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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四百年古城曾为尧都平阳
字耕农解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原六大都邑（３/４）
本文为“探源工程”中原六大都邑解读第３期，为山西临汾襄汾陶寺遗址，官方的说法是“与传说中尧时代时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如果按照夏商周断定工程确定的夏禹时代开始于公元前２０７０年，则舜之前尧活动的时代距今约４１５０－４１００年前后。陶寺遗址（距今４３００－３９００年）持续存在了４００年，尧显然只是陶寺城邦的一任英主，活动时间也不可能像《今本竹书纪年》说的那样达到七十年、一百年，更大可能是三五十年，他的前后都另有其人。显然，陶寺既不是尧所创建，也非亡于尧之手。陶寺在尧之前和之后均应有三五代君主，所以吻合之说显然不够准确，大致相合仍然需要论证探究。
陶寺遗址宫城
然而无论如何，要谈陶寺古城都不能对其创立者即开国之君有所忽视。４３００年前谁创立了陶寺古城又传了几代才到了４１５０年前的尧，创立者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来到了陶寺这里，该部族之前又在何方，陶寺古城灭亡之后该部族又逃亡去了哪里？文献证据或线索又有哪些？如此等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解答。因此很有必要探究一些陶寺古城和周边其他城邦部落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而且必须放眼全局，当时的天下又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一．陶寺古城出现的时代背景：“帝喾执中遍天下”
考古发现与研究认为，陶寺都邑兴起于４３００年前，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这是一个全国范围内邦国林立的时代，表现为多支考古学文化的并存以及此消彼长、此兴彼亡，是一个全国多地政权更迭的剧变时代，类似于后来的战国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发表的“探源工程考古文化年表”，有些年份与广为人知的主要考古学文化测年数据有较大出入，比如庙底沟二期为距今４９００－４８００年前，龙山文化起始时间也在距今４８００年左右。而这张表里，则晚了将近５００年。这张表里距今４３００年前这一时间节点，则显得更加重要。在七个重要文化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新旧更替。
《三联生活周刊》发表的探源工程考古学文化年表
与５３００年前“五亡四兴”的黄帝时代相比，４３００年前的这一轮考古学文化的新生旧死，可以称为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北方出现了强力集团，完成了对周边部落以及南方诸多分散势力的攻伐。文献中能与此匹配的，非帝喾莫属。
这个帝喾像画得挺仁慈
作为部落邦国联盟首领，其时代特征较为鲜明——《史记 五帝本纪》说帝喾“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而《大戴礼记 五帝德》则说“执中而获天下”，说明当时已经统一了军权，“中”就是最高军权的象征，就是号令部落联盟军事集结的旗帜，因而对其他文化拥有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中”是天下部落联盟最高军权的象征军旗，“执中”是拥有集合天下武力的权力，说明帝喾时代中原一带已经拥有统一的武力，所以才可以遍征四方。
中，象形字，本义为军旗、军权
帝喾高辛氏，应为石峁古城创立者。传统说法认为帝喾居“亳”即商丘一带，但是考古发现并不支持这一说法。就是说商丘一带并无发现这个时代规模与之匹配的城邑遗址。而且“亳”就字形看，是在旷野草地上营造高屋（相对于半地穴式房屋）居邑的意思。直到商代，多处都邑都叫“亳”，所以不能说叫“亳”的地方一定就在商丘。将帝喾之亳都解释为距今４３００年前始建的陕北榆林石峁古城遗址，是相对更为合理的。除非商丘等其他地区出现了同时代规模更大等级更高的城邑遗址。所以可以说，洛邑并非最早的“中国”。最早的“中国”即帝喾之都，石峁古城（Ａ段）。
