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临潼白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陕西临潼白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

白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渭河北岸的临潼县油槐公社白家大队，1956年由黄河水库考古队调査发现。1974年西安半坡博物馆曾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査和试掘，确定为新石器时代“老官台文化"堆积①。1981年秋我队对该遗址进一步作了复査，发现这个遗址文化堆积单纯，保存较好。1982年10月一12月和1983年4月一6月，进行了两次正式发掘。揭露面积1000多平方米,发掘出灰坑35个，房址2座，墓葬17座和大量的陶器、骨器、石器和蚌器等遗物。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段浩然老师和戴彤新老师以及80级十名学生参加了第二次发掘教学实习。现将发掘的主要收获简报如下。

一、遗址概况和地层堆积

遗址西南距临潼县城二十六公里，东南离渭南县城九公里（图一）。渭河从遗址南边流过，向北形成一大的河曲，遗址正当河曲转弯处第一台地边缘，正南距河床400-600米。渭河涨水时直接冲刷台地边缘，因而受到一定的破坏。现存东西约400米，南北约30。米，面积在120000平方米左右。白家村大部压在遗址上。

第一次发掘分两个地点，编为I区、II区。I区在大队部院内，开方六个，编号为T101-T106,面积共160平方米。II区在村东耕地里，在I区东北方向，相距约20。米左右。II区开方4个，编号为T201—T204,面积共100平方米。

第二次发掘在白家大队二队东南的场面上，紧靠台地的南缘，编为III区，开5X5米探方30个，编号T301-T330,面积共750平方米。

三个区地层堆积大体相同，文化堆积根据土质土色可分为四层。现以III区T304北壁剖面为例（图二）。

第一层：耕土层，厚12—20厘米，出有不少与下层相同的陶片和其它遗物。

第二层：主要文化堆积层，厚20-50厘米，重要的遗迹现象，如灰坑、房址和墓葬均出自此层。根据土质土色，这一层又分为A、B两小层°2A层灰褐色土，厚20—40厘米；2B层灰黑色土，厚10-20厘米，两小层出土遗物基本相同。

第三层：黄灰色土，厚5-15厘米，含有不少料僵石块。这一层遗物很少。

第四层：灰黄色土,含细砂，为河泛冲积层。内含极少破碎的小陶片，特征与第二层同。

二、遗迹

I区发现灰坑9个，墓葬3座；II区发现灰坑12个，房址1座；m区发现灰坑14个，房址1座，墓葬14座。

1.房址

两座房址均为不规则圆形半地穴式，破坏比较严重，结构大体相同。现以T308F1为例，介绍如下。

T308Flo平面为不规则圆形，长径2.6、短径1.9米，现存深度为0.25-0.3米。房址打破第二、三层，深入到第四层。居住面光滑平整，为灰土和黄褐色土踩结而成，可分上下两层,上层厚0.03—0.25米。居住面南部高起呈不规则台阶状，一直延伸到穴壁边缘，台阶不甚整齐，共有二台，每台平均高度在0.1-0.13米。推测应为门道，已被破坏。南部靠壁面有两个圆形泥土墩，直径0.25,高0.2米，修整光滑，作用不详。居住面东北部靠壁边有一半圆形灶坑，半径6.5、深0.05米，内有灰烬。坑内偏北置一直立的三足筒形罐，上面扣一三足钵，大概为火种罐。其旁还有一横置的三足罐，可能是炊具。紧挨灶坑东南壁面上有一小土龛，上.面叠置圜底钵二件，三足钵一件，共三件陶器。西南壁面以外埋有一大兽头骨和零星肢骨，它与房子建筑应有一定关系（图版壹，2）o

2.灰坑

共35个。其中以不规则圆形和椭圆形最多，其次还有方形、扇形等不规则形。坑壁垂直的较少，一般都是口大底小，坑壁不平。坑底分平底和凹底两种。灰坑口径一般在1.0-1.5米之间，小者到0.5米，大者则到3.0米。深度一般在0.4-0.6米之间，个别深到0.9米，有的则仅深。.2米左右。坑口均发现在第二层。由于二层以上即为耕土层，故灰坑的实际深度不详。坑内填土黑灰色，比较坚实。包含物与所在文化层出土相同，有陶器、骨器、石器和蚌器，以及兽骨等。有的灰坑内陶器保存较好,大多可复原。II区H25坑底埋有一具比较完整的兽骨（编号：82SLBIIH25：S1）,兽骨头西足北，呈侧卧状，脊椎弓起，四肢并排合在一起，似为捆缚所致（图版壹，3）。同坑还出有可复原的三足钵一件和圜底钵三件。

3.墓葬

共发掘出17座墓葬。分布零散不集中，但属于同一墓地。墓地的西部被村庄所压，东部尚剩一部分。IH区的十四座墓葬，似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图三）。以T308F1为中心，四面相距2—4米都有墓葬,东部为Ml2,西南是M4,西部有M1、M2、M3,东北为M6。墓葬往往成组排列。如HI区的M7、M8、M9、M10为一组；I区的M15、M16、M17为一组；III区的M1、M2、M3为一组。后一组的墓向和葬式几乎一样，排列整齐，间距在0.5-0.7米之间。

