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河关于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思考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自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开始，已经走过了93年的历程。中国高校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从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研究室成立起，也有了92年的历史。若从1952年北京大学设立考古专业算起，新中国高等学校中的考古学专业人才培养也有了62年的历史。

从研究范式看，当代中国考古学已经从以考古学文化编年为主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步入到全面复原古代社会的社会历史研究阶段①；从外部环境看，考古学正面临着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趋势[1]；从学科平台看，考古学已经与中国史、世界史并列，成为历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样的内外形势，为考古学研究及人才培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巨大的学术挑战。如何适应当代考古学的发展趋势，培养紧跟时代、符合社会需求的考古学专业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考古学人才培养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校中最早设立考古专业的是北京大学(1952年)，其次为西北大学(1956年)、四川大学(1960年)。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又有七八所高校设立了考古专业，如郑州大学考古专业即成立于1976年。当前高校的考古专业即以80年代以前设立的十余个考古专业为主干。至20世纪末及本世纪初，又有20余所高校增设了考古专业或相近专业。目前，拥有考古学科的高校约有40所。在2012年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参评的高等院校考古学科已达到了35个，其中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有21所。

当前，高校考古学科人才的培养涵盖了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不同层次的人才，一些院校还培养有文物鉴定与保护方向的专科生。2010年，教育部又设置了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学位培养层次，28所高校及研究单位获得了相关的培养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招收考古专业本科生的院校约有18所，每年培养的本科生人数近400人②。除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招有文保方向的本科生外，其余均为考古学或文物博物馆学专业。

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和科研单位至少有37所(参加评估的有35所，加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每年培养科学学位硕士生约200人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自2011年开始招生以来，呈逐年上升趋势，如2011年招生数为247人、2012年为388人、2013年为463人。

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和科研单位目前有23所(参加评估的有21所，加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每年培养博士近50人④。

总体而言，近十余年来开设考古专业的高校不断增加，考古学招生人数不断增长，考古专业人才培养已涵盖了所有层次的人才水平，而且发展出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以及文物鉴赏大专班等面向社会实践的实用型人才培养机制。中国考古学的人才培养在21世纪初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二、考古学科自身体系的发展诉求以及人才培养目标的全面提升

从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开始，中国考古学已度过了93岁高龄。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已经实现了积淀与突破。回顾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每一位考古学人都会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历程与趋势当中，思量、审视和评价她的存在价值和前进方向。

笔者认为，近百年的中国考古学积淀与突破，不仅具有证经和补史的作用，也早已成为中华文明体系探索与研究的重要支撑力量，是中华民族得以自豪与自尊的学科，是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表征。具体而言，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中国考古学已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学术成就，不但构筑起了中国史前史知识结构体系的主干，也勾勒出华夏文明演变的独特轨迹，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派的形成、考古学体系的完善，无论是考古实践或者理论都经受了历史发展的考验，证明了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在历史研究和社会研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其中，中国考古学派的形成和考古学科体系的完善主要表现出五个特征：一是学科体系已走上法制化轨道；二是考古资料的系统化、科学化(全息论)；三是考古观念和思想的整体转型，即随着学科的发展，考古学科的人文意识、学术研究问题意识、合作意识、科普意识、遗产保护意识普遍提升，作为理论基础的区系类型学及考古学文化，已发展成为关于古代文明、国家乃至民族形成规律的深入探索，并且产生了一大批关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四是新学科理论的交叉、融合与实践；五是人才与学科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

与此同时，在考古学领域前辈学者们的影响和教导下，目前中国考古学的人才队伍建设显现出三大特征：

特征一，出现人才知识结构的更替与创新。张承志先生曾指出：“在北京大学，渐渐培育出读尽了相关的每一条史料也走遍了相关的每条河谷的特殊学者。”同时张光直先生提倡研究商代考古须经过五道门，即历史文献学、金石学、甲骨学、(田野)考古学、人类学及民族学，也就是说考古人才培养要由专才逐渐向通才方向转变，道路虽然艰难而漫长，但已不乏成功的先例。

特征二，学术探讨和认识的层次与阶段出现了新的融合。研究不断深化，研究领域得到了显著的拓展。就目前所取得的成果看，考古学研究已从不同领域的一般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即分析归纳上升到了规律性认识，从具体的个案问题研究上升到系统的宏观问题研究，进而再拓展到规律性的学术理论研究，在资料收集甄别、分析研究问题、综合阐释研究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