石峁古城
如果说最早的“中国”的出现与形成，当以帝喾执中为标志，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此前并无“中”即部落联盟统一军权这种传统。再者就是“國”，就商周甲骨金文字形看，当指有城有郭也就是两圈城垣的居邑。一圈城墙的居邑就是“或”，后来“或”被借用为虚词表示或然，带有城墙的居邑被统称为“国”。考古发现的筑城历史至少有五六千年甚至七八七年。可见先有“国”即城邑，后有帝喾时代“中”这种制度，才有“中国”。“中国”即“执中之国”，就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城邦，也就是拥有“中”的首都。如果要讲“中国历史”，至少要从帝喾开始。
国，城郭结构明确
而据《史记》，商周两族皆尊帝喾为初祖，然而又有其老（外）祖母简狄、姜嫄的吞卵或“履帝武敏”受孕的矛盾说法，其实就是“以神为夫”，说明商契、周弃所在均为落后的母系社会部落被先进的帝喾父系部落联盟兼并后的第一任部落首领，其母为母系社会末代首领，部落被执中的帝喾兼并，故而皆尊帝喾为夫、为父以示臣服。而商契周弃是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末期所生，故而儿时有“以神为父”的美好传说。而被帝喾兼并后，名义上又都是帝喾的儿子。可见，在当时，尊喾为父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唐尧、商契、周弃，概莫能外。
《古本竹书纪年》、《山海经》、《楚辞 天问》等文献都有上甲微向河伯借兵攻灭有易的内容，而《清华简 保训》则说上甲微曾“假中于河、归中于河”，而且殷商卜辞给予“河（伯）”等同高祖的地位，就是因为上甲微曾经向河伯“假中”即借兵报了杀父之仇，上甲微尊河伯为“义父”，殷商后世视其等同“高祖”是在情理之中的。
竹书纪年
殷商武丁时期卜辞有“王勿立中”、“立中无风”之语，可见“中”这一制度于商代中期仍然存在。《逸周书 尝麦解》有“宰乃承王中”、“作?执?从中”、“尊中于大正之前”等语，显然周初成王之时，仍然奉行帝喾以来“中”之制度。
“中国”最初的涵义并非中央之国，居中之国，而是执中之国。国早于中出现，国即城。筑城在我国至少有６０００年以上的历史。这种国即城邑，是原始城邦国家的雏形。而“中”代表了一种文化，一种制度，即对部落联盟的认可与服从。是后代“大一统”思想的先声。
《尚书·大禹谟》有“允执厥中”一语，一般解释为“言行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其实即“牢牢掌握军权”之义，后世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与此大类，就是掌握武力进行强权统治，这是中国古代为君作王的秘笈。并非后世儒生解释的坚守中庸之道，坚守中庸之道的儒生却从来都没有掌握政权。
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有“宅兹中国”的内容，是说营造洛邑王城驻守八师。当然，洛邑号称居当时天下之中，所以此“中国”或为“中央之城”的意思，并非一定指军旗这个本义。但是方位上的“中央、中间”是引申义，其本义则是“军旗”无疑。《尚书》等文献所言“允执厥中”、“执中”，即“牢牢抓住军权”，就是这种制度的真实反映。并非迂腐后儒解释的“中道、中正、中庸”。
宅兹中国
西周亡于犬戎与诸侯国的反叛，“中”丧失了军事权威，不再能够调动诸侯的军队。后代调兵多用兵符，“中”这种制度就走到了尽头。然而引申出的“中央、中间、中国”等概念，则一直保留甚至引申、转化而使用至今。
允执厥中：抓牢兵权
《清华简 保训》等文献资料也说夏代帝泄时期上甲微曾“假中于河、归中于河”，而且殷商卜辞给予河等同高祖的地位，就是因为上甲微曾经向河伯“假中”即借兵报了杀父之仇，上甲微尊其为“义父”，殷商后世视其等同“高祖”是在情理之中的。可见，雄踞河套地区的河伯也曾执中，难道河伯当时掌握着天下之“中”？当时的夏朝，夏后泄又是一种什么角色？还是帝泄不处理有易杀王亥事件，上甲微只好向远在河套的河伯“假北兵”来报仇。此河伯应不是冯夷，而是其继承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由于犬戎的攻击与申、曾等诸侯国的反叛，周幽王身死，西周王朝覆亡。叛父逆子周平王东迁洛邑，经此丧乱，王室颜面扫地，威信大打折扣，与广大诸侯之间失去了基本的相互信任，王室的地盘与实力仅相当于一个中小诸侯，六师、八师这些禁卫军、御林军、中央军已然全军覆没，“中”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不再作为调动诸侯军队的信号与象征。后代调兵多用保密的兵符而非公开的代表了公义的“中”，“中”这种制度就走到了尽头。然而引申出的“中央、中间、中庸、中等、中华、中国”等涵义，则一直保留至今。