墓坑多为长方形竖穴，个别为不规则圆角方形。一般长L8-2.1米，宽0.6-0.7米，现有深度为0.15-0.25米，最深为0.3米，浅的仅0.10米左右。墓壁墓底不太规整。骨架放置往往有中部下凹、足部抬高或一侧低下的现象，埋葬较为草率，或有特定的含义。墓内填土大都经过踩实，夹杂有小块兽骨、烧骨和碎陶片。

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在手部的放置上略有区别。双手置于下腹上面的有M3、M12、M14；双手屈于胸前的有MU;一般都是垂直平放在盆骨的两侧。HI区发现两座侧身屈肢葬（M4、M6）,葬式比较特别。骨架侧向一边，双腿屈膝，头向东或东南。仰身直肢葬的头向基本朝西，西偏北或偏南的较多，一般在220。一330。之间，正西向的仅三座（M12、M13、M15）,还有东向和偏东的（M16、M17）。

随葬品较少，半数墓一无所有。随葬品最多的是M5。随葬的品类中用铲、镰和矛头等石器的墓有六座。用陶器的仅三座，其中两座既有石器也有陶器。随葬品中还有骨器、兽下颌骨和野猪猿牙等。随葬品一般放置在腿上和腿侧,少数放在肩部或头部一侧。值得注意的是Ml和M6墓坑旁边还有兽骨埋葬坑（编号分别为IIIS1、IIIS2）,似为死者随葬的牺牲，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葬俗。

现将M5和M6分别介绍如下：

M5墓坑长1.84、宽0.7、深0.10米。仰身直肢，方向255。。墓葬距地表很浅，人骨上身被现代犁耕扰乱比较严重。随葬品中有三足罐2件，小口鼓腹罐1件，圈足碗1件，圜底钵1件和石铲1件。共六件器物。全放在两膝的两侧和上面。随葬的陶器制作粗劣，火候较低,都是文化层中同类器的小型化（图版壹，4；图四）。

M6墓坑平面呈亚腰方形。长1.1、宽0.7、深约0.10米。侧身屈肢，方向160。，侧身向西，双手抱于胸前，双腿屈膝作蹲踞式。在墓坑西0.2米有一长圆形兽坑（IIIS2）,兽坑长1.05、宽0.55、深0.2米。坑内杂乱埋有3个以上个体的小兽的脊椎、上下颌和肢骨等（图版壹，1；图五）。

三、遗物

经过初步整理，两次发掘出土遗物大约在四百件以上，其中包括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等。下面分类叙述。

1.陶器

全部陶器均为夹砂陶，陶色以红褐色和灰褐色为主，还有少量为灰色和灰黑色。红褐色陶占半数左右。夹砂红褐陶一般火候较高,陶色较均匀。其它火候稍低，硬度小，陶色不纯正。大部分灰褐陶的器内壁为黑色，有的器物内壁黑色一直延续到器表口沿外，形成一周不整齐、不匀称的黑带。有些陶器则外表为红褐色，器内壁呈黑色。有些陶片出土时一触即碎，这类陶片往往呈鳞片状剥落。

陶器皆为手制，大多数陶胎较厚,个别胎壁较薄。陶器成型后经过拍打、刮磨和上彩等工艺过程。陶容器主要有圜底器、圈足器、三足器三大类，也有一定数量的凹底器和少量的小平底器。常见器型有圜底钵、圈足碗、三足钵、三足筒形罐、小口鼓腹罐几种。其它还有小平底罐等。其中圜底钵和三足钵数量最多。

器表装饰比较简单，除少数素面陶外，大部分陶器外表都有绳纹。绳纹从规格上可分粗、中、细三种。粗绳纹单根径3、间距5毫米，细绳纹径0.5、间距2-3毫米。从数量上看中等绳纹和粗绳纹最多，细绳纹较少。粗绳纹主要见于夹砂红褐色器表。从拍印方法上，又可分为垂直绳纹、斜绳纹和交错网状绳纹三种。垂直绳纹多用在大型三足罐的折沿上，斜绳纹和交错网状绳纹广泛运用在圜底钵、三足钵、圈足碗和三足深腹罐上，在圈足部和有的三足的足上也都拍有绳纹。一部分圈足碗和三足深腹罐的口沿呈锯齿状。陶器上很少见到附加件装饰，仅少量的三足罐口沿下有附加堆纹，有的呈鸡冠状,有的呈“V"字形。

除个别器形外，几乎所有夹砂红褐陶都是圜底钵和三足钵，在口沿外都有一圈宽带状红彩，连带器口内沿也有一圈窄条的红彩带。它的制法是在器表通体拍印绳纹后，然后把器口附近的绳纹刮去并抹光，再上红彩后焙烧。彩带宽度在器口里沿一般为0.3—0.5厘米，器口外沿为2.5—4厘米。彩带为棕红色，不甚纯正。夹砂红陶三足钵的足部也饰满红彩。在夹砂红陶圜底钵器内还见到少量的彩绘，这些彩纹绘制简单、草率，有的仅为彩痕，很难确定它们是什么纹饰，或者只是一种信手涂抹的记号。

