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而具有“法兰西思想之父”之称的伏尔泰在《道德论》中也说道：“作为一个哲学家，如果你想知道地球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得先把眼睛转向东方——那是一切艺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它。”
而法国牧师萨维纳在他出版的中外第一部《苗族史》中更是说了一句大实话：
“当整个西欧还处在原始状态的时候，中国人在4000前就已经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了。”
这就说明，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东方文明曾经先于西方文明。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几大文明古国中，中国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文明发展进程一直没有遭受重大破坏的国家。
诚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才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
古印度于公元2000年前被雅利安人所征服，古埃及于公元前522年被波斯人征服，古罗马于公元前408年被西哥特人征服，古希腊于公元前388年被马其顿人征服。
上述文明古国均灭于异族的侵入，而导致其文化中断。唯有古老的中国，其灿烂而悠久的中华文化绵延不绝，成为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的唯一。
古老的中华文明流传至今，是没有遭到异族灭绝性的入侵。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自中国产生文字纪事以来，修史作传，秉笔直书，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历朝历代都会依据“中华传统”为前朝修史作传，记录之前的历史人物或重大事件，使得中华文明薪火相传，延绵不绝而得以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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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学问之成立在信，而学问之进步则在于疑。非善疑者，不能得真信也。”随着学术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随着大量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苏秉琦教授生前曾提出要重建中国古史框架，他说：
“时至今日，把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国史学、考古学者面前，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其主要标志是重建中国古史的构思、脉络已基本清楚。从宏观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可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就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根据蔡元培先生和苏秉琦教授的宏论，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些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着两个问题：
一、中国史籍记载在黄帝之前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多久？
二、中国苗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历史渊源，即他们的早期历史是怎样的？
中国史籍为什么对他们有那么多的记载？为什么王桐龄说：“除了汉满蒙回藏以外，还有一位长兄，即是苗族。”
为什么夏曾佑说：“古时苗黎族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至黄帝之时，生齿日繁，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黄帝、蚩尤之战事。而中国文化，藉以开焉。”
史家稽古，多从伏羲氏开始。中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斯文鼻祖是伏羲。伏羲之前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上树栖居，盘古、燧人、有巢，是否确有其人，年代久远，难以详究。
可距今7000年的伏羲太昊氏，应该说是确有其人，确有其时代。早在先秦时期，伏羲就已经被国人确认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
《尚书》：“古者伏牺氏之天下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世经》：“炮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中国史籍记载的人文始祖，与伏羲同时代还有女娲，之后又有神农，再到黄帝、炎帝和蚩尤。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曾明言：“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司马迁明确告诉后人，他只写“上起黄帝，至于麟止”的历史，之前还有伏羲作《易》八卦。鲁迅曾评说：司马迁“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始于黄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获白麟止。”
司马迁《史记·六国列表第三》载：“‘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一万多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在我国东南部“口朝黄土背朝天”地经营稻作农业了，已经开始烧制陶器了，已经产生了最初的象形文字。
中国大量史籍资料记载，早于黄帝2000年的伏羲太昊就开始了中华文明一系列的创造发明。中国人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尊称伏羲为“百王之先”、“三皇之首”、“斯文鼻祖”。
苗族发祥于中国的东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中国自有文字纪事以来就有关于苗民的记载。
综观中国历史文献，无论是钦定的正史仰或野史，对苗民的称谓，上古时期称“东蒙”或“伏羲太昊部族”，炎黄蚩时期称“蚩尤部族”或“九黎部落”，尧舜禹时代称“三苗”、“有苗”或“三苗国”，夏商周时期称“南蛮”、“荆蛮”或“荆楚”，秦汉以后称“武陵蛮”、“五溪蛮”或“武陵五溪蛮”。
虽然各历史时期称呼不同，但称呼的对象都是苗人。中国史籍对苗人的记载，其历史脉络可谓清晰。东蒙—九黎—三苗—南蛮、荆蛮—武陵五溪蛮—苗族。一脉相承。
吕思勉在《先秦史》中说：“研究吾族源起者，始于欧洲之教士，而东西各国之学者而继之。”运用现代学科研究方法而发轫的研究苗族的著述，也始于西风东渐，即源于西方传教士或人类学家。
法国牧师萨维纳在中国西南传教20多年，他于1924年在香港出版了中外第一部《苗族史》，他根据中国史籍记载纪年表，将约7000年前左右的伏羲太昊时代称为游牧时代，约6000年前左右的神农时代称为农业时代，约5000年前左右的黄帝时代称为建立帝国半史时代。
他还说：“我们没有列出更早的时代，因为表上列的从公元前4477年到1888年这段时间，已经足够向我们显示：苗族祖先在东亚早期历史上留下的足迹。”他下结论说：“标识着中国史籍所记载的第一个历史时期的，正是这些苗人。”
日本早期人类学家鸟居龙藏1905年到中国对苗族进行调查，于1936年出版了中外第一部《苗族调查报告》。
鸟居龙藏说：“当汉族未入中国之前，中国之中部及南部，本为苗族所居，自汉族移入后，渐与苗族接触。”
他引用美国人类学者d.gbrinton在其所著races andpeples(1890)的话说：“血统纯粹之汉族自以为五千年来自昆仑，沿黄河长江之源而入中国西北之陕西省。”
在华夏族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中文，为什么只把华夏族的祖先记载到6000年前的少典，而把苗黎族的祖先记载到7000年的太昊伏羲？
