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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文明的发祥地,古蜀瑰宝资源

历史趣闻     2023-7-22     点评:17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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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文明指的是远古延宕至春秋早期,在巴蜀地区出现的极具地域色彩的古文明,并有三星堆、金沙、宝敦等遗址留存至今。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始终保持着一条神秘的平行发展轨迹,并被考古学专家视为千古谜团。距今3000——5000年的古代四川人,来自于哪里?他们的文化结构与中原文明、长江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有何关联?对于古蜀文明的考据能否弥补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考古空白?它对于当代本土文明的发展与建构有何借鉴意义,这正是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拍摄制作的大型考古纪录片《古蜀瑰宝》的创作初衷与核心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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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瑰宝》摄制组共计走访6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首次采用4K超高清影像的方式全面梳理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该片吸纳最新的学界研究成果,以生动灵活的影像叙事建构了一条罕见的古蜀文脉。《古蜀瑰宝》突破了时空的领域,将古蜀与现代的双时间线并置,融合了故事讲述的诗意与科学考据的严谨,从考古遗珍折射出宏大的人类文化格局建构,是继《蜀道风流》《三国的世界》《沉银追踪》之后,四川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又一部文化精品力作。但与既往反映三星堆文明的纪录片不同的是,《古蜀瑰宝》具有清晰而宏大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史前格局,以及一种揉合了科学考据方法的探究式编导思路,呈现出“广、深、疑”的特点。它不仅展现了当代优秀纪录片的多样魅力,还赋予了古蜀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和解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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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指的是《古蜀瑰宝》以比较研究、文脉追溯的方式,建构了动态交错型的纪录片叙述结构。该片以人类迁徙与文化传播路线为基础,对三星堆进行了考古溯源与文脉推演。通过对器物、植物、城邑遗址等方面的比较,采用纵向研究的思路,梳理了三星文化与巴蜀的营盘山文化、宝墩文化、土著文化、金沙文化之间的历史传承;通过对玉器、礼器、纹样、服饰等研究,又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仰韶文化以及良渚文化互相印证,描绘出一幅古蜀先民迁徙、融合、交流发展的盛大画卷。同时,《古蜀瑰宝》还从器物考古、遗址追溯与古道研究等方面,探寻了古蜀文明对包括重庆、陕西在内的国内古文明,乃至诸如越南等国的东南亚地区的文化输出与交流。此外,该片参考了阿卡德帝国、古希腊文明、埃及古文明等相关时间节点,将古蜀文明的发展置于世界文明坐标体系中加以参考。这种从“文物发现”到“考古发掘”,最终“发现文明”的脉络,层层深入,辅之以大量的事实依据,证明了中华文明是由不同地区、不同族群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的文明。可以说,《古蜀瑰宝》纪录片不仅仅是“记录”,更是建构了一个以三星堆为切入口,从古蜀文明出发,面向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庞大而脉络清晰的中华文明融合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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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指的是在《古蜀瑰宝》中,结合了考古界诸多先进的专业手段与方法多维度求证,展现了考古学与人类学、生物学、历史学等专业的融合,并在此基础上,识微知著,把握古蜀文明发展的潜在脉搏。例如在介绍营盘山遗址时,用体质人类学方法鉴定祭祀坑骸骨的人种;在介绍宝墩遗址和高山古城时,引入了植物考古实验与作物加工实验等科学方法;在探索金沙文明与良渚文明的交叉时,采用了田野调查法等。这些极具学术价值的科学探究往往从一粒种子、一片丝绸,或是一种图案出发,揭示的却是中华各个史前古文明之间频繁而持续的文化交流。所以,片名《古蜀瑰宝》不是单纯指向三星堆文化或金沙文化,而是指向表象深处的中华史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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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推进整部纪录片从文物考古走向文明考古的重要动力。该片在第一集《发掘?发现》中就提出了对三星堆文化的疑问:如何解读三星堆玉器与良渚玉器的相似性?四川盆地区域文化与长江中下游的文化是否有关联?三星堆文明拥有怎样的族群和社会形态?针对这些问题,第二集《迁徙?融合》解答了三星堆文明从何而来。同时,此集在寻觅古蜀文明迁徙、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与其它地域的史前文明的渗入融合,并指出三星堆对于理解中华文明的重构作用。在纪录片第三集《交流?互鉴》中,回应了古蜀文明的流向问题。片中旁征博引,考据了古蜀文明的传承。经过国内外频繁的文化交流,古蜀文明在吸纳其它地域文化的同时,也被他们所融合,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史前景观。正是这种不同族群的交流融合,才诞生了今天的华夏族群和中华民族。片中清晰的古蜀流向展示不仅仅是对古蜀文明归路的探究,更是对中华民族来路的盛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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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的是复杂多样的世界格局,怎样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中保持自我身份,直面当代的文化共同体,是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或许,诚如《古蜀瑰宝》中所说:“古蜀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的原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历史的追问,对当代的文化反思,正是四川广播电视台作为主流媒体的使命与责任。《古蜀瑰宝》不仅是针对古蜀文明的优秀宣传作品,还是巴蜀文化的活态传承,展现了巴蜀文化新的气度与面向世界的新格局。

