多的揭秘式的东西，因此勾起购买欲望。”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的一位专业图书策划人说。
已经出版的中文版的书中，没有那么多想象中的揭秘。书的作者甚至受到西方媒体不怀好意或者说目的不纯的批评，说他“把中国描绘得过于光明，把江主席描写得过于正面”，“粉饰了中国的很多问题”。说者自说，清者自清。
真正畅销的原因，在于细节，在于人性。库恩通过对四十多人的采访，打碎了包围这位前国家领导人四周的坚厚的玻璃壳，让人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领导人，还让人看到江泽民更多的人性角色：兄长，朋友，学生，甚至，卡拉OK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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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
国宴其实和吃饭无关，和政治有关。2005年7月9日的报道，再次对此做出验证：中国外交部巧妙做东，朝鲜和美国特使出席在钓鱼台举办的晚宴，2个多小时的饭后，六方会谈重新启动。
江泽民在担任领导人期间，国宴频繁。200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北京，当晚，江泽民设宴人民大会堂，欢迎布什、劳拉一行。官方的新华通讯社为此发布的电文称：
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灯火辉煌，大厅里摆放着中美两国国旗。晚上7时整，布什总统和夫人劳拉抵达西大厅，在门口迎候的江泽民主席和夫人王冶坪等与他们亲切握手，并一起走进宴会大厅。宴会开始时，军乐队演奏了美中两国国歌。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在电视上，也是握手、拥抱、检阅、讲话，千篇一律。但是，这种“热烈友好的气氛”，在《江泽民传》中，则是别有一番风味：
在当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江叫来一位手风琴演奏者，并亲自为布什演唱了一曲他喜爱的《我的太阳》。尽管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没有布什经验老到，在宴会上江则是无可争议的明星。观察家称江“出尽了风头”。江虽已75岁却依然充满活力，这位中国领导人还走进了舞池，他先是与劳拉·布什跳舞，接着又与美国驻华大使小克拉克·雷德的夫人莎拉·雷德跳，最后还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跳了一曲。江似乎与赖斯女士配合得特别出色，因为她也会讲俄语。
这是13亿中国人经常在电视里面看到的国家领导人么?
政治需要大智慧，更需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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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中旬，江泽民用更为特殊的方式，宴请了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从政前他是一位著名的演员：
在这场生动的晚会拉开序幕的时候，中方乐队演奏了《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次》，这大大出乎埃斯特拉达的意料——这是菲律宾一首关于忍受人生所遇苦难的流行歌曲。当听说这首歌曲是埃斯特拉达所作后，江善意地鼓动他唱上一曲，作为回报，他自己随后也起身演唱了《我的太阳》以及几首中文和英文歌曲，菲方代表团成员对此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两位领导人“联欢”的背景是：两国在为南沙群岛那些众多小岛和珊瑚礁的归属问题争吵不休。埃斯特拉达说：“在我同江主席的会面中，他再次向我保证中国对菲律宾不构成威胁。”是的，威胁的确不存在。
既然我们已经从书中的细节中看到了，国宴其实和吃饭无关，那吃饭时的江泽民又是怎样?
长期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王慧炯教授，常常和江泽民长谈到吃晚饭。他说，晚饭通常吃些简单的扬州风味的饭菜。库恩采访到了王，也因此有了对于一顿晚餐的描述：
“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的当然是筷子。有时，一粒米饭掉在饭桌上，江主席就会用他的筷子把饭粒夹起来，放回碗里。江说，‘我们必须尊重农民的辛苦劳动。’”
库恩在书中说，对江泽民来说，2001年1月份的重头戏是他在中南海主办了一次特别宴请，邀请了约20位老同学及其配偶。
库恩强调，这履行了他7年前许下的诺言，当时他告诉王慧炯他无法参加北京的一个同学聚会。“请向我们的同学转达我的歉意，”江泽民对王说，“告诉他们我的位置让这事很难办，但是我答应在今后参加一次聚会。”
几年来，江泽民偶尔会感叹他一次都没有参加这些聚会。“我们的老朋友肯定会想我是因为自己的‘高位’才不参加的，”江对王慧炯说，“不是这个缘故，是因为每次我都被其他事情缠住。但我一定会遵守诺言的。
库恩的确是个写细节的高手：当年第一个星期六下午3点，聚会开始了。一直到晚上9点。老朋友们一起唱了许多歌，包括《当我们年轻时》。江和夫人王冶坪与每对老同学夫妇合影。
对这次聚会，王慧炯评论说：“在中国传统道德里，守信是很重要的美德。” 那个时候，“以德治国”的主张正在全中国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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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在北京的时政记者圈中，早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在深夜，已经入睡的外交部翻译接到电话，睡眼惺忪中听到对方说：“我是江泽民……”，然后是请教一个关于英语方面的问题。
库恩的书，不能证明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但是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的确会突然接到总书记打来的电话，虽然不一定是请教。
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赵化勇就接到过总书记的电话。任何对赵化勇的第二次采访，恐怕都没有库恩这个外国人的叙述精彩。在获得出版方同意的情况下，本报被授权可以相对比较多地引用该书的内容，以重现发生在4年前的7月的那一幕：
此时正是7点20分，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红色电话机响了。
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化勇吗?”在得到了略显不安的确认之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
“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
“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回答道，尽量掩饰着内心不安……：“总书记，我们出错了吧?”