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不难的，是因为古代战争促进各部落融合的结果。正如梁启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中说：“自黄帝迄今于舜禹，我族与苗族为剧烈之竞争，卒代之以兴。于是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古苗黎族与古华夏族一样，同为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成员之一，同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缔造者、中华文明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要想真正的了解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演变及其发展过程，就不能不对苗族早期的历史进行研究；要想真正透彻地了解中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的原因，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整合精神资源，也决不能缺失了对苗族悠久历史与厚重文化的研究与考察。
二
马克思说：
“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国学大师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也有一段精彩的表述：
“上古历史，虽多懵昧难考，然即周、秦以来之书，推究上古社会之状况，亦往往有端绪可寻。
盖自蒙昧社会进而至于开明，其中阶段甚多，必经若干年岁之蜕化，始渐即于完成。而后来社会之语言、文字、思想、制度，亦必仍有前此之迹象，蝉联寓伏于其中。由后推前，不难见其经过之迹也。”
中国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中国历史文献纵贯数千年，极为繁富，浩如烟海，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媲美。尤其是先秦典籍记录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基因，勾勒了中华文明滥觞的历史轨迹。
“太古之世，无所谓政治，亦无所谓君主，各分部落，不相统一。剥林木以为兵，用水火以胜敌，强陵弱，大吞小。不知经历若干之岁月，始就由众部而集中为大群。”
中国众多的典籍资料记载，上古时期，在我国东北部平原地带，就“始就由众部而集中为大群”，史籍将这个“大群”称之为“东方君子国”、“不死国”或“伏羲太嗥部族”。翦伯赞、郑天挺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注曰：“君子国，不死国，相传是东方夷国。”苗族自称为“蒙”，王献唐稽考称之为“东蒙”。
上古“东蒙”人“伏羲太嗥部族”是中国史籍记载最早的部落群团，这个最早的部落群团早于“炎黄蚩”时代2000多年，群团中就包含有苗族最早的先民。苗族源自上古“东蒙”人即伏羲太嗥部族。
我们知道，中国典籍大量记载“三皇五帝”，三皇有“天皇、地皇、泰皇”（指人皇）之说，而大多是记载人皇的。
天皇、地皇是人们心中的宇宙空间上天力量与赖依生存的大地自然力量。古人用神化信仰方式使天地变成某神去崇尚与信仰敬拜,寄告子孙尊天敬地，崇尚自然，传承文明。
而我们需要探究的是人皇。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人类迎来了新的时代，“三皇五帝”率领人众开创了上古中华文明，后人把他们奉为神灵，以各种美丽的神话传说来宣扬他们的英雄业绩。于是人们就把原始社会中后期出现的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酋长或大王称为“三皇五帝”。
“古代帝王事迹，多杂神话。其较可信者，盖始三皇五帝。”中国典籍对“三皇五帝”有多种记载，从古至今，大多数中国人倾向于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三皇”早于“五帝”。“三皇”时代距今六千年至七千年，“五帝”时代距今则在五千多年前左右。
根据中国典籍记载，苗族源自上古“东蒙”即伏羲太嗥部族。苗黎族是中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原始部落人群，这在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等为代表的史学大家的《中国通史》系列中，在王桐龄、夏曾佑、林惠祥等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史》系列中，以及在蒙文通、王献唐、闻一多、芮逸夫、马少侨、何光岳、侯哲安、石启贵、杨绍先、梁聚伍等的重要著作中，都已经肯定了这一历史的真实。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嗥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酋长。太嗥姓风，神话里说他人头蛇身(一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的一族……太嗥可能实有其人。如果八卦确是一种记事符号的话，按照传说，当是出于太嗥或太嗥族。”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则说：“太嗥，号伏羲氏……稍后的记载中说，从黄河下流到江淮流域是东夷和淮夷活动的地方，共有九部：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合称‘九夷’。传说太嗥是风姓，应同九夷中的风夷有更直接的关系。风夷在夷人氏族部落中居于首要地位，因而太嗥又是所有夷人想象中的祖先。”
可见，范文澜、郭沫若所说的东方“夷族”、“夷人”是指上古时期居住在东方的伏羲太嗥部族，不是指华夏族入主中原后，至夏商周开始按地域和方位形成的五方格局中的“东夷”。
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南蛮”都是上古“东蒙”伏羲太嗥部族的后裔，“南蛮”是伏羲太嗥部族参战部分九黎族南下的后裔，“东夷”是未参战未南下的那一部分的后裔。至春秋战国前后，“东夷”全部地融入了华夏族。
上古“东蒙”人即伏羲太嗥部族的后裔，历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该部族的绝大部分已经融入华夏族即今天的汉族，一部分撤退至南方，发展演变为现代的苗瑶畲三个民族，还有一些融入其他少数民族，即由百越、百濮、氐羌等发展演变而来的一些少数民族。上古“东蒙”人即伏羲太嗥部族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源头。
三
马克思指出：“在野蛮期的初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在宗教领域中发生了自然崇拜和关于人格化的神灵以及关于大主宰的模糊概念……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
这说明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的生活和斗争中发展了想象，从而产生了神话和传说。而神话和传说反过来又有力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斗争。
高尔基则说：“一般说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
说明神话的产生，是基于现实生活，而非出于人类头脑的空想。人类的神话传说中往往包含着历史的真实。在发明文字以前，口耳相传的历史是人类唯一的记忆形式。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曾这样写道：“马克思说过，‘虽然希腊人由神话中得出了他们的氏族，但是这种氏族比他们自己所造成的神话及其诸神与半神要古老些。’这个原理，同样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原始公社的存在远比皇帝要古老一些。”
我们知道，在产生文字记载历史以前，我们的祖先主要是通过口耳传诵的形式代代相传其形成发展史的，这才使得远古的历史由此得以延续。
从盘古开天辟地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历史长河的肩架上，展现了形形色的古代神话传说。从世界文化史来看，关于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神话传说，决不是空穴来风，它在民族心理中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它们的传诵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往往通过一些庄严肃穆的仪式来完成。
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类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在20世纪初“五四”前后，当时的我国学术界有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势力很大的疑古学派，他们认为古代很多被当作信史的东西其实都是传说，而不是真实的历史。
他们有一个理论叫“层累堆积说”，认为古代的传说就像滚雪球似的，原来可能有一点点影子，但这雪球越滚越大，越大就越离原来那一点点影子越远。所以，古代的东西就值得怀疑了，不能当作信史。
20世纪初期，无论是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或者考古发掘工作都才刚起步，以至疑古学派很有市场，当然不赞成疑古学派观点的也大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人们开始走出“疑古”阴影。
