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墓葬,三国墓葬特点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墓葬资料比较杂乱，而且缺乏系统，但发现的数量还是很多的。尤其是中原地区的河南洛阳和南方江浙地区的南京、杭州等地都具有比较典型的资料。通过对这些典型资料的研究，反映了很突出的地方特点。这里就分南、北两大区来介绍。

(一)中原地区墓葬分期与类型

中原地区分为四期。分期的标准器物有:罐、樽、多子盒、灶、男俑、女俑、武士俑和镇墓兽八种。考古分期，不是单纯的器物排队和类型研究，而是要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里初步分的四期，就是要反映中原地区这时期的历史特点。

第一期:汉末至晋初。在洛阳墓中出有魏正始元年(公元二四七年)铭的铁帐架部件，因此，我们把这类墓作为第一期，相当于公元三世纪。第二期:西晋中晚期。洛阳西晋墓中出有西晋中晚期纪年太康八年(公元二八七年) 元康九年(公元二九九年) 永宁二年(公元三〇七年)墓志。这类墓可代表三世纪末到四世纪初这一时期。第三期:十六国到北魏迁洛以前。西晋灭亡之后，许多少数民族入居中原。最后拓跋鲜卑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但此期没有发现纪年器物。因它处于二、四期之间。可推断这期约相当十六国到北魏迁洛之前。即四世纪初到五世纪末。第四期:北魏迁洛以后的北朝时期。北魏迁洛，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恢复。但是，北魏末年黑暗的统治，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大起义，瓦解了北魏。中原地区又分裂为两个并存的政权。在洛阳墓中我们发现了北魏迁洛以后的墓志，其它各地墓中，也发现了不少北齐、北周的墓志。这类墓是这时期的断年资料。综合四期墓葬可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但每期墓葬的类型并不完全齐备。分期的标准:(1)墓室结构，大多砖结构，少数石室墓;土洞或竖穴，少数仅用砖敷地或砌棺。(2)墓室大小:分别以7米以上、4至5米以上、4至5米以下为较清楚的界线。(3)随葬品种类:一般都有第二组随葬品一生活用具;第三组随葬品--厨房明器;第四组随葬品--陶俑。(4)随葬品多少:陶俑以一百件以上，一百件-一八十件左右，八十-五十件左右以及有无鼓吹、骑俑而区别开了不同的类型;没有陶俑。墓葬类型的不同，反映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和世族门阀制度。I型墓的身份应是显要的皇室贵族;Ⅱ型墓应是一般王侯到二千石左右的刺史、太守;Ⅱ型墓是秩在千石以下的中郎、县令;N型墓没有发现过有官品记录的随葬品，大约是一般地主。这一期的墓改变了东汉厚葬成风的陋习，出现了比较规整的砖或者石建墓室。随葬品不太丰富但系统清楚，也没有夸耀世系的碑志。这是曹操推行法家路线禁止厚葬的反映。

第二期墓葬 ：方形单室墓。以洛阳元康九年(公元二九九年)徐美人代表。该墓为单室砖墓，墓室长5米左右。甬道加长，有石门二重，墓道长37.36米。墓室里有砖棺床和大型碑状墓志。这时，在随葬品方面较前期增加了黄金饰品、玻璃器、镇墓兽和以牛车为中心的仪仗俑群。洛阳地区的方形单室墓，墓室只长3米左右，甬道间仅石门一重，墓道也不过20米。只是墓室壁新出现了复杂的斗拱等仿木结构，墓志形制也较小。竖穴土洞，随葬品出现了银铜饰品，但仍不能有俑和厨房明器，仅几件罐，碗生活用具。以上情况可看到，西晋墓葬的等级制度森严，门阀士族制度在发展，随葬品较前期丰富。并增加了质量较高的奢侈的生活用品和装饰品。这显然是西晋时期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反映。还有一种不同于汉族特征的武士俑和牵马俑，是西普统治者压迫少数民族人民的罪证。

