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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汪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却开玩笑说，自己在安徽任职期间，因为农业问题向时任总理朱镕基提成立粮食风险基金的建议，“朱总理当时差点把我给撤了。”
当上行署专员，也分不到房子，只能住单位宿舍；有专车，但平常都骑自行车；县长调到新地方后，子女连个重点学校都上不了……这是几位中央领导在地方县市主政的一些经历，它们清晰地告诉我们，想要在中国的地方行政体系里做好领导者角色，要过哪些关卡，怎么突破这些关卡。
习近平体验“通讯基本靠吼”
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
这是赵本山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的一个精彩段子，说的是一些农村基础条件薄弱。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部分县城里面，前两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习近平在担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就有一次在大街上“靠吼”来找人的经历。
当时的正定一度被称为“高产穷县”，1981年人均收入不到150元。习近平为此多次亲自出面寻访“千里马”，亲自拟写制定面向全国的“招贤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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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曾报道，1983年初，习近平和县长程宝怀到石家庄市寻访一名研发医用化学品的科研工作者。因不知道对方具体住址，他们就挨家挨户询问，到了晚上十点多还没找着，习近平就扯起嗓门沿着大街小巷高喊对方的名字，才找到人。他们一直谈到凌晨，对方当场答应，很快携带科研项目落户正定，一年就为正定带来30多万元的利润。
除了“通讯靠吼”，有时还要“身手敏捷”。有媒体称，当时正定文化局长贾大山是习近平“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习近平曾回忆道：“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在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其实，俞正声也曾“翻过墙”。据《中华儿女（海外版）》报道，1990年，在全国纺织行业赫赫有名的青岛印染厂生产大滑坡，时任青岛市副市长的他盯住了这个企业。一个初秋的凌晨，俞正声到印染厂去。可厂门早已上锁，传达员也大概睡去，正当司机犯愁之际，俞正声从铁门上翻入，听取夜班工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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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部分中央领导在地方市县的主政时期，条件都比较艰苦，而在这样的环境和岗位上，也相当能够培养人的能力和品质。正人先正己，艰苦朴素，便是做好地方干部的必备因素。
时任正定县副县长的何玉就对习近平那条满是补丁的旧褥子印象深刻：“老房子泛潮，天晴时，近平同志晒褥子，机关干部都好奇地数，据说有一百多块补丁，但谁也没有肯定答案。”
最后还是当时县委办的一名干部解了谜语——他爱人曾帮习近平拆洗过一次褥子，其实那不是补丁，做褥子的布料本身就是用旧衣服拼接成的。他想买一块布料让爱人做条新的，习近平拒绝了，“不用了，这褥子挺好的”。
认清角色，公私分开，也有助于树立自己的人格魅力。1988年12月，安徽省体委主任汪洋任职铜陵市代市长，3个月后正式担任市长职务，33岁，是当时安徽最年轻的市长，在国内也差不多是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
在之前的省体委主任职位上，汪洋的一个老朋友曾到合肥办事，想和他叙叙旧，汪当时已有自己的专车，却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他。习近平在正定的城关片下乡，更是很少坐吉普车，经常骑自行车。他说：“这有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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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分开，还包括不为实现家人的目标而徇私。郭金龙在央视节目“小崔会客厅”中曾坦言，“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从县里调到省城工作，我女儿上小学4年级，想转到省会一所重点小学，当时学校向我提出一些附加条件，我不能承诺他们，没办法，女儿只好转到一所非重点学校读书。”
如何搞好地方人际交往
当好地方官，不光只是能加班，熬夜，更需要人际交往中的亲和力。曾担任过河北承德行署办公厅秘书的薛树旺回忆，时任专员栗战书在承德没分到房子，每到晚间整个行署大楼的二楼常常只有他的办公室亮着灯光。当时承德行署的几位副专员，都是比栗战书年长许多的老同志，但对他都相当尊重。当时的地委书记是胡振国，两位党政主要领导在工作中也是一种非常和谐的关系。“这种尊重与和谐不是因为战书的职位权威，更多是来自于他宽以待人，真诚正直的人格魅力。”
栗战书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整人、不耍滑、不偷懒。栗战书曾在一次访谈中直言：既然在一块合作共事，就应该坦诚相见，互相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力量。所以“三不”也是他一直做人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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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上任不烧三把火，正是栗战书的为官准则。他曾向媒体表示，“工作都有连续性，干一个什么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可以去烧火，你想象生活当中放火的人都是地痞，他定不下心、扎不住根，干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当官也是这样，给人民办点事实就要扎扎实实地一件一件地去干。”
在工作中，地方领导特殊的身份和职务决定了必须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而在这些综合素质中，口才艺术是重中之重。能言善语，是其素养、能力和智慧的全面而综合的反映，不少中央领导过去在地方市县任职时，语言表达能力都很强。
“中国人宴会上的习惯是先致辞后吃饭，这样做的好处是把该办的事办完，沉住气，不慌不忙地吃；而欧洲人是吃起来后再讲话，这也有好处，不会饿肚子。今天我是入乡随俗——吃饱了再说。”
——这是汪洋担任铜陵市长时，在友好城市德国马尔巴赫市一次晚宴上的致辞，后来被收入《演讲与口才》杂志。
汪洋口才好，栗战书也不赖，向来“挑剔”的央视名嘴崔永元曾表示，自己访谈地方官员的所以节目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栗战书：“我很欢喜这个人，我问他时，他没有长篇大论，把事说清楚就完了，不装饰，让人非常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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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个人风格的形成，同样离不开扎实的理论学习。
中央党校教授、全国着名党史权威陈雪薇回忆，“1979年到1980年，汪洋来中央党校读了一年半的脱产班，专读马列原着。那个年代学习风气好，学原着是一句句地抠，一句句地讲……”
后来，这种“好读书”的风气被汪洋带到了一个又一个地方。他在重庆、广东任上，都召开过专题大会，督促干部学习。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北京西城区工作时，也是“拼命”读书。这段时间，马凯流露出对政治经济学的热爱，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着作。甚至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每天晚饭以后用一两个小时，逐段逐节的阅读《资本论》1卷至3卷。