与笔者前文所言“５３００年前黄帝主导的时代变局”一样，此际是“４３００年前帝喾建立中国的伟大时代”。
或者简而言之，５３００年前从生物学意义上明确了炎黄子孙的血脉，４３００年前从社会政治意义上明确了“中国”概念，亦即文献中的帝喾高辛氏时代，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中国
二． 陶寺古城的创建者，帝喾季子实沈
４３００年前，帝喾为天下之主。那么帝喾之都在何处？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最大可能就是陕北榆林的石峁遗址，主要指前期即考古报告所称的Ａ段。后期的Ｃ断，笔者已经发布“论石峁遗址即林氏国”一文。根据沿革地理、殷商卜辞以及考古发现的多个大型陶鹰，推断该势力为以鹰（英、央）为图腾的“林氏国、英林氏、央林氏、林氏、林”。 详见该文，此不赘述。
十几件大型陶鹰非实用器，乃是图腾崇拜，英（应）林氏之器
至于石峁中期Ｂ段，相关资料难详，无法确定属前还是属后。就官方公布的内容看，所谓Ａ、Ｂ、Ｃ三段，只有距今４３００、４１００、３８００年三个时间点。如果是三段，就至少需要四个时间点，明显还差一个时间点。
石峁古城
世传帝喾都亳即商丘，目前的考古发现并不能支持。根据下文《左传》所言高辛氏（帝喾）将二子阏伯、实沈分别迁于商丘、大夏，则帝喾亳都显然排除了在商丘的可能。那么帝喾亳都在何处呢？在距今４３００年前这个节点上，陕北榆林的石峁遗址以其傲视群伦的规模，最可能为帝喾之亳都。
《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曰唐叔虞。”
阏伯、实沈分别为帝喾诸子中的最大的和最小的，一般来讲是最受宠的两个。“居于旷林”，当即陕北榆林石峁古城初建时当地的景象，当时周围分布着广袤的森林，后来由于过度屯垦放牧才逐渐荒芜沙化，近年由于植树造林，毛乌素沙地即将消失，又回到了四五千年前的景象。目前为止豫东商丘一带并未有合乎阏伯的考古发现。帝喾第四子实沈应为陶寺的创立者，尧之远祖。如果尧为喾之子，则尧与实沈应为兄弟关系甚至为同一人才对，然而史料并不支持这个推断。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实沈是陶寺的创立者，尧只是他的后世子孙而已。《史记 五帝本纪》言“文祖者，尧大祖也。”尧之大祖具体指谁？应指实沈。
陶寺出土陶文：文？或即文祖
陶寺近旁的新绛孝陵遗址（距今４８００－４３００年）在此时突然结束了长达五百年的存在。应即《逸周书 史记解》所言唐氏（陶寺）灭西夏（孝陵）。
公众号“走遍新绛”发布了薛俊其“华夏源头看新绛”等文章，认为新绛孝陵遗址即“大夏”。显然是没有认真考虑绛县周家庄这个规模更大、持续时代更长的古代都邑。绛县周家庄与新绛孝陵，应分别为先秦文献所言之大夏与西夏。必须注意的是不包括在今甘肃临夏一带的“西夏氏”（详见《穆天子传》及笔者《穆王西征新解新证》）。
陶寺、周家庄、孝陵、光村，晋南四遗址位置示意
陶寺即《逸周书 史记解》所言“唐氏”，为帝喾幼子实沈４３００年前所创建，尧为实沈后裔继续都于陶寺。实沈从陕北石峁一带到达晋南也是来者不善。当时晋南为夏族所居，有历史悠久规模巨大的“大夏”即绛县周家庄遗址，在其以西还有“西夏”即新绛孝陵遗址。正如《逸周书 史记解》所言“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与考古发现的这些城邑都没有城垣的事实相合。实沈攻灭了西夏，在陶寺筑城立国，即“唐氏”、“陶唐氏”。尧为其后世子孙，故亦称“唐尧”。
三． 陶寺古城的光辉岁月：尧都平阳（冀）也曾为执中之国
《左传 哀公六年》引《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
冀，九州之一。就字形分析，北为二人背向，異为不同，既分别而不同，当即“分水岭”，也就是当今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太行山脉，绵延千里将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分隔开来。所以后来这一带称冀州、冀方。
