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与中国实践的区别,中国水下考古大发现

　　2021年3月19日上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建忠老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A座101教室，为我们带来了题为《水下考古与中国实践》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分为四个部分。在介绍了“水下考古”的定义后，宋老师以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了水下考古产生的背景及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历程，最后为我们介绍了中国水下考古重要案例。

主讲人宋老师

　　一．水下考古学的定义

　　水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是陆地考古向水域的延伸。《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规定了水下考古的三大类对象，即：①遗址、建筑、房屋、工艺品和人的遗骸，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②船只、飞行器、其它运输工具或上述三类的任何部分，所载货物或其它物品，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③具有史前意义的物品。

　　值得强调的是，水下考古学既不同于“船舶考古学”，也有别于通常所说的，涵义更广的“海洋考古学”，三者之间互有交叉。船舶考古学是通过历史上各类船舶实物及相关遗存，复原古代船舶形态、造船技术及船货物质背后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史；海洋考古学的涵义更广，它是调查、发掘和研究古代人类从事海洋活动之文化遗存的考古学分支学科。水下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海洋考古学研究范围内埋藏于海底的文化遗存，并为其实物资料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和方法支持。

　　二．水下考古学诞生背景及发展过程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前。主要为好奇寻宝，最具代表性的发现有意大利内米湖罗马沉船遗址、瑞士湖上居址、北欧维京船。

　　第二阶段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西方近代考古学的确立和海洋科考促进了水下考古的诞生。这一时期重要发现以希腊安提基希拉沉船、玛雅文明圣池为代表，其中后者由美国驻尤卡坦领事汤姆森于1904~1907年进行了水下调查，发现了40个以上人骨、面具、金饰等。1967年，墨西哥政府又一次进行了水下调查，打捞出黄金制品、陶器、玉器等4000多件。

　　第三阶段是20世纪40至60年代。1943年法国海军库斯特小组发明轻潜技术，真正推动了水下考古学的发展。1952年，斯库特组织在马赛海湾对大康格路易沉船进行发掘，在此次发掘过程中使用了空气抽泥机、浮篮、水下电话、水中照明灯等设备，已经形成了现代水下考古的雏形。196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乔治·巴斯主持了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沉船水下考古工作，这是第一次由考古学家设计并亲自在水下进行的发掘，被认为标志着水下考古学的正式诞生。

　　第四阶段是20世纪60至80年代。水下考古学扩散的时期。1964年，英国成立了航海考古学会；1965年，在法国召开了水下考古学国际会议成立大会；1966年，法国文化部成立了最早的国家水下考古中心。1967年，巴斯主持了第一次水下考古技术培训班，培训了来自10个国家40多名考古学家，在这之后，水下考古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建立起来。

　　三．中国水下考古学产生过程

　　早在1974年，出于要了解沿海岛屿上的古文化依存情况，尤其是认识到西沙群岛考古调查的重要性。夏鼐先生这一代人已经产生了建立自己的水下考古学的愿望，然而受到各种历史因素影响并未能如愿。

　　1986年4-5月，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阿姆斯特丹将打捞于南海的中国清代瓷器大肆拍卖，此举引起了中国考古学、博物馆学界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1987年3月，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协调会议。同年8月，交通部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上救捞公司联合发现“南海I号”沉船。11月，组建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则当之无愧成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中国水下考古学科的奠基人。这三个事件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由此正式拉开大幕。

　　1989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并展开了第一届水下考古培训班和“南海I号”首次调查。1990~1997年，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发掘，是中国独立进行的第一个水下考古项目。此后至今，“南海I号”完成了水下考古调查和整体打捞，多所高校也开始陆续开设水下考古学概论课程。

　　历经30年发展壮大，中国的水下考古无论从机构建设、人才培养，还是学科发展、装备配置均已今非昔比，可与法国、韩国水下考古机构并称为世界三大国家水下考古中心。

　　四．中国水下考古重要案例

　　中国水下考古学发展至今收获颇丰，重要案例有三道岗元代沉船发掘、“南海I号”打捞与发掘、“南澳I号”发掘、甲午海战沉船系列调查、西山群岛北礁海域深海考古探索、中海塞林港联合考古等。

