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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新一代海外考古学者的杰出代表、现任东亚考古学会主席，安可（Anke Hein）教授一次次走向中国田野，尤其之前多次来甘肃临洮马家窑、寺洼、辛店、齐家文化等洮河谷地文化遗址考察，在发掘中寻找历史线索、解读文化密码。她在四川和甘肃等地的研究利用多学科结合的手段克服了传统考古的难题， 将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丰富多彩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给世界。
为纪念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周年，人民网英国公司与驻英国使馆文化处和伦敦旅游办事处联合策划制作了“我们的中国故事”系列短片，讲述五位对两国人文交流做出建设性、历史性贡献的英方知名人士的故事，见证薪火相传的文化力量，今天我们特此选自东亚考古学会主席安可（Anke Hein）教授。
从甘肃河西走廊沿着奔腾的洮河一路南下，走进九寨沟和成都平原，深入连绵险峻的四川大凉山腹地……出生于80年代、现在牛津大学任职的安可教授一次次走向中国田野，在发掘中寻找历史线索、解读文化密码。她在四川和甘肃等地的研究利用多学科结合的手段克服了传统考古的难题， 将中国西南、西北地区丰富多彩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给世界。
作为新一代海外考古学者的杰出代表、现任东亚考古学会主席，安可教授站在全球视野开展研究，上下求索深入探究中国以及东亚的早期历史，让世界了解到中国文明自古以来璀璨的多样性。
中国考古 日久生情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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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您在35岁受聘为牛津大学中国考古学教授，那时距离您第一次来到中国已经过了15年。请问您对中国考古学的兴趣是如何萌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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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可
刚进入德国海德堡大学求学时，我对于未来学习的方向并不清楚，我希望能够学习一个从未接触过、在未来有很大潜力的学科，由此选择了中文和中国研究。2001年，大二的我有幸去中国学习交流一年。
从德国第一次来到中国，一切事物都显得十分不同。千禧年之初，大量新鲜事物的涌入让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充满着生机。特别有意思的是，与我交谈的每一个人都会骄傲地向我介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也是在这时，我意识到中国的历史一直活跃在当下，在塑造民族记忆的同时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当时在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我并不喜欢汉学研究中对于历史文献的过度关注。曾经位于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将他们的故事写入历史，然后又通过这些文献继续影响我们对于古代中国的认识。我认为，研究物质文化或许能够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普通人生活的窗口。
可以说，考古学给予了那些无法在文献中发声的古人一个表达自己的渠道。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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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又是如何进一步探索这门学科，最终对中国考古“日久生情” ，投身到热爱的考古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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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可
上大学时德国并没有多少机会学习中国考古学，我选择了同时研习古典汉学（即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历史、语言和文化）、东亚艺术史和欧洲史前史。在阅读中国考古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时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罗泰教授的著作。犹豫一番，我决定直接给他写信询问如何在中国考古方面继续深造。他给我回复了一封很长、信息量很大的邮件，并建议我找机会去北京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生。虽然我和罗泰教授素未谋面，他大方地向北京大学推荐了我。
2006年到北大后，我通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的介绍，师从四川考古专家孙华教授。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不仅经常带我去参观各地的遗址，还给我机会花几个月来进行田野发掘。这种师生关系与欧洲的导师系统完全不同，可以说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无法斩断的纽带。
田野考古 挖掘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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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田野发掘的条件十分艰苦，尤其是外国女性在中国参加考古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历？
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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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交换期间，我有幸参加了三次田野发掘。第一个项目与三峡大坝的建设有关，发掘的对象是一座唐代墓葬。虽然我们没有取得太多成果，但是能够参与其中观察它的运作方式，已让我获益匪浅。
在江西吴城遗址我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里的发掘的条件比较艰苦。那里是一座连接中国南部和中原地区的重要遗址，在考古的同时，我还学习、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于文化遗产的态度。我意识到，考古学家必须与当地人合作，不仅因为这是他们的土地和历史，还因为他们掌握着发掘必需的知识和人力。
我参与的第三个发掘是四川金沙遗址，它与人们熟知的三星堆有着紧密的关系，这里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已成为中国考古和文化遗产行业的标志。通过孙华教授以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江章华先生的帮助，我还在金沙发掘期间结识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考古工作人员，并在那里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学生时期，我偶尔会因为自己是工地上唯一一位女性而感到有些孤独。或许是我外国人的身份，同事们有时也会在我的身边表现得更加谨慎些；也有人质疑过我对中国是否有足够的了解等。女性的确能够十分出色地完成田野发掘的任务。我们或许在力量方面有所欠缺，但是面对各种困难却有着不输任何男士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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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优秀的考古学者起于田野。您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次次去到中国参与发掘，在中英两种语言的期刊上发表了六十多篇论文，还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本有关凉山史前墓葬的研究著作。您认为大西南的特殊之处是什么？
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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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世界许多地区、时段的不同遗址，大西南是我学者生涯的起点，所以在我心中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中原地区和长江下游是中华文明的摇篮，那里的遗迹固然令人向往，但是我更关心在那之外的人和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很多工作都在关注地理以及社会意义上的边缘人群。
从甘肃、四川到云南甚至东南亚，在青藏高原东麓的高山、河谷以及平原之间生活着丰富多样的物种和不同民族的人民，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大西南的多民族、生物以及地理多样性对于我的研究方向来说，再适合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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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请问您在中国大西南的下一步研究计划是什么？
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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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许多学者一样，我同时参与着多个研究项目，其中大多数由于疫情处于停滞状态。下一个大项目在四川九寨沟国家公园，我希望与地质学家、同位素专家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同事一起，对古代气候变化和人地适应关系展开跨学科研究。
目前，通过第一阶段的勘探工作，我们在四川高纬度山区的不同地方都发现了人类活动的痕迹。这些遗迹的年代比我们之前想象的久远许多，也就是说古人或许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居住在这些山地之间，并与周边的其他人群产生了交集。
中国大美 在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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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近十年来中国的考古事业突飞猛进，已经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国学派”，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
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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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刚刚接触中国考古学的时候都对它充满着好奇，因为他们看到了许多不一样的地方。这种想法背后其实是一种将英美学派当作研究标准的思维定式。他们虽然对中国考古学的做事方式并不了解，但又会在为之惊叹的同时做出各式各样的批判。
究其根本，这一现象的背后是英美学派的盛行以及人们对中文文献的不了解。大多数的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考古学的时候，要么只阅读英语文献，要么只留意那些重大发现。正是因为他们不关注发生在中文语境中那些针对理论、方法和过程的广泛讨论，所以才会认为中国学者没有在进行这些方面的探索。实际上，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采用与中国类似的方式进行考古学研究。
通过对细节和发掘的高度关注，这些考古学家们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基于类型学的区系文化年表，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重现当地的文化发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历史。 这么做并没有错，因为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任何考古研究的前提，而时间框架、发掘材料和史实则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证明任何历史事件，那么考古学的研究便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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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您提到初入大学时，选择研究中国是因为想要尝试一些新领域。在这二十多年中，请问是什么一直在支持着您探究中国考古学呢？
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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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特殊之处首先在于它的多元性，这既是一种美、也是一种力量。它虽然如此之大、如此之多元，但却有着一段延绵数千年、从未间断的历史。其次，当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在减少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时，中国却选择在这项事业上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争取让历史活跃在人们每一天的生活之中。我相信这两点对于所有国家的考古学者来说，都有着十分特殊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