第三期墓葬：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夫妇墓。该墓是方形砖室，具有前、后、耳室。全长14米，甬道长约4米，斜坡墓道长28米。随葬品中突出的是第四组俑多达三百二十件以上。包括大型武士俑、着甲骑俑等。还有陶犬、马、牛、羊等。司马金龙是投降北魏的晋皇室后代。他死后埋在北魏迁洛前的都城平城附近，而且墓的形制和随葬品都属最高级的葬制。这充分地反映了拓跋贵族和汉族高级士族相互勾结的情景。同时，大量陶牲畜的出现，可能是这时期北魏上层统治集团还保存一部分畜牧经济的反映。墓中出现陶駝和驮东西的陶马，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陶駝和陶驮马。这时镇墓兽和西晋有很大不同了，已经从兽向人形发展，作兽首人身，身上用彩色画出鳞片。以后镇墓兽继续向人形发展。西安草厂坡一号墓。该墓是土洞结构的前、后室方形墓。长近8米，甬道、墓道间的两侧各设长35米的小龛。该墓最大特点是出土了大量披甲马俑、穿甲武士骑俑等军事气氛浓厚的俑群。这些战士俑的大量出现，清晰地反映了十六国时的战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很多汉族士族豪强就是凭借这种实力与少数民族贵族互相勾结，互相争夺的，这必然进一步加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第四期墓葬：孝昌二年(公元五二六年)汉阳王元x墓为代表。该墓是方形单室砖墓。墓室长75米，高近10米，甬道长约7米，多次被盗，第一、二组随葬品仅残存不少大型青瓷器残件。第三组不明。第四组约有数百件，仪仗俑和陶马形体高大，使用了石椁，墓室顶画复杂的天象图。建义元年(公元五二八年)长山王元邵墓为代表。该墓为方形单室砖墓。墓室长约4米，甬道长约1米，还有2米多长的土洞甬道，土洞甬道顶上开凿了天井。到北朝晚期，有的甬道长近20米，天井多到三、四个。随葬品第一、二组残存几件青瓷器，第四组较多，但俑群中骑俑减少，增加了模制的侍立文武俑、坐乐俑。新出现各种劳动姿态的操作男女俑。这一时期的晚期各类墓的一些变化，如墓葬形制打破了前一期多前、后耳室的墓，而出现了整齐的单室墓，俑的数量的变化，尤其是骑俑的减少，都反映了士族门阀制度开始衰落，士族地主进一步的腐朽。象征佛教的莲花装饰这时开始流行，以及上层统治者把墓室和佛龛连在一起等等，说明他们除了依赖儒家思想外，更乞灵于宗教迷信。但这些并不能挽救他们必然崩溃的趋势。瓷器数量显著增加，如安阳北齐墓出土瓷器13件，陶器仅3件，而且瓷器的形式和纹饰都出现了新的式样。长颈壶、四系罐加上莲花装饰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器物。武士俑和镇墓兽从西晋出现以来，这时形体变高大，但武士形态变化不大，镇墓兽从四蹄直立的牛形变成蹲坐式的人面。墓志已经变成方形，上下两块，上面作盉顶式的盖，志石在下， 盖的中央刻字。从这时起，墓志已经定型。同时，这时期墓葬中，隋唐时期的文化面貌特征已经开始萌芽了，如多天井的甬道，精致的石棺，墓室顶部画天象图等等。

(二)南方地区墓葬分分期与类型

南方的墓葬发现地点较为普遍，数量也较多。 长江中下游地区更为典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墓葬可分五期。分期的标准器物有:罐、盘口壶、鸡首壶、耳杯、碗、多子盒、香熏唾孟和虎子等九种。这一地区的墓葬类型比中原地区复杂。但基本 还是四种类型。从墓室看，9米以上，6米左右，2.5米以上和以下还是几个较清楚至的界线。前三型是砖石墓。第四型多土圹墓。随葬品情况基本上也可和这四型相应。

第一期墓葬：这一期最早的墓是武昌任家湾出有黄黄武元年(公元二二七年)地券的墓。这类墓属汉末吴初，相当于三世纪初到四世纪中。武昌任家湾黄武元年墓为代表，此墓为具前、后、耳室的砖墓，墓室总长8米左右，有一、二、三、四组随葬品。右耳室放陶罐，左耳室置庖厨明器，后室四隅和棺内皆放铜钱，铅地券置于棺下，青瓷器只有小碗和虎子。平顶或券顶的单砖室，有的有甬道和一、二、三组随葬品;有的没甬道和第三组随葬品。土圹墓，只有第一组随葬品。这一期墓葬，从墓室形制到随葬品的组合，等级区别非常鲜明。它反映了孙吴政权控制有力和长江中下游在这一时期的相对的稳定。这是孙吴推行法家路线的结果。但从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大部分仍保留汉墓制度看，孙吴推行法家路线没有曹魏彻底。

