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丘 考古,老章丘城考古

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转眼间，中国考古学走过了百年的辉煌历程。在这波澜壮阔的百年间，调查发掘了数以万计的遗址。其中一些遗址、一些地名将永远定格在百年发展的征程中，像仰韶、良渚、龙山这样的名称，不仅在考古人中如雷贯耳，普通人大概也都听过这几个名称。其中良渚遗址群成功跻身世界遗产名录，更是家喻户晓。当我们亲临这些地方，对过往先贤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让这些小地名载入史册。龙山文化的命名地山东章丘就是一个在考古学史上值得研究的地方，绝对称得上是一处考古圣地。

城子崖遗址北部区域航拍

遗存丰富

章丘地处泰沂山西侧北麓、黄河南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是东西交通的重要通道，现今青银高速、京沪高速横穿此地。这里自然环境优越，资源丰富，非常适合人类繁衍生息，早在七八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居住生活，奠定了章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走出了著名的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被誉为“千古第一才女”。另外，这里的物产也十分丰富，章丘大葱闻名遐迩，曾是昔日的贡品。为什么说章丘是考古圣地，其理由有三： 首先，这里是最早开展考古活动的地区之一—龙山文化的命名地。吴金鼎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数次调查发掘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了不同于以往的以磨光黑陶为主要文化特征的陶器。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命名了“龙山文化”。至此，在中国史前考古学上形成了东西二元对立的格局，即西边的仰韶文化和东方的龙山文化是两支独立并存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自西向东发展，龙山文化自东向西发展。与史学界提出的“夷夏东西说”不谋而合，相互呼应。这一学说统治考古学界近三十年之久，直至庙底沟遗址的发掘打破了这一格局。 其次，依据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资料，诞生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值得称道的是这部报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针对国内读者，一个是针对国外读者。有长达30页的英文摘要。这些做法即便在今日看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具有开创之功。《城子崖》考古报告奠定了之后中国考古资料的发表模式，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

最后，在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中，章丘表现抢眼，共计有5处遗址成功入选，分别是1990年山东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1997年西河遗址、2000年山东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和祭祀坑遗址、2003年山东章丘危山汉代墓葬与陪葬坑及陶窑、2017年山东焦家遗址。截止目前章丘的获评项目占到获评总数的1.7%，占到山东省的27.7%，并且在初评之年就有项目入选。近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揭晓，城子崖遗址成功入选，进一步彰显了章丘地区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放眼全国，这是一个十分耀眼的成绩，可以说没有一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现为济南市章丘区）有如此之多十分重要的发现。据不完全统计，章丘境内有古文化遗址130余处，从早到八千多年的史前文化遗址到气势恢宏、规模宏大的汉代贵族墓葬。这些灿烂的文化遗存，向我们诉说着章丘昔日的辉煌历史。

历史绵延

西河遗址、小荆山遗址是两处重要的新石器早中期遗址，均处在山前到平原的过渡地带，反应了史前人类生活栖居形态的变化过程。在西河遗址发现了当时的环壕聚落，有成组的房址。小荆山遗址发现房址的同时也发现成排的墓葬。我在踏查小荆山遗址时发现，该遗址堆积很厚，除了后李文化遗存外，也有北辛、大汶口文化遗存。说明人类在此居住生活了很长时间。 章丘焦家遗址是鲁北地区一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在几个年度的考古调查发掘中，考古学者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大墓，墓葬普遍使用葬具，有一棺一椁、两椁一棺等，使用葬具的比例之高，在同时期遗址中少见。墓内随葬有精美的玉器、彩陶、白陶等高规格随葬品。有的墓在下葬后不久便遭到了侵扰，说明当时的社会集团内部存在权力争夺的现象。焦家遗址也发现了夯土墙和壕沟，围成一个闭合区域，是目前山东地区发现最早的城。从焦家遗址的遗迹遗物及其面积来看，是鲁北地区最大的聚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焦家遗址的发掘改变了学术界对大汶口文化的认识，填补了鲁北地区无大汶口文化时期大型遗址的空白。

