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由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新书首发式暨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这本沉甸甸的报告是在2000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的框架和结论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9大课题、44个专题研究的综合与总结，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和研究过程、取得的成果和结题后的重要新进展。
据悉，这本564页，83.6万字的《报告》首批印刷的所有新书，目前都已被迅速订购一空，现正在紧急加印第二批。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长孙莉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非常专业的学术类书籍一般印数都不多，他们也没有想到，业界对这本书的反响和阅读渴望会如此强烈。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第一个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大型科学研究项目，前后有200多位来自历史、考古、天文等领域的学者参与其中。工程从启动到完成报告的20多年里，人类文明不仅跨越了一个世纪，也迈入了新的千年。
在新书发布会上，已85岁高龄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感慨万千，用“酸甜苦辣”来形容这一工程带给大家的历练与感受。
从1996到2022，26年的时间里，专家组成员中已有8位先后离世，多数参与者也早已从各自岗位上退休。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学者，如今也已是鬓角花白的中年专家。
光阴带走了他们的青春，留下了累累硕果和不会停歇的争议。面对诸多质疑和疑问，李伯谦坦言：“争论永远都会存在，甚至会更加激烈，有争议很正常，我相信每一次争论都会推动学科发展，争论不休、前进不止。”
在距今4000多年到3000多年的那段历史中，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们，究竟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才得以在那团时间与记载重叠的迷雾中，划下一道道断代的“金线”？
壹
缘起：
埃及卢克索遗址的古史编年带来的思考
中国的古文明与埃及古文明、两河流域古文明、印度古文明等一样，是世界上公认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在这几大古代文明中，尤以中国古文明绵延不断、流传至今，殊为难得。
然而，遗憾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尚有两千多年没有建立清晰的年代学标尺。在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三代世表》便有世无年，这严重妨碍了后人对中国古文明的深入了解。
众所周知，夏商周三代，正是中国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因此，建立夏商周年代学标尺，对古文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最早想要这样做的人，2000多年前就尝试过了——西汉著名学者刘歆精通天文与数学，博览皇家典藏书籍，曾试图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在他之后的相关研究也从未间断，但没有任何人的成果能够让所有人信服。
出席《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新书发布会的部分专家
1994年，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著名科学家宋健访问埃及时，在卢克索遗址看到一份完整的埃及古史编年，从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375年，是第五、第六王朝的赫利波利斯时代，精度已在十年以内；到了第十二王朝，从公元前1991年到公元前1786年，精度为正负6年。
古埃及文明史这一完整的编年数据，引起了宋健的思考：我们能否也建立起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古史编年呢？
1995年，宋健邀请了李学勤、李伯谦等著名考古学者座谈，讨论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可能性。1996年，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全面启动。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出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由于不同历史时期所能依据的材料情况不一样，因此对其所要达到的目标的精度要求也不一样。
简而言之：越古老遥远的时期，对年代的准确度要求也就相应越低。具体而言，分为四大目标：
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前半段共10个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二、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作为准备，夏商周断代工程特地建立了如“夏商周年代与天象文献资料库”和“夏商周天文数据计算中心”，搜集整理大量的古代文献，进行恒星位置的反推计算等等，再加上碳14测年等科技手段，实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结合。
贰
焦点：
天亮了两次的那天，与武王克商的那年
相对越晚近的年代，所留存至今的考古资料和文献也就越多。虽然西周早期距今也有3000多年，但与距今4000多年的夏代相比，就显得清楚明白了很多。
因此，在上述四大目标里，关于西周列王在位时间的研究，也是内容最丰富的。专家们并非“白手起家”，至少有七个可靠的“支点”可以作为有力参照，它们大多是一件有重要铭文的青铜器，或一个独特的天文现象——这意味着一个相对准确的年份有可能被界定。
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支点”，便是西周第七位君主周懿王在位初期的“天再旦”天象。
战国时期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中有这样一句记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其中，“天再旦”就是天亮了两次的奇异天象。
有学者认为，这是日出之际发生的一次日食，所以才会给人们留下“天亮了两次”的反常印象。“郑”当时所在的地方，则应该是西周都城（今西安）附近的华县或凤翔。
日食刻辞牛骨（商）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专家们为此建立了一套描述日食时造成的天光亮度变化的数学方法，对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840年之间的日食进行全面计算，最后算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时期的郑地造成天再旦现场，并且是唯一的一次。
无独有偶：1997年3月9日，我国境内发生了20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日食发生时，新疆北部刚好是天亮之际，日全食发生后天色转黑，几分钟后结束，天色再次放亮。当地的情况与这种方法计算出的完全一致，用实际情况印证了“天再旦”为日全食的记录是可信的。
除此之外，另一个堪称“千古谜题”的焦点，则关联着一次改朝换代的重大事件：武王克商。在牧野的那个清晨，周武王率领的军队攻入朝歌，纣王焚身自尽，商朝近600年的统治走到尽头。
这段惊心动魄的上古传奇，被明代作家写成一部《封神演义》，让比干、妲己和姜太公等形象深入人心，而故事中前来帮助周武王的神仙们，大多一开口就是“为了姬周八百年天下”（西周和东周加起来延续了近800年）。
然而，对于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王朝时代，其究竟从哪一年开始，却惊人地“模糊”——2000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立说，形成了40多种结论——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
这令“武王克商”的年份，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千古谜题，而“武王克商”的年代恰恰是建立夏商周三代年表的关键节点。
工程将突破的希望转向新兴起的考古学和碳14测年技术。
叁
突破：
西周都城丰镐遗址 与三个最可能的答案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自1996年开始负责西周丰镐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同时也受邀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丰镐遗址的分期与断代”课题。