第二期墓葬：这一期较早的有代表性的墓是南京出有赤乌十四年(公元二五一年)铭文青瓷虎子的墓，晚的是南京油坊村出有太宁二年(公元四九年年砖的墓因此，这期墓属吴中期以后到东晋初，相当于三世纪中叶到到四世纪初。宜兴周墓墩一号墓杭州金门槛太安年间墓都是具前、中、后三室墓。在前、中室的甬道间还有耳室。随葬品因盗失散。前室有的两两侧有耳室，券顶;后室平顶。墓室总长9米左右，随葬品一、二 三、四组均有,保留最好子的是南京石闸湖永宁二年太中大夫侯某墓。这一期墓葬的形制较中原复杂，并较多地保留着大型多室墓，这反映了东吴灭亡后，西晋政权对江南的控制比不上在黄河流域那样有力。这一期的随葬品不论种类、数量、质量都超过了前一期，青瓷器几乎全部取代了金属和陶、漆木器。这一事实，说明自吴以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这时期在墓的结构上有一些新的特点:普遍使用了较牢固的三平一竖的新砌法，铺地砖出现人字纹，还有一种“四隅券进式”的顶。墓壁上开始砌出放灯的龛。随葬品中新出现了象征地方豪强楼橹建筑的“谷仓罐”，是有特征性的器物，东晋后就没有了。大墓中常出现的翻绛唇褐釉小陶壶与洛阳西晋墓所出的完全、相同，也是这时具有特征性的器物。在江西等地的墓葬中这时出现中原地区流行的陶马、牛车。湖南等地出现陶俑，这都是这一期墓葬中的新特点。

第三期墓葬：东晋时期，即从四世纪初到五世纪初。在南京地区的墓葬中发现了很多东晋时纪年的砖或墓志，第三期墓葬有四型十一式。镇江隆安二年颢阳山墓;一种是单室结构，如南京富贵山、西善桥等墓。这时墓室结构装饰复杂起来，壁上出现四神图象和竹林七贤画象砖。有的还砌出直棂窗和桃形灯龛，甬道间的石门门券拱石上雕出平梁叉手等仿木结构。随葬品中有石床榻和高大的陶俑。南京象山一号墓保存完整，该墓随葬品超过一百二十件，还有玻璃器，嵌金钢石的金指环等豪华用品。重型墓基本同前期，不同的是有的出现少量第四组的随葬品，墓主人一般较前期同类墓身份要低，有的还是无官品的士族。这一期墓葬变化主要是新出现了单室墓，随葬品中出现了持盾武士俑和牛车、马，这些都是西晋葬制。反映了司马氏政权和大批中原士族南迁的历史情况。同时，墓葬结构装饰复杂，随葬品的豪华，有的墓中还随葬了江南地区前所未有的标榜门第的志石(以咸康七年至永和四年王兴之夫妇墓石为最早)。这些都表明东晋士族势力日益腐朽。

第四期墓葬：东晋灭亡后，南方经过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一期墓葬材料反映的就是南朝前的宋、齐时间。也发现有大量的纪年砖。时间从五世纪初到五世纪末。全是单室墓，总长12米以上。有的地面有高大的封土堆，有的有石兽。墓内有石门二重和挡土墙，墓壁装饰更复杂。以南京油坊村和丹阳胡桥两墓为代表。但两墓早年被破坏，随葬品中尚有高大的彩色陶俑。武汉任家大湾齐永明三年宋武陵王前军参军刘凯墓为代表。该墓长7.3米，具备一、二、三、四组随葬品。王国参军官秩不过六百石，官品不过七品，可以享用这样的墓葬，这是以前不可能出现的。这一期各型墓葬的情况，反映了刘宋以来，东晋旧的士族急剧削弱，皇室独揽大权，被皇室任用的低级官吏正在兴起。这时期在宋以后出现了一种新式的带盖莲花壶，器物的造型和艺术成就都很高，这种类别的壶在南京、武汉都有发现，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很重要的标本。