以范文澜、郭沫若为代表的一大批历史学家，开始了中华文明“真史”的一系列探索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最新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初，李学勤先生针对疑古思潮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
他说：“把古书的记载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郭沫若先生开拓的这条道路，决定了此后很多年中国古书研究的走向。应该说这已经超出疑古，而进入新的时代了。”
随着百年来地下发掘物的大规模的增多，随着考古学的新发现，疑古学派的看法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的考古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全国各地发掘出的许多古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可以证明，“神话不是纯粹杜撰的产物，它不是虚构的无稽之谈，而是历史。它是‘真实’的故事而不是‘虚构’的故事” “上古神话系统，是从属并表现着人类史上一个特定文化阶段的符号系统。
神话史，剥去宗教的面纱就是上古史。”我国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实了神话传说的真实性。
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知识，比如周易、中医、建筑等，它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而距今一万年前左右，中国的农耕文明已经开始传播了，西北种粟、东南种稻，制陶业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伴随着农耕文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创造与发明，我们绝不能低估了中华民族祖先的智慧和能力。
更何况，“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秦始皇“焚书坑儒”，还不知道烧掉了多少史籍经典，我们今天能读到的只是其中未烧灭掉的一部分。
四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
“历史之学，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人类之动作，有共同之轨辙，亦有特殊之蜕变。
欲知其共同之轨辙，当合世界各国、各种族之历史，以观其通；欲知其特殊之蜕变，当专求一国家、一民族或多数民族组成一国之历史，以觇其异。”
本研究限于后者。即中国的一个民族，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民族，一个对中华文明启步曾做出重大贡献的民族，一个因为部族战争失败由强者沦为弱者的民族，以觇其特殊之蜕变。
研究和疏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时代越久远越困难，这是不言而愈的。这除了依据中国典籍记载、考古发现外，还应该重视民族的民间传说。
作为一个没有文字记载自己历史的民族，口头回忆和记叙就是他们的档案。马克思在论述日尔曼的歌谣时曾说过：“古代的歌谣是他们(指日尔曼人)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
高尔基则说：“从远古时代起，民间创作就不断地和独特地伴随着历史……俄罗斯的歌谣就是俄罗斯的历史。”
我们知道，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通史《史记·五帝本纪》，记述传说中上古五个帝王—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事迹，是司马迁在两千年前，根据各地传说资料而写成的。
他曾经“西至空峒、北至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所到之地，“长者皆各往往称黄、尧、舜之事。”可见史料来源是通过各地长老传述来的。因此，在中国典籍资料记载的基础上，借鉴民间传说资料来研究疏理一个民族的早期发展历史，是必不可少的。
萨维纳在他出版的中外第一部《苗族史》中说：“仅仅满足于通过中国的编年史来认识苗族，对苗族的认识肯定很不完整。编年史向我们展示的苗族是汉人所描绘的苗族，而非现实中的苗族。”
他强调说：
“语言的命运与操语言的民族的命运往往是一致的。弱小民族或早或迟会学说强大民族的语言；战败者会要说胜利者的语言；而在历史中消失的民族的语言就会成为死的语言。
唯有强大的、勇猛的、坚持不懈的种族的语言才能征服数个世纪。例如，在欧洲，有凯尔特语和巴斯克语；在亚洲，有苗语。苗语中的一些词汇在阳光下经历了50个世纪都没有变色。”
苗族的心史记载资料即民间传说异常丰富，有古歌、史诗、古老话、神话、传说、礼辞、诗词、故事等。
苗族心史资料把伏羲与女娲，涿鹿大战的故事，悲壮的迁徙史歌等带到了四方八方，不间断传说了50多个世纪。
我国先秦文献记载之伏羲与女娲，就是根据苗族创世神话《洪水故事与兄妹结婚》而纪之为书的。西部方言苗族对洪水的患难兄妹直接称伏羲和女娲，东部方言苗族称傩公与傩母，中部方言苗族称姜央兄妹。
马长寿在《苗瑶之起源神话》中说：
“中原神话中的包羲与女娲原为楚籍，系楚中苗族创世之祖……自中原与楚苗交通后，汉苗文化交流，于是楚苗之古帝王及主神，不特通行于苗族，汉族亦从而假借之。时代匡远，于是中原人士不复知伏羲女娲为楚苗之始祖矣。盖汉族之假借苗族伏羲神农为古帝王，亦犹苗倮之祀孔子，与夫汉族之以瑶祖盘古为开辟之神，其例相同。”
本套苗族简史丛书初步拟定为：《探考伏羲》、《解读九黎》、《话说三苗》、《思辩南蛮》和《五溪蛮考》。力图还原苗族真实的发展历史。以吸收先人之智慧，凝结中华民族向心力，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石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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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在历史上为何多次迁徙
人类的迁徙，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在漫长的原始社会，迁徙是人类谋求生存的手段之一。那时候人类的始祖，一直以野果及植物的根茎果腹，或靠鱼猎充饥，几乎是居无定外。当原始农业出现后，人们的居处开始有所稳定，苗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后，仍进行着长时期、大幅度、远距离的迁徙，其足迹遍及我国中原，中南、西南诸省，并跨出国界，进入东南亚半岛，甚至时至今日仍在一些国家中继续迁徙不止。国外苗族迁徙自不待说，国内苗族迁徙，有史料记载可查的，至少就进行了五次大迁徙。
第一次迁徙波
史籍记载，进入农业社会以后，苗族先民──九黎集团，生活于我国东部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的平原地带。曾与东下的炎黄部落集团发生战争，“逐鹿中原”，后九黎集团惨败，蚩尤被杀，其部落集团被迫离开东部平原，向西南迁入长江中游地带，并形成以“三苗”见诸于史册的新的部落集团，这是苗族先民第一次大迁徙。
大约到四千多年前，据史书记载和传说，当时由黄帝、炎帝、蚩尤所领导的各氏族部落联盟已分别占据着不同的区域，而蚩尤就是占据以江淮地区为主的九黎部落集团大酋长，传说蚩尤有三大发明，即:刑法、武器、宗教。兵器中有仗、刀、戟、大弩、已威震天下，是个强悍善战的部落在发明了刑法、武器、宗教的同时也促进了饲养牲畜、种植植物的农业生产。当时黄帝领导的部落生产力发展也较快，已由采集、渔猎为主的母系社会转入“治五气”、“五种”的父系氏族社会了。这种进步，迫使当时的人们集团，拼命的寻找土地，尤其是适宜于饲养牲畜、种植植物的土地，很显然，中国中部黄河流域，便是大家的理想之地。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中国中部黄河南北，是平原肥沃的地区。住在周围的各种族，都想迁徙进来。因此，成了各种族斗争的舞台，也成了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场所”①。当时环绕着黄河流域的部族,范文澜先生说:“东部是夷、济水流域，是夷族的根据地，大概从东北沿勃海岸入山东境，南下到淮水流域。南部蛮族为苗黎瑶，由长江流域，北进到黄河流域。西部是羌族，从西方侵入中原，与苗黎族杂居，北部狄族，在远古传说中，没有显示他们的迹象”②。由此不难看出，占领黄河流域最早的，是羌族与苗族。羌族中之炎帝，及苗族中蚩尤所率领之一群，在当时及为活跃，范文澜先生说:“炎帝据说姓羌，羌本西方种族，很早迁入中原地区”。“蛮族中九黎最强，大概是联合九个部落，每个部落，各包含九个兄弟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族。蚩尤做大酋长，据说，八十一个酋长，生是兽身人语，吃沙石，耳上生硬毛，头有角，饯角人”③。当时苗族先民是否全是兽身人语，吃沙石，耳上生硬毛，头有角，能角人，年代久远，颇难断定，然而这部族之在当时，具有雄厚力量，却是毫无疑义的。正如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说:“当时苗族文化，相当发达，第一发明刑法；第二发明武器；第三发明宗教。后来汉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及甲胄，而信奉之鬼神教，大抵皆苗所创，而汉族因袭者”。宋文炳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也写到:“苗夷文化，在现代似无可称述，惟于上古时期，极为发达，影响汉族亦很大。简单叙述，约分为:一、刑法，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为劓刵椓鲸越兹皕刑’。是刑法为苗族所发明。汉族沿袭其用。二、兵器、史称‘蚩尤好兵作乱，作刀戟大弩’。又管子《地数篇》‘蚩尤受金作兵’。蚩尤在黄帝时，为苗族酋长，是兵器亦为苗族所发明。三、宗教、楚语；‘少皞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兵器乃自卫武器，刑法宗教，亦维持社会治安不可缺少的东西。此三件，均为苗族发明，有裨益于汉族甚大”。从上述资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序列中，苗族先民曾经处于领先的地位。