　　“南海I号”从发现到整体打捞和保护发掘，可以说是我国水下考古30多年的缩影与典范。

　　1987年发现沉船遗迹后，2001~2004年重启“南海Ⅰ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最终确定“南海Ⅰ号”整体打捞方案。2007年“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出水，2009年第一次室内试掘验证了沉船整体打捞成功。自2014年进入室内全面保护发掘以来，按照发掘、保护、展示三位一体的先进理念，考古队将多学科、新技术、新方法手段综合运用于发掘工作中，获得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迄今为止，船货发掘清理共出土瓷器、铁器、金器、铜器、竹器、漆木器及动植物遗存等各类遗物18万余件（套），其中发现的一件瓷器上墨书南宋淳熙年间“癸卯”年款（1183年），这为确定沉船时间提供了准确依据。据此，发掘者认为“南海I号”是一艘始发于泉州港的南宋商船，在即将驶向远洋时沉没在“放洋”之地的广东上下川岛海域，这里是唐代以来“广州通海夷道”的必经之处，沉船满载的货物真实再现了我国南宋时期繁盛的海外贸易景象。同时，保存较好的船体和船舱结构，为研究我国乃至东亚、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运史、贸易史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左：南海I号整体打捞；右：深海提取文物

　　中沙考古队员通过陆地考古、航空考古、水下考古等综合技术手段，从陆地、海洋、空中对塞林港遗址进行了全方位调查、发掘与研究，发现并确认了古海湾、古航道和被流沙掩盖的季节河遗迹，发掘揭示出大型建筑遗址，并清理出一批珊瑚石墓葬，出土了中国瓷片、波斯釉陶、阿拉伯陶瓷器、玻璃器、串珠、青金石、红玛瑙等贸易品，初步显现出红海之滨海港遗址的历史风貌。塞林港遗址墓碑和出土物表明这里是一处9-13世纪的海港遗址。

中沙联合考古拓片制作

　　讲座的最后，宋老师还分享了自己对中国水下考古学发展的展望。由于水下考古学工作环境的特殊性，他提到需直面技术、资金和人才限制带来的困难。就现阶段而言，摸清家底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区域性调查的收获仍然不多。技术方面，中国还需要突破探测、深海考古技术的瓶颈。此外，还需要加强科技考古、实验考古和相关学术研究，从多学科角度切入，让更多考古学家去研究水下考古的成果。

（图文转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公众号）

我国水下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具体有哪些新发现？

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会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文昌县博物馆组成水下考古调查队，在海南省文昌县凌豹港进行调查，发现一艘清初沉船，船上载有铜饰、铜锣、铁锅等生活用品，很可能是从广东运往海南时在凌豹港沉没的。船上发现了李勇铜钱，证明该船是清初南明的一艘沉船。这一考古新发现非常重要，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也说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正在顺利进行。

十大考古发现包含了很多领域的古物，真的很神奇，很深刻。此次发现包括河南徐杨墓地、江苏土山二号墓、吉林磨盘村山城遗址、贵州新区赵国栋遗址等。这些网站非常有特色和吸引力。这些重大考古发现都是早期人类。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聘请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员，在广东新会县官冲乡银洲湖怪石附近水域，采用声纳探测、潜水勘探等手段，对河底进行调查。

结果在崖门炮台水域发现一处沉船遗址，并收集到一块船板。经14C测年，确认船板日期为690年前60年，与史料记载的海战日期大致相符。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会博物馆合作，结合遥感物探、水下勘探和陆地调查，再次对以鄞州湖怪石为中心的区域进行了宋元时期崖门海战遗迹的全面调查。

这一考古发现意义重大，为人类发展留下了深远的意义。这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遗址，比如浙江余姚的井头山遗址，陕西少陵源的十六国墓。还有很多考古发掘单位，对中国考古有很大贡献。这些单位包括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研究所、赵国栋遗址研究所等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所是很有代表性的研究所。这些研究所里有许多杰出的考古专家。这些专家有丰富的考古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很有意义。这些知识可能是课本上学不到的。这些知识大部分来自现场实践，从实践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些都是杰出的科学家。

我国有哪些重要的水下考古成就

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二十余年间，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198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与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组成小型水下考古调查队，首次在广东省吴川县沙角旋沉船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探摸，发现了沉船遗骸并采集到部分构件。

1990年，中澳合作举办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在福建连江定海进行实习，对这一地区的海域进行了水下调查。1995年，中澳水下考古工作者再次对福建连江定海进行水下调查。这次水下调查找到了一批宋元、明清时期的沉船遗址，并先后对属于北宋时期的“白礁Ⅰ号”和属于明清时期的“白礁Ⅱ号”进行了水下勘测和打捞。

