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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整理/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郑宗敏
11月22日12时，据普洱市失联人员搜救联合指挥部通报，11月13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4名工作人员，从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者东镇进入哀牢山开展野外作业失联，经全力搜救，已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
媒体此前报道，4名失联的地质调查人员此次进山，原本是为了开展为期2天的森林资源调查，用RTK（实时差分定位）设备对森林样地进行测算统计。
一名救援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RTK是一种能在野外实时得到厘米级定位精度的测量方法。失联的4人各有一台RTK设备。按计划，他们应该在11月14日打开RTK设备。只要按下设备按钮，救援人员就能根据卫星系统传回的数据找到4人所在的位置。但从14日至21日11时，失联4人从未打开过RTK设备，因此救援人员无法据其定位。
目前，人员失联相关原因正在深入调查中。
野外科考可能面临哪些危险？
对于地质勘探员、野生动植物研究员、考古人员等来说，野外是不得不去的工作场所。那么，野外科考可能面临哪些危险？野外科考的日常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艰辛呢？
派派君整理了数位野外科考者讲述的亲历故事，感受到他们对科考的热爱，感受到他们走进人迹罕至的森林、雪山、沙漠的不易。尽管工作类别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野外考察，容不得一丝大意。
野外科考员谭运洪：
被蜱虫叮咬，与眼镜王蛇相遇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综合保护中心副主任、植物多样性与保护研究组组长谭运洪进行野外科考已经超过15年。
2014年起，他开始深入到缅甸北部的热带雨林工作。2016年，版纳植物园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他跟随团队每年要去两次。现在每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待在野外。
提到热带雨林，大家一定最先想到那里是动植物的天堂。但对科考队员来说，风险和研究资源的丰富程度是成正比的。
在雨林里，真正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东西是蜱虫。它可能会携带森林脑炎病毒，这是致命的。这些年，谭运洪和队友被蜱虫叮咬的次数太多了，好在并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症状。
但就在2021年7月，谭运洪从藏南科考回到拉萨，突然开始发烧，全身发冷，倒下去就起不来。谭运洪隐隐觉得情况不妙，赶紧回到昆明进行治疗。在昆明，医生告诉他情况比较危急，血液检测的各项指标都不正常，怀疑得了急性血液病。
幸亏得到及时治疗，四天后终于退烧了，但药物治疗还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肝副作用。
而谭运洪曾经的一位英国同事就没这么幸运了。由于蜱虫叮咬非常隐秘，前期没有特别的症状，她一时疏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后来陷入昏迷，成了植物人，至今都没有苏醒过来。
除了蜱虫，在野外遇到蛇也是常有的事。雨林里有一些剧毒的蛇类，被咬上一口，如果超过两个小时无法接受治疗，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曾经有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科学院的两爬专家，在缅北科考时，不慎被毒蛇咬伤，可因为在林子深处，没有任何人能帮他，两小时候后他陷入昏迷，最后客死他乡。
谭运洪也曾有一次和剧毒的眼镜王蛇相遇，只有一步之遥。好在他走路非常警惕，没有向前迈出最后一步。
雪山“追豹”女孩姜楠：
一天爬3座山，恐高症难以完全克服
姜楠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山水”）雪豹监测项目的协调员。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翻山越岭，行走在雪豹常出没的山脊线、崖壁处，密切留意是否有雪豹的标记或粪便出现，这是她的日常工作之一。