在炎帝(羌族)和蚩尤(苗族)占据黄河中下游的时候，当时黄帝部落还在陕西一带。羌苗两族杂居相处，虽没表现什么合作，但也没有引起什么冲突。一直到“炎这衰微”、“政失常轨”的时候，才发生了羌苗两族的战争，大家都是为了争夺黄河流域一块肥沃的土地。从史料记载来看，两族之争，蚩尤获胜，炎帝在向西撤退时，遇上向东推进的黄帝，《史记》说:“轩辕叫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后得其志”黄帝打败炎帝，或炎帝归顺黄帝之后，接着继续向东推进向九黎之君蚩尤挑战。但蚩尤没有势临“衰微”，而且“威震天下”。黄帝向他进攻，并非容易得手。蚩尤兵使用刀、戟、大弩，黄帝仅“剥林木以为兵”。《太平御览》载:“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可见两族争夺之激烈，又据陈安仁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中说:“黄帝与蚩尤先后大战三次。第一次于阪泉，第二次于涿鹿，第三次于中冀。最后胜利，则在中冀也”。按照当时的情况，蚩尤是有可能取胜的，正如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说:“铜木之间，利钝殊焉，蚩尤胜而黄帝败，殆无疑义”。但蚩尤最后还是失败了。对蚩尤的死，夏曾佑说:“或云黄帝使应龙杀蚩尤，或云黄帝使女魃杀蚩尤，或云黄帝受玄女之兵符杀蚩尤。”拥有先进武器而又被称为“战神”的蚩尤，是战死，是谋杀，或是另有别的原因，现在是难以考证了。总之，黄帝与蚩尤“逐鹿中原”，蚩尤是失败了。
黄帝战胜蚩尤，并把蚩在中冀杀紫以后，而蚩尤率领的九黎集团，当然，有些随着他的首领牺牲了，有些做了黄帝的俘虏，当了奴隶。可是没有牺牲和被俘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些人，在当时的打算，除了另推首领，收拾残部，作卷土重来之计外，只有退出黄河流域，转入别的有利地带。前个办法，似一时不易做到；后一个办法，或许可能行得通。究竟往哪里走呢？东进有夷(指东夷)，北进有狄，西进有氏羌。当这残败之余，怎能够和他们交手？最好，迅速脱离敌人的追击，向着长江流域撤退。当时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沿途都有蚩尤的余部。而所谓“铜头铁额，吃沙石，耳生硬毛，头有角，能角人”的八十一个兄弟，除了战死者外，他们还能够有力量，扫除沿途的一切障。他们到了长江中游，便定居下来，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他们便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国家。这国家，就是后来的三苗国，这就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一次迁徙波。
第二次迁徙波
蚩尤余部举族南迁，在左洞庭，右彭蠡一带又逐渐强悍起来，并号称:“三苗国”，与尧、舜、禹为首的华夏集团再次发生冲突。经尧、舜、禹三代的不断“征伐”、“窜三苗于三危”、“放驩兜于崇山”，“三苗”集团被瓦解，余下主要部分被迫迁入鄱阳、洞庭两湖以南的江西、湖南崇山峻岭之中，被称为“南蛮”、“荆蛮”或“荆楚”。这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二次迁徙波。
“三苗”是蚩尤余部南迁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梁启超先生说:“三苗九黎，一族两名”④。古代的族，大抵因国得名，好象后来的秦族，汉族一样。蚩尤战败，九黎的主体部分未受损伤，迁至长江沪域以后，发展很快，战据地盘很大。《尚书地理今释》曰:“三苗今湖广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史记正义曰，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又彭蠡，今江州、郑州、岳州也”。梁启超又说:“此族(苗)最初之根据地，左传指定位置，曰左洞庭，右彭蠡。则今湖南之岳州、长沙；湖北之武昌；江西之袁州、瑞州、临江、南昌、南康、九江，是其地也”⑤。这些地方，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不亚于黄河流域。苗族迁居这一带以后，一面从事饲养牲畜，种植植物的农耕生产；一而把蚩尤遗下的五兵、刀、戟、大弩，随时讲习，以保护族自身安全。他们在这里平安度过了几百年。
到尧舜时期(“尧为黄帝儿世孙，舜为黄帝儿世孙”⑥)尧时才有了三苗的专称，也就是说三苗在尧时即已立国。苗族在加尧的华夏联盟，成为联盟成员之一，其前领驩头代表三苗国参加华夏联盟议事会，尧征询驩头意见，故曰“驩头尧臣”⑦。“干戈不用三苗服”⑧，说明三苗与尧舜为首的华夏团曾有过一段和平的时期。后来，三苗势力发展很快，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借故三苗“在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德”⑨。向三苗发起进攻，打了许多年的仗，至尧在位七十六年(公元前二二零八年)。才把三苗打败。尧“放驩头于崇山”⑩，“窜三苗于三危”(11)。笔者同意马少侨先生的观点，窜三苗于三危，即窜群苗于群山，三苗之众向原部落所在地周围的群山中逃窜。正由于这样，所以三苗才参与了禹的治水工程，三苗才能仍然成为中原华夏联盟的最大劲敌，才会有以后的战争，如果说三苗之众还在尧时远窜西裔敦煌，就不会有以后禹在洞庭彭蠡之间对三苗发起的来族性的战争了。
“尧未年德衰，五舜所囚”(12)。舜夺取了华夏联盟的领导权后，更是变相加利地向三苗进攻。据史料记载，在长江战败而溃散的苗民，溯湘江而上，进入苍梧。他们的目的，也许是逃命，说不上什么卷土重来，可舜丝毫不肯放松“御驾亲征”。亲自带领一批人马，杀向苍梧而来。三苗之众在退无可退的局势下，奋起反攻，舜仓皇间吃了一个大败仗，舜也因此而阵之，这就是《史记》说的“舜崩苍梧之野”，修务训更说得明白，“舜征三苗，道死苍梧”，舜战死后，葬于九疑山深处，后来叫“零陵”。
舜死后，禹继位。禹是一个水利工程师，舜还位时，他就开始着手水利工程设计。继位后，他一改常态，施行兵工政策，把华夏联盟的大兵，不是开去进攻三苗九夷，而是一齐开去治水。禹的这一举动，当时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其他部族乃至三苗，都因此感动，愿与夏禹合作，当时三苗部众生活于长江流域，治水工程如若没有三苗的参加，禹治水工程是不能成功的。流传在川南苗族的“古史传说》说:夏禹首向”三苗“下战书，要与之决战，当时”三苗“指出，洪水汜滥，九河急需疏通。你若要与我交战，疏通九河的任务时才能完成？夏禹遂罢战而联合三苗共疏九河，现在把三苗与夏禹合作疏通九河的成绩写在下面:
第一，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第二，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此记导徼外二水也。第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阳，东至于底柱，又东至孟津，东过洛纳，至于大伾，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此记导河也。第四,嶓种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流沧之水，过三澨，至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干海，。第五，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滩，东为中江，入于海，此记导江汉也，第六，导流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在出于陶邱北，又东至于荷，又北汇于汶，又北，东入于海，此记导淮也。第七，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此记导淮也。第八，导渭，自乌鼠同穴，东汇于澧，又东入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第九，导河自熊耳，在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此记导入河二巨川也(13)。
如此大的治水工程，如果没有三苗九夷的参加，夏禹即全有三头六臂，也难以贯通九条河，且从上述九条河的治理情况看，其疏导得较好，水患少而水利多的，要算长江流域，假使没有三苗人民担负长江的艰巨工作，其水患纵不象黄河流域那么严重，其水利也未必有现今这样便利。总之，三苗在配合禹治水工程中是作出了贡献的。