周文王迁丰，武王都镐，丰镐是西周都城所在之地。丰镐遗址位于西安市的西南郊，由丰京和镐京两部分组成，这里如有重大发现，对于推断武王克商之年，意义不言而喻。
1997年，徐良高带领的考古团队，在丰镐遗址发掘了一个编号为97SCMT1的探方，位于这个探方底层的编号为H18的灰坑，所属时代正处于文王迁丰到武王克商的大致范围内，坑内出土了大量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等适合碳14测年的遗物。
丰镐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通过一系列测年和研究工作，专家们将武王克商年的范围缩小到公元前1060年~公元前995年之间。随后又经过对天文史料的研究和青铜器铭文的反复解读，得出了三个可能的年份：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27年。
结果是，公元前1046年因为与金文历谱衔接较好，与重要史料记载也更能相容，最终“胜出”，被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为什么一个如此重要的年份留下的历史痕迹，会显得如此扑朔迷离？
徐良高说，因为古人对更久远时代的记录，受限于当时的认知与历法知识甚至思想观念，不可能精准如今。“就以我们认为应该最客观的天象记录为例，因为古人讲究‘天人感应’，信奉星象变化寓意着上天对统治者的预警，特定天象与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因此很多天象记录未必是完全真实准确的。”
包括对出土青铜器铭文上的相关记载，也不可尽信，因为文字出于人手，人的记忆和理解会有偏差。而西周时期的历法与后世完全不同，金文中纪录日期的用词更是古奥，对它们的理解分歧甚大，这一切都是笼罩在武王克商之年上的“重重迷雾”。
肆
争议：
永远都会存在 但我们提供了最优解
自2000年《简本》公布以来，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本世纪初曾先后在海外引发过三次大规模争论，许多学者都表达了各自的不同意见。
“争议永远都会存在，这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徐良高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不可能提供一个无可置疑的终极答案，但我认为是提供了迄今为止的最优解。”
在他看来，这一工程最重要的意义，除了其最终得出的结论，更在于其过程。“对于历史年代学研究来说，无论是史料的收集、梳理，新学科、新史料、新方法的拓展、发掘与创新，还是最终成果的整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都可谓是集大成者，是多学科整合研究历史问题的经典实践，提升了研究历史年代的精度，是历史年代学最新研究思路、史料、方法与成果的体现。”
铜牺尊（丰镐遗址井叔家族墓地出土）
当年在丰镐遗址所取得的重要发现，尤其令徐良高感到欣慰。“这个发掘和发现区分了西周和先周文化，确定了先周考古学文化的标准，解决了西周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问题，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可以说是超出预期，圆满完成了预定的目标。”
这处自上世纪30年代便开始发掘的重要遗址，如今考古工作仍在持续开展，“就像著名的殷墟一样，这么多年过去，依然有非常多的遗迹等待被揭示。”
最后，让我们记住下面这三行“简单”的年代数字。每一行数字的背后，都深藏着200多位专家20多年的努力与心血。
夏：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
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红星新闻记者｜乔雪阳
编辑｜段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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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工程介绍
[编辑] 背景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
第一个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学作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的推算和研究结果体现在他撰写的《世经》中，《世经》的主要内容后被收录于《汉书·律历志》。从刘歆以后一直到清代中叶，又有许多学者对共和元年以前中国历史的年代进行了推算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推算所用的文献基本上不超过司马迁所见到的文献，所以很难有所突破。晚清以后情况有些变化，学者开始根据青铜器的铭文作年代学研究，这就扩大了资料的来源。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又为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研究夏商周年代学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编辑] 立项过程
1995年秋，国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设想。
1995年底国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社科院、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单位的领导组成，会议聘请了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作为工程的首席科学家。
1996年春，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学科的21位专家形成的专家组，并拟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可行性论证报告在1996年5月得到了通过。
1996年5月16日国务院召开了会议正式宣布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启动。这一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共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200人。
[编辑] 工程目标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编辑] 研究课题
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
夏代年代学研究；
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
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
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
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碳14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
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与总结。
[编辑] 研究方法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14测年。
[编辑] 结论与意义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都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纣之年）定为前1046年。依据武王伐纣之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建立了商王武丁以来的年表和西周诸王年表。
如果该工程顺利的话，那么将有可能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给出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但目前看来，由于该工程的最终繁本报告迟迟未能通过，这个意义能否达到存在较大疑点。
[编辑] 批评与质疑
此条目的中立性有争议。内容、语调可能带有明显的个人观点或地方色彩。（2007年8月6日）
加上此模板的编辑者需在讨论页说明此文中立性有争议的原因，以便让各编辑者讨论和改善。
在编辑之前请务必察看讨论页。
自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以后，其中结论已被不少主流的词典和教材采用，开始产生影响。
在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后，国外学者开始加以批评。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才刚刚开始，中国的考古技术和理论水平还有待更大的提高。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不绝于耳。某些国外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在2000～2003年进行了三次辩论。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便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但亦有人认为所谓的“国际学术界”一贯漠视中国本土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没有发言权。