第五期墓葬：这一期是南朝后期的梁陈时期，即公元六世纪。这一期的纪年砖也发现很多。第五期已发表的墓葬有四型六式， 型式与随葬品。南京蔡家塘发现的是较小的， 墓室是长椭圆形，前附长9米多的甬道，随葬品被盗。增加了仪仗用具明器，如淘伞盖、团扇之类，这些都是新出现的东西。石刻急剧增加，墓前地面置石刻，开始于刘宋。但刘宋时期，主要只石兽一项，使用范围也仅限帝陵。到本期梁、陈时期，石刻种类突然增加，使用范围也扩大到高级贵族。南京栖霞山梁安威康王萧秀墓前石刻尚保存较好。自南至北列石兽两个，石碑两个，石柱两个。另外也增加了反映生活奢靡的随葬品，这些都是前所未见的。它们充分反映出南朝晚期从统治集团上层一直到统治阶级基层人物，都日益腐朽没落了。同时也反映出到南朝晚期南方经济一直是持续发展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哪些

三国两晋南北朝,从3世纪初三国鼎峙起,直到6世纪末隋统一止,经历了近4个世纪。 在此期间,若干政权割据的时间长，边境一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和部分汉人的流动、迁徙,特别是统治集团间的掠夺混战,不仅延长了分裂局面,而且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同时,也加速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促进了边远地带和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以后隋唐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因此，这时期考古学的特征是：地方特色比较浓厚；过渡性比较显著；边远地带增多；不少遗迹遗物突出了军事的需求，而反映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遗迹遗物更为引人注目；佛教遗迹保存较多，佛教雕绘得到发展，形象地说明这种外来的宗教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资料的发现与著录，唐代即已开始。北宋提倡恢复古礼，研讨古器物蔚成风气。宋元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了都邑志书的纂修，因此,较详细地著录三国两晋南北朝遗迹遗物，应自宋元始。清代提倡金石考据之学,石刻的辑和古器物的考订,规模广泛又驾宋元之上。清末迄抗日战争以前,在铁路工程中,南北各地发现了大批三国两晋南北朝墓葬，大量随葬器物流入市场。自此金石文物学家的收藏与记述，脱出主要依靠历代传世遗物的范围；而帝国主义的掠夺破坏也随之而来。当时破坏最严重的地点，是河南洛阳一带和浙江绍兴地区,而以洛阳尤甚。帝国主义勾结商，十数年间洛阳附近北朝大几无一不被盗掘。盗掘破坏之风波及江苏、山东、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与吉林东部从19世纪末起,一些国家就纷纷派人进入中国新疆地区，对各种遗迹、遗物,肆无忌惮地进行有计划的、长期的劫夺和破坏这种文物的外流和破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开始对重要遗迹进行实地调查，较重要的有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调查甘肃(1923)和(1924)，调查新疆各地石窟(1928～1930)，中国营造学社调查山西大同(1932)，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调查江苏南京、丹阳地区六朝陵墓(1934～1935)和河南洛阳、安阳宝山等石窟(1934～1935)，考古组调查河北南部(1935)等。重要的考古发掘，有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吐鲁番地区发掘的车师、高昌墓葬(1930)，和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在敦煌发掘的魏晋墓葬(194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地开展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考古工作,以1950～1951年中央文物局调查北方、西北各石窟和南京博物院发掘雨花台吴晋墓群为开端。1953年以来，各地较普遍地发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各种遗迹，也较普遍地对地上遗迹进行了勘测。1958年以后，逐渐开展整理研究工作，较有成绩的项目有：墓葬分区与分期的研究；城址布局的研究；边境地区遗迹遗物的讨论；中外文化交流遗物的研究和早期石窟寺遗迹的研究等。
　根据田野工作和初步的整理研究成果，综述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采取分区组织的方式是可行的。中原和南方是两个主要地区；北方和东北、新疆也都各具特点；青藏高原和四川西部应另分一区,但因考古发现较少,个别遗址暂附北方地区.

