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银遗址文物,蜀世子宝金印现状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本次发掘工作前后历时3个多月，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勘探面积10000平方米。进一步了解遗址分布范围及文物分布规律为目的，开展相关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总计出土各类文物10000余件，其中重要文物2000件，主要为金银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枚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铸有“蜀世子宝”四字。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含金量高达95％。“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明代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蜀世子宝”是国内首次发现明代世子金宝实物，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枚。

本次考古发掘进一步确认了江口遗址为古代战场遗址的性质，抢救和保护了大批珍贵文物，对遗址本身尤其是文物分布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重要突破，对未来遗址的全面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总台央视记者 蒋林）

首枚蜀世子宝金印出土，张献忠怎么有那么多宝物？

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已经结束了第三期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一次，考古学家在这里又有了新发现。或许有人并不熟悉，“江口沉银”遗址是什么，那么笔者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而之所以叫“江口沉银”，是因为传说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大西军领袖张献忠，曾在此处沉了大量金银财宝。

刚开始，有很多人都质疑，这个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虽然很多历史文献都有明确记载，但大家始终难以相信，这江底会有如此大量的金银财宝。直到后来，“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式展开，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才慢慢浮出“江”面。

江口沉银遗址

据文献记载，隆武二年九月，南明副总兵曹勋率兵逼近成都，于是：“献忠离成都，率贼营男妇百余万操舟数千蔽岷江而下。”

都督杨展知道后，立马去拦截张献忠，最终两军交战于彭山江口。

当时江面吹起大风，杨展下令用火攻。张献忠的船全部首尾相连，一时间火势蔓延，损失惨重。不仅如此，张献忠将历年所抢财宝全部都带上了，所以除了人员伤亡惨重外，金银财宝也尽数沉入江底。

据《蜀难纪实》记载，由于财宝实在太多，船上根本装不下，所以张献忠命人打了许多木槽，将金银放进去，让其顺流而下，打算到了狭窄的地段再打捞上来。

谁知中途遇到杨展阻击，导致财宝纷纷沉入江底。最后，张献忠只带着少数亲军突围成功。

张献忠

那么在江口镇水域内，到底有多少张献忠的沉银呢？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累亿万，载盈百艘。”

当然了，这只是记载，真实情况怎样，仍然需要考古专家亲自去验证。

2015年的时候，彭山区出了一次“张献忠稀世宝藏被盗掘案”，为了保护好我国历史文物，避免再次被盗，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专家表示，应该尽快对“江口沉银”进行抢救性发掘。

就这样，“江口沉银”遗址的首次发掘工作，就此展开。

此次考古工作，共发掘三万多件文物，发掘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这些文物被发现，就表示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的确属实。而这一次的发掘，堪称是世界级的考古大发现。

江口沉银遗址出土金册

不久，“江口沉银”遗址的第二期发掘工作展开。这次又发掘文物一万二千余件，其中包括一枚珍贵的明朝蜀王金宝，这也是国内首次出水明代藩王金宝，只可惜发掘出来时，已经碎成很多块了。

近日，“江口沉银”遗址的第三期发掘工作，已经圆满结束。这次发掘历时三个多月，共计出土文物一万余件。而最重要的是，这次出土了国内首枚明代蜀世子宝金印。

蜀世子宝金印

据悉，这枚蜀世子宝金印，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含金量高达95%，重达16斤。印文是“蜀世子宝”，因此可以得知，这是明朝历代蜀王世子的专属金印。不过可惜的是，发现时金印已经碎成四块了。

蜀世子宝金印

明朝第一代蜀王，为朱元璋第十一子朱椿。

他在洪武十一年被封为蜀王，洪武二十三年就藩成都。而明朝第一代蜀王世子为朱悦熑，他是朱椿的嫡长子。不过朱悦熑早于父亲去世，所以朱椿死后，蜀王由嫡长孙朱友堉承袭。

明朝蜀王一共传了十五代，最后一代蜀王在国亡后不知所终。

“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发掘，让我们了解了更多关于明代藩王的历史。不过每一次大量文物的出土，也不禁让众人感叹，张献忠到底有多少宝！

“江口沉银”揭秘：沉甸甸的官银如何“压垮”明王朝？

●四川自古是金银矿产地，尤其到了明朝，白银需求剧增，四川银矿陆续被开采出来。

●江口出水的明朝银锭，在数量上超过了目前存世明代赋税银锭藏品的总和。

●明朝的50两大银锭，数量十分有限，堪称稀世珍宝，江口出水的50两大银锭多达数十枚。

●“四川铸造”银锭有一个极大不同，四川两任巡抚的名字，出现在这批银锭之上。

4年前，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发掘，让张献忠千船沉银的民间传说成为现实。经过先后三次考古发掘，江口遗址迄今已有5万余件文物出水。