但夏禹治水成功后，抽出大兵，向三苗集团发起了总攻。禹认为三苗生活于长江流域，对自己的统治随时起着威胁作用，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解除腋下之患。试看夏禹出师三苗的誓词:
“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于降之咎”(14)。
夏禹大有灭绝三苗之势。“七旬有苗格”(15)，战争持续七十天左右，三苗终于被彻底打败，这次战争十分残酷，“三苗之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16)。”“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17)。“三月不见曰”(18)。可见三苗遭杀戳之惨，如果说黄帝与蚩尤之战。苗族有生力量未被歼灭。南渡黄后还崛起“三苗”与华夏集团相抗衡的话，那么，夏禹代三苗之战，苗族有生力量基本被歼灭，自此苗族一蹶不振了。当然，禹伐三苗的残酷战争，大部分苗族被歼灭，也有一部分被俘虏而要赎、收养、奴蓄或充当牺牲品，而另一部分苗人，则被逐出部落所在地区，继续向南逃窜。不然，就没有今天的苗族了。这一部分向南迁窜的苗族，逃到江西、湖南，便在崇山峻岭之中隐居下来，经过若干年以发展，又以“南蛮”、“荆楚、”“楚荆”的名称出现在中原汉文献资料当中。这就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二次迁徙波。
第三次迁徙波
一个民族，往往到历史一另上个阶积极，便更换了他们的名称，这名称，不管是别人加给他的，或者是他自己拣来的，大家总是这样呼唤，他也愿意大家这样呼唤，一直呼唤到他以下若干代。“荆楚”、“荆蛮”、“南蛮”等的得名，便是如此。禹伐“三苗”的残酷战争以后，中原文献不再有“三苗”的记载。荆楚、楚荆、荆蛮、南蛮等不同的呼唤，都是泛指苗族人们的共同体，他的前身，还是三苗，历商，周至战国后期，三苗后裔在“荆”、“楚”、“蛮”的抽象掩盖下，又出现于史册。
苗族不愧于是一个伟大的坚韧不拔的民族，他们又从湖沼地带迁到绵亘山区后，自然条件改变了，大家从头做起，创造自己的生活环境，后来，他们的社会经济又日益发展起来。继夏朝而起的是商朝。《竹书纪年》载:“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诗经·商颂·殷武》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说明商王朝也对三苗后裔“荆楚”进行地多次征伐。代商而起的是周王朝，据史籍载，周昭王亲自率兵到丹、汉一带伐楚，遭到惨败。周穆王时，也亲自到九江伐楚；周宣王时，则派大将方叔大规模伐楚(19)。然而，荆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周未时又强盛起来，春秋战国时，发展成为“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主体居民。“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泾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此霸王之资也”(20)。是“七雄”(泰、楚、韩、赵、魏、燕、齐)中幅员最大的国家。至于楚国是否苗族自己建立的国家，尚有待于研究。楚文王就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21)，楚武王也说:“我蛮夷也，今诸候皆为叛”(22)。至少苗族是楚国的主体居民，这是肯定了的。
春秋至战国合计为四百二十四年。在这四百二十四年当中，“五霸”、“七雄”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春秋各国，大小战争凡二百十三次；战国大小战争二百二十次”(23)。这样多次的战争夺战，任何国家的人民，想过一天的安定日子，是不可能的，兵连祸结，给苗族人民带来了不少灾难，还在楚国的强盛时期，苗族先民于战祸之中，就有部分被迫扶老携幼西迁。逃入人烟稀少的武陵山区，秦灭楚国后，苗族大量向西南迁逃，”秦代吞巴并蜀来楚，于是，川湘鄂的诸蛮，遂相率避入深山穷谷之中，与鸟兽处，而不肯投降。但他们仍然在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其族类的繁殖”(24)“至西汉之初，今日川黔湘鄂一带的山溪江谷间，已经布满了南蛮之族(25)。他们中的大部分澧水，溯沅江，进入武陵地带水“五溪”地区。“五溪”，即雄溪、溪、辰溪、酉溪、武溪。其中，雄溪即巫水，流经湖南的城步，绥宁、会同等县，在洪江处注入沅江；武溪即舞溪或舞水，流经贵州的黄平、施秉、镇远、岑巩、玉屏和湖南的新晃、芷江、怀化等县。沅江还有一条最长的古流叫清水江，发源于黔南的云雾山，流经黔东南，至湖南黔城与水汇合成为沅江，沿巫水南迁的苗族，有的到了广西大苗山、三江等地，有的迁得更远，到了海南岛。这之后，苗族又以“武陵蛮”、“五溪蛮”的名称，见诸于文献。这就是苗族历史的第三次大迁徙。
第四次迁徙波
如前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不断发生，苗族大部迁徙并定居武陵郡，被人们称为“武陵蛮”，因地处五条河流地区双称“五溪蛮”。秦汉至宁时期，封建王朝又对“武陵蛮”、“五溪蛮”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迫使苗族再度身西边迁徙，大部进入贵州、四川、云南。这是苗族第四次迁徙波。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后汉书·南蛮传》云:“秦昭王使白起代楚，略侵南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在当时设置的黔中郡中，就包括有苗族主要居住地的沅、辰、五溪地区。汉高帝五年，改黔东郡为武陵郡，秦汉时期僻处山区的“武陵蛮”，有了一段休养生息的稳定发展时期，到西汉未年。“武陵蛮”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而引起封建王朝的注意。《后汉书·南蛮传》又云:“光武中兴，武陵蛮特盛”。东汉政权建立，光武中兴，亟思以威力迫使西南各族接受其统治，而武陵郡相距甚近，首当其冲。“建武十九年(公元42年)光武帝派武威将军刘尚带领大军溯沅江而上，取道武陵，进攻武陵蛮。武陵蛮据险以御汉兵，刘尚不能进，无所得而还。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光武帝又派刘尚再次攻打武陵，结果被武陵将其全部歼灭。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继续派李嵩、马成率兵攻打武陵五溪蛮，又被武陵人扼险击溃。光武震怒，即派伏波大将军马援，率大兵四万，大举向武陵进攻。武陵人民在“壶山头”(今湖南沅陵东)“乘高守险”，即止马援军队八个多月，汉兵因疫病而死亡者大半，马援也病死于中。(26)从建武二十九年起，汉兵继续四次进攻武陵五溪蛮。虽然战争在沅陵以下进行，但聚居在沅陵以上广大地区的苗族，为了支援战争，所有粮食，消耕罄尽，引起了灾荒。当马援统率大兵进攻时，军威正盛。军行所至，对武陵人民大肆杀戳。以后因为“郡县徭役失平”，汉王朝又对武陵地区“增其租税”，使满“怀怒恨”的武陵蛮又多次掀起反抗斗争。由于东汉王朝一再出兵进剿，苗族人民大量遭到屠杀，灾荒兵祸，不少人再度向西、向南流徙。
三国时，孙叔遣太常潘浚领兵五万“讨武陵蛮徭”。在普时期，杜弢领导数万荆湖游民起义，并联络五溪苗族共击官兵，荆州刺史陶侃两次带兵入五溪镇压(27)刘宋元嘉庆二年(公元425年)，“五溪蛮”起义，刘宋王朝派将军沈庆之进剿，将俘劣人口强行“迁于建唐(今南宋)以为营户。(28)元徽元年(公元473年)封建王朝对五溪地区苛勒重赋，规定每户“输谷数斛”。次年，荆州叶刺史沈庆之复“以讨蛮为名，大发兵力……，赕罚群蛮太甚，又禁断五溪鱼盐，群蛮怒叛(29)。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溪州蛮”覃行璋率众反，朝迁的宦官杨思勖为黔中招讨使，“率兵六万往，执行璋，轩首三万级”(30)。北宁王朝常派大臣出巡五溪，他们常“邀功生事，擅杀蛮人”。(31)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荆州湖北路访察使章惇统兵至沅州(今湖南芷江)、徽州(今湖南会同、靖县一带)，直达融州(今广西融水县)，“沿途设官屯兵，列布砦堡”，(32)到处募役、征兵、派款，瓷意杀掠，以致“荆湖南北两路为之空竭，民不安生”。总之，秦汉及至唐宋时期，封建王朝不断地向“武陵蛮”、“五溪蛮”用兵。大兵的“征剿”，沉重的赋税，迫使“五溪蛮”流离失所，向五溪深处，再度西迁。一支沿着舞阳江西上，迁至思州(今岑巩县)以及思南等地，“汉时思南等地，尚陷武陵蛮中”(33)。“府旧为蛮夷所居，自(田)右恭克服之后，芟夷殆尽(34)。另一支沿着沅溪(今清水江)西上、迁至黔东南地区。苗族先民到了黔东南后，见此地山高谷深，江深岩险，不能飞渡的两岸绝壁，有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所描写的那样，“猿猱欲上愁攀援”。是一个与外界隔绝，躲避兵祸的好地方，便在这里定居了下来，其中的一部人迁得更远，进入黔北、黔西、川南和云南、广西。分布比较分散。这就是苗族历史上的第四次迁徙波。
为什么叫苗族
是苗族！苗族是最古老的民族，是中原最早的农耕民族！我从很多方面搜集了一下资料，用以证明，请仔细看完以下所有资料。
1.我们先来看看文学大师余秋雨在《贵州考察手记2-以美丽回答》的描述：
“......