作者简介:王蓓,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古蜀文明的发祥地,古蜀瑰宝资源

史前人类迁徙简况整理

(一)

距今6600万年前,第五次物种大灭绝。距今700-600万年,人与猩猩在非洲分家。距今370-300万年,南方古猿阿法种,人属动物的祖先出现。距今240-160万年,人属能人种出现,是第一个被划为“人属”、肯定具备制造石器能力的物种。距今190-150万年,人属匠人种出现,能够制造复杂石器。

200万年以来,非洲的原始人类在内部迁徙、取代和交融的基础上,利用约20次冰河期的间冰期不断进入欧亚大陆,比较显著的至少有三次。200-100万年前,第一次走出非洲,如亚洲直立人(与非洲匠人极为相似)。70-50万年前,第二次走出非洲。进入中东、欧洲的是尼安德特人,进入亚洲、东南亚的是丹尼索瓦人(一个支系可能有直立人的基因)。当时,另有罗德西亚人、海德堡人、弗洛里斯人和非洲的其他原始人类存在。10万年前,第三次走出非洲,为现代智人。

史前时期,有直立人、丹尼索瓦人、现代智人先后在东亚地区生存,可以推测气候变化极大地影响到他们的发展。先到者因寒冷期而处于衰弱残存状态时,后来者已趁着温暖期开始扩张。在竞争甚至战斗中,会有前者的余众成为后者先头的食物,但也存在基因融合,甚至传递到今天, 总体呈现出基本以“完全取代”为主、“多地区进化附带杂交”为辅的特点 。同时,后来者抵达地域的范围大小,受到先到者抵抗势力强弱的影响。

——2022年4月30日—5月1日。相关基础资料来自袁越《人类的终极问题》第一部分。

(二)

单就现代智人来说,10万年前走出非洲,在中东地区用了3-4万年与尼安德特人竞争,吸收了其1%-4%的基因。之后,一支向西于4万年前抵达欧洲,灭绝了当地的尼安德特人。 向东迁徙的现代智人至少有两波。

第一波于6万年前从中东沿古海岸线进入东南亚(寒冷期海平面相对低,以下提及的海岛当时可能与亚欧大陆有陆路连接),又消灭了丹尼索瓦人,吸收了其4%-6%的基因。其中,主要包括Y染色体单倍群C、D原始人类(简称C型人、D型人)。

(1)C型人有一部分抵达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岛和美拉尼西亚诸岛,即大洋洲原住民(棕色人种)。另一部分到达亚洲东北部,转而向西进入西伯利亚大草原,成为蒙古高原原住民,其中一支穿越白令海峡,成为美洲原住民。

(2)D型人有一些到达安达曼群岛、马来西亚群岛、吕宋岛、本州岛、北海道和库页岛。一些成为青藏高原羌、藏和川甘交界白马氐的一部分。

鉴于C型人分布更广,推测是被驱赶到了更边缘的陆地和海岛,而后来的D型人占据了从东南亚到东北亚的沿海地带。丹尼索瓦人可能先与C型人发生竞争,余部退入青藏高原,后来又在D型人打击下融入其中。

第二波主要是O型人,4-3万年前进入东南亚,3-2万年前进入东亚,取代C、D型人成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主体人群。

推测O型人将D型人赶上了青藏高原、东南亚至东北亚的海岛,在全新世大暖期之前已占据沿海,并进入长江、黄河中游地区。在北方推进到蒙古高原,与当地C型人后裔相遇。

还有N型人可能经中亚东进(因未见其驱逐O型人的材料),先战胜蒙古高原的C型人,一度成为中国东北的主要人群,之后迫于O型人的压力迁徙到东西伯利亚至北美洲北部一带(N型人与今天的因纽特人非常相似)。

但C、N型人在中国北方仍有大量分布。Q型则在晚近才经中亚进入中国西北地区。

——2022年4月30日—5月1日。相关基础资料来自袁越《人类的终极问题》第一部分等。

(三)