出土的陶器分型分式介绍如下：

圜底钵分夹砂红褐色和灰褐色两种，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彩边红褐色夹砂陶钵，也有一定数量的无彩红褐色或灰褐色钵。可分四式。

I式直口深腹，底部平圆，器内外一色，均为红褐色，器口沿外有一宽红彩带，内沿有一窄条彩带。器壁拍印的交错网状粗绳纹以底部为中心构成向口沿部旋转的涡形。T202H8：l,口径33、高14.5厘米（图六，24）。

II式浅腹尖圆底，口沿外侈略有回折，器里可见折沿棱。器外拍饰交错网状粗绳纹，口沿外一周红色宽彩带，沿内一周窄条红彩。从发现的完整器和同类陶片看，这种陶钵内壁表面多有彩绘符号（图六，4、11）0UIT328（2A）：5,口径33.5、高13厘米，器内壁有四个红彩圆点（图六，17）。

III式底部平圆，形近I式钵。器表红褐色,器内灰黑色，口沿外光滑面窄而无彩。IHT314H14：2,口径30、高12厘米（图六，20）。

IV式浅腹，口略侈，口沿一周光面，无彩。HIT321（2A）：3,灰褐陶，表里一色，口径27、高9.5厘米（图六，23）。

圈足碗灰褐陶，表里颜色大多一致，也有器里为灰黑色的现象。有不纯正的灰黑色斑块。其制法是，先做成圜底器，交错拍印粗绳绞，然后粘上预制好的圈足,圈足外也拍有绳纹。圈足易脱落，器底往往留有明显的粘合痕迹。圈足直径较小，也有大到10厘米以上的。其口沿多呈锯齿状。分二式。

I式器体与hi式圜底钵相近，在底部有一圈足，这种器是圈足钵里最大的一种。IIIT314H14：3,圈足脱落，口径28.5,腹深12.5厘米，圈足直径为8厘米（图六，18）o

II式形体较小，口沿呈锯齿状，沿部绳纹略为压抹。HIT313（2A）：4,口径20、腹深6.8厘米（图六，19）

三足钵以素面灰褐色陶为主，也有少量灰陶和红褐色陶。制作方法是，钵体和足部分开预制，在器体成型后，将三足插在器底再用泥抹平，从外表看不出粘合痕迹，器内底部稍薄的钵可见到由于承受三足根部的举力而顶起的凸包。三足有锥状和角状之分。可分六式。

I式形同I式圜底钵，红褐色陶。锥状足，钵体外饰交错粗绳纹，口沿外一周红彩带。IIIT328（2A）：2,口沿微侈,器底为圜底，三足稍外撇。口径36.5、通高15、腹深12厘米（图六，6）。inT315（2B）:l,口径31.2、通高15、腹深12.6厘米（图六，21）。HIT313（2A）：2,口径28.8、通高10.8、腹深9厘米（图六,22）。

II式形同I式，素面夹砂红陶，口沿和足上有红彩。HIT313（2A）：3,足残，口径32.5、腹深13.5厘米（图六，7）。

III式素面灰褐陶，侈口浅腹，尖角状足，足略外撇。IIIT312（2A）：2,口径26、通高14.5、腹深9、足高6.5厘米（图六，9）o

IV式素面灰褐陶，腹略直，底平圆。IIIT312（2A）：3,足残,口径22.5、腹深11.5厘米（图六，12）。

V式素面灰褐陶，斜壁深腹，足外撇。IIIT321（2A）：2,器表打磨光滑，底部较厚，长尖锥足，口径16.5、通高17.5、腹深13.5、足高6厘米（图六,13）。T312（2A）：7,小型器，口径6、通高5、腹深4厘米（图六，10）。

VI式夹砂灰陶，矮足浅腹。IIIT308（2A）：12,口径18.5、腹深6厘米（图六，5）。mT308：H15：3,口径19.2、腹深6厘米（图六，8）o

三足罐数量比较多，均为夹砂灰褐陶，周身拍印绳纹，器内壁有的呈黑灰色,火候不高，出土时易破碎。器体较高，腹深呈筒状。三足的安装方法与三足钵相同。足部较低矮,以尖锥状多见，也有兽蹄形足。足部除极少数大型罐外撇外，大多数是垂直的,足上也拍有绳纹。绳纹以交错拍印为主，以左右斜向拍印为多,也有斜向和垂直绳纹交错的。器口沿一般呈锯齿状。可分二式。

1式敝口，鼓腹。IHT316（2A）：5,颈微束，最大腹径在器中部，通高27、口径16、腹径16.5厘米（图六,2）°IIIT316（2A）；6,最大腹径在中腹以上颈部以下，通高29、口径20.5、腹径19厘米（图六，3）oT104（2A）HU：5,腹稍直，折沿。通体饰交错绳纹，通高33、口径19.5、腹径17.5厘米（图六，1）。