除开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有时候，利益分配更是考验一个地方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尺。
在忠县文化局当局长时，郭金龙就主持过一次分房。
当时文教局分家后，文化局分得了两万元公款，并用这笔钱盖了栋五层小楼，一楼作为办公室，其他四层作为职工宿舍，每套房子有50多平方米，共八套。
让大家吃惊的是，郭金龙没要新房。当时，文化局机关工作人员一共有7人，除了郭金龙外，每人都分得一套宿舍，剩下的两套，一套给了一名刚刚从成都调来的剧团团长，另一套房子，郭金龙决定分给一名即将分配来的打字员。当时，郭金龙一家住在妻子单位广电局的宿舍里，那是一个筒子楼，房屋面积狭小，屋内没卫生间，做饭只能在走廊里。
当然，善待老干部，也是一条重要经验。
习近平在正定时期，在解决老干部生活问题上定了两点：一是看病不排队优先就诊，医院开设老干部病房；二是两费问题（公用经费和特需经费）要从宽。
1984年，正定全县各部门都没有进口小轿车时，习近平决定先给老干部局买一辆让老干部用；在房子紧缺的时候，他决定把县委、县政府合用的大会议室腾出来，作为离休老干部“调神健体”的娱乐活动室。
正定的老干部曾对习近平有这样的评价：“他是个年轻干部但很老练，他是个高干子弟但非常朴实，他身为县委书记而无架子。他工作严肃认真，办事慎重稳妥，善于密切联系群众。”
谁能屡次被破格提拔？
对官员的仕途而言，“贵人”，或者说机遇，是一个很重要的助力，有“贵人”提携，有时可以少奋斗很多年。然而，机遇一般不会主动来找你，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香港《大公报》说，1983年自河北师范大学夜大毕业后，时年33岁的栗战书刚好赶上干部年轻化浪潮，从正科级岗位破格提拔为河北无极县委代理书记、书记，步入政坛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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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文萃》则披露，在栗战书升任县委书记之前，社会上出现一种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引起他的思考。栗战书于是写了封信，寄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他在信中建议高唱《社会主义好》，并将原歌词中“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改成“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没想到，这封信后来被批转到中宣部，并发表在198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署名是“中共河北省石家庄地委办公室栗战书”。
栗战书从此声名大振，33岁任县委书记，36岁任团省委书记，43岁任省委常委、秘书长。
1983年，四川忠县县长位置空缺。县里开始考虑提拔一名新县长，时任忠县文化局长的郭金龙成为呼声最高的人选。那时，万县地区也有意调郭金龙担任文化局长，郭金龙最终选择留在忠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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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忠县县委书记的黄登银说，此前，忠县还没有从局长直升县长的先例。在郭金龙后来出任乐山市委副书记时期，不少同事也评价他有少说多干、虚心学习的特点。
两年后，忠县成为四川第三批体改试验县，县长郭金龙专门写信给万州地区行署报告改革情况，并在县长会上阐述改革思路。
“当时四川省农研室主任李步云也参加了这个会，对他很欣赏，还把他的信转给了到会的各个县长。”黄登银回忆，很快，郭金龙调任四川省委农研室副主任，“省委书记杨汝岱亲自打电话来万州要人。”
有领导的赏识，自己更要有真才实学。孙政才在担任北京顺义县副县长时，年仅34岁，在他分管的领域里，都运用严谨的理论和科学的统筹方法，将每一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高效而成果显着，一些机关人员私下里称孙政才为“孙有才”。据《看天下》报道，孙政才凭其年轻有为，颇得时任中央纪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的赏识。
人民日报社旗下《环球人物》则披露了一则不为人知的故事，2002年，北京市委常委改选，按照差额一人的规定，市委将“年轻有为”的孙政才增为候选人。当时外界并不看好孙政才，认为他可能只是充当“差额票”的角色，因为孙当时只有39岁，实在太“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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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选举结果大大出人意料。上述报道说，北京市的党代表们“偏爱”高学历和做事果敢的孙政才，竟然将一位原市委常委给“差额”掉了。孙政才在2002年5月之后的职务变成“北京市委常委、顺义区委书记”，晋升副省级。
汪洋得到邓小平认可，早前不少媒体都有过报道，但万里对他的肯定，报道却并不多。据广东汕尾党政信息网披露，1991年，汪洋在铜陵进行思想解放大讨论后，得到曾任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支持。有资料显示，邓小平南巡回京途中在安徽召见过汪洋，并给予充分认可。
此后不久，汪洋即调离铜陵，担任安徽省省长助理兼省计委主任。1993年，38岁的汪洋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并继而进入省委常委。1999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调汪洋进京，任国家计委(发改委前身)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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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铜陵市旅游局局长姚焕文回忆，汪洋没有什么背景，有一次他和汪洋坐卧铺从北京回合肥，火车走到宿县，汪洋指着铁道边的一栋破旧的平房给他看，那就是他的家，8岁时就拉地扳车挣钱。汪洋幼年丧父，母亲是小学教师，家境不好，但家教甚严。
有人曾评论说，邓小平、万里和朱镕基都是汪洋的“贵人”，不过汪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却开玩笑说，自己在安徽任职期间，因为农业问题向时任总理朱镕基提成立粮食风险基金的建议，“朱总理当时差点把我给撤了。”
彼时朱镕基总理因为当时基金太多，反问汪洋，“这基金，那基金，现在基金还少吗？”并表示，“谁再谈基金就撤了谁”。当然，汪洋并没有受到影响，朱总理后来发了话，“汪洋是不能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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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1998年朱镕基当选总理第二天为何阴沉着脸？
核心提示：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8年春天，朱镕基迎来了他的政府首脑时代，在中国改革的攻坚阶段，他率领新一届中央政府义无反顾地冲进改革的“深水区”。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名被通过时躬身致谢的平和，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藐视“地雷阵”不惧“万丈深渊”的悲壮，已定格成一张时代的面孔。
平和的面孔
1998年3月17日10时40分，朱镕基被投票决定为国务院总理。
这一天上午，朱镕基给我们留下了一张沉静平和的面孔。
根据中国的宪法，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决定的方式是人大代表投票表决。当高音喇叭中传出“朱镕基被批准为国务院总理”的声音，亲临现场的人们说，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一再打断大会执行主席试图推进程序的努力。