距今1万年以来气候转暖,以O型人为主体的东亚各史前文化先后进入新石器农业社会,逐渐转向基本定居,形成北方以黍作为主、南方以稻作为主的局面 ,北方主要有大地湾(甘肃)、裴李岗(黄河中游)、北辛(黄河下游)、磁山(华北)、兴隆洼(内蒙及东北)等文化。南方主要有彭头山(湖南)、城背溪(湖北)、仙人洞(江西)、河姆渡文化(长江三角洲)等。

当时各史前文化都在向周边辐射扩张。以大地湾文化为例,可看作是O型人在东亚北进的偏西一支,既在当地延续(大地湾二、三、四期文化),又东进关中—中原(仰韶文化),还向西发展(马家窑文化)。后来,马家窑文化的一支由岷江上游进入成都平原。

再以长江三角洲史前文化为例,则是O型人在东亚北进的偏东一支,除了在本地兴盛(河姆渡文化和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还持续沿古海岸线北上,直至于内蒙古、辽宁地区,融合形成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这种持续北进形成一条弧形玉器兴盛带,大致以近海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带为主要范围,其文化在新地域融合变迁之中,基本保持着薄胎黑陶、猪龙玉器以及重纹饰的特点(龙的造型产生早期应与驯养猪有关)。

同时,长江三角洲史前文化也向西影响湖北屈家岭文化,甚至及于四川盆地。还向西南发展影响到广东曲江石峡文化。仰韶文化也对长江中游地区造成影响。

——2022年4月16日初稿,4月30日—5月1日、5月7日修改。相关基础资料来自袁越《人类的终极问题》第一部分等。

(四)

近1万年长江三角洲逐渐扩大,在该区域发现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距今8000年至7000年)等原始文化遗址,为稻作农业背景,会用独木舟。因海平面在距今11000-7000年之间上升,推测以上原始文化湮灭于海侵,遗民迁徙至高地生存。

之后,以钱塘江为界,在以南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出现河姆渡文化(距今7020-5020年)。在以北的太湖平原出现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使用釜形炊器、玉器。

海平面在距今6000年后下降,还出现若干寒冷期,继马家浜文化而起的崧泽文化(距今6000-5300年)原始部落逐渐向低处迁徙。具有择高地、筑高台居住的习惯,改釜形炊器为鼎形,崇尚玉器,被称为“良渚文化之源头”。安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距今5800-5300年)、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和浙江嘉兴南河浜遗址,是崧泽文化时期的三大聚落核心。

距今6000年以来,江浙地区原始文化合流,波及淮北—浙南之间。

距今5300年良渚文化出现,营建王都,刻画神人兽面纹“神徽”,逐渐形成玉礼器文明,在环太湖流域建立了“神王之国”。延续至距今4200年,其核心区湮灭于气候变暖导致的融冰洪水和海平面上升,余众扩散和融合明显。

之后,有钱山漾文化(距今4200-4000年),处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还有广富林文化(距今4300-4000年),受到龙山文化强烈影响。

——2022年5月6-7日,资料来源于纪录片《良渚文明》等。

(五)

全新世大暖期最大的变化是降温和海平面下降的影响,迫使各部族向低海拔地区或南方迁徙,与原住部落发生战争,史前文化开始急剧整合,进入父系社会。

在新冰期,竞争最激烈是在黄河下游地区,东渐的仰韶文化、南下的红山文化、西延的龙山文化逐鹿中原 。反复较量中,东进部族胜出,主导了华夏融合。

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受降温的影响,开始反向发展,进一步向西、向南推进,在禹及之后的时代进入中原,是为龙山文化,相当于东夷部落。与华夏部落遭遇后,先臣服于夏,后崛起为商。东夷一些部落并不顺服于商朝,到商朝末期才被平定。嬴作为东夷部落一支,西迁至秦陇地区。

近一半现代中国人的三位“超级男性祖先”(分别出现在6800年前、6500年前、5300年前)应当都属于O型人,并可能分别属于这三个史前文明,推测是三者分别进入父系社会后的强力首领。

——2021年4月25日初稿,2022年5月7日修改,如兰之州。原稿主要为《拙说先夏四千年(补记一)》。

(六)

新冰期结束时,中华夏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的格局基本出现。

在黄河中游地区,更北方的游牧畜牧部族大量进入,取代齐家文化发展出寺洼文化,在以西地区有辛店、卡约文化(大致是戎、羌、氐等活动范围),以北地区后来有四坝、沙井文化,属于月氏、乌孙范围。大致是西戎部落和北狄部落。