II式体大，鼓腹，柱状足。T202Fl：2,上部残失，腹径38.4、足高6.4厘米（图六，14）。

小口鼓腹罐素面灰黑或灰褐陶，火候不高，陶色不匀。口小鼓腹，小底微凹。颈较高，系预制好后再与器体粘合在一起的。整个器表打磨光滑。T328（2A）：6,腹呈球状，颈部较高。通高28.8、腹径25.8、口径10、颈高3厘米（图六，15）。T312（2A）：4,腹扁体矮，颈部略低。通高26.4、腹径30.5、口径9.6厘米（图六，16）o

小陶器发现十件。均系捏塑而成，制作粗劣，皆残。个别出自墓葬，大多是地层中出土的。有的是同类大型器的小型化，有的则不见同类大型器。器型有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双耳罐、圜底钵、小口罐和杯等。胎壁都很厚。最小的一类高和直径一般为2—3厘米左右，稍大的一类高10、直径8厘米上下。

陶圆饼出土较多，约有一百余件。系用残陶片打制而成。有的边缘有磨制痕，有的仅是打成圆形，大小不等。大的直径在10厘米以上，小的直径仅2-3厘米。在IIIT310（2A）一个直径仅15、深12厘米的小坑里，集中埋有这种陶圆饼28块，最大的直径9、最小的3厘米，依次递减，较有规律，用途不详。在这些陶圆饼中有5件中间有孔，T304（2A）:1,用宽红彩带圜底钵口沿打制而成，单面钻孔。直径5.6、厚0.6厘米。这种有孔的饼状器形似纺轮，但从其重量极轻来看又不适合纺线用，可能有其它用途。

2.石器

石器大多出于文化层，墓葬中也有一定数量出土。石料主要为石灰岩和砂岩，也有少量的石英岩。石制品中大部分为磨制，也有打制石器和细石器遗址中常见的石片。器型主要有铲、斧、銹、刀、镰和磨棒等。

铲体扁平且长，数量较多，墓葬和地层中都出。通体磨光,两侧缘较薄，刃缘较宽。可分为三式。

I式舌形，两侧平直，刃缘弧形OM9：1,长14.4、宽6.4、厚1.3厘米（图七，5）。

II式弧形斜刃，平面呈梯形，刃部宽于柄部,刃缘稍倾斜。M8:l,长13.5、刃宽7.3、柄端宽5.4厘米（图七，2）o

III式两端弧形，两侧平直。刃缘与相对一端均呈弧状。M5：l,长19.2、宽5.2、厚1.2厘米（图七，4）。

斧体长且厚，无完整器,磨制。有弧形圆刃和舌形刃二种。T328（2A）：4,弧形钝圆刃，无明显棱角，残长9.6、宽8.7、厚3厘米（图七，6）。

锛体窄长且厚。通体磨光，型制规整，棱角分明，刃宽明显小于体宽，单面弧刃，刃缘锋利。T3Q9（2B）：3,残长5.1、体宽3.3、刃宽2.2、厚0.8厘米（图七，3）o

刀一件。T301（2B）：l,平面呈三角形，两长边有刃，残长8.8、宽7.8、厚0.8厘米（图七，7）。

磨棒用长条形砾石琢制而成。由于长期使用，磨面极为光滑。出土的标本皆残断，横断面呈蛋圆形或圆角方形。前者似为两面研磨所致，后者似为四面使用所致。T320（3）：1,残长15、宽6.7、厚3.7厘米（图七，1）。

刮削器三件。均打制。T301（2A）:2,系用残损的磨光石器打下的石片加工而成，平面呈不规则圆形,沿石片周边单面打击，刃缘薄而锋利。

3.骨角器

骨、角器大多保存的比较好。有的磨制精细，尚有光泽。按用途可分矛头、锥、镰、锯、针等几类。也有个别的为装饰品，如骨环。

矛体窄长。由兽肢骨加工而成，先将肢骨斜剖或纵剖出一个倾斜的截面，然后再进行磨制。T307（2A）：5,在矛头相对一端钻一凹槽，当为缚柄所用。通长12厘米（图八，2）。

锥兽肢骨加工而成。一种为圆棒状，周身磨制,在一端磨出一个尖，T313（2A）:1,残长5、直径0.7厘米（图八，5）。一种将肢骨纵剖，然后在一端磨一锥状尖，T308（2A）：1,长10厘米（图八，3）o