“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江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道的，另一次则不应报道。在‘新闻联播’上报道我接见奥委会主办城市评估团是完全可以上新闻联播的，你们的报道搞得也不错。表现我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准确的，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起交谈的镜头弄错了。另一次我见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认识他了——但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谈，并非是出于官方目的。虽然你们有关奥委会评估团来访的画外音一直都是正确的，但是镜头却搞混了，播的是我与老朋友进行私人会面的画面。”
“总书记，我非常抱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赵的语速变得急促起来，“我会立即调查这起事件，查明情况，尽快向您报告。我们将处理有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其实这是我疏忽，”江亲切地回答道，“我不应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就像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在他们眼中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他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样啊。”
赵几乎能感受到江在微笑，但是他知道任何这样的错都不容轻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书记，我们会立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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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现在用一种领导的口吻继续说道，“但你应当分析问题的起因，它看起来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计奥委会评估团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差错，但这么一个错误却反映了我们的专业精神和细心程度不够，不应再出现了。”
“是!是!总书记，您所言极是。”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请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但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时的镜头是准确无误的。”
“我先去新闻中心，然后向您作全面汇报。”
“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
也有作家称号的库恩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赵化勇给江泽民回电话时的情景和内容，不过已经够了，此时的江泽民已经足够跃然，足够动人。
例如还有两位能够接到江泽民电话的人，此二人在中国的科技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份量：宋健，钱学森。
“江主席通常会在晚上10点以后往我家里打电话。接到他的电话我从不会感到诧异。最近他问我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有何差别，并问量子力学是如何与这二者相联系的。” 宋健说。
1991年，钱学森突然接到江泽民的电话：“学森同志，近来，物理学家们都在谈论超弦理论。能请你解释一下吗?”钱送给江一篇他的文章，其中谈到了若干现代物理学中抽象的哲学问题。“尽管他在忙于处理大量的国事，”钱回忆说，“但江总书记还是设法抽出时间研究这些最尖端的物理学理论。他还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到中南海给高级领导人作科技、经济和法律方面的讲座。”
打给沈永言的电话则有着不同的目的，“为了放松，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沈说。
沈永言是江泽民50多年的好朋友。电话通常会在晚上10半以后从北京打到他的居住地长春。但2002年3月5日，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却是晚上9点10分。“我感觉到出事了，”沈回忆说，“(他的语气)根本不是闲聊。”果然，10分钟前，法轮功分子攻击了长春的电视系统。
从江泽民这里打出的电话，也带着浓厚的情谊。老朋友王慧炯患了前列腺癌，江泽民自己给一位顶尖的专家打电话咨询，还打电话给王的妻子，“把情况解释一下”。
无数的细节堆积起来，库恩旨在告诉外国人一个他眼中的中国和江泽民。这些细节，对于众多的中国人而言，同样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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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
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江泽民唱歌的报道并不是稀奇的事情。但那上面，通常唱的是同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通翻518页的《江泽民传》，就会发现这位中国领导人不但喜欢唱歌，也喜欢京剧，而且曲目跨度之广泛，令人咋舌。
散见在书中的“江式歌单”，既有中国的老歌如《毕业歌》、《歌唱祖国》、《咱们工人有力量》、《黄河颂》，也有国外的老歌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的太阳》，但像美国传统歌曲《牧场上的家》、西班牙歌曲《鸽子》，已经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所不熟悉的了。在“江式歌单”里面，还包括《捉放曹》、《钓金龟》这样的京剧片断。
一展喉咙的爱好，让江泽民很快能同人打成一片。1956年，他被任命为长春汽车厂动力处处长，对于这位在上海受过教育的领导，多少有些让人敬畏。一位前技术员回忆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领导时的情景：“我告诉江泽民说我喜欢听戏曲和音乐，尤其是京剧。他变兴奋起来：‘太好了!我也喜欢京剧。’他问道：‘你会唱李多奎的《钓金龟》吗?’”