在黄河下游地区,华夏部落建立夏朝。其东部存在大量东夷部落,其西部和北部受到西戎部落、北狄部落的影响。

在长江中游地区,以华夏部落从中原南进为主,还包括良渚文化溯长江向西拓展、龙山文化从山东向江汉平原败退等成分,逐渐与当地部落融合形成南蛮部落。在成都平原,属宝墩文化后期,受良渚文化和夏文化、商文化等影响进入三星堆文化时期。

在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凋零,东夷部落向南发展,影响到广富林文化等。之后华夏部落南下,如大禹后裔建立越国、杞国、缯国、褒国,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建立吴国,在当地又融合兴起了新的文化。

因为主要受到中原崛起之后持续南向开拓的压力,这种反向迁徙趋势应当波及到了云南、西藏地区,影响到中南半岛及印度。梵文对中国的称呼及之后的cina和sina应与之有关。

——2022年5月7日修改,如兰之州。原稿主要为《拙说先夏四千年(补记一、二)》。

(七)

距今5300年,具有马家窑文化背景的氐人先民从陇南、甘南出发,南下岷江河谷地。有茂县营盘山遗址(距今5300-4600年)。之后进入成都平原,有桂圆桥遗址(距今5100-4600年),受到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史前文化影响,引入水稻。随即发展出宝墩文化(距今4500-3750年)。其中,主要有宝墩古城遗址(距今4500-4300年)、高山古城遗址(距今4500-4000年)。是成都平原稻作文明发源地。或为传说中的蚕丛时期。

宝墩文化在发展中,过渡为三星堆文化(距今4800-3100年)。受到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青铜器方面)。同时,通过三峡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往密切,还受到良渚文化(特别是玉器方面)、石家河文化(特别是人像纹饰方面)的影响。或为传说中的柏灌、鱼凫、杜宇时期。

三星堆文化后继以金沙文化(距今3200-2600年),或即十二桥文化。此为西周初期的古蜀国,由来自贵州的濮人建立,或为传说中的开明时期。

战国时期,古蜀国以北有秦、以东有楚进取,发展受到限制。古蜀国末期还在汉中分封了苴国,又与巴国争战颇多。巴国原处于汉水流域,后南迁重庆周边。秦曾与古蜀国争夺汉中未果,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兵攻灭巴蜀。灭国后,古蜀国王子泮率一支蜀人自川西南下云南,抵达越南红河流域建立瓯雒国,其发展阻碍了秦在这个方向的进取。

史前时期,四川盆地向北进出陇右,向东北进出汉中以至宝鸡、关中和商洛,向东进出江汉平原以及向南进入云贵的道路均已开辟 。西周初年,有北出至宝鸡参与伐商的(弓鱼)国。东向的发展从夏至商,最后在荆南寺文化时期抵达江汉平原。尤其以南向路线为主要,距今4000年前已能经云贵进入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以及中亚。

——2022年4月15日初稿,4月25日、5月7日修改,如兰之州。原稿主要为《拙说先夏四千年(补记二)》。相关基础资料来自纪录片《古蜀瑰宝》、杂志《国家人文历史》(2022年4月下册)。

