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军事博物馆,参观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

丹东正在筹建甲午海战博物馆，目前已着手把相应材料上报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

8日上午，“丹东一号（致远舰）”水下考古重点项目媒体见面会在丹东港举行，相关人员透露上述信息。

这一信息，与10月6日暂告“收尾”的致远舰2015年水下考古工作密切相关。

相关人士称，若这座博物馆获批准建，将积极争取把致远舰考古出水的部分文物纳为“馆藏”，展览给世人，再现甲午岁月。

此次会议上，相关考古人员表示，目前众多文物证据指明，“丹东一号”已经“无限接近”致远舰，但由文物部门正式公布这艘沉船的身份，还需走严谨的考古程序，“最后会以发布报告的形式告知世人”。

【发布会实录】

参会考古专家：

周春水：“丹东一号”水下考古重点调查项目领队

崔勇：广东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部主任、研究员、“南澳一号”水下考古项目领队

此次会议上，参与致远舰水下考古的一线人员回答了众多疑问。

“无限接近”致远舰

正式确认须走严谨程序

一问：我们注意到，这次发布会是“丹东一号”水下考古重点调查项目媒体见面会，而不是致远舰项目的见面会，名称上的区别意味着什么？

崔勇：这个是我们考古程序的问题，我们需要整理，但是目前还没有整理，也没有详细消化这些材料（文物）。

即便出水大量有价值的文物证据，但现在从考古的层面讲，也仍然不敢百分之百肯定这是致远舰，经过材料的整理分析和消化之后，我们正式宣布的时候会用报告的形式公布，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说，是无限接近“致远舰”。

谈“下一步”为时尚早

操作会参照国际规范

二问：怎么评价这次考古工作，下一步安排是怎样的？水下的遗址会怎么保护？

周春水：本次工作性质为重点调查，非发掘，更非打捞工作。目前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后续要对我们已获得的现场资料（文物）进行消化，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丹东一号”的性质做深入研究，对其保存状况进行系统评估，要在大量数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下一步的工作建议，现在贸然谈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还是草率的。至于未来遗址怎么保存的问题，我们会借鉴已有的经验。

崔勇：对于将来的走向问题，我们在对目前已有的材料细细消化一遍之后，会提出一些相关的可能性走向，包括原址保护也好，整体打捞也好，拆散打捞也好，我们会根据工作需要作出一些比较详细的方案，这个方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特别是“致远舰”包含了更多的（民族）情结在里面，我们会力求方案更加稳妥，会参照国际上的规范。

三问：目前来看“丹东一号”是更适合原址保护，还是打捞？

崔勇：这个问题现在谈，太早了。

只要想做

整体打捞有希望

四问：对于这艘沉船的整体打捞，技术上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崔勇：其实技术和经费都不是问题，只要想做的话都可以解决，我觉得它没有技术瓶颈，应该可以做到。

我个人认为技术是没有难度的，只要投入到位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即使是纯木头的船也可以在下面做钢架支撑，船舶不受力也可以做到。

目前水下工程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打捞的时候即使船体强度不够也可以解决，这个技术在上世纪60年代就可以实现。

幕后：长时间浸泡在水下

潜水服保暖仍觉冷

五问：能否细致说明潜水考古的危险性、辛苦之处？

崔勇：这次安全措施做得很不错，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有将近30年的潜水经验，没有太大的问题，对于新的队员，可能还要积累一些经验，但是我们整个过程没出过事故。

最辛苦的就是两个多月，大概70天，天天都在海上呆着，就是得耐得住寂寞。每天都要下海冻四五十分钟，水下很冷，虽然温度在18到22摄氏度听起来不算太低，但是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海水中，即便潜水服有保暖作用，但还是会觉得非常冷。

在海上呆着吃饭就是靠补给，有时候海上风浪大，补给跟不上，就真的有吃不饱饿肚子的情况。

【焦点关注】

筹建甲午海战博物馆

拟设在港区内

丹东市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会上表示，从丹东市政府的角度来看，确实有筹建甲午海战博物馆的想法，目前在积极争取，也着手报送相关材料到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在履行相关手续的过程中”。