出水银锭留下“白银世界”的线索

在江口沉银第一次考古发掘发布会上，出水文物给人带来了强烈的视觉震撼。其中，沉甸甸、黑漆漆的银锭排成几行，密密麻麻摆在一起。它们是张献忠一路烧杀抢掠、“千船沉银”的直接证据，也留下明朝“白银世界”的各种线索。

“彭山江口出水的崇祯末年四川50两大银锭，其铭文之清晰，税种之多样，版式之新颖，内容之丰富，承载信息量之大，堪称罕见，弥足珍贵。”陈世松是首批应邀到江口遗址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专家。他发现，这批江口出水的50两官铸银锭，首先造型上就和其它地方发现的明代官银有所不同。

“卷边马蹄造型是其最大特色。”陈世松说，四川自古是金银矿产地，尤其到了明朝，商品经济前所未有地发达，再加上朝廷推出“一条鞭法”，所有田赋徭役都折合为银两征收，大大刺激了白银的需求，四川银矿在此背景下陆续被开采出来。

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四川会川密勒山”的银矿，便有美矿之称。银锭铸造工艺也因此代代流传。到了清末时期，四川“大多数白银都是十两圆状锭或鞋形锭”。以至在钱币史上，清代、民国时期四川省的10两圆锭(俗称馒头锭)，被视为目前银锭中最常见的形制。

这批江口出水的明朝银锭，在数量上超过了目前存世明代赋税银锭藏品的总和，而且在银锭铸造的时间上，几乎涵盖了明朝万历、崇祯的各个年份。陈世松说，由于银锭是张献忠一路从各地藩王府及官府抢掠而来，银锭上可辨认的来源包括黄冈县、景陵县、西陵县、湘潭县、沅陵县、巴陵县、赣州府等府州县，几乎涵盖了当时河南、湖广、四川、江西、两广等省在内的大半个中国。作为要上交到中央朝廷的税银，银匠们丝毫不敢缺斤少两，在银锭行将铸造完成时，纷纷錾刻上自己的名字，以供质量“溯源”。与此同时，还尽职尽责地刻下了银锭涉及到的税种，包括四司银、行税银、行银、牙行银等。“这些税种过去仅见于 历史 文献，江口沉银的发现，为研究明代白银的税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支撑。”

最让学界惊喜的是，明朝的50两官铸大银锭，由于种种原因数量十分有限，堪称稀世珍宝。2005年4月20日，彭山江口镇岷江河道内挖出7枚50两大银锭时，曾在国内钱币收藏界引起巨大轰动。没想到此后江口遗址三次发掘，出水的50两大银锭多达数十枚。

出水银锭留下“白银世界”的线索

随着更多银锭出水，专家们发现“四川铸造”有一个极大不同——四川两任巡抚的名字，出现在这批银锭甚至金锭之上。

“明代官铸银锭的铭文内容与历代大同小异，无外乎就是银锭制作或者使用的年份、地点、用项、重量、官员或者匠人等。”陈世松说，银匠们在制作银锭时，在其还没完全硬化的时候，用刀凿和锤头在银锭表面，将信息一笔笔錾刻上去。时间短暂，导致银锭所刻文字看上去大多粗拙，有的甚至以简体字或特殊代码符号来完成，比如把“银”刻成“艮”，“龙”则刻成了“龙”等。然而，税银地名大多錾刻的是州县地名，而制作于崇祯十四年、十六年的两款四川银锭，不仅一律以“四川”冠名，而且还将抚臣、按臣的官职、姓名标注在显著位置上，这又是为何?

“这极可能是廖大亨对皇帝的一种邀功。”陈世松说，廖大亨出身进士，为明末一代名士，有诗文著述传世。他在出任四川巡抚之前，大明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四川遭到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轮番攻击。廖大亨前面三任四川巡抚王维章、傅宗龙、邵捷春，就是因为镇压农民军兵败革职。当时，张献忠曾经作打油诗讽刺：“前有邵巡抚，常来团传(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其中的邵巡抚，指的便是邵捷春;廖参军，便是廖大亨。没想到的是，当邵捷春被革职后，服毒自杀，廖大亨却升任四川巡抚。