掌声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团结的象征胜利的象征，是所有政治性集会中必不可少的礼仪。
没有人天真地认为国务院总理的提名与决定，是喜从天降的出乎意料。朱镕基亦非中国政坛的黑马。但人们还是以惊喜的心态，将掌声送给了他。自1993年出任副总理以来，他帮助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掌声是对他以往政绩的肯定，是对他未来政绩的期待。彼时，亚洲金融危机来势汹汹，国企密布下岗阴云，社会底层冲突不断，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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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就在这样的肯定这样的期待中，迎来了他的政府首脑时代。
此时此刻，请留意朱镕基的面孔。政论作家凌志军说：朱镕基低着头，面色沉静平和，眼睛里没有了往日那种咄咄逼人的光芒。当掌声停歇，他站起来，双手合十，向与会代表躬身致谢。
事后，这张面孔被人们长久地记住了。在一个见惯政治领袖昂首向前举手挥舞的国度，普通人已经不习惯于谦恭低调的面孔。朱镕基的面孔在中国政治的面孔中，犹如水墨画中的留白，给中国民众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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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的面孔
当选第二天的上午10时许，满面春风的朱镕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与等待他的中外记者见面。我们想说的是他的第二个面孔，不是春风拂面，而是严肃悲壮。
看到这里，我们相信读者们已经在心头和我们一起念诵起那句十年后依然振聋发聩的朱氏名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一刻，朱镕基的面孔是悲壮的，目光是深邃的。
鼓掌。中国记者在鼓掌。外国记者也在鼓掌。
西方社会面对朱镕基那个悲壮的面孔，放下了他们始终为中国政治家举起的大棒，予朱镕基的亮相以极高的评价。美国投资银行界的一位作家赞扬朱镕基勇于担当，从不担心个人失败的政治后果。
悲壮的面孔描绘了朱镕基的个人魅力，满足了中国社会对改革家的期待。出任总理之前，民间故事说，他在看话剧《商鞅》时曾为改革家的命运而落泪。在中国，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变法到戊戌变法，改革家的面孔总是悲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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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态”的面孔
当选总理第二天，朱镕基还阴沉着脸，给我们留下了一张“失态”的面孔。曾经戴过“右派”帽子的他，不愿意戴上外界送给他的“经济沙皇”或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帽子，对于这样的帽子，他说：“我都不高兴！”
呈现给中外记者的这一面孔和话语，被政论家评价为“失态”。需要说明的是，评论家所谓的“失态”，在这样的语境中并无贬义。相反，人们还能从这两个字中品味出率真、可爱、可敬的语感。
十年过去了，想起他的人们，有时还会议论他“失态”的面孔，猜测他的脸上为什么阴云密布。
“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顶西方媒体经常乱扣的帽子，的确不该戴在朱镕基的头上。戈尔巴乔夫葬送了共产党在苏联的执政地位，是共产党的败家子，而朱是忠诚于共产党的事业服务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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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在他总理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用他执政生涯中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开门见山地分享了他的九大施政“心得”，他不但细数了成绩，也开列了遗留问题清单。全国人大代表们一如既往地用热情的掌声，给了他无言的评价。海内外民间人士则匆匆给了他许多评价的言辞。机构改革成败几何？税费改革是成是败？国企改革能打几分？纷纭众说，褒贬不一。
今天，站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间纬度内，我们已不想纠缠于对他成败功过的议论。
还是让我们重温他在1998年的三张面孔吧。请相信，在谜样的不可思议的中国历史上，他留在1998年春天的三张面孔，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越发清晰，反复温暖我们敏感、脆弱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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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揭秘：温家宝与朱镕基有何区别？
核心提示：朱镕基充满个性的执政风格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温家宝首次以总理身份在金色大厅与记者见面时就被问到他和朱镕基的对比，他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普通的人”，而且提到，“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
回到1998
让我们先回到1998年吧。
是年3月1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一年一度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在这里举行。朱镕基当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选副总理。朱镕基没有自我介绍，他先介绍了4位副总理。当他介绍到温家宝时，朱镕基马上补充了一句，“这是我们新任的副总理啊，大家鼓掌欢迎好不好。”温家宝再次站立鼓掌致谢。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在4位副总理中，其他3位——李岚清、吴邦国和钱其琛都曾担任过副总理，温家宝资历相对较浅。1985年，温家宝从地质矿务部进入中央工作以后，一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对于新闻界来说，他是一个新面孔。
但是，在5年的副总理任期中，温家宝分管的部门最多、范围最大、职责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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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即将召开时，温家宝作为接班人的形象逐渐树立，海内外对新一届中共的领导班子充满期待，大家不再对他陌生。次年，温家宝当选总理，新闻界已不意外。
朱镕基充满个性的执政风格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温家宝首次以总理身份在金色大厅与记者见面时就被问到他和朱镕基的对比，他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普通的人”，而且提到，“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
温家宝上任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二十多年，对内改革领域，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的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过去沉重的国企已经走过了改革的攻坚阶段。对外开放方面，2001年，经过十几年的谈判，中国终于恢复了WTO的地位，开放洪流滚滚而来，也许当时很少有人会预料到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如此巨大。