此前，这一消息已在坊间传出。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曾表示，按照正常情况，此次致远舰考古出水的部分文物应该放到这座馆里。

陈悦还建议，未来关于甲午海战一定要做一个大格局的纪念馆，“筹建的这个博物馆应该是一个省级博物馆，我有一个建议，在主馆之外，在有北洋战舰发现的地方以及甲午战争的重要遗址处设立分馆”。

丹东港相关人士透露，在报送国家有关部门的方案中，拟把馆址设置在丹东港港区内。

港区和警方加强巡逻

严防盗捞

此次考古暂告结束后，致远舰所在的水域怎么保护，防盗捞？

崔勇：致远舰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保护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考古队员在调查结束后做了一些回填之类的工作，也在附近做了标注，防止渔网误刮，目前来看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黄梅雨：从2014年初步确定这是甲午战舰之后，丹东港和公安部门共同进行了安全保护工作，在其附近设置了港口安保船，长期巡逻，我们还设立了负责安保工作的安全小组，这个小组也是一个常态化的建制。

让步文物保护

或调整港口建设方案

“丹东一号”的位置距离丹东港航道的位置比较近，但具体的考古计划会持续多久？短时间内仍不能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航道开发的问题会如何处理？

对此，黄梅雨表示，“丹东一号”实际上就在丹东港的建设航区之内。

“我们刚开始做水下工作调查的时候，发现疑似甲午沉舰，就上报给文物部门，我们也是近期才发现要很漫长的时间。”

“我们作为一个港口企业，也希望工作能够尽快进行，因为这块将来的规划是要建设一个比较大型的国际商港。如果出于文物的保护需要，我们会启动考虑港区的建设调整。

【仍待破解】

“云中白鹤”印章是否是邓世昌私人物品？

致远舰水下考古此次调查工作结束后，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将立即开展工作，对这次调查中出水文物开展保护，并对相关资料进行重点研究。目前，尚难对一些重要文物的性质做出判断。

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云中白鹤”印章，确定其所有者身份，仍需进行严谨的考订工作。

文史学者萨苏：该印章疑似邓世昌的私人物品。

萨苏介绍，这枚印章为石质，其中“鹤”字在雕刻时使用了缺笔。这枚印章为何疑似是邓世昌的物品，萨苏给了两个理由。

第一个是，邓世昌常驻辽东，多次在俄国远东地区乃至日本海巡航，也曾在多次朝鲜半岛出现危机的时刻前往当地稳定局势。“云中白鹤”成语出处：《三国志·魏志·邴原传》裴松之注引《原别传》：“邴君所谓云中白鹤，非鹑鷃之网所能罗矣。”邴原是三国时著名的学者与名士，曾住辽东，为“辽东三杰”之一。“云中白鹤，比喻志行高洁的人，以此形容邓世昌并不为过。”萨苏说。

第二，这枚印章的发现地点疑似致远舰舰尾的军官舱。

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不排除印章是致远舰上其他高级军官所有。

广东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部主任、研究员崔勇：目前“云中白鹤”印章并不能确定就是邓世昌的，虽然大家也希望是，但是当时致远舰上的水军基本都是留过洋的，从英国回来，别人也有可能有这样的印章。

【丹东一号（致远舰）水下考古大事记】

2013年11月，调查项目启动。因为冬季风浪太大，开展不久即停。

2014年4月，物探调查阶段。经过多种技术手段的大范围勘探，最终发现一处符合条件的水下磁力信号，经潜水实地搜寻，发现少量露出海床的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绝大部分仍深埋于沙下，该区域可确定为一处沉船遗址，依据后续铁板金相分析结果，以及甲午海战的史实，推测可能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命名为“丹东一号”。