特征三，人才队伍的业务风貌体现出了高度的自觉和责任感。许多考古学家的学术造诣不但彰显了其考古生涯的人生经验和学术感悟，也成为中国学人吃苦耐劳、不断创新及与时俱进精神相辉映的学人典范。在2010年第14届中国考古学年会上，原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指出，现今中国考古界具有四大优良传统，即科学探索精神、艰苦奋斗精神、敬业奉献精神和理性思考精神，高度概括出了中国考古学人才队伍的思想精髓和行业作风。

由上可知，21世纪中国高等院校培养考古英才的标准是懂得文物考古法规、多学科基础知识扎实、学术思想进步、具有娴熟的田野技术(含各类科学技术运用)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综合人才，这是来自学科内部发展及社会现实需求的强烈呼唤。

三、当代考古学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总体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当代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仍存在着一系列困难和危机。

其一，从大的社会环境看，考古学的社会生存环境并不乐观。考古学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为己任，在本质上属于基础人文学科。在经济发展大潮中，考古学向以“冷门”专业、“冷门”行业示人，就业面窄，岗位容纳量小，工作条件艰苦，待遇不高。受社会环境所限，在招生、就业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故而导致考古专业本科学生不少为调剂生，其专业不适情绪严重。另外，受某些大众媒体和社会舆论的误导，考古专业又往往被视为和收藏、鉴宝密切相关的专业，从而呈现出一种误解下的“虚热”。上述现象既有社会环境的原因，也有考古学长期以来与社会公众隔离、与社会其他行业缺乏良好互动的原因。无论何种原因，最终都对高校考古人才的培养产生了不利影响，造成考古专业学生专业兴趣不高、其他专业学生却盲目向往考古的尴尬局面。

其二，从高校内部环境来看，考古学科的资源配置仍相对匮乏。考古学本质上是一门基础人文学科，但其研究理念和方法技术却具有文理交叉的性质，在对古代遗存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多种仪器设备，也需要与具有多种知识背景的人员密切合作、协同创新，而文物考古部门更重视考古专业人才的宽广视野、多学科背景及实践、较强的科研能力。考古学科的这些特点表明，考古专业的人才培养应该走高投入、高质量、小规模的“精英培养”路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于看重招生数量和规模，依据招生数量配置学科资源、确定师资编制，或者简单地将考古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进行资源配置，就会严重地限制考古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多学科知识素养考古学通才的培养也必将成为空谈。

此外，在考古专业的课程设置方面，也面临着一系列困境。我国现行大学本科教育专业分割过细，知识结构单一，多学科的知识教育层面相对薄弱。一方面是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比较传统，授业学生的知识面自然有了一定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受到学科课程体系的限制，按照规定大学生本科毕业大概需要修满160学分左右(郑州大学考古专业要求155学分)，由学校教育层面的平台课程、院系教育层面的模块课程和学科方向的课程群组成，设定之后从教育环节上讲，要加入实用层面较强的专题课或者加大交叉学科的授业学分都是比较困难的，许多大学院校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并没有实现。研究生层面的教育可以说更加单一，科学学位的研究生教育占有主体地位，也就是理论性的教育与研究成为重中之重，知识结构单一、实践能力不强的人才难以成为就业用人单位的“意中人”。

在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实践教学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当前体制下，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必须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并得到学校和地方文物考古部门的支持和配合才能开展；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需要协调地方各种关系，并需要大量征地费、民工费等支出。高校由于资源、人力和资金的种种限制，难以建立长久的、优良的田野考古实践基地；而地方文物考古机构开展的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的田野考古工作又难以适应并满足教学要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考古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当前，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宣传和相关活动的开展，不少高校开设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相关课程，但由于学科体系不完善、师资匮乏等原因，文化遗产相关课程设置还不成体系，其中的实践课程迄今缺乏规程可循，这也与当前社会上的文化遗产热和对文化遗产保护人才的需求是不相称的。

以上是各类考古专业人才培养中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具体在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人才的培养层面上，又存在着不同的问题。