199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会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以及文昌县博物馆组成水下考古调查队，赴海南省文昌县宝陵港调查，发现了一艘清初的沉船，船上满载铜饰物、铜锣、铁锅等日常用品，可能是从广东运往海南而在宝陵港沉没的。船上发现了永历通宝铜钱，证实该船是清初的南明沉船。

1991～199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聘请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员，在广东省新会县官冲乡，采用声呐探测和潜水探摸相结合的方法，对银洲湖奇石附近水域的河底进行了调查。结果在崖门炮台水域发现一处沉船遗址，采集到一块船板。经14C年代测定，证实船板年代为距今690年±60年，与史料记载的海战发生年代大致相符。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会市博物馆合作，将遥感物探、水下探摸和陆地勘察相结合，再次对以银洲湖奇石为中心的区域，开展了宋元“崖门海战”遗存的综合调查工作。

1991～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青岛市文物局、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等多家单位，组成“国家绥中水下考古队”，先后对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的元代沉船遗址进行了五次正式的调查和发掘。发掘面积达148平方米，获得各类器物600余件，并于2001年正式出版了该遗址的发掘报告——《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在报告序言中这样评价：“辽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元代沉船的勘查与发掘，是我国首次全凭自己力量来实现的一项正规的水下考古工作，历时六年。该书全面记录了此项工作，并详细介绍了发现物，是我国第一本水下考古的正式报告。”此次水下考古工作被评为“1993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汕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位于广东汕头市达豪区广澳港水深约10米的港池内的清初沉船开展了水下探摸和遥感物探调查，并推测其是一条南明时期郑成功属下的战船。

1996年、1998年、1999年、2007年，海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开展了西沙水下文物的调查和试掘，发现13处分属于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沉船遗址和遗物点，如“华光礁Ⅰ号”、“石屿1号”、“北礁3号”等遗址。其间，还对“华光礁Ⅰ号”南宋沉船进行了发掘，打捞出水一万余件陶瓷器。

2005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牵头组成“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对遭到盗掘的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进行了抢救性调查和发掘。出水清代康熙中期景德镇民窑瓷器17 000余件。

2007年12月22日，广东省文物部门会同其他相关部门，成功地整体打捞了“南海Ⅰ号”宋代沉船。同年12月28日，“南海Ⅰ号”沉船被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保存，并于2009年9月和2011年3月先后进行了两次试掘。

2009年9月26日，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实施的“南澳Ⅰ号”水下考古抢救发掘项目正式启动。2010年7月21日，水下考古发掘和出水文物现场保护工作暂告一段落，出水文物进入实验室保护阶段。“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工作被评为“201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10年11月，中国国家文物局与肯尼亚国家遗产部签署为期三年的“中国和肯尼亚合作实施拉穆群岛地区考古项目”，水下考古工作进入实施阶段。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开赴肯尼亚寻找郑和船队的遗迹，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2011年11月，中国水下考古队员再次前往肯尼亚拉穆群岛，开展了为期约两个月的第二阶段考古工作。

2010年11月22日，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海洋局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框架协议”。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逐渐上升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战略。

我国二十余年来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水下考古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我们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水下历史文化资料。早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即有记载。当时，中国船只从广东、广西及越南等地的港口出海，沿中南半岛东岸航行，最后到达东南亚各国。唐宋之后，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显著改进，使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更加遥远，贸易也愈益繁荣。不难理解，对于瓷器的运输而言，再没有比水运更加便捷和安全的了。鉴于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的货物主要为陶瓷器，人们将其称为“陶瓷之路”也似在情理之中。目前，在我国水下考古打捞出水的众多文物中，陶瓷类文物的数量最为惊人，几乎占到了90%以上的比例。上述诸如“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华光礁Ⅰ号”、“碗礁一号”、“南海Ⅰ号”和“南澳Ⅰ号”等重大发现都伴随有大量的陶瓷器物出水。从较为原始的低温釉陶到精美的影青瓷、青花瓷和各种彩瓷，不但品种繁多，而且涵盖了从北方河北的定窑、磁州窑到南方福建的建窑、德化窑等众多窑口，地域分布范围相当广泛。无比丰富的水下考古资源，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国水下考古专家二十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克服了无数困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奠定了我国水下考古的坚实基础。相信随着科技方法全方位地介入，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必将走在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