焦家遗址鸟瞰（来源于《礼出东方》）

城子崖遗址在20世纪早期的发掘中就发现了古城址，限于当时的技术，对该城址的年代认识不到位。20世纪90年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新的田野发掘，此次发掘深化了我们对该遗址的认识。发现了岳石文化和龙山文化城墙基址，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意义重大。对于认识龙山时代之后该地区的文化发展程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你步入城子崖遗址博物馆，端详着一件件制作精美、体形硕大的陶器，不经意间我们的思绪飘到了几千年前，这些沉默的陶器似乎为我们道出这里昔日的辉煌。城子崖遗址面积为20万平方米，经系统调查表明城子崖遗址是该区域内面积最大的一处。这能够帮助我们从更宽广的层面认识该遗址的重要价值，无疑是龙山时期一个中心性的大型聚落。 我们可以看出，章丘地区在后李文化阶段开始起步，经过北辛文化时期的积累，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开始这里一直处在鲁北地区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新石器时代是章丘地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此之后相对沉寂。 汉代的章丘地区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两汉时期东平陵城的治所就在章丘，是现今济南城的前身，在民间一直流传着“先有平陵城，后有济南府”的说法。洛庄汉墓和危山汉墓是山东地区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这两座墓葬的发掘均可以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洛庄汉墓出土大量的乐器实物，对于研究汉代的典章制度、贵族的精神生活是难得一见的实物资料，足以和曾侯乙墓的发现相媲美。危山汉墓出土数以万计的陶俑，这在汉代考古中是除汉阳陵、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陶俑外最大的一批，可见墓主的身份地位之高，但至今对墓主的身份还没有定论，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通过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串起了章丘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共同组成了绵延几千年的章丘历史文化区，共同奠定了章丘考古圣地的地位。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在此辛勤耕耘，默默付出。正是在他们的手铲下，逝去的过往逐渐清晰，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

山东章丘的焦家遗址挖出了什么让全世界轰动的东西？

山东章丘作为我国考古圣地，先后挖掘出多个不同时代与文化的城址。在2016-2017年间，山东大学考古工作者又在章丘焦家挖出了新遗址。这一发现在当年可谓轰动全国，就算事发两年也未静默。如此阵势不禁引人疑惑：这个遗址里都有些啥？

考古学者们经过两年的努力在焦家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内涵丰富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遗存，并挖掘出包括夯土城墙、护城壕沟、祭祀坑和大型墓葬在内的诸多王族设施，还出土了大量规格齐全的白陶、黑陶、彩陶与玉器等高端礼仪用具。这些遗址和文物的横空出世有何意义？为何会引起轰动？

一、焦家遗址填补了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社会演变的空白。

海岱地区指的是今山东省渤海至泰山一带，而大汶口文化则指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中晚期大约距今5300-4600年。这一时期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逐渐确立了具有森严等级的父系家长制。当地人们以家畜饲养与种植业为主，以采集、渔猎为辅。这一时期的远古工艺技术也十分发达，其中以制陶、治玉工艺最为繁荣。从焦家遗址出土的彩陶与玉器做工细腻、样式多变，且注重实用性，很好地展示了焦家先民们高超的技艺与王者的风范。

从聚落的角度来看，焦家遗址发现的房址早期多为半地穴式单间房，到了晚期则发展成了地面式联排房。这种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演进历程说明焦家遗址可能是从一个普通村落发展而成的中心城邑。尤其是考古人员在焦家发现的夯土墙、壕沟与高等级墓葬等直接昭示了焦家古城乃是5000年前后海岱地区的中心聚落，也是迄今在海岱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城址。

二、焦家先民确实颠覆了我们对原始人体质的认知。

按照传统观点来看，原始社会的生产力低下且环境恶劣，人们生活艰辛，缺乏足够的营养，所以个子往往比较低。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人类身高应该是逐渐增高的，因此史前人类应该是矮个子。但考古发现，焦家遗址中众多墓主身高都接近1米九，其中最高的竟有2米。尽管自古以来人们都习惯称山东男子为“山东大汉”，但长期受“时代越久远，体型越矮小”的刻板印象的影响，人们难免会被焦家墓主的身高所震惊。