2021年10月23日早晨，姜楠备好了望远镜、相机、水，准备上山。同行的还有她的藏族同事扎拉，以及一位藏族牧民。他们的任务是为云塔村3座小山上的红外相机更换电池。这里的山并不高耸，但因高原氧气稀薄，增添了上山的难度。山间未完全融化的雪迹，也让山路湿滑难走。
这些障碍没能拦住姜楠一行，约3个小时后，他们抵达了第一个雪豹观测点。姜楠蹲下，检查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确认是否有野生动物出现。相机完好无损，还拍到了雪豹，是最为理想的状态。相机被动物毁坏的情况并不罕见。当天她的同事朱大鹏负责另一处观测点，上山后就发现相机坏了，只能原路返回，再跑一趟。
一天下来，姜楠顺利爬完3座山，完成了任务。她是云南人，2020年10月来到三江源，在山水从事雪豹的社区监测工作。这份工作要求她必须经常“出野外”，也就是爬上山，进行安装红外相机等工作。
因雪豹常在山脊线、崖壁处出没，红外相机也大多被安置在这些地方。对姜楠来说，她的恐高症也许是少数难以完全克服的困难之一：下山时，她偶尔会面露难色，似乎不知该往何处落脚。但她从未因恐高症而无法完成任务，“没办法，它喜欢那种地方，你要调查雪豹，也只有到那种地方去”。
对姜楠来说，在玉树“出野外”还算不上艰苦。来三江源之前，她在卧龙研究大熊猫，“那时候可能需要翻过几座山，才能走到你的目的地。”她笑着说。
恐龙教授邢立达：
追寻恐龙足迹九死一生
追寻恐龙足迹，必须要脚踏实地做现场勘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古生物学博士生导师、副教授邢立达的团队每年有二百多天在野外。遇险，几乎就是家常便饭。
2019年年底，贵州毕节考察临到结束，他和志愿者为新发现的蜥脚型类足迹盖上保护膜。 那几天刚下了雨，泥土湿滑，邢立达脚下不知怎地一滑，从3米多高的陡坡上滚了下来，肋骨处疼得话都说不出，只好连夜飞回北京检查；
在甘肃北部无人区考察时，突然有一块石头毫无征兆地从山上飞下，砸碎了邢立达正在使用的电脑屏幕——离击中他的右胳膊，只差了1厘米；
2019年，他在伊朗与伊拉克交界处的野外遭遇恐怖分子，靠躲在一个墓地里才逃出；
在加拿大的一个国家森林公园考察时，遭遇雷雨天，邢立达正兴奋地在河边清洗刚挖出来的化石，一道闪电劈到离他1米远的河水里……
野外寻龙有时还要主动冒险。亿万年地壳运动，恐龙足迹所在的岩层变成陡峭的悬崖。邢立达便购买装备拜户外攀岩达人为师，跨界成了攀岩能手。比专业攀岩更难的是，他常常还要伏在铁板烧一样的岩壁上测绘临摹标本，一干就是几小时。
邢立达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张建平教授说： “他的科学热情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澎湃的。他家里总有几个收拾好的包，分为华南、西藏、新疆，不同的包裹对应不同的环境气候，通常是背上包就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考察’。 ”
考古的女子：
长期野外工作，每个人都身怀绝技
2021年6月，在重庆市梁平区牛头村，重庆女子考古工作队正在对当地的赤牛城遗址进行调查勘测。队长燕妮告诉记者，有一次她们在做清理工作时，城墙边上有一个坎，她正准备跳下去，结果下面正好有条毒蛇。所幸反应及时，避开了毒蛇。
长期野外工作，每个考古的女子都身怀绝技。燕妮有着丰富的调查及勘探经验。而作为队员的马晓娇，对于任意一株植物，她能迅速判断出种类以及所生长的年代。
虽然现在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但一些“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始终存在，燕妮说，2001年她们在三峡，用水比较困难，大家坚持了一个月没有洗澡，后来老师安排学生去奉节洗澡，每个人在浴室几乎都呆了1个小时以上才出来。
在赤牛城遗址调查勘探期间，燕妮和马晓娇的工作现场一般离用餐地点较远，中午只能在田间随便对付一下了。
午间稍作休息，两位已婚的“女汉子”聊得最多的终究是“家中的小神兽”。一项考古工作一旦启动，接下来往往是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骨肉分离”。为了这份自己喜欢且认为有意义的工作，也算是一种爱的代价了。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综合自央视新闻、中国科学报、紫牛新闻、封面新闻、上游新闻、红星新闻、新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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