得益于前人进行的改革和建立的开放体系，中国经济在温家宝上任后即开始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才结束。中央财政收入也得益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变得十分丰厚，这成为温家宝政府执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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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因为这些改革，中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困境：效率提高了，贫富差距拉大了，社会不稳定。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没有社保的人们无奈下岗，生活了无着落。在农村，县乡财政困境导致地方官员对他们加重赋税，甚至危及社会的稳定。住房改革启动了，房地产业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买不起房子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起步，但政府承担过少，民众负担颇重。在西部，许多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
2003年，温家宝当选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记者招待会上，他坦陈自己面对的挑战：农业发展滞后、企业困难、下岗失业人口的社保压力、城乡和东西部不平衡以及财政负担沉重。
开局之年，新一届政府就遭遇严峻挑战。在医疗卫生领域，非典疫情的扩散给社会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在南方，一名打工者之死引起了民间和知识界的不满。但新一届政府雷厉风行扭转趋势，免去卫生部长张文康职务，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并将人权写入宪法。海内外对本届政府有很高评价，称之为“胡温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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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的第一届任期相对平稳，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保持稳定。但是第二届任期内，则出现了重重困难，各种深层次问题不断暴露，并伴随着天灾的频发，让政府疲于应对。温家宝面对的问题是，既要深化改革，革除过去时代留下的弊病，建立公正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保障更多的自由。同时，又必须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福利，保证社会公平。自由和福利，忽视任何一方面都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这位对民众和土地充满深厚感情的国家总理，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灾难现场发表抚慰人心的讲话，而在每年的例行记者会上，则以标志性的眼神和节奏，朗诵诗词，表达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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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10年，凭借中央政府雄厚的财力，温家宝在财政收入进行二次分配时，努力使之倾斜于民生、倾斜于穷人，以调节社会不公。这一模式的前提是庞大的政府体系不断向社会吸取资源。他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搭起了基本框架，这套体系一旦建立，只有往前走，不可能回头。
但是，中国所面临的公平问题，首要的是初次分配的公平，建立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以财政倾斜于民生的分配方式，经过重重官僚体系的漏斗，浪费巨大。
10年过后，中国在建立自由市场方面进展不大，离福利国家还有相当距离。
在温家宝任内的后期，他不断呼吁进行改革，并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2007年，温家宝第一届任期将要结束，他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了他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看法。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得较多，而他提出，一手经济建设，一手公平正义。
这是他第一次在基础理论层面对自己任内的业绩进行总结。在他两届任期即将结束时，形成了一套相关的改革方法论，包括法治、司法公正、人民民主权利和反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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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
“实际捐款四千多万元”
2014年10月，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因为一条新闻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怀念。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14胡润慈善榜》，在100名上榜的中国慈善家中，只有3人不是企业家，其中朱镕基“自2013年以来，共捐赠善款2398万元”，在榜单上排名第六十位。胡润研究院称，这些钱是朱镕基退休后出书所得的版税，悉数捐给了实事助学基金会。
11月初，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就此事向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求证。黄书元说：“朱总理实际捐款数额不止2398万元，而是四千多万元，在胡润慈善榜上的准确排名应在前40名。”黄书元还向记者进一步说明，朱镕基在人民出版社出了3套6本书，即一本《朱镕基答记者问》，四卷本《朱镕基讲话实录》和一本《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版税标准是销售码洋的10%，至今共计四千多万元。这些钱，朱总理在出书之前已做出安排，他本人不经手，由出版社转交给他创办的实事助学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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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助学基金会于2013年1月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由一支专业团队负责管理。2013年9月4日，实事助学基金会项目启动暨首批项目签字仪式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举行，捐助资金100万元，用于设立湘西义务教育学校特困学生救助基金和杰出教师奖励基金，以及吉首市丹青中心完全小学、丹青中学、河溪中学学生营养改善及食堂设施改造。湖南是朱镕基出生的地方，湘西则是朱镕基少年时读书的地方，他一直挂念着家乡人民。