镞二件。体呈梭形，带铤。一面弧凸状，一面较平。T203（3）：4,长9.4、宽3、厚0.8厘米（图八,9）o

刀一件。H15：12,用纵剖的兽肢骨加利刃。长13.5、宽1.2厘米（图八，1）o

锯一件。T308（2A）：4,用大型兽肋骨制成，残存3齿。残长7.9、宽2.1厘米（图八，4）。

针磨制精细，有针鼻。T308（2A）：8,断面为扁圆形，尖和鼻均残。残长2.5、粗0.25厘米，针鼻孔只有0.05厘米（图八，10）o

环一件。H2:l,外径1.7、内径0.8厘米。截面呈半圆形（图八，6）。

鹿角锥一件。T311（2A）：4,在角尖处经过磨制加工。长14.1厘米（图八，H）o

鹿角棒一件。T316（2A）：1,截去角尖，刻有一圈凹槽，中间还有几处刻痕。长10厘米（图八，7）o

牙钻一件。H15：ll,兽牙制成，有铿痕，磨制精细,极尖锐，长2.2厘米（图八，8）0

4.蚌器

蚌器大部分在HI区出土，I、II区也有发现,但极碎，不易分辨加工痕或器型。蚌器材料属于河蚌。蚌器分镰和刀两种。镰带锯齿,在蚌壳的背缘处加工而成;刀在蚌壳口缘处加工。

带齿镰平面呈三角形（图九，1、3、4、5）。共九件，大小不等。大者长13厘米，小者仅1.5厘米。T01（2A）：2,有10齿，在齿部、背部和中部钻有3孑L,大致排列一线，当为缚柄所用。长13、宽10厘米（图版壹，5；图九,1）

弧刃蚌刀形同镰为三角形，数量较多，大小不等。刃缘不太锋利，但都有加工痕迹。T309（2A）:2,用半片大蚌壳制成，一边钻有3孔。长13.8、宽9.5厘米，是该类器中最大者（图九，2）o

四、结语

白家村遗址是一处内含单纯，文化遗物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较早时期的文化遗存，它的特征十分鲜明。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夹砂灰褐陶为主，陶色多不纯正。纹饰主要是交错绳纹和斜绳纹，有一定数量的钵类器口沿外饰红色宽带彩纹。陶器皆手制，三足器和圈足器的足部制法独特，三足和圈足均是在器体成型后再行安接，外表再用泥抹平。筒形三足罐和部分圈足碗口沿压成齿状。通体施交错粗绳纹，口沿有一周红色宽带状彩纹的圜底钵和三足钵；通体施交错绳纹或斜绳纹，口沿为齿状的圈足碗、三足筒形罐，以及素面三足钵和小口鼓腹罐等，这些构成了白家村遗存最基本的陶器群。生产工具中有石器、骨器、蚌器和用残陶片加工的饼状器。石器以磨制为主,也有打制的和少量细石器；骨器类型较多，大多为穿剌类，如锥、钻、针、镰、矛头等等；蚌器保存完整的较少，仅见蚌刀和蚌镰两种，其中带齿的蚌镰较为突出，蚌器上有钻孔现象；用陶片加工的饼状器比较普遍，有的中间还有钻孔，形同纺轮一类工具。遗迹发现房址二座,保存不甚理想，大体可定为半地穴式房子，均为圆形建筑。这种房子同大地湾发现的房子基本相同，它们是目前渭河流域早于仰韶文化遗存中为数不多的居室遗存。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未见使用葬具的痕迹。多数是单人仰身葬，少数为屈肢葬。骨架保存不好。多数墓未见随葬品,少部分墓随葬有石铲或陶器，其中M5是随葬品最多的一座墓，计有陶器五件和石铲一件。

值得注意的是，白家村遗址的文化特征，与渭南白庙②、北刘遗址下层③、商县紫荆遗址下层④和甘肃秦安大地湾下层⑤基本相同。白家村遗址的主要器物群，也是这些遗址中的常见器物。如白家村的I式和II式圜底缽与北刘下层的II式缽、大地湾的n式缽同；m式和IV式圜底缽与北刘下层的I式缽、大地湾的I式缽同；II式圈足碗与北刘下层的n式、大地湾的I式圈足碗同；I式筒形深腹罐与北刘的I式三足罐和大地湾的II式筒形深腹罐同；I式、in式三足缽与大地湾I式、n式三足缽同；I式小口鼓腹罐与北刘的瓮同，与大地湾II式壶同。所有这些相同或相近的因素，表现出它们之间文化面貌的一致性，说明它们是属于同一种性质的文化遗存。这种文化遗存是分布在渭水流域的独具特征的新的石器时代文化。