陈世松认为，廖大亨在银锭上开创性地刻下四川以及巡抚之名，或许就是为了向皇帝显示自己在四川的政绩，以回报崇祯皇帝的器重与期待。在廖大亨就任四川巡抚以后，他卖力推行崇祯皇帝所制定的加饷剿“贼”政策。江口出水的这些錾刻了各种赋税科目的银锭，就是他上任之后，以各种名目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过，这批税银制作完成后还没来得及运走，便被张献忠抢劫一空，反而成为他行军打仗的军饷。

横征暴敛加速明朝灭亡

在中国 历史 上，明朝因洪武帝朱元璋留下祖训“天子守国门”而为人津津乐道，这样一个王朝，为何会走向衰败?江口这批刻着不同税种的银锭，可窥端倪。

刻有四川以及巡抚之名的银锭，主要来自崇祯十四年、十六年。史料记载，廖大亨在崇祯十四年便已入川，横征暴敛即刻开始。实际上，明末时期的苛捐杂税非常泛滥。陈世松说，尤其是“三饷”政策，让百姓苦不堪言，最终只有奋起反击。

三饷，是在原来正常的赋税之外，额外加派的三种赋税，分别为辽饷、剿饷和练饷。辽饷是为明朝与后金作战所征军饷，剿饷为平定农民起义，练饷则为应付清军南侵。三种临时赋税开征时，崇祯皇帝曾表示“暂累吾民一年”，岂料这种税一旦开口，便一直未能革除。

陈世松说，在四川，蜀王府占据了“什七”，即十分之七的良田。明朝最后60年，四川又遭遇了连续天灾。这个时候，廖大亨仍然为“邀功”推出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并且放纵各府州县胥吏紧逼债务。在他的放任之下，彭县县令干脆以当地未纳完编银为由，让衙役将这些欠账作为薪金，让他们自己去讨。衙役受利益驱使，自是肆无忌惮，致使民间怨声载道，最终爆发了一场针对衙役的民变。

崇祯十四年，彭县人王纲、仁纪敲着锣召集群众，发起了“除衙蠧”的倡议。人们热烈响应，将衙役住宅全部捣毁。此后，邻近州县闻风而起，甚至出现了衙役被活活打死，甚至扔到锅里炖烂的情况。当时的民变，成都十六个州县，只有新都、金堂没有介入。随着民变愈演愈烈，内容不断扩大，从最初的“除衙蠧”扩充为除“五蠧”。争斗所向，包括州县吏胥衙役、投靠藩府的“府蠧”、横行霸道的“豪蠧”“宦蠧”等。这场扫“五蠧”一直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演变成为围攻成都的群众运动。剧烈的官民冲突最终让崇祯皇帝对廖大亨失望，将其贬谪，另提陈士奇出任巡抚。没想到的是，陈士奇上任后变本加厉……

錾刻在白银之上名目繁多的税种，就是四川人民彼时的深重灾难，也是天下未乱蜀先乱的最根本原因。陈世松认为，江口出水银锭上的蛛丝马迹，反映的正是四川深刻的 社会 背景，“或许正是民怨沸腾，才为张献忠一路攻占成都铺好了路。”

【宝贝盘点】

江口沉银连续三期考古，出水文物超过5万多件。考古出水文物成为公众了解明代中晚期政治、军事、 社会 生活等方面的一扇窗口，其中包括蜀王金宝、蜀世子宝、明藩王府以及张献忠册封妃嫔金银册、西王赏功金币等文物，举世罕见。

蜀王金宝：

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明代藩王金宝实物。亲王世子，传袭亲王金宝。在江口出水的这件明藩王金宝，其乌龟造型的钮已经断离，但仍可清楚辨识出底部篆书的“蜀”字，因此可以确认为蜀王金宝。由于每个王府拥有的金宝只有唯一一枚，在分封时代代代传袭。因其数量稀少，也就特别珍贵。这枚金宝出现在江口沉银遗址，可能就是张献忠洗劫蜀王府后得到的财富之一。2020年，江口沉银第三次考古发掘，再度发现“蜀世子宝”一枚。

“西王赏功”金币：

“西王赏功”金、银币，是张献忠作为大西王时嘉奖部将战功所用。在江口沉银遗址发掘之前，因为其存世稀少，一枚“西王赏功”金币在2011年嘉德士春季拍卖会上，以230万元的价格成交。江口考古发掘文物中，包括数十枚“西王赏功”金、银币。

金册：

在江口沉银出水文物中，有多枚册封金册。其中既有抢夺自明藩王府的，也有张献忠建立大西国后封爵妃嫔的金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