据《黄帝内传》记载：“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而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这里所说的里程数当然不无夸张，难以定为史实，但那场战争规模极大，地域极广，驰骋极远，则是可以想见的。
蚩尤终于战败，被擒被杀，景象也非常壮观。而且，这种壮观的景象也占据了辽阔的空间。
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及郑玄注，蚩尤被黄帝擒获后戴上了木质刑具桎梏（锁脚的部分叫桎，锁手的部分叫梏），从今天河北北部的涿鹿县，押解到今天山西西南部的运城地区。这条路很长，要穿过河北省的一部分，山西省的大部分，将近两千华里。蚩尤的手足，都被桎梏磨烂了，桎梏上渗透了血迹。
为什么长途押解？为了示众，为了让各地异心归伏。
终点是现在运城县南方、中条山北麓的一个地方，那儿是处决蚩尤的刑场。处决的方式是“身首解割”，因此这地方后来很长时间被称为“解州”。
蚩尤被杀后，桎梏被行刑者取下弃之山野。这副桎梏本来已在长途押解中渗满血迹，此刻更是鲜血淋漓。它很快就在弃落的山野间生根了，长成一片枫树，如血似火。
从此开始，更多壮美的传说出现了。
蚩尤倒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湖泊，湖水有血色，又有咸味。宋代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有记：
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即便仅仅是一种因巧合而产生的传说，也是气壮山河。
蚩尤死后，遗体又一次长途旅行千里，被运到现在山东省西部的黄河北岸，也就是九黎族聚居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漫长的葬仪呢？一种说法，仍然是示众，以平息蚩尤旧部流传的“蚩尤不死”的谣言；另一种说法，是黄帝仁慈，让自己的对手归葬故土。但是，再仁慈也仍然没有消除后怕，蚩尤的头颅和身躯还是分开埋葬了，而且两地拉开了不小的距离。
对于这一点，蚩尤的在天之灵显然是有点忿怒的。《皇览·冢墓记》有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由此开始，连天象学中也有了“蚩尤旗”的名称，特指一种上黄下白的云。《吕氏春秋》中就有这项记录。
你看，蚩尤把忿怒化作了云气，连天地都要另眼相看。
有一项关于那场战争的记载更让我心动不已。那天，黄帝的军队包围住蚩尤，把他从马上拉下来，锁上桎梏，蚩尤也就最后一次开放了自己战马的缰绳。这是一员战将与自己真正战友的告别。据《帝王世纪》记载，这个地方就有了一个豪壮的地名，叫“绝辔之野”。我曾在台湾的《历史学刊》上读到历史学者宋霖先生就这个地名写下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出现在历史论文中似乎有点突兀，但我非常理解宋霖先生难于压抑的心情。他是这样写的：
绝辔，割断缰绳，一任曾经驮载蚩尤纵横天下的慓悍战马，在溅满鲜血积满尸体的殷红荒原上踽踽踯躅，在铜青色天幕映照下，伴着清冷残血的旷野中长啸悲鸣。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场大战，就此落幕。
面对着远古的浩荡之气，再严谨的学者也不得不动用浩荡之笔。在那绛红的荒昧天际，历史、传说和文学，还分不清界线。
四
我问西江苗寨的两位年轻姑娘：“你们说是蚩尤的后代，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是一个逗乐的问题，本来不期待回答。而且我想，她们也回答不了。
没想到她们竟然回答了：“打了败仗，一路逃呗。从黄河流域逃到长江流域，再逃到这里。朝廷的官兵在追杀，我们的人越逃越少，就这样啰。”
说完又是一阵笑声。用那么轻松的表情讲述那么残酷的历史，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就进一步问：“正规的史书里可没有记载蚩尤后裔向这里迁徙的确切史实，你们能提供一点证据吗？”
“有啊”，她们还是那么快乐：“我们这里有一部传唱的苗族史诗叫《枫树歌》，说我们苗族的祖先姜央就是从枫树中生出来的。我们这里世世代代崇拜枫树，不准砍伐。你知道枫树就是蚩尤的桎梏吗？”
我听了一震，连说“知道”。心中立即浮现出黄河近旁那个由桎梏化为枫树的动人场景。
她们还在说：“朝廷没追上我们，写不出来；苗族没有文字，记不下来。我们只要记住枫树就可以了，那就是历史。”
与她们分手后我在西江苗寨的石阶路上边走边想，我们所熟悉的文本历史，实在是遗落了太多重要的内容。你看，连中华文明最早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历史，也只留下了一小半。
....“从影影绰绰的记述中可以看到，蚩尤失败后，他的部下九黎族被黄帝作了一次大范围的整编，大致被分为善、恶两类。“善类”迁移到邹鲁之地，也就是今天山东省的南部，后来成为孔子、孟子的家乡；“恶类”流放到北方，据说与后来的匈奴有关。不管“善类”、“恶类”都记住了自己是九黎之后，是“黎民”。我们后来习称“黎民百姓”，也与此有关。
由此可知，蚩尤的下属并不都是南逃了，而是有很大一部分被收编进了黄帝部落。而且，黄帝的后裔还与蚩尤的后裔有通婚之举。黄帝的后裔是男方，蚩尤的后裔是女方，是绝色美女，可见蚩尤不仅不是妖魔，而且有俊美的基因。
但是，在蚩尤的猎猎战旗下，确实也有不屈的一群。他们崇尚勇猛奋斗，又保持着失败者后裔的傲岸，背负着祭祀先祖的使命，不惜与当权者征战。历史上那个与尧的队伍战斗在丹江的“三苗”部落，就自称是蚩尤的“九黎之后”，这可能正是苗族的祖先。
三苗打不过尧，曾经被尧收编，却又时时反抗，尧就把他们流放到现在敦煌的三危山，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记的“迁三苗于三危”。三苗的首领驩兜，则被流放到崇山，即今天湖南大庸市的西南，已属武陵山区。
后来，禹又与三苗打了一场历时七十天的大仗，三苗大败，从此不见于史册。
不见于史册的族群，活动得更加神秘。苏雪林教授认为，屈原所写的《国殇》，就是在描写祭祀无头的战神蚩尤。我虽然觉得还缺少更多的资料佐证，但想起来也觉得热血沸腾。
这一彪不屈的男女，当然不能见容于任何朝廷。如果真如上文所说，九黎族中果真有一批人被流放到北方汇入了匈奴的行列，那么，长期与匈奴为敌的汉王朝也许寻找到了自己的对手与蚩尤之间的某种关系，因此更进一步贬斥蚩尤形象，追逐南逃匈奴。南逃匈奴与落脚湖南的三苗有没有会合？我们不知道，但大体可以判断，就在汉代，三苗的一部分人，进入了贵州、云南一带。
历史学家章太炎、吕思勉先生曾经认为，古代的三苗未必是现在的苗族。我知道他们也是因为没有找见足够的文字记录。但是，对于一个长期没有文字的族群而言，要找到这种记录实在是太难了。我想，如果章太炎、吕思勉先生到西江苗寨走走，听听代代相传的史诗，看看奉若神明的枫树，也许会改变一点看法。
五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里年轻人对于自己祖先的坦然确认。这等于是确认几千年的沉重恶名，确认几万里的步步落败。这样的确认也是一种承担，承担多少鄙视和嘲笑，承担多少防范和窥测。
这种确认和承担对他们来说早已是一种代代相续的历史遗嘱。他们不能书之典册，藏之名山，只能一环不缺地确认，一丝不断地承担，才能维持到今天。不管在草泽荒路，还是在血泊沙场，他们都会在紧要时刻念一句：“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
这是无数黑夜的生命秘语。他们根本忘了什么是委屈，也不知道需要向什么人为自己的祖先辩护。全部辩护就在这句话里，只是为了自己民族的延续生存。
终于，黑夜过去了，秘语已经可以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
经过千年蒸馏，不再有忿恨的印痕，不再有寻仇的火气，不再有诉苦的兴致，不再有抱怨的理由。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后代，居然那么美丽。
几千年的黑夜逃奔不就是为了维持生存吗？最后得到的，不是“维持生存”，而是“美丽生存”。
耳边又响起了那句话，却是用欢快的嗓音歌唱般传来：“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想，蚩尤在此刻是大大胜利了，胜利在西江苗寨女孩子的唇齿间。
这种胜利，彻底改变了横亘于全部历史文本之间的胜败逻辑。
她们用美丽回答了一切。
......”