北刘遗址、大地湾遗址和紫荆遗址的地层关系都证明这类遗存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北刘下层测定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6960士120（ZK-918-0）⑥；大地湾一期测定的碳十四年代数据有四个，最早的—个距今7150±90年（BK-80025）,最晚的一个距今6730±90年（BK-80007）,该数据校正后的年代为距今7350±115年⑦。白家村遗址的文化性质与它们大体相同，其年代不会晚于7,000年。从白家村遗址本身来看，分布面积大，文化层堆积较好，具有分期的可能性，但大量的资料尚待整理。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白家村遗存的一些因素，在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和半坡类型中均有反映。例如，口沿外有一周宽带状彩绘的钵，用残陶片加工成工具的做法，以及墓葬中随葬小型化陶器等等。这些因素说明，这类遗存与仰韶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今后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考古界一些同志主张把这类遗存称为"老官台文化"⑧，最近又有同志提出叫“李家村——老官台文化”⑥。老官台遗址虽然发现较早，但该遗址并不单纯，出土的陶器贫乏，不能形成一个独特的器物群。1981年，我队对该遗址再度调査，未见任何遗物。况且从老官台遗址文化性质来看更接近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因此，老官台遗址不能作为这类遗存的代表，而“老官台文化"的命名也值得重新考虑。李家村文化分布在汉中地区，可以单独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目前的材料也难以将“李家村——老官台文化"作为这类遗存的代表。因此，对于以白家村一类遗存为代表的渭河流域早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文化,有必要予以新的命名。已有同志提出将这类遗存称为“大地湾文化"⑩，是否妥当可以讨论。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对于研究仰韶文化以前的新石器文化的性质、分布、分期以及与仰韶文化的关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至于白家村遗址和北刘下层、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之间个别因素的差异之处。例如：白家村遗址中的高三足钵、I式三足钵在这两个遗址中没有或少见；而北刘下层的素面圜底钵，大地湾的素面圈足碗和平底筒形罐等等，在白家村遗址中也没有或少见,这些现象究竟是时间上的不同,还是地域上的不同，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执笔者王仁湘 吴耀利吴加安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西北大学考古专业50年历程回顾