2014年8-10月，第一期重点调查阶段。“丹东一号”的发现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确认其性质，当年又即刻启动再次调查工作，增加抽沙环节，对埋于沙下的沉舰进行清理揭露。由于调查时间有限，加之舰体体量较大，主要工作目标沿外围寻找，确认沉舰的走向，通过抽沙，清出长达50米，宽10-11米的舰体，表面的外部轮廓大部分出露，舰体两侧还存在部分倒覆状的铆钉连接的铁板。遗物发现有一门十管格林机关炮及少量弹药、部分陶瓷器及主炮炮管残片。此外，调查队还在庄河海域发现经远舰的准确位置，并进行了水下调查。通过上述工作，在黄海北部的交战海域，“丹东一号”可确认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

2015年调查情况：为确认“丹东一号”的身份及保存状况，8月1日出港，至10月6日结束回港为止，海上历时67天。

水下发现：本次调查揭露出更大面积与深度的舰体结构，舷体钢板较薄，一般厚1厘米左右。考古队在舯部偏右后部，发现较大面积残存的厚重钢板，每层厚达3厘米左右，最厚使用三层板可达10厘米的厚度，该钢板用铆钉连接，中部弧起，推测为穹甲结构。在舰体两侧均发现方形舷窗，左舷3个，右舷1个。

在清理过程中，舰体绝大部分区域发现过火痕迹，尤以艉部、艏部、右舷最严重，只保存下一些不易燃烧的金属类结构。左舷前部未过火处，堆积着散乱的木材，调查队在该处布了两个小探方进行试掘，发现带“致远”篆书的瓷盘。

由于海战中受损严重，以及后续的多次破拆，沉舰整体保存状况不好，钢板、锅炉零件被抛离原来位置，穹甲以上结构已经损毁，不存在完好的舱室，其下为机舱，仍埋在泥沙之下。出于安全因素考虑以及保护文物的技术要求，本次水下调查并未对舱体内进行大规模抽沙。舱体结构以及舱内藏埋文物情况尚待日后更系统的水下考古挖掘工作。

水下文物：共发现60个种类，计120多件，还包括60多枚清代铜钱，涉及船上构件、武器、个人物品三大类。

通过此次考古资料，结合磁力物探成果、历史资料，“丹东一号”的性质已经指向清北洋水师“致远”舰。考古队在本次调查结束后，将对所有资料与文物进行分析与研究，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研究论证，力求得出科学结论。

从甲午海战定远舰的打捞说说水下考古

1894年9月17日，清朝与日本的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展开了一次全方位的较量，在这次战役中，日本舰队大获全胜，占据了黄海制海权，而清朝的北洋水师被重创，共损失了5艘战舰。“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民族英雄邓世昌也牺牲于此。

近些年来，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甲午战争博物院等单位集结了30名考古学家及相关技术人员在威海一带展开了水下考古，成功在黄海海战126年纪念日这天将一块属于定远舰（当时被击沉的五舰之一）的铁甲起吊出水，从而有幸让世人一睹真容。

在这个具有重大 历史 意义的发现背后，其实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

说起考古，大众最为熟悉的当属对于陆地上古代墓葬的发掘，俗称挖坟。

其实，这个理解简直是对考古最大的误会之一。除了墓葬，田野考古的研究对象还包括古代道路、桥梁、运河、城市、矿场等众多遗址。

另外，考古未必都在陆地上进行。 水下考古是考古学向水域的延伸，研究的是古代造船术、航海术以及沉没于江河湖海的古代遗迹和遗物，比如城市、港口、船只等 。

在技术层面，水下考古也跟大家所想象的那种考古有很大不同。除了利用传统的考古手段，水下考古也需要海洋勘探、潜水工程、遥感物理等多学科的技术支持。

与传统的考古学相比，水下考古起源要晚很多。原因很简单，在不能长时间于水下呼吸的年代，想要发展水下考古学科无异于天方夜谭。

19世纪30年代，潜水面罩面世，人类向水底世界迈近了一大步。

1848年8月24日，伯尔尼人莫尔洛潜入莫尔各斯的冉弗希湖底，寻找瑞士湖上居民的遗址并获得成功，他也被誉为水下考古之父。

1943年法国海军发明了水中呼吸器——水肺，考古学者终于可以在10米以下的水域呼吸。

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在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对7世纪拜占庭时期的沉船进行调查和挖掘，首次将陆地考古学的方法应用于水下，其后他出版了《水下考古学》一书，这也成为了水下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0世纪60年代中期，都铎王朝时期最著名的英国战舰“玛丽·露丝”号在海底呆了400多年后，被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麦祺带队打捞出来……就这样，水下考古学科渐渐发展起来,给人们一次次带来意外惊喜。