从以上文字不难看出，蚩尤是苗族人的祖先！但是蚩尤是什么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蚩尤的资料：
2.蚩尤
上古时代九黎族部落酋长，中国神话中的战神。原为炎帝臣属，炎帝被黄帝击败后，蚩尤率八十一个兄弟举兵与黄帝争天，在涿鹿展开激战。蚩尤被黄帝所杀，帝斩其首葬之，首级化为血枫林。后黄帝尊蚩尤为“兵主”，即战争之神。他勇猛的形象仍然让人畏惧，黄帝把他的形象画在军旗上，用来鼓励自己的军队勇敢作战，诸侯见蚩尤像不战而降。后来人们为了歌颂黄帝，便丑化蚩尤，把他论为妖魔、邪神形象。
蚩尤是农部落的名称
《龙鱼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优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蚩尤所处的时代，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正值“神农氏世衰”之时。
神农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明农耕生产工具耒、耜的一个氏族。《易·系辞》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从此，在中华大地上，许多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族硌先后转向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如《白虎通义》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这是对狩猎肉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追忆。又如《淮南子·修务训》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草木之实，食螺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又是对采储果实及螺蚌之肉为主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记忆。
耒耜的发明是中国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大飞跃，它奠定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基础，导致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神农氏之世”的出现。神农氏功绩伟烈，被尊为“农皇”，又称“地皇”。《尚书大传·卷第四》说：“神农为农皇也。……神农以地纪，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指其功德之实质在发挥地力，亦称“地皇”。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
从被尊为“农皇”的“神农氏之世”，到被称为“炎帝”的“神农氏世衰”之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代。
蚩尤活跃于历史舞台之时，即“神农氏世衰”的“炎帝”之时。当时部落林立，各部落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武力互相争斗，不再服从由于发明耒耜的功绩而自然形成的部落联盟首领炎帝神农氏的约束
蚩尤与炎帝、黄帝的关系
蚩尤与炎帝有族裔的关系。《路史·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
炎帝与蚩尤均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同属农耕部浇联盟。炎帝部落为神农氏族之直系后裔，仰成于其先祖神农氏发明耒耜功绩之余烈，得以居逐耕部落联盟之首，而称“炎帝”。炎帝与神农氏既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故《史记·封禅书》例举封禅大典时，将神农氏与炎帝分列先后。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神农氏与炎帝的记叙非常贴近，但未予指明其间的关系。《帝王世纪》说：“神农氏作，是为炎帝”，已经注意到二者的亲缘关系。《汉书2古今人表》及《易·系辞》疏将为帝与神农氏合称呼为“炎帝神农氏”。
蚩尤部落是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的一群农耕部落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部落。其实力雄厚的原因，一是益于其居地产盐；二是在煮盐的生产过程中，发明了冶炼金属与制作兵器。
《梦溪笔谈2卷三》记：“解州盐泽，方面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管子·地数篇》说：“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二十”。葛庐之山及雍狐之山具体所指无考。其地处当不会离今运城市太远。或者就在其地。“金”泛指金属，不限于黄金。
与今山西运城市相邻的今河南三门峡市，也是农部落的聚居中心。数千年之后，这里仍有神农氏后裔
由史籍所载观之，蚩尤部落因得盐池之利，金属冶炼之法，成为以炎帝为首的农耕部落联盟中实力最雄厚的一个部落。蚩尤与炎帝同为神农氏后裔，显赫者称炎帝，失败者称蚩尤。
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风伯雨师是农耕蚩尤部落专司气象的巫师，后为农业气象神，立有庙，岁时奉词。《韩非子·十过》说：“昔者黄帝俣鬼神于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反映了风伯雨师与蚩尤部落之密切关系，因为农业部落生产的丰收部是与风调雨顺分不开的。
蚩尤战败后的结果，一说是被黄帝擒杀，如前引述《史记》《逸周书》《山海经》所记；《龙鱼河图》所言：“黄帝制服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逮至秦汉，民间尚有以蚩尤为兵主行礼祠之俗。以致秦始皇东游及高祖刘邦起兵，皆从民俗礼祠蚩尤，见载于《史记·封禅书》及《史记·高祖本纪》。
蚩尤”本是农部落的他称，既是对部落酋长的他称，也是对部落全体成员的他称。蚩尤部落的第一任酋长称蚩尤，第二任酋长亦称蚩尤；第一代部落成员称蚩尤，第二代部落成员仍然被称为蚩尤。如同《大载礼记·五帝德》记“黄帝三百年”之类传言的实际内涵。把黄帝与蚩尤的战后关系放到原始部落战争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杀戮是不可避免的，斩尽杀绝又是不可能的，最终只能是让战败的部落在服从的条件下保持原状生活下去。
蚩尤的遗裔
在蚩尤部落活动过的地方留下了聚居点（后世所谓“城”）、坟冢、祀祠等遗迹的记载，追溯这些遗迹，可以看出蚩尤部落的活动地区，以现其遗裔的线索。
关于蚩尤城的记载，见于（水经注·卷十三）涿水条记：“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侧流注阪泉”。又引〈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故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涿水待考。蚩尤泉在今涿鹿县。阪泉在今北京市延庆县。 新安县有蚩尤屋场等。
《太平寰宇记·河东道七》客观存在邑县条下记：“蚩尤城在县南一十八里……其城今摧毁”。故安邑县治在今山西运城市安邑镇。
关于蚩尤冢的记载，见于《皇览·墓冢记》：“蚩尤冢，在东平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三国时之东平寿张县治在今山东阳谷县寿张镇。山阳钜野县治在今山东巨野县。
关于蚩尤祠的记载，见于《史记·封禅书》。秦始皇东巡游，封泰山，禅梁父，礼祠齐八神。八神之中，“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今山东东平县即其故治。又，《汉书·地理志》东郡寿良（张[9]）县条下记：“蚩尤祠在西北（涑）[10]上，有朐城”。汉东郡寿起兵之时，“祠黄帝蚩尤于沛庭”。秦时沛县，治在今江苏徐州市沛县。沛县东境隔微山湖与山东相望。
《逸周书·尝麦解》中，有“命蚩尤于宇少昊”之语。这里的“宇”释为“边”。于屋则檐边为宇，于国则四垂为宇。意思是说蚩尤部落曾被安排在少昊部落的边垂居住。当时少昊部落居地，以曲阜为中心。《左传2定四年》杜预注：“少昊墟，曲阜也，在鲁城内”。蚩尤在少昊之西垂。
《述异记·卷上》云：“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又云“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其俗遂为立祠”。又载：“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载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秦汉置太原郡，属并州，首县晋阳，治在今山西太原市。两汉时的冀州，地在今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依上列籍记述，关于蚩尤的遗迹、遗俗、传说，历数千年之久，逮至秦汉，仍然以浓烈的色彩保存于民间。在北至河北涿鹿，西至山西太原运城，东到山东东平，南至江苏沛县的广大地区，礼祠蚩尤之俗经久不衰。按“民不祀非族”的古俗，这些地区定有为数众多的蚩尤遗裔，才能具备形成和保持这种祭祀蚩尤民俗的社会条件。这些地区在两汉时期又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腹心之地，无疑有相当多的蚩尤遗裔成为汉族成员。