古蜀文明的发祥地,古蜀瑰宝资源

求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导游词 5分钟以内主要讲太阳神鸟

  金沙遗址博物馆导游词
  刚才大家在参观过程中,已看到我们的考古工作人员田野工作的情形,现在请随我来看看考古后期整理工作的情况。
  刚刚看到的那些器物在现场经过测绘、照相、登记、装袋等一系列工作后,就会送到这里来进行清洗,筛选、拼接、修复、绘图、拓片、整理、分析、研究编写报告等一系列后期工作。每一个过程都需要极其的细致与极大的耐心。
  技术人员常常要在一大堆器物的碎片中,寻找探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就像福尔摩斯一样,把各种不同形状的碎片根据它们的形状、颜色、质地来进行拼接,最大可能的恢复它们的原貌。
  在器物最大可能的修理复原后,就要分门别类地进行绘图工作、有纹饰、图案的器物还要做拓片工作,考古工作者会详细精确地描绘与记录下每件遗物的细部特征,最后根据这些特征编写出科学的考古发掘报告。
  (走出遗迹馆)
  在我们的对面就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陈列馆。陈列馆是一座斜坡式的方形全钢结构建筑,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它与遗迹馆的外形一方一圆,一起构成博物馆内的两个主体建筑。各具特色,相得益彰。它们均采用斜坡的方式,喻示着金沙遗址从大地上冉冉升起。其顶上的方格就像考古发掘中的一个个探方,显示着金沙遗址的大量遗迹尚未发掘,神秘的宝藏还未彻底探明。两座建筑就象两片叶子飘落在摸底河两岸的大地上,建筑在这里与地界充分的交融,在交界处模糊了彼此,让我们不要去惊扰这片神圣的土地和那些沉睡了千年的精灵,而那些已经被破译的远古信息却在清晰地再现与表达。
  我们面前这条静静流淌的河流被称为摸底河,她由西向东把金沙遗址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几千年来她默默无闻的陪伴着金沙遗址,但是它到底源于何时,却不得而知了。而“金沙”这个美丽的名字,启用于何时,我们也不得而知。在金沙遗址范围内发掘的一座五代后蜀时期墓葬出土的墓碑上,将此处称为“金沙乡”,隶属当时的犀浦县,说明至少在五代时期“金沙”这一名称就已存在了,并一直沿用到现在。金沙遗址的命名则是在2001年。早在1995年~2000年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该遗址范围内的黄忠小区、三合花园、金都花园等地点进行过考古勘探与发掘,发现有商周时期的大型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等遗存,其文化特征主要是以陶尖底盏、尖底杯、圈足罐、高领罐、簋形器等为代表,其性质为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中的“十二桥文化”,时代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当时的发现主要集中于黄忠村区域,因此将遗址定名为“黄忠村遗址”。(考古学遗址的定名常以发现地的小地名来命名)2001年2月初,一建筑公司在“三合花园”以南隔摸底河相望约800米处的成都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一组(现在遗迹馆的位置)开挖小区下水管道,施工中发现了大量象牙、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组织人力,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大面积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并开始把金沙村的遗存与黄忠村遗址联系起来,认识到它们应是同一大型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考虑到发现大量珍贵文物的金沙村地点特别引人关注,就把包括黄忠村在内的遗址命名为“金沙遗址”。
  (过摸底河后)
  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陈列馆展览面积约6000平方米。分为五个展厅,主要以金沙遗址所发掘的重要遗迹和遗物为主要内容,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以科学、通俗、生动、活泼的方式,从古蜀金沙王国的生态环境、建筑形态、生产生活、丧葬习俗、宗教祭祀等方面,全面展示金沙文明的辉煌与灿烂。我们接下来的参观将从二楼走下一楼,再从一楼走到地下一层。在地下一层里,不仅有我们的最后一个展厅《金沙之谜》,还有我们的4D影院,每隔20分钟(暂定)会放映精彩的四维特效影片《金沙传奇》(暂名),那里还有许多参与互动项目,它们将会诱发你的思古之情,让你重温古蜀文化的传统智慧,而各项有趣的游戏更会为你增添一份快乐与惊喜。在地下一层中还设有书吧、礼品商店、咖啡厅、快餐店等休闲设施。有兴趣和时间的朋友,在我们的发现金沙之旅结束后,可以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坐坐。
  第一厅 《远古家园》
  (介绍半景画)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故国家园远古时期的某一时刻:
  碧野蓝天,万物萌发,薄雾淡烟,白云飘浮。茂密的森林由近至远,直达天边;重叠的建筑自大而小,横陈眼前。伴随着林间禽鸟的高唱,摸底河清波潋滟,流水淙淙,自然天籁之中,还夹杂着几声驯畜家禽的鸣叫。纵目天际,大气涌动。放眼春野,生机盎然。近处农田中,有人精耕细作,远方森林里,有人狩猎捕获,河中的独木舟上,有人放鱼鹰捕鱼,村寨院落边,有人进行手工制作,还有小孩在玩耍嬉戏,稚情欢歌……
  当朝霞出来,西北远处的雪山在灿烂的阳光下开始散发出神圣的光辉。传说中古蜀族的祖先蚕丛、柏灌就是从这西北的高山中一步步走进了成都平原。而后来鱼凫王田于湔山时仙去,杜宇王最后归于西山。蜀族的兴起与山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西北的高山对于蜀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她是古蜀人心里的神(圣)山,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蜀先民的福地。她开创了古蜀王朝流淌不息的文脉,护佑着古蜀人在这一片沃土上繁衍生息。