距今４１５０年前，陶唐氏国君尧，成为天下盟主，象征部落联盟的“中”即军旗也从石峁传到了陶寺，陶寺古城自然成为继石峁古城之后的“执中之国”亦即“中国”。
陶寺遗址，一处早期的“中国”
这个时候的大夏仍然在涑水流域的周家庄遗址，世代守卫解州盐池，延续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来古老的传统，族裔繁盛、人丁兴旺，就像一只体型巨大的食草动物。虽然没有侵略性，任何食肉动物也不能轻易捕猎。
《史记 五帝本纪》：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儒风正盛的西汉中期，史迁之笔于此轻飘飘带过。然而由古今历史拟之，没有人愿意轻易交出政权，就算是叔侄、兄弟甚至父子、母子之间，往往是刀光剑影甚至血流成河。我们知道，陶寺中期发生过政变。
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
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尧
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尧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的确度过了一段高光日子，也是陶寺历史上仅有的一段光辉岁月。这与考古发现的陶寺遗址有古观象台等天文历法遗迹相合，说明文献记载所言不虚。
陶寺古观象台
《今本竹书纪年》：帝即位，居冀。……四十二年，景星出于翼。五十年，帝游于首山。
【按，冀、翼，皆为大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晋南地名。
《山海经 中次五经》薄山即豫西三门峡崤山，第二山名“首山”， “首山，?也，其祠用稌、黑牺太牢之具、蘖酿；干舞，置鼓；婴用一璧”。
“中次十经”：“凡首阳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为河南洛阳偃师以北的首阳山、亦即邙山。下文言首山在河洛之会、河滨附近，与此正合。《今本竹书纪年》引《宋书 符瑞志》：（尧）乃洁斋修坛于河、洛，择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
来自《史记 五帝本纪》的“禅让说”是儒家粉饰的结果。遍观古今历史，谋权篡位才是常态。因而相信《古本竹书纪年》所言“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后稷放帝丹朱于丹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此平阳历来认为是临汾，与陶寺合。
舜，夺了老丈人的权，害得后世驸马爷都没有权力
舜从晋南陶唐氏、大夏故地南迁河南，都于阳城即登封王城岗，囚尧于王城岗大城以东的二小城，派“神人二八”即八恺八元来看管尧，《山海经》则称“为帝司夜”。尧当陟于阳城。详见本系列前文“王城岗与新砦”一文。
《今本竹书纪年》则言尧活到了八九十岁直至一百岁，（八十九年，作游宫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不可信，终于陶之说也落空。
舜将尧囚禁在羽民国即登封王城岗遗址，此地即“禹都阳城”。而尧子丹朱短暂在位，都于新密古城寨即《山海经》“欢头国”，后被舜吞并，丹朱则被舜的权臣后稷“放于丹水”。
大禹
四． ３９００年前，陶寺的末日
考古发现陶寺古城在距今３９００年前被来自北方的势力残忍灭亡，这支北方的势力无论是来自石峁，还是杏花，还是永兴店。其实还应有来自西夏遗民甚至大夏（周家庄遗址）的参与。尤其是西夏遗民，出于国恨家仇，可能对陶寺居民使用了极其残忍的手段，甚至掘墓鞭尸，挫骨扬灰。
此时陶寺古城里，陶唐氏的国君是谁？笔者并未在文献中发现明确对应。当时的时代大势，正处于文献中的夏朝中期，约为公元前３９００年前后，约当少康中兴之后杼（予）、槐（芬）、芒（荒）、泄时期，期间发生大事有，
《古本竹书纪年》：
后芬三年，九夷来御。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后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
帝泄二十一年，加畎夷等爵命。