当这位技术员说“会”的时候，江泽民搂住他的肩膀说：“来，咱俩一起唱!”
江泽民很快融入到他们当中，并且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其中就包括他电话倾诉衷肠的沈永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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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后，江泽民重访吉林，沈永言邀来了以前的几位同事，一起唱了几个小时的京剧。沈回忆说，“我把这一段录了下来”，并把磁带送给了江泽民。“他非常喜欢;他紧紧握住那盘磁带，好像那是一份国家机密一样。到现在我已经为他安排了两次‘京剧节目’了。对江来说，这是整个行程的高潮——也是他放松的最好方法。”
的确，放松的时候可以唱更多的歌，尤其是和家人在一起。1999年12月底，江泽民给妹妹江泽慧打电话，说：“我们团聚庆祝一下吧”。这是世纪之交的时候，完全有庆祝的理由。
于是，20多口人聚集在中南海江泽民的家中。在吃过狮子头之后，就是联欢了。也正是在这次联欢上，透露出更多的“江式歌单”。江泽慧告诉库恩：“三哥唱得最多了。”从歌剧、老民歌到当代的流行歌曲，每个人都表演节目，江泽民则演唱了京剧、抗日战争歌曲，如《黄河颂》。他还唱了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民歌以及30年代大学时期学会的美国歌曲。
库恩了解到，无论是西班牙语的《鸽子》，还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江泽民都用原来的语言演唱。江泽慧说：“他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家庭晚会结束的时候，江泽民说了一句让母语是英语的库恩无法清晰表述的话：“今晚，我感慨万千。”
在一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不仅仅是江泽民“感慨万千”。很多人，都会想到过去、未来，并因此而不能平静。
江泽民常常把他的音乐或者歌唱禀赋发挥在外交上，至少，透过库恩的描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98年6月，克林顿开始对中国为期9天的访问。在北京的晚宴上，江泽民指挥乐队演奏了《歌唱祖国》，尔后，还用二胡拉了一曲《稻草里的火鸡》。克林顿在他的自传里面写道：“我和江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就越加喜欢他。他富有感染力，说话风趣，极为自傲，但善于倾听不同的观点。尽管我跟他意见不总是一致，但我相信，他自认为正在努力尽可能快地改变中国，而且方向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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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在洋洋48万言的《江泽民传》中，关于江泽民的细节，经由他的亲人、朋友以及工作人员的口，透过库恩的笔，逐一展现在国人面前。其数量，远远超过这里选用的几节。
有关江泽民业余爱好、人品风格的叙述，让十几年来熟悉江泽民的人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库恩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有时候让人怀疑他是怎么弄来的，或者是不是真实的。
库恩写道：他毫不在意自嘲自己的外表。他体重大约210磅，比标准体重超出30到50磅。据说他曾妙语双关地说要把他从位子上“搬开”是很难的。1996年年底，在视察广东省的一个军事基地时更充分地显示了他自我解嘲的幽默感。在检阅部队时，他想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但失去平衡，跌倒在地。随行官员和士兵们不安地注视着，担心他们的领导人会如何反应。江很快就消除了大家的紧张和不安。他说，早知如此一开始就该坐在地上，因为那样就无处可摔了。人们大笑起来。
细节，让人性得以发扬光大，让人有血有肉，可以感知，可以触摸，真实而动人。不能说《江泽民传》让人百分之百认识了江泽民，但至少，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它展现了对于这位长期担任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人的某些鲜活的曾被忽略的亮点。
人民对于他的领导者，期望了解更多。上世纪80年代，一批被冠以“走下神坛”字样的有关领导者的书籍畅销，与这种知情需求不无关系。
今天，中国政府以亲民为己任，更大幅度地拉近了高级领导者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距离。细节是感人的，人性是共通的，是最容易获得赞同的。
1989年6月底，江泽民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现在距离那个年份，已经整整16年。在阅读完了主题为《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后，张玉茹，南宁《当代生活报》的女编辑说：“它具体了我对江泽民的一些看法。” (本报获授权使用《江泽民传》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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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16年
从1989年到2004年，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江泽民，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瞬间，这些内容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都有披露。
◆1989年写书
6月24日，江泽民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几天之后，他给老朋友沈永言打电话，“你得接着搞那本书啊。”那是他的俄罗斯恩师有关电力方面的著作。书最终在第二年翻译出版，江专门送了一本给恩师的家人。
◆1990年喝酒
春节前夕，江邀请沈永言来参观他在中南海的新家，他招待老朋友的伙食是6菜1汤，两个人一起喝完了1瓶绍兴黄酒。“他喜欢喝酒。”沈永言说。
◆1991年换衣服
一次，江泽民被告知需要更换衣服参加下一场活动。“他的助手就像学校老师对7岁小学生说话一样，温和但简略地说：‘不，您必须把衬衣也换掉。’就连他的鞋子，也为他选好了。”
◆1992年说家事
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江泽民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媒体谈到了家人：“我们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儿，这个数目是符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
◆1993年送克林顿萨克斯管
11月，江泽民赴美访问，送给克林顿一支上海制造的萨克斯管时，当时还建议自己用二胡，两人来一段二重奏。
◆1994年在门口静候教授
12月，著名教授曹建明为中央政治局举办法律讲座，讲座结束后，江泽民一直耐心地站在门口等候：“谢谢你，教授，今天我们向你学了很多，你让我们大家受到了启发。”
◆1995年谈日常生活
“在北京，我一般都围着中南海转，要不就去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参加军队会议，或是到钓鱼台(国宾馆)参加国事活动。就是从来没机会到王府井百货商店或燕莎购物中心去转转。第一是因为我工作太忙。第二我也不想打扰大家。”此外，江还披露，游泳也是他的主要运动项目，几乎每天都要游600米。
◆1996年下达导弹试射命令
3月8日，3枚地对地导弹相继从福建省内发射，命令进行导弹试射的人正是江泽民。“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其他国家要派出航母?”江泽民激动地表示，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是为了表明“我们对于台湾独立及外国势力干涉所持的立场”。
◆1997年睡不着
江泽民告诉《时代》周刊：“有时候，我会失眠，比如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日子里。尽管有现代科技，但我们主要还是靠天吃饭。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夫人，他总是劝我说，毕竟饭还得吃，还得设法睡一会儿觉，因为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工作。”
◆1998年给外交官打电话
江泽民拥有中国外交部每一位高级外交官的私人电话号码，“他愿意直接获得信息，而不是经过过滤的信息。他总是想同最了解情况的人讲话，即使对方非常年轻。他可以给任何人打电话。”外交部长李肇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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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后台”
获悉厦门远华走私案被隐瞒数月，江泽民极为震怒。而当听纪委的领导汇报说这些人有后台，因而使调查受阻时，他非常气愤。“现在我就是你的后台，”江说，“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
◆2000年帮孙儿做作业
“我已经到孙儿们让我帮他们做作业的岁数了。”有一个孩子让他做一道数学题，他很快用代数做了出来，小孩认为不正确，江只好回过头去用算术把问题解决了，“我差点做不出来，真不大容易。”
◆2001年探讨回文诗
在给同学王慧炯的一封信中，他讨论了中国文学中的回文和勾股数。“从前，”江写道，“一家饭店名叫‘天然居’，里面挂了一副对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上联倒过来读就是下联。”
◆2002年警告小泉
在墨西哥一次国际会议期间，江泽民与日本首相举行了45分钟会谈，他三次提出到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要求小泉“不要再冒犯中国”，并直截了当地建议说：“所以不去靖国神社会更好一些，永远不去。”
◆2003年“压阵”
人大会议上，江泽民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只保留了军委主席一职。他向一些上海代表解释是需要有人来“压阵”，“我对外国朋友解释过这个概念。但无论翻译怎么译，他们还是不明白‘压阵’这个词的意思。最后我就干脆挑明了。我说：‘我留下来帮助胡锦涛。’”