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封锁，网络上随处可以见到关于此问题的介绍与讨论，中国政府也为此展开大规模论争，提出支持自己观点的各种理据，支持工程学者深入研究。有些国外学者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努力，认为只要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此类研究一定就有政治目的。有人就说，这些学者连最近发表的文字都说不清楚，他怎么可能对三代的年代行判别。而大陆不同意工程报告的学者也被这些国外学者加上“正义凛然”的标签，说成是“无力对抗政府”。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败，现在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例如张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内部却是存在争论。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此类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检验，只要在中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编辑] 关于周懿王元年天再旦的质疑
在“东亚历史”[1]期刊（East Asian History）上，Douglas J. Keenan发表文章质疑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是西元前899年[2]。文章中对于工程研究方法中的错误提出了具体质疑。文中提到：
……一些最近的研究计划，包括被中国国务院接受的研究计划（指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的是一个在西元前一千纪早期的“天再旦”的记载。这些研究把这个奇特的记载解读成日出时的日偏食。这样的解读看起来似乎合理（黎明要开始之际，天色因为日食而暗下来，然后再日出），但却是不确定的。日出时把太阳表面遮住的部份大到可以让天色大幅变暗的日食是很少的。在西元前899年4月21日的确是有一次日出时日食，而这些研究计划把这个日食对应到该奇特的记载（指周懿王元年天再旦）。
计算显示，西元前899年的那次日食把主观亮度（人类观察者所感受到的亮度）减低的程度小于25%。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指天再旦的感觉））。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
另外，有人依据《日食路线图》作了调查，发现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带西端在山东省，陕西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郑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像。
[编辑] 蒋祖棣对工程方法论的批评
2003年4月12日，在芝加哥就断代工程进行了一次学术会议，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祖棣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只有68．2％的置信度，“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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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文化工程。该工程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于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到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
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迄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从此上溯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在司马迁的《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名字，而没有具体在位的年代，这种状况被称为"有世无年"，成为中华文明史的一大缺陷。千百年来，无数学者为改变这一状况而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然而如此规模庞大的工程是无法由一己之力来完成的。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考古成果不断涌现，改变“有世无史”的时间已经成熟。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来自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学等多种学科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在李学勤、李伯谦、席泽宗、仇士华四位首席科学家的带领下，团结协作，共克难关，取得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先后完成了9个课题、44个专题的研究。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历史文化遗址的发掘，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的鉴定以及对古天文学记录的整理，于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该年表把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推定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为标识的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并明确了公元前841年以前西周十王的具体在位年代；推定夏商分界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并明确了商武王以下十二王的在位年代，对于商代前期的历史给出基本的年代框架；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也相应提出了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商周断代工程”使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学标尺，理清了先秦历史的起承转合和发展脉络，填补了我国古代纪年的一段空白，制定了迄今为止最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代表，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基础。同时，该工程的顺利完成也开启了二十一世纪交叉学科共同研究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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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断代工程”可信吗？
前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二OOO年十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OOO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后，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二OO三年四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O七O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OO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一O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O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二OOO年十一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 “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言“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于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