举世闻名的古都长安和三秦大地，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非常丰富的文物古迹，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营造了得天独厚条件。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南迁汉中城固时，历史系就成立了考古委员会，陆懋德教授等对张骞墓、樊哙墓等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博望侯印”封泥和绿釉陶器座等一批珍贵文物，并发表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1939年，西北联大改名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成立了考古室，组织师生对汉中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陆懋德教授等先后发表了《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和《汉中地区的史前文化》等论文，周国亭发表了《勉县考古记实》等。这是西北大学最早的考古活动。
1938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黄文弼，到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42年任历史系主任，开设了考古学、史前史等课程，并从事西北史地和考古学研究。19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考察重点在教育文化及古迹古物等（他在1927至1930、1933年，参加了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发起的中瑞科学考察团，对以新疆为重点的西北文物进行了调查）。任教期间，先后撰写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张骞通西域路线考》、《吐鲁番古代之文化与宗教》等专著和论文。
1940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任团长。对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获得了大量的资料。1945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累年所得的各类文物、拓片、模型、石窟临摹、绘画、照片等资料100多种，计2000余件全部拨归国立西北大学，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与原有历史系考古室合并，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王子云随调西北大学任教授，并担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之后王子云等积极开展相关资料的整理和调查研究，在西安郊区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多处，其中在鱼化寨遗址获得一批陶、石、骨器等。著有《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西北史迹文物踏查纪实》、《汉唐陵墓图考》、《唐韦顼石椁发现记》、《古杜国考》等论著。此外，还举办有关金石拓片及汉唐陵墓艺术等专题展览，对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科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7年5月，为推动西北地区文化古迹的研究，历史、边政两系学生成立了考古学会。组织会员利用星期日分赴市郊考察古迹，利用假期赴甘肃洮河流域考察石器时代遗址，并将考察之成果，精制成三集照片展出。1948年暑假，边政学系21位学生对甘肃、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文物古迹进行了4个多月的实习，实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焉耆唐代古城、库车千佛洞等古迹。此外，还邀请著名学者裴文中作“北京人”和“渭河、洮河流域古代人类文化之新发现”等学术报告。
1951年，陈直先生在历史系开设“考古学通论”课。1954年，陈直受聘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1955年，北大考古专业应届毕业生李家翰先生被分配来校任教，为考古教学增添了新生力量。
这一时期，武伯纶、刘士莪等组织历史系的师生参加了麦积山石窟勘察、新疆文物普查、西安白家口汉墓的发掘、咸阳底张湾北周隋唐墓发掘等工作。这些工作不仅积累了最初的田野考古经验，而且为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基于当时国家对文物考古人才的迫切需要，在郑振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冶秋（时任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和尹达（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等国家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的关心下，1956年，历史系首先在54、55级历史专业选出部分学生，成立考古班。其后设立了考古专门化，考古专业正式创立。同年成立了考古教研室，马长寿先生任主任，陈直先生任副主任，教师有刘士莪、李家翰等。“西大考古专业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陕西乃至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石兴邦：《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贺文》，载《考古文物研究》第1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
从1956年开始，考古专业逐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考古教学除本校的几位老师（马长寿、陈直、刘士莪、李家瀚、贾德耀、蔡尔轨等）承担外，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宝钧、石兴邦、金学山、杨泓、郭仪孚、王伯洪、林寿晋、马得志等相继来校分段讲授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及考古技术课，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知名度很高的教师队伍，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考古教学活动。
时任校长侯外庐还邀请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家埃米尔教授、日本东京大学考古学家原田淑人教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教授等作考古学术报告，在西北大学形成一股考古热。
除了系统的考古学理论教育外，还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考古专业师生先后参加了西安唐兴庆宫、铜川耀州窑等遗址的发掘。1958年，在蔡尔轨老师的率领下，考古班的学生参加了宝鸡北首岭遗址的第一次发掘。1960年，56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陕西彬县（今属长武县）下孟村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的地层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专业创立以来，曾琪、段浩然、黄碧芳、高建民、韩伟、韩保全、郭长江等先后留校任教，教师队伍不断壮大。1961年，考古专门化改称考古专业，但不久由于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而精简专业，考古专业被迫停止招生。考古教学活动处于停滞状态。
1972年，考古专业恢复招生，考古教研室重建，陈直任主任，刘士莪任副主任。之后，王世和、戴彤心、段连勤、孔哲生、肖安顺等先后到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任教，考古专业的教师队伍得以重建。特别是有丰富田野考古工作经验的戴彤心、王世和的任教，使西北大学田野考古发掘教学与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1973年，刘士莪、张洲与西北大学地质系共同发掘了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遗址。同年，刘士莪、王世和、段浩然、段连勤指导72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发掘。1974年，刘士莪等带领74级考古班部分学生，与北京大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发掘了周原凤雏和召陈建筑遗址、庄白青铜器窖藏和云塘制骨作坊遗址等。同年王世和、孔哲生等指导74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975年，贾正中带领74级考古班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上述发掘不仅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在实践中锻炼了教师，培养了学生。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1956年考古专门化以来，共培养了7届130名学生。他们后来成为我国各地考古学教学科研骨干力量和著名学者的优秀学生，在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少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一时期考古专业的科学研究方面也产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促进了西北大学的文物研究。其中马长寿在20世纪60年代初撰写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充分利用碑刻文字资料，对关中古代部族的名类渊源、地域分布、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部族人融合等问题进行了考论。陈直著有《关中秦汉陶录》、《秦汉瓦当概述》等论著，其中《秦汉瓦当概述》一文对秦汉瓦当的文字书体及规格、断代及分期、制法及窑址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至今对秦汉瓦当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7年恢复高考后，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考古专业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奠定了考古专业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1980年以后，刘士莪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专业在专业和学科建设方面不断发展。1986年获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博学院，增设了博物馆学专业，成立了文博教研室，王世和任主任。1989年，增设了文物保护技术专业。1991～1994年，戴彤心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4年起王建新任考古教研室主任。2002年，考古专业被评为陕西省首批普通高等院校名牌专业。2003年，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成立了考古学系（含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两个本科专业），由王建新任主任。2004年，成立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并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心，建立了考古技术与文物修复实验室，大大改善了教学科研的条件。2005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被批准为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联合组成的“砖石质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基地”通过专家组评审，成为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2006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化遗产学院，进一步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经过多年的建设，逐步建成了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我国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重要基地之一。