三国两晋南北朝陵墓特点简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陵墓工程
　　汉末、三国和两晋时期
　　汉末、三国和两晋时期，因连续战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曹操、曹丕、司马懿等都提倡节葬，不筑坟丘，不建寝殿，不造围邑神道。
　　西晋时虽又起陵，但规制和墓室都远小于东汉时。
　　东晋南渡后，国力更为衰弱，已发现的南京东晋帝陵多依山而建，下为长7米左右的矩形筒壳墓室，宽仅5米，上起高约十余米的陵山，规模只相当于东汉时的官员大墓。
　　南朝帝陵
　　进入南朝后，经济有所发展，帝陵也大于东晋时。
　　宋、陈二代帝陵散列在南京，齐、梁二代的帝陵则集中于丹阳，形成较大的陵区。
　　根据近年发掘的，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诸陵大都倚山而建，前临平地。
　　墓室一般在高出平地10米以上处开挖，平面椭圆形，砖墙，上为椭圆穹窿，长约10米，宽约6米。墓室前接甬道，装有二道石门，外加封门墙封闭。墓室上有厚约10米的封土，或与山齐平，或为5米左右的陵山。墓室和甬道壁镶嵌模压花纹砖，拼成狮子、仙人和“竹林七贤”等壁面线雕图案。墓前建有享殿，殿前为陵门，三门并列，左右连陵墙。
　　门外左右有阙，门前为墓道，长一公里以上，称为神道。神道自外端至陵门间依次立石兽、石柱、石碑各一对。南朝帝陵均遭严重破坏，墓室坍毁，地面只有少数石兽保存下来，石柱、石碑也均残毁。
　　石兽有二种，一种躯体较瘦，头足较长，身上雕刻较多纹饰，只用于帝陵，一般称麒麟。另一种躯体肥壮，短颈长鬣，略似狮子，身上无多雕饰，只用于王侯墓，一般称“辟邪”。现存麒麟以梁武帝陵前的最大，长3.32米，腰围2.4米，高2.7米，下有矩形座，为整石雕成，异常壮伟。
　　石柱又名墓表，下为雕双螭的柱础，础上立柱，雕饰分三段：下段雕若干条凹棱，如古希腊陶立克柱身；中段雕凸出柱身之矩形平版，绕柱身雕绳纹连于平版，作绑捆状，版上用阴文刻“某某之神道”等字；上段雕与下段正相反之圆面凸棱，柱顶承托一个雕有一圈覆莲之圆盘，盘上雕一与神道入口石兽相同之小型兽。整个柱身下大上小，比例秀美，雕工精劲，是很优秀的建筑石雕。
　　综观现有诸南朝墓前石兽、石柱，兽形似狮而有翼，源于东汉之辟邪，有可能是东汉通西域时受西亚影响所致。石柱下半之凹棱也始见于东汉墓，也可能是间接传自古罗马，但经东汉、南北朝数百年加工改造，已经中国化，表现出古代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同化的能力。
　　文成帝冯皇后陵墓
　　北魏早期定都平城时的帝陵尚未发现，只在山西大同方山发现了文成帝冯皇后的陵墓。
　　墓建于公元484年，先筑土台，台面开挖墓穴，内建砖砌的方形前室、后室，中接甬道。前室筒壳顶，后室方锥顶，室高均7米。墓上封土下方上圆，底方120米左右，高近23米，体量远大于南朝诸帝陵。陵南600米原有石殿，称永固堂，堂前有石兽、石碑，四周有围墙，南门外有阙，是传统陵墓的布局，惜已全部毁去。
　　洛阳邙山部族葬区
　　北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自选陵域于洛阳西北之邙山，以后的宣武帝、孝明帝陵分列左右，又把以前七世魏帝的子孙和建国以前同属一族中的同族和他族人子孙都葬在这一陵区，形成一个巨大的部族葬区。这种部族集中葬法是鲜卑族习俗，沿用数世成为传统，为唐代帝陵有大量陪葬墓之起源。
　　北朝崖墓
　　北朝后期还存有少数崖墓。公元540年，西魏文帝乙弗皇后去世，便在天水麦积山崖壁开凿墓室安葬，即现今麦积山的第四十三窟。窟外檐雕作三间庑殿顶殿宇，前室设佛像，后室雕作低矮的矩形墓室。东魏权臣高欢死后，虚葬于邺城西北之义平陵，另在鼓山石窟寺凿穴葬之，即今北响堂山石窟，但其墓穴至今尚不能确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