“以玄珪宾于河”，或者解释为首开祭河之端，因而推测此时河伯冯夷已然作古；或者解释为以臣礼朝见河伯，就是夏后对河伯称臣。由于上甲微借兵假中的对象是河伯而非夏后荒，或者当时天下的军权属河伯而非夏后。此河伯应不是冯夷，而是其继承人。关于河伯一事详见笔者《穆王西征新解新证》相关章节。
龙山文化后期全国都邑分布（许宏《先秦城邑考古》）
此“玄珪”应为夏朝统治者封侯、表明身份的信物，类似于后代的宝剑。历史考古学界所谓“牙璋”， 《说文》“剡上为圭，半圭为璋”，说明圭前端有刃，比璋更大。北大孙庆伟教授《鼏宅禹迹》一书认为龙山文化末期突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的“牙璋”就是《尚书 禹贡》说的“禹锡玄圭”。他所说的“牙璋”还是沿袭了清代学者吴大澂的说法。然而很显然，吴大澂把“玄圭”和“牙璋”恰好弄反了。
圭：其实是璋
考古发现距今4100年前全国范围内忽然扩散开来的，已经出土多达400多件的恰恰是大禹以来的夏人任命地方官员（封侯）的信物“玄圭”，而之前认为是“圭”的，其实是“半圭”的“璋”。见于《易经》的“刲”，指以圭为刀进行宰杀，所以圭必有刃，而所谓的“牙璋”前端正好是有刃的。而现在认为的“圭”是无刃的，并不能用来杀羊。《诗经》以来有“弄璋”的说法，就是让满周岁的小孩抓取璋玉，这个璋应该是无刃的才对，否则可能会伤及小孩。
孙庆伟教授的东亚牙璋（实为玄圭）分布图
总之，历来认为的璋、圭应该是张冠李戴的结果。至于《海外四经》四方皆有“带剑”之国，其实佩带的是“玄圭”，战国楚人看图说话误认为是佩剑。其实图上反映的龙山时代，还没有剑，而是剑形的“圭”，或者说后代以“圭”为原型而制作了金属的剑。考古发现了大量的“牙璋”即圭，根据其类型，是否能与文献中的四种圭“王用镇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对应起来？有待考古学家根据其类型学的看家本领来鉴别。
牙璋：其实是玄圭
《今本竹书纪年》说尧活到了八九十岁直至一百岁，（八十九年，作游宫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固然不可信，然而将尧的晚年直至寿终之地均置于陶，则颇有意思。此陶，并非前人认为的今山东定陶。而很可能是陶寺。反而说明了《今竹》认为陶寺即尧都。陶唐氏，本来只是叫唐氏，大概因为居于陶地，才被称为陶唐氏，也可与其他地方的唐氏比如太原一带的北唐进行区分。如此则“陶寺”一名，其历史长达４０００多年，只是从煊赫一时的大都甚至首都，沦落为山西临汾市襄汾县的一个普通村落——陶寺村。
五． 尾声：两个唐叔虞
夏族是晋南一带的原住民，绛县周家庄遗址至少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公元前４００５－２７８０年）时代起，直到早商的二里岗文化，存在时间长达２０００多年，规模达５００万平米，是无城大邑，当即禹都安邑，“大夏”所在。
周家庄遗址：大夏、夏族都邑
大夏即周家庄遗址，陶寺即陶唐氏旧都平阳，尧失位被舜掳走南迁洛水流域后，陶唐氏成为普通邦国，最后或被夏帝杼联合西夏氏遗民及北方势力联合攻灭，也算是报了陶唐曾经攻灭西夏的仇。周家庄遗址即大夏旧地禹都安邑，为大夏族裔世代居住，他们支持帝杼参与了北伐陶唐的战争，攻克陶寺城。陶唐氏遗民有一支逃往翼城一带，末代首领为唐叔虞，周初被灭。周武王有子因梦也名唐叔虞，据说出生手纹即作“虞”，因而被封在翼城唐叔虞故地，也叫唐叔虞。后来唐改名为晋。太原是另外一唐，大概是陶唐氏的一个分支，西周时候称为北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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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最早国都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意味着什么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
陶寺王国的发掘与文化解读
《史记》中曾有「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记载，由于这些都邑都处在山西西南部，因此，晋南这块土地历来是考古家们魂牵梦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