我国 历史 悠久，海岸线漫长，在中国沿海海域，有着数量庞大的沉船遗址和无数的海底宝藏，但我们的水下考古学科建立却是非常滞后的，落后注定免不了挨打。

有一个英国人米歇尔·哈恰，出生于1940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在成长的孤苦岁月中，他阅读了很多寻宝类的书籍，立志成为一个手持藏宝图、四处巡防然后一夜暴富的探险家。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去做的。

在米歇尔的团队中，有考古专业的专家、有熟悉东方海域的向导、有水性极好的潜水员，还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声波定位仪和磁感仪，单日的探测成本就高达1万美金。

一次，他们确定了一艘因触礁而沉没的中国清代商船，随即顺利打捞上来超过100万件保存完好的瓷器。但这伙强盗不但把没有商业价值的古人尸骸四处乱扔，还严重损毁了文物。 为了提高文物的售价，深知“物以稀为贵”的米歇尔甚至不惜立刻打碎其中65万件。 剩下的35万余件被送去拍卖，仅苏富比拍出的一件中国元青花就获得了2.3亿人民币。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下，各类打捞队、“探险队”频繁出现在中国南海，进行盗宝。他们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当年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对敦煌莫高窟的劫掠。

1985年，米歇尔和他的船队在印度尼西亚宾坦岛外约12海里的斯特林威夫司令礁发现一艘被称为“中国帆船”的古代沉船，并且打捞出几万件清朝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和金锭等珍宝。1986年，这些宝藏现身于阿姆斯特丹的拍卖会，让米歇尔赚得盆满钵满，同时震惊了世界收藏界。

由于长时期的对外无交流，在这些文化强盗劫掠中国海底宝藏时，中国的考古学界几乎一无所知。后来，随着信息的畅通，后知后觉的中国考古界才发现有人偷偷盗走了国宝，侵犯了国家主权，于是在同年9月，国家决定发展水下考古事业， 在中国 历史 博物馆设立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 。

1987-1990年，通过与外国水下考古研究机构合作以及派人出国学习的方式，我国终于培训了一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而且开始逐步配备各种高 科技 仪器。其中包括水下定位仪系统，如声纳设备、高灵敏度测量仪，声学测距仪和照明设备等；另外还有水下摄影器材、潜水通讯设备、打捞设备等等。

水下遗物往往被泥沙所掩埋，可是又没法像在陆地上那样用铲子挖开，因此需要不同功率的清淤机器，比如淤泥泵除机，能很快地清除沉船堆积的泥沙。

水下的文物如何上岸也是个问题，我国引进了大功率的提升机，能使壶类遗物利用浮力自动浮出水面；

最重要的设备，就是潜水员的生命保障设备 。做水下考古的人有句玩笑话，说我们很难把潜水员快速培养成考古学家，那就只能把考古学家培养成潜水员。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许多在幽暗的海底进行发掘的，正是被训练过的考古工作者。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有了自己的高水平水下考古班子，有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憾保护中心，我们自己的专业队伍在中国的四大海域-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先后进行了多项调查、发掘工作。

从1991年的宋元海战水下考古，到1993年的辽宁绥中水下考古，到举世瞩目的“南海一号”项目，再到最近的打捞定远舰，中国的水下考古能力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数不胜数的水下宝藏重现人间，从另一个维度再现了令人自豪的中国 历史 和文化。