今年7月10日，实事助学基金会福建捐赠项目签约仪式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行。基金会决定，今年捐资援助长汀县5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800多名学生。实事助学基金会理事长朱蕤在捐赠仪式上说，朱镕基“要实实在在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办点实事”，“希望贫困地区的孩子每天都能够吃上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他还表示，基金会将在资助贫困学生改善学习、生活条件，奖励品学兼优学生，鼓励人才成长，资助改善贫困地区教育设施建设，资助、奖励贫困地区教师等方面陆续开展公益活动，把朱镕基对贫困地区少年儿童及教师的关爱，原原本本地传递给受助者。此后，在教师节前夕，福建省100位教师获得2014年度“实事助学基金杰出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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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感为自己树碑立传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记录了一个细节：朱镕基刚到上海工作，就给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2003年卸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依然严守这五条戒律。唯一的一次例外是2003年9月9日，堂兄朱经冶90大寿，朱镕基写了两副贺联，一联为“诚信传家经风雨，廉洁从公冶新人”，联中巧妙地融入了“经冶”二字；另一联为“儿孙满堂万事足，夫妻偕老百年欢”。朱经冶的父亲朱宽浚是朱镕基的三伯父，曾照顾幼时的朱镕基。朱经冶后来长居上海，自从1988年朱镕基当选上海市长后，他就希望朱镕基为他写一幅字，十几年也未能如愿。直到90大寿前，因病住院的朱经冶才圆了这个心愿，激动之余，病也好了大半。他说：“镕基为官清正廉明,官风务实严谨,平日鲜有为人题词者,故此两联手迹弥足珍贵,殊堪留传后世也。”
近年来，朱镕基在整理自己的讲话稿上花费了大量心血，亲自从1500多万字中选出100多万字用于编著，但他对别人给自己树碑立传的做法仍然极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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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诗词》杂志前副主编欧阳鹤是朱镕基在清华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他有感于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处变不惊、为国为民操劳的精神，写了一首长诗《镕基赞》：“板荡神州盼俊才，无边风雨送君来。百年积弱须重振，万里河山待剪裁……”诗稿在《中华诗词》2003年第六期发表，并由同是朱镕基同学的宣祥鎏书写，印成了书法卷册。
2004年9月，湖南常德举办第一届诗人节，这首长诗被刻在了诗墙上。两个月后，欧阳鹤特地到朱镕基家汇报了这件事。朱镕基听后，沉思半晌，走进书房，给欧阳鹤写下一段话：“欧阳鹤兄：诗书并茂，情谊两真。赞誉之甚，其实难符。只知办事，唯愿利民。不求非分，祈勿流传。”当晚，朱镕基还拨通了湖南省委书记的电话，要求将《镕基赞》从诗墙上撤下来。于是，诗墙上的《镕基赞》不见了。
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对朱氏历史做过梳理，并写了一本与朱镕基有关的书。2003年，他专程到上海想请朱镕基过目，结果连面都没见上。时至今日，朱天池也未能如愿,只好放弃了出版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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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传闻中还要内行”
孟子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退休后，不题字、不立传的朱镕基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很多人知道，他是位京剧票友。他自己也说：“我的退休生活很丰富。我最喜爱的是中国的京剧，我现在不单是唱戏，而且还拉京胡，经过勤学苦练、名师指教，我现在拉胡琴的水平比过去提高了很多倍。”
2003年11月，朱镕基回到家乡湖南。在下榻的湘麓宾馆，他专门邀请湖南京剧团琴师张再峰登门，切磋技艺。张再峰回忆说：“他喜欢唱老生，唱得有板有眼，专业得让我吃惊。”那天下午，从3点到6点，从《甘露寺》《搜孤救孤》到《乌盆记》，二人轮番配对，你拉我唱。第二天，湖南京剧团的艺术家们干脆都来和朱镕基切磋，“又热闹了一个下午”。第三天，因为计划临时变更，定好的排练被迫取消，朱镕基颇为遗憾地说：“下次还要来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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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23日，朱镕基来到福州。他听说福建有个办了近60年的京剧院，且很多演员都是年轻人，于是刚落脚，就请福建京剧院的演员们过来。院长刘作玉带去了30多位演员，几乎都是“80后”。朱镕基请每个演员逐个唱了一段，等演员们唱完，朱镕基一一做了点评：张美超的嗓子好，但还要努力学习！李海宁唱《凤还巢》，报的是梅派戏，但唱得没有梅派味道，我觉得她适合唱荀派……演员们由紧张变成了佩服，“没想到总理比传闻中还要内行”。临别时，朱镕基鼓励说：“我这不是批评，而是真心指出不足，希望你们提高。”
2012年和2014年，朱镕基两次回到曾工作过的上海，观看春节京剧晚会，甚至亲自编排剧目。他能叫出每位前来演出的京剧名家的名字。网上流传着一位观众在现场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当朱镕基现身上海大剧院时，人群一片沸腾，掌声经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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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劳安很“可爱”
在朱镕基的身边，人们总能看到他的结发妻子劳安。劳安是朱镕基的中学同学劳特夫的妹妹。1951年，朱镕基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劳安也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成了他的师妹。共同的专业背景为他们相恋提供了条件。巧的是，劳安也唱得一口好戏。
1956年，两人结婚。朱镕基曾在同学聚会上说：“劳安在清华就读时，在校医院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女儿燕来；劳安在进行毕业论文答辩时，肚子里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儿子云来。”婚后不久，朱镕基被错划为右派，劳安坚信朱镕基没有错，没有与他“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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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朱镕基夫妇两人不离不弃。有一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访问日本。在一次活动中，主持人问朱镕基：“听说朱总理什么都不怕，但是对于劳安夫人是除外的。您觉得您的夫人有什么地方令您感到可怕？”朱镕基笑着说：“我根本不觉得她可怕，我觉得她可爱。”主持人又问:“假如您夫人不在这里，您也是一样的回答吗？”朱总理说:“当然，表里如一嘛。”
退休后，朱镕基做过一次小手术，切除了一个肿瘤。这个小肿瘤曾让劳安十分紧张，寝食难安。后来经检验，肿瘤为良性，劳安这才放心，并流下了眼泪。
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更是形影不离。无论朱镕基去上海看戏，还是回母校清华大学参加校庆，劳安都默默陪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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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的子女
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本科和硕士都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的。此后，她赴加拿大深造，获得萨斯喀彻温省雷吉那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学位，曾在加拿大皇家银行和蒙特利尔银行从事证券工作，1997年加入中国银行。2013年4月，朱燕来出任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从2011年开始，她每年都参加全国两会。