  这是一首田园的牧歌,一派祥和的气氛,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相亲的美好画景。其实这是一幅虚构的场景,但却来源于众多考古学材料的学术支撑。金沙遗址及同时期其他遗存中出土的大量建筑遗迹与丰富器物,还有众多的动物植物标本等,都为我们复原这一场景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大量考古学资料证明,金沙时代成都地区的生态环境,曾是一个自然森林密布、野生动物繁多的天地。遗址中,出土了数以吨计的象牙,还有大量野猪犬齿、鹿角、麂骨、犀牛骨、马牙等,并埋藏有大量乌木。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人类遗存现象(脚下的陶器套箱),这一切,都向人们昭示出,数千年前成都平原气候温暖湿润,河渠纵横,植物繁盛,动物成群。在这舒适宜人的环境中,金沙先民繁衍生息,辛勤劳作,从事着农业、狩猎、渔捞、家畜饲养以及手工业等生产活动,世世代代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
  而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描述出了成都平原的美丽图景:
  《汉书&S226;地理志》说:“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
  《后汉书&S226;公孙述传》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
  《华阳国志&S226;蜀志》叙:“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牦、犀、象、毡、毦,丹、黄、空青之饶……”。
  在周围的这几个展柜里,展出的是金沙遗址及其附近同时期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动植物标本,有象的臼齿、鹿角、野猪的犬齿、黑熊的臼齿、马骨、狗骨、还有灵芝等。这一件件珍贵的标本正是金沙时期成都平原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
  金沙遗址位于北纬30。41,,东经104。,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特别的。这个纬度线具有神奇的魄力。在这条线上,有地球上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有地球上最荒凉的流浪的沙漠;这里有众多古代文明留下了的深刻烙印(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河文明、古希腊、苏美尔、玛雅、巨石、河姆渡、良渚、大溪等),这里有佛教的圣地,伊斯兰教的故乡,基督教的中心、道教的仙境,还有最高的山峰、最深的海沟、最奇怪的湖泊、最瑰丽的山体、最壮观的大潮、最汹涌的海流……,璀璨金沙是这条神奇线条上又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这是一个互动参与活动,当你击拍这个台面的任何一个位置,就能看到你想知道的世界早期文明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而在那边的触摸屏里还有一些关于金沙遗址动植物群的资料,你们也可以自己动手查找相关动植物知识。
  第五厅 《解读金沙》
  金沙遗址的发现使3000年前一段辉煌灿烂的文明奇迹般地展示在人们眼前,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创造了这段历史?是谁铸造了这个奇迹?他们何以如此辉煌?他们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五年过去了,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一些谜底在慢慢揭晓,有的疑问已经找到答案,但却仍有大量的迷团还未解开。
  第一,辉煌之谜
  《华阳国志&S226;蜀志》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说:“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为我们描绘出了古蜀杜宇王时期的强大与宽阔。那么这段文献是否可靠呢?
  其实在金沙遗址发现之前,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就发现了许多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重要遗迹。梳理这些考古资料,发现它们的文化面貌与金沙遗址非常相似,它们应是同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市区十二桥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和大量的尖底陶器,以及卜甲等物,随后的几年又在十二桥附近由西向东分别发掘了抚琴小区、方池街、君平街、指挥街、盐道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黄忠村等遗址,这些遗址绵延十余公里,彼此之间相距不远,文化面貌也极其相似,其时以十二桥遗址发掘面积最大、出土遗物最多、且最具典型性,因此把这些遗址统称为十二桥商周遗址群。
  十二桥遗址商代木构建筑群系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遗存。建筑遗迹分布面积约1万平方米,大量的木构件及建筑材料呈规律分布,且保存较好。发现了两种建筑结构,一是用传统楫铆连接法建造的大型建筑。根据地梁卯孔的布列构成关系分析,其复原长度当在12米左右,推测其可能是金沙时期又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在这个遗址里还发现有一种干栏式的建筑。它的长度在30米以上,跨度达7米,这座建筑的建筑 结构是,先将许多下端削尖的原木桩打入土中,构成密集的桩网。在木桩的上端绑扎纵横交错的大小地梁,形成方格状的基础结构,再在其上铺设木板,作为居住面。房顶为两面坡,檩橼上铺发厚厚的茅草。压迫种建筑的居住面高于户外地面,并且悬空,彩桩基础,起到了防潮隔湿的作用。尤其适应当时成都平原河流纵横,又未经整冶,洪水时有发生,地下水位高,地面普遍潮湿的地理环境。
  此时期成都市区周围其他相关遗存中也出土了大量文物。
  这件在成都市郊出土的西周大铜罍,高达66厘米。岷江小区工地出土的铜尊,其纹饰特点深受中原地区同类型器物的影响,但制作上却要显粗糙简陋许多。在成都方池街遗址出土的这件石跪人像造型风格则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众多石跪人像如出一辙,只是体形更为高大。十二桥遗址出土的这些石饼形器也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可能用途也是一样吧。
  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规模恢宏,气派雄伟的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是个呈方形的三级夯土台。它的底边103.7米见方,一、二级各宽18米,第三级31.3米见方,高有10米多,总体积为35574立方米。这座土台始建于商代晚期,应是此时期象征古蜀国国家权力的大型标志性礼仪建筑,是古蜀统治阶层举行祭祀大典的又一神圣之地。它也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一座商周时期的宗教性祭祀土台。