蚩尤遗裔见于载籍者，有邹氏屠氏。王嘉《拾遗记》载：“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邹姓屠姓今为汉族常姓。
“有北之乡”指北方寒冷不毛之地，见于《诗·小雅·巷伯》，也颖达疏：“北方太阴之气寒凉而无土毛，不生草木，寒冻不可居处”。说明曾经有一部份蚩尤遗裔被迁到北方。蒙古族学者陶克涛著《毡乡春秋——匈奴篇》，论蚩尤是匈奴在传说时代的称号。古有仇犹国，公元前457年被晋国智伯所灭。《史记·樗里子传》记：“智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今山西盂县东北有仇犹国遗址。仇犹与蚩尤音近，其国或为蚩尤遗裔所建。
蚩尤部落遗裔之向南迁者，不见经传，但存口碑。黔东南苗族史诗《枫木歌》，说苗族始祖姜央（炎）是从枫树树心中生出来的。苗族学者联系《山海经·大荒南经》记：“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论证苗族为蚩尤之裔[12]。《苗族简史》载：“川南、黔西北一带有蚩尤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从枫木中生出苗族始祖之传说，实涵蚩尤再世之象征意义。
《尚书·周书·吕刑》将蚩尤与苗民相提并论：“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指斥苗民沿袭了蚩尤之习性。时至今日，布依族仍称苗族为“布由”。布依族“布”意为“人”或“族”。在祠法上是限制成分在中心成分之后，“布由”意为“由族”亦可记为“尤族”。与蚩尤部落的他称一致。
《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茶乡即今湖南茶陵县，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西侧。古三苗居地亦曾及于湘赣间。据《史记·吴起列传》记：“昔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洞庭即今日洞庭湖，彭蠡即今鄱阳湖。因此，三苗极可能是从神农氏之裔，或即蚩尤（农部落）之遗裔发展而来的游耕农部落群。苗族普遍存在长时间远距离迁徙的传说历史。这是与其较长时间地保持游耕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分不开的。当然，也有政治和社会的原因。
在榕江一偏僻苗塞中发掘出的“苗族古歌”，解答了榕江西山上“苗王庙”的千古之谜，同时解释并确认了“苗王庙”所供的祖像是中华民族三大始祖之一“蚩尤”。
蚩尤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缔造者之一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前提，现实是未来发展的起点。中国近现代文明是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而来的，是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文明的结果。在黄帝时期的古代中国，黄帝、炎帝为了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蚩尤也为中国古代文明作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缔造者之一。
第一、蚩尤为物质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蚩尤统率的九黎部落联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是一个面对海河而生长起来的部落，是当时三大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部落联盟，物质文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他们借助当地的地理、气候、水源等优越条件，发明了谷物种植，已经开始由采集、渔牧、游牧向农业发展，这是历史和文明的一大进步，是对古代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而谷物种植就需要育苗、移苗、壮苗等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后来人们就用“苗”字来给蚩尤的子孙命名为“苗族”。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创制较精美的陶器，手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这也是对中国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
第二、蚩尤发明了金属冶炼和金属兵器的制造。《世木·作篇》说蚩尤“以金作兵器”。翦伯赞写道：“据说蚩尤‘以金作兵器’，是金属冶炼的最早发明者。”[15]我认为，蚩尤不令是金属冶炼的最早发明者，而且也是金属兵器制造的最早发明者。《管子·地数》说：蚩尤能以金为兵，制作“剑铠矛戟”。《史记·五帝本记》正义引《龙鱼河图》说：“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铜头铁额”，“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史书还说，蚩尤能制造的最早发明者，为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冶炼业的出现具有划进代意义，从此，人类开始进入了使用金属工具的时代，它标志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一次新的飞跃。
第三、蚩尤是建立法规、实行法制的最早创造者和施行者。在古代中国，蚩尤首创法规，实施刑事法，以肃纲纪。《周书·吕刑》说：“蚩尤对苗民制以刑”，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路史·后纪四·蚩尤传》在记述蚩尤被擒杀后说：“后代圣人著其尊彝，以为贪戎。”罗萍注曰：“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我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戎”。《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说：“灵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状。”这也说明蚩尤严格实行法制而树立了威严的形象和产生了浓远影响。同时，郑玄注曰：“苗民，谓九黎裔也。”“上效蚩尤重刑以变九黎言苗民者。”这也同样说明，蚩尤是刑法的首创者和施行者。有的史料还说，兵器和刑法是蚩尤发明的，后来被黄帝部落集团效法。可见，蚩尤乃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缔造者。
蚩尤的确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伟大缔造者。
以上事实说明，蚩尤是中原的主人，那么黄帝又是哪里人？
3.黄帝是哪里人？
黄帝出生地：
《史记·五帝本记》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黄帝居于轩辕之丘”。至于具体出生地点，史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古为有熊国都城，其父少典为有熊国国君，但也有个别人认为在其它地方。
黄帝出生于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沮源关降龙峡，农历二月初二。在传说中黄帝的母亲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名少女，一天傍晚（也有说是夜晚）突然看见北极光，然后就怀孕、生下了黄帝。
从以上资料可以知道，黄帝并非中原人！而是西北的游牧部落！
所以！中原大地上最古老的居民是苗族人，后来的汉族人里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苗族人转变而来！
而现在生活在西南各地的苗族是一群从远古一直与中原的侵略者不断战斗的蚩尤的部落后人！
逐鹿之战苗族人战败后，以后所曾经建立的国家有大禹时期“三苗国”，商周时期的“楚国”，楚国被秦战败后部分被再次融“入侵略者”中，其余的退缩到鄂西、湘西、贵州、重庆等地形成现在那些地区的苗族！
无论从黄帝逐鹿之战的胜利 还是秦朝的胜利，都不难看出，每次都是以西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胜利而告终！
后来在汉朝各民族共同融合成了现在的汉族！成为了中原的主人！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苗族的确是中原最早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