甲午海战纪念馆的详细介绍

省委党校文史教授“王建学”的这一倡议引起省政协和“丹东市”政协的高度重视。
100多年前的丹东“大鹿岛”，上演了一场由中日两国海军参加的19世纪末世界最大规模的海战。昨日，省委党校文史教授王建学的一份关于辽宁省建“甲午海战纪念馆”的建议引起了省政协和丹东市政协的重视。“甲午战争才是日本侵华的起点。”采访中，王建学还向记者讲述建甲午海战纪念馆的意义。
2005年记者找到王建学教授。他正在应丹东文史委的要求就甲午海战及修建纪念馆的意义、作用等相关问题提出详细的意见。
在他的案头记者看到了丹东文史委刚发给他的信函：“省政协联合视察甲午海战遗址之座谈会上，您对重视甲午海战遗址遗迹保护，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发言，省市县三级领导均十分重视。特别是您关于修建甲午海战纪念馆的建议，丹东、东港两市领导认为意义重大。市政协领导要求，由我们起草一个建议案，以反映您的意见和建议为主……”
王教授说，2005年7月由省政协组织的视察团去大连、丹东、抚顺等地考察日本侵华遗址遗迹。在丹东大鹿岛村，看到了村民自发集资建成的“邓世昌”大理石雕像和衣冠冢还有碑文。其中6米高的雕像是村民自己集资20万元建成的，这让王教授深受感动。 “作为甲午战争的古战场，辽宁应该建立甲午海战纪念馆。”王教授说，他的这种想法早在1985年作为省委巡视员被派到东港市东沟县工作期间，多次考察大鹿岛村时就有了。
王教授说，甲午战争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应是日本侵华的开端。是日本蓄谋已久的在中国海域上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起点，在日本侵华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不了解甲午战争就无法全面了解和揭示日本近代侵略中国的全部过程，它在史学价值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甲午海战纪念馆在世界军事史上具有重要价值。19世纪末日本与中国的海军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舰船众多，技术先进。日本松岛和吉野舰，中国济远舰、定远舰都是世界最顶级的军舰。北洋海军还有8名来自英国、美国、德国的军事顾问。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等一批杰出将领都是留学英国军事院校的高材生。甲午海战是近代军事史的一个缩影，它是世界海军界公认的当时最大规模海战。因此，在世界海军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立甲午海战纪念馆必然对我国海军史研究，及世界海军史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此馆建成，不亚于美国太平洋珍珠港纪念馆的国际效应。（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
王教授说，甲午海战纪念馆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甲午战争中涌现了众多爱国英雄人物，是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志士的集中代表，邓世昌、丁汝昌、刘步蟾等，他们的斗争和牺牲精神可歌可泣，感人至深，修建甲午海战纪念馆就是学习他们的最好载体。 陈德委员　民革辽宁省丹东市委副主委：打捞“致远舰”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894年，辽宁丹东南部黄海海面发生震惊中外的“甲午海战”，清政府北洋水师包括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等4艘战舰沉没在辽宁丹东大鹿岛附近海域。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可歌可泣的壮举一直是激励着中国人奋发图强的活教材。日前，在全国两会上，民革辽宁省丹东市委副主委陈德委员呼吁，打捞致远舰，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陈德说，“甲午海战”作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场关键性战役，虽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等多种因素影响，致使北洋水师主力损失惨重，但是在海战中，北洋水师的中国军人表现出不畏强敌英勇作战，敢于流血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后人敬仰。特别是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官兵表现出的誓与军舰共存亡的悲壮气节，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敌侵略的史册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辽宁丹东大鹿岛海域作为海战的主战场，也因这场海战而频繁出现在展现甲午海战的各种文献和影视资料中，声名远播，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北方著名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很多华人、华侨和国际友人慕名而来，到大鹿岛瞻仰英雄邓世昌，游览凭吊甲午海战古战场。但是由于没有更好的设施展现当时世界海军史上的最大规模的蒸汽铁甲舰战役，使游客无法更多、更深入地了解这场战争。
为此，陈德建议，应由国家组织相关部门打捞“致远舰”。由于打捞“致远舰”是一项涉及文物权属、文物保护、海域作业管理、后勤保障多部门联合的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业量大，牵涉部门多，因此建议由国家指定有关部门牵头，设立专项资金，在以前探摸的基础上，实施“致远舰”打捞工程。将打捞出水的“致远舰”在丹东大鹿岛进行文物保护，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