  五十年代发现的新繁水观音遗址是成都平原发现较早、发掘面积较大的一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金沙遗址陶器面貌基本相同。
  1959年、1980年彭县竹瓦街先后出土了两批窖藏青铜器,是这个时期目前出土青铜器最为丰富的一处文化遗存。这批青铜器具有强烈地地方特色,代表了金沙王国时期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又体现出与中原商周文化的交流,是研究四川盆地青铜礼器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材料。
  广泛分布、势力强劲的金沙王国在十二桥文化时期也影响到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目前在东达湖北西部、北到陕西南部、南达川西南地区都发现文化面貌与之接近的古文化遗存。如雅安沙溪遗址、汉源麻家山遗址,阆中坪上遗址、三峡以西的中坝遗址与哨棚嘴遗址晚期,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朝天嘴遗址、红花套遗址等,还有陕西宝鸡茹家庄遗址等地,分布范围相当广阔。
  这些现象证明了以金沙为代表的蜀文化不仅与长江中游地区存在着深层的文化互动关系,同时又与北边的商周文化发生了密切接触和交流。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绽放的文明之光,粲然彰示了一种开放、精进的文化姿态及一个强势的古蜀政治、经济及宗教文化的格局。
  目前从这众多同时期遗址情况看,以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最高,遗址内具有一定的规划和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每一个区内又都具有一定的布局结构,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高规格礼仪性用器和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特殊遗迹现象,这些都是一般聚落所无法比拟的。从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来看,是目前成都平原众多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堆积最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因此可以说在公元前1200-前600年,金沙应是古蜀王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也即是古蜀王国的第二个都城所在。此时,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同时存在着的几十处文化遗存,它们如同满天星斗,围绕在金沙遗址周围,一方面形成众星拱月的态势,烘托出金沙遗址在这一时期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一方面又与金沙遗址一起共同构架出了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王国强大宏伟的面貌。
  第二,来源之谜
  当我们领略了金沙王国的雄浑壮阔与奇幻绚烂后,会不禁地问,这个神秘的王国来自哪里?他们从天而降,还是拨地而起?其实成都平原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传说中古老的蜀族很早就在此繁衍生息。“蜀”不仅是一个族号,也是一个国号。相传蜀国经历了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等数个王朝,然而古蜀国的面貌却一直笼罩在虚无缥缈的众多神话传说中,文献资料中也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近几十年经过几代考古学者不懈地努力,已基本了解到古蜀文明发展历程的大致脉络。
  其实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蜀地早在四五千年前,即已进入文明社会。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新津县龙马乡宝墩遗址命名,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年~前1700年,约当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
  宝墩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数量众多且具一定规模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这些古城址,南起新津宝墩,北至广汉三星堆,西起都江堰芒城,东至成都,即遍布于平原核心地区的古城址群。各古城均建在河流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其布局规范,结构严整,面积在10~60万平方米之间,城墙采用平地起建斜坡堆砌法修筑而成,在有些城址内还发现有大型礼仪建筑遗迹,古城可能兼具防御、治水、经济文化、政治宗教中心等功能。这种相对独立的、高于氏族部落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表明成都平原地区此时已进入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
  这是在郫县古城遗址中发现的一处宝墩文化时期的大房子,长度达50米,宽约11米,面积约550平方米。房屋呈西北-东南向,与城的方向一致。该房屋以卵石为墙基,于卵石中埋木柱。墙体可能为木柱间编竹笆,内外抹草拌泥形成墙体。房内垫土中掺入红烧土防潮,房内无隔墙,有五个台子横列于中部,台子间间距3米左右,每个台子的周围都挖有小基槽,槽内埋设密集的圆竹。推测可能以圆竹作为护壁,于护壁内填卵石,护壁外抹泥形成台子。根据这座建筑附近地层堆积比较纯净,出土的生活遗物又极少,也未发现一般的生活附属设施,推测这座房屋不是一般的生活居所,而可能是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在这座大房子旁边发现的小型房屋一般都是围绕着这座大房子布局,它们的门向都是朝着大房子,清楚地表现出这座房子的重要性。
  这些陶器与石器出土于八个古城址中,它们是宝墩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表现出了当时生产生活的一些状况。