那么为何他们会这么高呢?一些专家对此提出猜想：除了广泛种植和饲养家畜，让食物稳定之外，应该还和当时气候条件有关。按照中国气候史来看，殷商时期的气候比现代更暖和，黄河流域的气候与如今南方相似。《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从记载中可知，商朝时期就有大象，竺可桢先生也曾谈到，商朝的大象是本土所产，而不是从南方地区引进。这就说明当时我国北方地区气候温暖、资源丰富，不仅有利于生存，还为人们提供了大量既营养又丰富的食物。尽管至今为止焦家墓主的身高仍是未解之谜，但它使我们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了解古人的体质状态，也颇有意义。

焦家遗址带给我们的震惊不止以上两点，例如不同大小、规格的墓葬就折射出鲜明的社会分化、等级差别和礼仪制度。这些挖掘之物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只有对它们的了解，才能更好地激发人们的民族文化自信与自豪感！

中国考古文明圣地在什么地方?

城子崖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龙山镇龙山村东北，巨野河东岸、胶济铁路的北侧。因1930年首先在这里发现了著名的龙山文化，发掘工作对中国史前考古与古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享有中国考古圣地之誉，闻名遐迩。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考古学正处于草创期。1921年秋，瑞典人安特生在豫西渑池县仰韶村进行发掘，首先在中国发现了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标志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在1928年以前，中国的考古工作基本上是由外国人进行或者是由外国人倡导的。当时也没有国家学术机构和国家考古机构。1928年6月，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是蔡元培，中国有了最高学术机构。同年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经过大半年的筹备也宣告成立，傅斯年任所长。史语所初设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分别由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任主任。1934年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史语所的成立，有了国家考古机构。并立即在河南安阳殷墟建立长期发掘的基地。从1928年10月开始，到1937年抗战爆发止，史语所在殷墟共进行了315次发掘。就在史语所成立前夕，吴金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
城子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吴金鼎，山东安丘人，1901年出生，齐鲁大学毕业，毕业后留校工作，1927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习，师从李济。1928年4月，吴金鼎作为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来山东调查平陵故城，住在济南齐鲁大学。他先抵龙山镇，在自龙山镇东去平陵城途中，发现了城子崖遗址。翌年7月至10月，吴金鼎对城子崖及周围地区共进行了四次调查，先后在城子崖采集到陶片、骨笄和磨光石斧，陶片中有磨光黑陶片，他称作“油光黑陶片”，以前没有见过，他认为是处重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殷墟的发掘无法进行，发掘工作就转向了山东。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先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发掘。
1930年秋，中研院和山东国民政府共同组成山东古迹研究会，由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任主任委员，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任田野工作主任，省方委员王献唐任秘书。同年11月进行了发掘，翌年10月再次发掘，历时共51天，共开探沟约90条，合计发掘面积1900余平方米。中间梁思永由美国回国，参加了1931年的发掘，在发掘中初步运用了考古地层学原理，在中国考古学上最早绘制了地层图。
求仁得仁，城子崖发掘果然发现了和彩陶文化截然不同的黑陶文化，不久即以其所在地龙山镇命名为龙山文化。一些迹象表明，它代表着一种文化体系，有些器物如卜骨、版筑夯土等，可以和殷墟文化作比较。这使他们感到，在东方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地区，发展着构成中国最早期历史文化的“最要紧的成分”。他们认为，如果能查明城子崖黑陶文化的发展脉络和范围，“中国黎明期的历史就可解决一半了”。至今来看这些说法，竟也未离大谱。
城子崖发掘，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中国考古学者首次对史前遗址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大规模发掘，也是中国考古学最早的比较科学的发掘，发掘后期运用了考古地层学原理，区分了不同的土色土质，绘制了地层图；把该遗址的文化堆积区分为黑陶文化和灰陶文化两期；发现了黑陶文化期和灰陶文化期两座城址；发现了黑陶文化和灰陶文化的卜骨；1934年出版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部田野考古专刊《城子崖——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新石器时代遗址》。总之，城子崖发掘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展铺垫了重要的基石，动摇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城子崖遗址因此获得“中国考古圣地”的殊荣。