在接受两会记者采访时，朱燕来透露，她先是在全国政协的经济界，后到特邀界，2014年转到教育界。在她看来，教育是“接地气的一个领域”，是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关系到千家万户；我国经济贸易发展很快，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教育、文化软实力方面“确实还有一些距离和困惑”。据接触过朱燕来的两会记者透露：“朱燕来为人大气礼貌，虽然言语不多，不太愿意拍照，但也不会回避记者。”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有记者在午休时间敲开了朱燕来的房门，问她能不能聊几分钟，她亲和有礼地答应了。不过朱燕来说到做到，几分钟后，就示意记者时间到了。
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曾就读于南京气象学院大气物理学专业，后赴美国深造。1994年，朱云来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毕业，获得大气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朱云来转换专业，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获得芝加哥帝博大学会计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先是在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了一年的高级会计师，之后又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任投资顾问、高级副总裁。
1998年，朱云来进入王岐山担任董事长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下文称中金）香港分部，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帮助国有大型企业上市。《十亿消费者》一书中描述，朱云来还是中金普通管理人员时，努力保持谦和、低调，喜欢编写关于国有企业财务细节的研究报告。有一年，中金向一家拥有70家子公司的某国有企业提供咨询，朱云来提交了500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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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中金两年后，朱云来进入中金管理委员会，2004年出任中金CEO。此时，中国迎来国有大型企业上市潮。朱云来带领中金几乎赢得了每一家大型国企的IPO生意，使其成为投资银行业的佼佼者。
据媒体报道，朱云来以“科学家办投行”的特点著称，用数据统计分析来研究相关行业，管理风格谨慎，重视合规。他喜欢穿一双黑色老头布鞋，通常下午才来上班，然后一直待到凌晨。
2008年汶川地震中，许多学校建筑毁损，中金为当地捐建了小学校舍。朱云来告诉援建团队，中金援助的小学质量必须过关。为此，他自学建筑工程相关知识，看了许多专业书籍，还亲自参与了改善灾区小学校舍建筑设计的讨论。
中金内部人士向媒体透露，在中国人寿改制项目上，朱云来立有头功。他自学精算，带领团队把中国人寿的财务数据研究了很多遍，并推导得出中国人寿可以依靠未来自身利润消化历史累积亏损的结论，使中国人寿赢得了外界的信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石化在成功上市后开了一个庆祝酒会。酒会上，面对记者不断提问，朱云来以沉默应对，连自己是否姓朱也不讲，并拒绝与记者交换名片。据见过朱云来的记者透露，朱云来最近几年有所改变，会给记者名片，但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是中金的总机。
后来，随着IPO业务的主力军从国有企业转变为私营企业，中金的业绩开始下滑。2014年10月，朱云来辞职。有媒体猜测，他未来可能会进入互联网金融行业。在今年举办的中国IT领袖峰会上，朱云来曾提出，互联网金融最大的特点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任何数量的人群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完成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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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深谙惩治腐败是赢得民心的第一要务。
在上海任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他那雷厉风行、严明强硬的工作作风，令上海机关作风为之一震。他在竞选上海市长的演说中提出的七条施政举措，第一条便是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公务员廉洁奉公，并表示要身体力行，在上海努力建立起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他曾给局以上干部立下三条为政标准，即：解放思想，做敢冒风险的改革者;为政清廉，做问心无愧的公仆;深入基层，做解决问题的能手。
毛主席也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1932年毛泽东治腐：贪污500元以上的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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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任上海市市长后，即向各区、县长及市政府人员赠送古训并逐句解释：“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畏我能，而畏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他还亲自主持制订了市政府《干部廉政守则》，制订了“四菜一汤”制度，鼓励纪检干部大力肃贪，要求纪检监察部门，把眼睛盯住全市干部，发现问题，“及时查处”，“摘牌”， “撤职”，“害群之马，开除!”在上海刮起了“廉政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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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朱镕基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务院总理后回答记者提问时的“经典名句”。
朱镕基任总理后大刀阔斧地推行各级机构改革，光是精简国务院机构，就裁减200多名副部级官员。其惩治腐败的举措还指向了走私、制假以及军队经商等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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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直接过问下，全国先后严肃查处了厦门远华、湛江等震动全国的走私大案，使一批贪官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他还严肃查处各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数字腐败”，要求各地各部门“挤水分”，讲实情。特别是朱镕基怒斥被洪水冲垮的九江长江大堤是“豆腐渣工程”、是“王八蛋工程”，被称为经典国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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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一次重要会议上，朱镕基铿锵有力的发言至今让人感到振聋发聩：在反腐败问题上，中央是有决心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无法长治久安。