在本科生培养层面上，主要面临着专业教育弱化的问题。考古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在学习过程中尤其是入门阶段，学生还需要迈过一道道陌生的“坎”，主要包括熟悉考古学的基本概念、各类实物遗存及掌握实践技能、了解理论方法等等。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课堂讲授和专业实践外，大量的师生交流、参观学习甚至田野调查、口述史学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但近年来，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和教学方式的模式化及独生子女特性的彰显，师生间的距离甚至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距离都在逐渐拉大，往日的融课堂教学、专业实践和生活娱乐于一体的独特的专业学习氛围已日渐淡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少本科生专业兴趣不强、入门困难，甚至四年学习后仍迈不进专业门槛。加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金钱至上”“权力导向”观念的不良影响，毕业后愿意从事文物考古学专业领域工作的学生数量大大减少。

与本科生的专业教育弱化相关，在硕士研究生培养层面上，还面临着本科非考古专业的人数较多、生源基础差的问题。很多本科生经过四年的专业教育，最终放弃了本专业的学习深造机会，甚至改行从事其他专业的工作。而大量的其他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却带着对考古学的误解或是其他目的，步入考古专业攻读硕士学位。这些学生的考古学专业基础相对较差，考古学专业实践环节几乎是空白，在硕士阶段首先面临的就是考古学专业基础和专业实践的补习问题，而进一步的研究能力的培养则无疑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2010年开始设置的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由于门槛较低，生源基础差的问题更为突出。文博专硕培养是解决高校考古学人才培养不足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文博行业从业人员专业技能的重要平台。然而，从已经招收的三届专硕生源来看，高校与文博行业的对接并不理想。据统计，2013年招收的文博专硕463人中，应届生为348人，多数为本科非考古专业的学生，在职生员仅67人，这67人中也仅有50人为文博系统的员工⑤。

博士研究生是高校及科研院所考古学研究新生力量的重要来源，合格的博士毕业生应该具有本专业领域广阔的学术视野，并占据若干学术领域的最前沿。而在当前的考古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平台受限。一方面，由于种种限制，与研究课题相结合的田野工作难以开展，致使依托田野发掘和第一手资料做出的博士学位论文数量不多；另一方面，面向博士生的考古学术论坛、出国访学等交流活动仍相对较少，不少博士生在论文研究写作阶段多是闭门读书做研究，视野、思路和创新性都受到较大的限制。

四、21世纪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发展的总趋势与基本思路

展望21世纪，面对上述问题，中国考古学人才培养模式该进行怎样的变革，这是值得所有从业者深入思考的问题。欧美大学乃至东亚地区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中国大学的变化关键还是要立足于目前自身的人才培养现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瞄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来调整和改革培养模式，这样才更现实、更富有基础，这一点也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总的说来，笔者认为可做如下两方面的探讨。一是高校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成为向社会培养输出优秀人才、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核心人才库。如今，社会的发展要求高校包括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在内的许多专业教育必须加大实用型人才的培养，最近出台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也强调了这一点⑥，尤其是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文物修复、文物鉴定、博物馆设计与陈列、文化遗产管理等方面的实践创新型人才培养迫在眉睫。二是高校的改革与发展必须尊重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优势，考古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必须在保持专业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课程体系改革的全面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的核心任务是提高教育质量，其中高校必须达到“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出名师，育英才”的目的，也就是说，突出考古特色、彰显考古水平、造就考古名师、培养考古英才是我们高校考古专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与方针。

对考古人才培养尺度的衡量，高校内外有不同的理解，如何协调社会需求、学科自身发展要求与符合高校人才培养规律是培养模式创新的关键。结合前述考古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未来考古专业人才培养应遵循以下思路：

首先，高校要根据本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不同方向、不同类型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客观需求，对自身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合适的定位，再根据培养目标设计培养方案和途径。比如，考古方向专门教育的增加、博物馆学专业的加强、文物保护专业的增列、考古学研究生科学学位培养向专业学位培养的转型等等，可实现不同层次的办学方式、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目的和不同规格的人才培养任务。目前，郑州大学具备专科、本科、研究生不同层次的培养体系，今后的发展除了保持以田野考古为核心的传统考古学人才培养水准外，继续向文化遗产管理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政策和机制的倾斜，并适度兼顾到博物馆学、文物保护规划、古建筑保护以及科技考古人才方向的培养，从而满足以立足中原、服务全国、以中原地域为中心的各类考古学人才的需求。

其次，必须保持现有的考古学人才培养特色和研究优势，把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平台做大做强。何驽先生在《迈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中说：“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仍将以民族主义为特点，以中国本土的考古学研究为主体。”实际上，许多高校的考古专业都保持了这样优良的区域优势和内涵传统。郑州大学立足中原，无疑在国家起源、中原地区古代文明化进程、三代考古、田野考古、城市考古、陵墓考古、瓷器考古等方向都是我们培养学生个性化优势的重中之重。