城子崖考古的新突破
但是，城子崖发掘毕竟是在中国考古学幼年时期的一次发掘，这次发掘距考古学的诞生只有10年，当时的考古学水平尤其是田野考古学水平还很低，认“土”、识别遗迹、分析释读地层现象的技能还很薄弱。而作为考古发掘基础的方法论考古地层学，仅仅在这次发掘的后段开始对其原理有所运用，远未成熟，城子崖发掘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问题。所以人们怀疑城子崖黑陶文化城未必是龙山文化城，谨慎的考古学者都避而不谈，成为考古学的一大悬案。
1980年春，我主持山东省博物馆考古部工作，馆长任迪善提出举办城子崖发掘50周年纪念活动，但当时没有筹备。1989年，城子崖发掘即将迎来60周年，将满一甲子，这时我已担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多年，深感有责任在我们民族传统上的吉祥日期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以纪念城子崖发掘和龙山文化发现60周年。也正是我们对城子崖进行的再次发掘，解释了考古学界一直避而不谈的疑问。
1991年，城子崖考古新成果荣获1990年度和“七五”双十大考古发现。1994年，城子崖探掘获国家文物局首届优秀田野考古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1991年金秋，我们在泉城济南召开了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宿白、石兴邦、徐萃芳、严文明、黄景略、黄盛璋、管东贵、秋山进午等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日本、美国的著名考古学家和专家学者70余人欢聚一堂，缅怀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艰苦创业和功绩，回顾总结龙山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与成就，考察了城子崖遗址、考古现场、考古标本及临淄考古中心与齐故城遗址，围绕城子崖考古新成果、山东史前考古、全国龙山时代与中国文明起源等课题，各抒己见，热烈争鸣，收到了交流学术、促进学术研究的良好效果。这是山东文物考古界的首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全国考古界的一次盛会。纪念会后出版的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龙山文化发现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工作进展的广度、深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达到的研究水平。
东夷古国的中心与古济南
以章丘市中西部为中心的地区，是目前所知山东最早的稳定的古文化中心，自距今8500年以来，西河类型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时代文化连绵不绝，有一部漫长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发展史，是山东新石器时代中期（约开始于距今9000年）以来历史的缩影。这里在经历了母系、父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后，在跨入距今6200年开始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进入部落社会，生息着一个大汶口文化部落。目前已发现这个部落的十四五处遗址（聚落），部落的中心是焦家聚落，面积达四五十万平方米，位于城子崖以北5公里。
目前还不知道焦家遗址是否是座大汶口文化城，有点线索，但没有证实。中国城的产生是相当早的，有些大汶口文化的中心聚落应当存在城。目前也不知道焦家部落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是否已发展成国家。
但是，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这里肯定已是个国家。这时期，这里的龙山文化遗址（聚落）猛增至40余处，分布范围约达1000平方公里，是个中等偏大的龙山文化聚落群，群内聚落规模已经分化成不同层级。龙山文化是东夷族团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城子崖龙山文化古国自然是个东夷古国。因为城子崖龙山城可能直接发展为岳石文化城，岳石文化是晚于龙山文化阶段的东夷文化，城子崖龙山文化古国很可能延续到岳石文化时期。这地区的岳石文化大约从夏代早期延到商代中期。
济南地区有一部近5000年的文明史
周代这里有个谭国。谭国不是周王新封的国家，可能由商代延续下来。《诗经》的名篇《大东》就是谭国大夫所作，发泄对中央王朝横征暴取、不劳而获的不满，春秋中期为齐桓公所灭。城子崖上层的春秋城是否曾是谭国都城，目前还不能确切回答。周代的谭国和城子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时期的东夷古国有无直接或者间接联系，同样还不能明确回答。但提出了山东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很值得深思。目前大体上可以说自龙山文化以来，济南东部地区的国家连绵不断，济南地区有一部近5000年的文明史。
通过前面的介绍，也说明了先秦时期的济南地区，历史发展的重心始终稳定在东部章丘市的中西部地区。朝代更替，秦汉继兴，济南地区的历史重心却在原地延续，没有变迁，平陵城仍是济南地区最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济南一名也由此开始。东汉末年，曹操曾任济南国相，因以青州兵而发家。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济南郡冶西迁历城县，据认为就在今济南老城，直至明清。济南地区的主要中心，历经沧桑，演变轨迹清晰，所以不仅城子崖龙山、岳石文化城是4500年到3000多年前的古济南，就是焦家中心聚落也可以说是5000年前后的古济南。这都是从一个地区主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变迁过程的角度来说的，自然不应当说是危言耸听，欺世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