反腐败就是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姑息手软;要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包括我的一口，无非是一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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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其一生跌宕起伏，颇具传奇色彩，下面为大家揭秘其生前引人猜测的五大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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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案之一 与宋美龄的真假爱情 关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一直有很多传闻。最广泛的说法是，蒋宋之间是一场政治婚姻，两人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尤其是后来有美国人出书，称蒋介石偏安重庆时期，宋美龄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里维斯·威尔基有过一段婚外情等，更给蒋宋的婚姻蒙上了一层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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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案之二 因何成为基督徒 此前，人们都说蒋介石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他当年要娶才貌兼备的宋美龄为妻付出的信仰代价。然而根据蒋介石最新公布的日记来看，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年轻时，蒋介石也曾一度崇拜共产主义，醉心马列思想。在与宋美龄婚后，虽然承诺受洗，一开始蒋介石仍不是虔诚的基督徒。在战乱年代的两次偶然化险为夷之后，蒋介石认为是祈祷起了作用，自此决定全身心信奉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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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案之三 “二二八事件”中有没有下过屠杀令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一段沉重的记忆。“事发时，蒋介石是否下过屠杀令”，一直成为台湾蓝、绿阵营互相攻讦的政治议题。每到台湾选举日或“二二八”纪念日，这场血案就会被民进党拿出来当悲情牌，打击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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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案之四 为何大骂美英首脑 蒋介石亲美、亲英，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国共内战中，蒋介石都得到了来自美英，尤其是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但在蒋介石日记中，屡屡有他暴跳如雷，怒骂罗斯福、丘吉尔、马歇尔等人的文字。蒋介石为何会大骂美英首脑？
谜案之五 是否想对大陆用核武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但他深知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根本不具备反攻的条件，要想反攻，就得依赖于美国的军事援助。有传言称，美国曾多次考虑向中国大陆投原子弹，甚至说宋美龄也建议美国对大陆使用核武器。那么，蒋介石也有此考虑吗？实情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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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与夫人王冶坪。刘少奇开创了中国国家主席携夫人王光美出国访问的先河，但那时，这并不是政治常态。将之制度化的，还始于江泽民。
生于1928年，江苏扬州人。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1951年1月6日与在上海益民食品厂动力科当技术员的江泽民结婚，婚后生有两个儿子。曾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文书、副主任、主任。后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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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江青
江青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被捕脱离党组织。抗战爆发后，江青到达延安，后与毛泽东结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积极策划诬陷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1976年10月被中央政治局审查。1977年7月，江青被永远开除出党，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其住地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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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年轻时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女。1929年春在济南入山东实验剧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5个月后失去党的关系。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获释后以蓝苹为艺名做过电影演员。1937年秋到延安，后恢复党籍，改名江青。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1963年起，以“京剧革命”为名，在文艺界煽动极“左”思潮。1965年，指使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又与林彪联合写成《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
1966年5月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勾结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造成10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最严重的损失。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进行隔离审查。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江青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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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丽媛，1962年11月20日出生于山东菏泽郓城，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中国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正军级待遇。