  距今4000年前后,古蜀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典型的三星堆文化正式形成,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前1200年,约当中原夏商时代。分布范围以三星堆遗址为核心,辐射至四川大部分地区及鄂西、陕南一带。
  三星堆遗址规模宏大的城墙体系、分布密集的房屋建筑基址、气势恢宏的祭祀遗迹、精美绝伦的文物瑰宝,这一切,都有力地勾画出一个繁荣故国的雄姿风仪,折射出一段灿烂文明的七彩光焰。
  从考古材料看,三星堆王国衰落消亡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而金沙遗址正好与之相接踵,在此时开始兴旺繁盛。距三星堆遗址38公里的金沙遗址内出土的大量文物及文化信息都显示出与三星堆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大量资料表明,金沙文明就是直接秉承三星堆文明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辉煌的金沙文明实是三星堆王国政权迁徙南移的结果。
  第三,去向之谜(遗韵)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金沙王国也逐渐走向了衰微。从考古资料看,那些曾经热闹繁华的村落在此时已大多荒芜人烟,有的还沦为了墓地,神圣的祭祀场所也变成了一片废墟,古蜀国的都城再次迁移,去向不明。
  其实当金沙文明被历史的风雨洗尽铅华,早期蜀文化之文脉却蜿蜒潜行、承传不坠。成都平原发现的大量战国时代遗迹与遗物明晰地勾勒出一幅五彩斑斓的晚期蜀文化图卷。巨大的船形棺、精丽的漆木器,奇峭的蜀式铜兵器及至今难以释读的“巴蜀图语”等,皆是当时文明华表之见证。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称为晚期蜀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年—前300年。
  金沙晚期开始出现的船棺葬式,以及金沙遗址流行的陶尖底盏,在战国早期还有较多的发现都清楚地表明了金沙王国的大致去向这点。
  古文献中曾有杜宇传位于鳖灵(即开明)的一段史事,讲“一号杜主……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
  上世纪50年代在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一件铜壶上以错金银技法刻划着精美的《宴乐渔猎攻战图》,反映了战国时期蜀地社会生活之大貌。而战国时代的一系列木椁墓、船棺墓的出土则具有更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此期墓葬以成都商业街船棺墓、新都马家木椁墓等最为重要。 木椁墓是此时蜀地最常见的葬制。新都马家木椁墓墓内出土铜礼器多具规范的器物组合定式,推测系使用的标准礼器。其墓葬形制与出土遗物多具楚文化特色,对探究当时蜀、楚间的文化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船棺则是以整木凿制成独木舟形以装殓遗体及随葬品的葬具。其形拟舟楫,具承载灵魂升天之象征意义。2000年发现的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墓则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多棺合葬墓,为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整个墓葬规模宏大,下为墓坑,上有地面建筑,结构讲究。墓坑长30.5米,宽20.3米,面积约为620平方米。墓中现存大型船棺、独木棺等葬具17具,其中最大的船棺长18.8米,直径1.5米。墓葬多次被盗,仍出土了大量的漆器、竹编器和陶器等。商业街船棺墓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数量、体量最大的船棺合葬墓,为研究古代陵寝文化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商业街船棺墓葬发现的当年就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并于当年评为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商业街船棺遗址博物馆也正在筹建中,不久的将来各位就可以莅临现场参观。
  当我们追溯完金沙遗址的来源与去向后不难看出,古蜀历史是如此的源远流长。我们了解到其实当历史的脚步在跨进金沙时代之前,早就有着厚重的积淀,而当它迈过金沙之后,仍在继续向前,最终,百川归海,大势所趋。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至此,历经千载沧桑的古蜀文明古蜀社会顺应时代潮流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大家庭中。
  第四,未解之谜
  上承三星堆,下传晚期蜀文化的金沙王国的发现,在新世纪初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惊喜与震动。我们在庆幸已找到了三星堆的流向和战国蜀文化的源头之时,却被更多的谜团所困扰。近几年的发掘,虽然已经为我们揭开了金沙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但是金沙仍然还有许多空白和谜团是我们现在无法解答的。
  岁月掩埋了金沙,也保存了金沙。随着现代文明的步伐,一个过去我们从不知晓的国度,一段失落的文明,就这样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在这一片厚实的泥土下还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呢?在下一秒又会有什么新的疑问呢?恐怕谁也不能回答。但是我们相信籍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与深入,文明的碎片会一点点的拼接,金沙神秘的面纱也终将被全部的撩起,金沙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我和大家的金沙发现之旅在这里就要结束了。但就像我们金沙遗址的发掘一样,这是一个了犹未了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许多精彩节目,会让你的这次旅程更加精彩和丰富。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参加我们的体验金沙互动参与活动,也可选择观看四维特效影片《金沙传奇》,利用现代高科技,去几千年前的古蜀王国里体验一番。
  谢谢大家。希望与您再次相约金沙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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