其三，充分吸纳社会文博单位的力量，实现办学途径的多样化。郑州大学与河南省的各个文博单位关系密切，我校许多考古及历史专业的毕业生已成为省、市、县三级文博单位的骨干力量。随着考古学科体系的完善、多层次的学位点招生和学科交叉平台的建立，特别是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硕士点建设与文物系统关系的密切结合，一定会实现生源、师资队伍建设与河南文博行业的良性循环，达成各方人才培养目标和效益的最大化。

其四，历史学(狭义)与考古学是比翼齐飞的两个学科，一定要在充分融合的基础上，扩大与其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的交叉，培养出高素质的考古人才。郑州大学是一个除军事学外，拥有十二个大学科门类的综合型大学，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一直是学校学科建设的亮点，与文学、哲学的融合通过嵩阳书院的建立已经初见规模，科技考古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已经和物理学、化学、基础医学实现了学科交叉渗透。随着文化遗产保护与规划方向的确立，对今后河南的文化遗产事业大发展一定会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其五，培养方式方面，要注重现代大学教育方式与传统书院教育方式的融汇，以师生交流互动为核心，营造浓厚的专业学术氛围和校园文化。在这方面，嵩阳书院的建立和相关教学方式探索是我们很好的借鉴。近年来，我们还进一步在历史学院推行了本科生“导师制”。今后，应着眼学科的长远发展，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大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倡导学术沙龙、自办学术刊物等活动，以切实的措施鼓励学生参与科研、参与实践。只有重视考古本科生的专业教育，提升本科生的专业兴趣和专业素养，才能带动研究生质量的提高乃至学科建设的全面提升。

其六，继续加大与海内外高校和研究单位的联系，扩大人才培养的资本平台和影响力，形成人才培养良好的信誉度和美誉度。郑州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通过三十多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经与国内各高校(有考古或文博专业)以及海外的一些大学或文博单位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或交流关系。今年，教育部公布了全国高校的学科排名，不难发现位居考古学科排名前列的学校都是社会和行业认可度较高的学校，从此也折射出考古学科培养模式是否成功的评判指向。

此外，还应该坚持推行公众考古事业。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不能独立于现实社会生活之外。让大众了解真正的考古，树立公众对考古学研究的科学认知，是从根本上改善考古学科社会处境的必由之路。只有让科学的考古学深入人心，才能使考古专业的招生、培养、就业步入正常的、合理的轨道，也才能使各培养机构招收到真正愿以考古学工作为己任的学生，也使更多的考古专业学生能够选择本专业工作为终身志向。

最后，借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历史学下的定义作为考古学人才培养趋势的思考：“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可以把它划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3](P20)经典的评判告诉我们，大的历史观决定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必然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客观性、复杂性、广泛性和自然性，考古学不仅已成为人文科学中具有最广阔研究时空范围的学科，也是一种具有强烈历史和社会终极关怀的学科。换言之，她不仅仅是“重建已经消失的人类生活”，也代表了学科、科学一体化的趋势，并将成为广泛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大考古学，这是21世纪考古学人才培养的宏伟目标。

注释：

①赵辉等先生认为，中国考古学学科最大的变化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即从物质文化史研究转变为古代社会各层面、各领域的复原和重建。参见《新形势、新需求、新规程：新修订〈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相关说明》，《南方文物》2009年第3期。

②根据《中国考古学年鉴》统计，2007年全国13所高校考古学本科毕业生266人、2008年280人、2009年282人、2010年326人。因一些高校未收入年鉴，估计2010年以后每年实际考古学本科毕业生可能会接近400人。

③根据《中国考古学年鉴》统计，2007年全国13所高校考古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人数175人、2008年140人、2009年168人、2010年169人。社科院考古所考古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人数每年为3～4人、中科院约30～35人。

④根据《中国考古学年鉴》统计，2007年全国10所高校考古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数为38人、2008年8所高校毕业博士29人、2009年9所高校毕业博士41人、2010年9所高校毕业博士41人。另社科院每年考古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数约为3～4人、中科院每年约6～8人。

⑤来自全国文博专硕教指委调查统计数据。

⑥总体部署中第四条规定：造就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突出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重视培养领军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大力开发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的紧缺专门人才，统筹抓好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以及社会工作人才等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各类人才，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