◆2004年喜欢古典音乐
在一次交谈中，江泽民告诉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要让中国人学习欣赏古典音乐，“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应予普及”。不到3个月时间，中央台就开播了一套新节目——第十五套。节目开播时，江泽民给赵化勇打电话表示祝贺，说他已经欣赏了好几个小时了。(本文为《时代人物周报》第26期封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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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揭秘：邓小平与江泽民有何神秘关系
邓小平曾选拔和培养了两个接班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邓小平之所以一再强调要维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道理很简单，因为1个团结领导核心事关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邓小平和江泽民(资料图)
邓小平曾选拔和培养了两个接班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的问题上栽跟头”。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及时否定了自己曾经看重的两个人，……
本文摘自《邓小平生平全纪录》，苏台仁 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以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标志开始形成的，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精心培育下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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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要找第三代
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直致力于解决的1个战略问题。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既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他深知1个人长期掌握党的主要领导权力不但会受到个人生理条件对领导能力的限制，而且这种体制本身必然使这种权力脱离领袖集团的集体领导，成为不受限制的权力。为此，邓小平经常对党内外人士讲，“我有1个观点，如果1个党、1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产生后，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不懈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新中国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但是，由于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执政以后没能很好地解决领导权力顺利交接的问题，特别是在后期形成了领导集体年龄老化、领导人实际上的终身制等弊端，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第一代领导集体由于领导者生命的自然终结而被迫结束的这种悲剧，实现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呢?早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就考虑过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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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体是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又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因此，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是他们的当务之急。所以，第二代领导集体建立后，邓小平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邓小平曾选拔和培养了两个接班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的问题上栽跟头”。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及时否定了自己曾经看重的两个人，并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江泽民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在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同时，还明确提出，要让更多的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建立领导人退休制度。因为“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因此，他从1980年起，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明确提出：“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选择接班人。这是1个庄严的职责。”为此，他身体力行，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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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1977年复出时是73岁。按他非凡的政治智慧、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和在党内的崇高威望，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他完全可以出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而且党内外也都希望他当总书记、国家主席。但是，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邓小平都拒绝了，他没有出任这些职务，他在1979年11月2日谈到：“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从整个事业来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但是，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因为位子就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于是，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党中央反复考虑他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决定他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在他的带动下，一大批老干部为了党的事业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从而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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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
1989年春夏之交，我们党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由于当时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而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尽快建立第三代党领导集体也就变得更加迫切。这年的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提出，要真正建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三代领导集体。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主持了第三代领导班子的组建。他深知，建立1个什么样的领导集体，既关系到中国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更是1个关系到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问题。这是1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建立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条件和选拔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标准。