连续当选第八届、九届、十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2005年当选中华全国青联联合会副主席，2009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团长。是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歌剧研究会副主席，全国妇联执委。担任中国音乐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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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6岁的彭丽媛从郓城来到济南，在山东五七艺术学校(1978年底改为山东艺术学院)中专部读书，进入山东艺术学院学习，彭丽媛真正走上了艺术之路。自1978年起，彭丽媛拜在王音璇教授门下潜心学习了近3年，在这段时间里，彭丽媛不仅汲取了演唱的专业营养，也逐步走出了山东、走向了全国。
1980年，彭丽媛代表山东济宁艺术学校到北京参加文艺汇演，凭借北京文艺汇演上的优秀表现，国家派彭丽媛出访了欧洲六国演出;[3] 同年，彭丽媛被招入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成为军队的一名文艺战士，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攻读大专，大学本科，以及硕士研究生。
1981年4月，彭丽媛师从声乐教育家金铁林教授。1990年5月，通过论文答辩，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
1982年，彭丽媛参加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演唱了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我爱你，塞北的雪》，开始为中国观众所熟识。
1984年，彭丽媛正式由前卫歌舞团调入总政歌舞团。
1985年，彭丽媛获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聂耳、星海声乐作品比赛‘民族唱法组’”金牌。后又因主演中国大型歌剧《白毛女》获第三届“梅花奖”;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推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后成为协会副主席。
1986年，彭丽媛与习近平经人介绍而结识。
1987年9月1日，彭丽媛和习近平结为夫妇。
1990年，彭丽媛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新加坡举办了大型独唱音乐会，并多次代表国家到世界各地访问演出，足迹遍布50多个国家。
1992年，彭丽媛诞下女儿习明泽。
2005年9月，彭丽媛应“联合国成立60周年”组委会之邀，在美国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首演中国歌剧《木兰诗篇》，并荣获林肯艺术中心艺术委员会颁发的“杰出艺术家”奖。
2007年8月1日，彭丽媛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推出她的专辑《我的士兵兄弟》。
2008年，彭丽媛应奥地利联邦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邀请主演歌剧《木兰诗篇》，奥地利联邦剧院委员会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联合向她授予“艺术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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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位“第一夫人”，自然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了，无论她后来怎样，这都是无争的事实。其后，名声鹊起的“第一夫人”，自然是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了。然而，习近平与毛泽东之间，有一位从来没有与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丈夫，在任何公众媒体露面过的新中国最神秘的“第一夫人”，国人知晓者，恐怕为数不多。
韩芝俊，1931年2月21日出生山西省五台县，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的夫人。
称华国锋同志的夫人韩芝俊为新中国“第一夫人”之一，相信在逻辑和规格上已经能够站住脚了，毕竟华国锋同志确实曾经担任过党、政、军的一把手，前年党中央在纪念大会上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假如不提到华国锋同志，恐怕大家都会对位“第一夫人”感到茫然乃至愕然。因为这位新中国的第一夫人，实在是太低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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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于1976年2月担任总理直至1980年卸任，曾多次出访，但从未携夫人韩芝俊出访，甚至两人很少共同出现在公共场合。1948年11月，时任晋中一地委宣传部长的华国锋和地委机关干部韩芝俊结为伉俪。图前排左为韩芝俊，中韩七海(韩芝俊的父亲)右为华国锋。后排左起：小女儿苏莉，大儿子苏华，小儿子苏斌，小女儿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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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华国锋随大军南下到达湖南湘阴县，任湘阴县委书记、地委委员。1950年初，华国锋、韩芝俊有了儿子苏华，后来连得一子两女。韩芝俊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管理家务，从没有耽误过工作。图为华国锋与韩芝俊。
华国锋忙着工作，经常下乡，很少回家。华国锋在湖南工作20余年，1971年初，调入国务院业务组工作。韩芝俊随华国锋来到北京。据2008年第10期《党史博采》介绍，华国锋同志的夫人韩芝俊同志在成为新中国的又一位“第一夫人”之后，仍然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连后来的一些科员级公务员的待遇都不如。图左起：小女儿苏莉，中为华国锋，右为韩芝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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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华国锋追悼会上韩芝俊与子女。左起：二儿子苏斌，是北京卫戍区干部，也已退休。小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大儿子苏华，原在空军某部，现已退休。大女儿苏玲，在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党委常委、工会主席，200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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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韩芝俊出任中国轻工业进出口公司政治部主任。1978年当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执行委员。1980年离休。
据2008年第10期《党史博采》介绍，华国锋同志的夫人韩芝俊同志在成为新中国的又一位“第一夫人”之后，仍然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连后来的一些科员级公务员的待遇都不如。从相关文章介绍看，华国锋同志担任党、政、军一把手时，夫人在大家眼里还是“韩姑”或“韩姨”;在华国锋同志逐渐淡出政坛后，夫人也依然是“韩姨”或“韩姑”。
她的这种朴素和低调，令北大著名教授王力先生非常崇敬，还赋诗赞叹：
自是梁鸿有孟光，荆钗裙布俭梳妆。
渠渠夏屋非吾愿，滚滚轻轮为国忙。
裴席荣膺全印职，木兰不用尚书郞。
万年吕雉终遗臭，争似韩姑姓字香。
笔者读之，感动之余也不揣浅薄，敬和有云：
不为夫尊倍有光，韩姑依旧爱寒妆。
清风两袖方吾愿，正气一身替民忙。
改革春风君卸职，蛋糕秋果彼归郞。
贵妻多少风头健，民众口碑另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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