邓小平首先强调，“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1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要保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长期不变，就必须建立1个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他说：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向人民亮相，这是最重要的。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希望新的领导班子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甚至比过去更开放，证明他们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邓小平提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胸襟开阔”、“从大局看问题”、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这是他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最根本的要求”。1989年5月31日，他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时说：“毫无疑问，就从政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来说，我们的班子有弱点，这是事实。”“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领导这么1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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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特别强调，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要“取信于民”。邓小平一直坚持把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干部优劣的标准。在组建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他把这一点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他说：“第三代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1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要取得人民的信任、拥护，一方面“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拔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另一方面，要支持反对腐败。他说，这次(指1989年政治风波)出这样的乱子，其中1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口号，比较集中的口号是反对腐败。对某些人来说，这个口号是1个陪衬，但对我们来说，要惩治腐败。不惩治腐败，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人要认真抓这个问题。要清理我们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而不是假的。他说：惩治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要拿事实给人民看。“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邓小平提出的建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设想和选拔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条件，是形成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基础。正是有了这个基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才顺利产生并承担起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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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的政治局常委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确立。
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的过程中，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这个新的领导集体要有1个核心。早在1989年5月组建这个班子时，他就对李鹏、姚依林明确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他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
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联系我们党的历史，论述了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他说：任何1个领导集体都要有1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发生了2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现在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1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他希望，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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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年的9月，邓小平在目睹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所作出的成绩之后，感到无比的欣慰。他决定从中央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
9月4日，他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人谈起他的退休问题时说：现在看来，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活动，国际国内反映至少是很平静的，感到稳妥，没有什么怪话，说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如果再加上我们退出去，人家再看上2至3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妥稳定的，是1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批准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要求。他在信中写道：“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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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请求，同意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同时，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决定江泽民同志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结束3天后，邓小平与新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一道，来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们，并发表讲话。他说：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他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我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领导下，我们军队在扞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扞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扞卫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0年3月4日，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退休后的邓小平，仍然关注着我们党的建设事业，关注着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长。1990年12月，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一年多的成绩不可低估，并再次强调：最关紧要的是有1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50年，60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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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之所以一再强调要维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道理很简单，因为1个团结领导核心事关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明确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1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10多年的经验充分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实不负重望。1994年，邓小平在他生前最后一次外出视察途中曾经高兴地说：我对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班子很信任，他们方向、路子正确，工作得很好，我非常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