在教学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教研室就组织编印了《原始社会考古》、《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隋唐考古》等系列教材和参考图录，邀请苏秉琦、安志敏、李学勤、张光直、田边昭三等著名学者先后来校讲学。1994年开始，考古专业的课程体系做了较大的调整，新开设了专业基础课“中国考古学通论”，传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五代考古、宋元明考古等7门课程成为方向性的专题课。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加强了田野考古学、考古技术课程的教学。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周原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支持下，建立了十多个稳定的教学实习基地，逐步建立了由课程实习与综合实习构成的实践性教学体系，形成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能力相结合、课堂讲授与田野考古发掘、博物馆实践相结合的特色。2003年，对教学内容又进行了改革，修改制定了各门主干课程的教学大纲，加强了重点课程的建设。赵丛苍教授主持的《科技考古学概论》被列入国家级精品课程（2005年），张宏彦教授主持的《史前考古学》（2004年）被列入陕西省精品课程，有“中国考古学通论”、“田野考古学”、“新石器时代考古”、“隋唐考古”等课程被列入西北大学重点课程建设项目。教材建设的速度也进一步加快，赵丛苍、张宏彦、钱耀鹏教授编写的教材《科技考古学概论》、《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考古学概论》先后被列入国家“十五”、“十一五”教材建设计划，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2003年）、《科技考古学概论》（2006年）教材。1993年9月，王世和教授主持的“考古专业电化辅助教学体系的建设”获陕西省人民政府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王建新、张宏彦、钱耀鹏等的“考古专业教学实践的改革”获西北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一届教案展评（新石器时代考古）一等奖；2003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学质量奖二等奖；2004年张宏彦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案展评（中国考古学通论）一等奖， 2004年张宏彦获西北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一等奖，2005年张宏彦编著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获西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在人才培养方面，多年来考古专业始终坚持“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思路，强调“三个重视”，即重视专业基础教学，重视知识视野拓宽，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从1977年至2006年，考古专业连续招收本科生27届（含2届专升本班），毕业571人；招收硕士研究生共20届，毕业获得学位者83人。从1985年开始，招收博物馆专业、文博专业专科生10届共250人。毕业生分布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西藏、广东、海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贵州、四川、重庆等20多个省区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其中陕西地区文物考古研究和管理机构的业务人员90%以上、西北地区70%以上均是我校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或已担任了省、市文物主管部门、文博单位的领导职务，或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及各省区文博考古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业务骨干。此外，多年来还承担了陕西省和国家文物局的培训工作，培训了文物干部数百人。特别是2003、2005、2006年先后承办了三期全国省级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管理干部培训班，培训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文物考古研究所所级领导73人。
在科学研究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专业充分利用陕西及西北地区丰富的文物资源，配合田野考古教学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文物考古研究，形成了若干稳定的研究方向，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取得了显著成就。
1980年，戴彤心、张洲指导77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华县梓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早期墓地和客省庄文化聚落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骨器等。
1981年戴彤心、肖安顺带领78级学生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秦宫殿遗址的发掘。
1982年，王世和、张宏彦指导79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了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客省庄文化的大量遗迹、遗物。
1983年戴彤心、段浩然带领80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老官台文化遗址的发掘。
1984～1987、1991、1993年，王世和、张宏彦、王建新、钱耀鹏等主持发掘了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了大量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早期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1级、84级、90级考古班和双学位班、85级文博班、陕西省有关县市的文物干部、外国留学生等共计百余人参加了案板遗址的考古发掘实习或培训，成为20世纪80年代培训学生最多的考古实习基地。
1985年，刘士莪等主持发掘了西安老牛坡遗址（含许家寺地点），至1989年，共发掘了六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和商代的墓地、车马坑、建筑基址等一批十分重要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3级、86级考古班和部分研究生在此进行了考古实习，取得了教学与科研双丰收。
1985年，戴彤心、张洲、王维坤等指导82级考古班发掘了陕西宝鸡石嘴头遗址。发现了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大量的陶、石、玉、骨器等。
1988年，戴彤心和傅勇等，率领85级考古班发掘了青海化隆县四更卡拉遗址，为研究卡约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1990年，王世和、张宏彦、钱耀鹏带领87级考古班学生和日本留学生加藤隆也，参加长安北塬（风雷仪表厂）汉、北周、隋、唐墓的发掘。同年，刘士莪、赵丛苍指导88级考古班首次发掘了陕西城固宝山遗址。至2001年，宝山遗址共发掘了3次，发现有大量商时期的烧烤坑、建筑基址、墓葬等，为探索汉中地区巴蜀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1991年，赵丛苍、张克平指导89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新疆维丄吾丄尔自治区乌鲁木齐柴窝堡遗址和拜城县克孜尔墓地。
1993年，戴彤心、段浩然、冉万里率领部分学生首次发掘了校园内的唐太平坊和实际寺遗址。之后，累积历年发掘和收集的校园文物，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内设立了校园考古陈列室，成为西北大学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1994、1995年，王建新、冉万里、指导91、92级考古班发掘了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和山西垣曲古城镇遗址，并与相关科研单位合作，在班村遗址开展了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96年，王世和、赵丛苍、王维坤、张宏彦、周晓陆、冉万里、刘瑞俊等指导93级考古班发掘了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唐崇化坊遗址，出土了唐代“踏步”、唐三彩等大量遗物。
从1997年开始，考古专业开始承担国家基本建设重大考古发掘与科研项目。1997年由陈洪海、刘瑞俊主持发掘了河南小浪底水库区盐东遗址。1997至2004年先后由王建新、张宏彦、赵丛苍、钱耀鹏、陈洪海、冉万里、刘瑞俊主持发掘了重庆长江三峡水库区万州中坝子、上中坝、余家河、白河沟遗址，巫溪河坪遗址的发掘与研究。2006年，由陈洪海、冉万里主持发掘了南水北调河北涞水县西水北遗址，河南镇平县姚寨遗址。
从2000年开始，考古专业启动西北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调查研究计划。2000～2002年，王建新、刘瑞俊等与新疆、甘肃两省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西北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试掘了甘肃安西潘家庄遗址、敦煌西土沟遗址。2003年，王建新主持了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新疆东部及甘肃西北部秦汉时期遗迹的考古调查”，调查新疆哈密马鬃山区的相关遗存。2003年，钱耀鹏、陈洪海率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参加了新疆伊犁尼勒克吉林台库区、特克斯恰卜其海库区古代游牧民族墓地的发掘，对研究战国至汉代游牧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同年，赵丛苍带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甘肃酒泉西河滩遗址，发现了早期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由王建新主持，西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部分研究生参加，发掘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发现了祭祀高台、居址、墓葬等一批重要遗迹，在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2003年，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启动了“古豳地区域考古研究”项目，钱耀鹏等对陕西彬县、旬邑、淳化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4年，陈洪海、刘瑞俊、陈靓老师指导2001级考古班学生发掘了陕西旬邑下魏洛遗址，发现了一批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陶窑，其中新发现了可能专用于烧制石灰的窑址。2006年，钱耀鹏、魏女指导2003级考古班学生，主持发掘了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发现了先周时期的聚落和大批极具特色的蛇纹陶器。对于研究先周文化的形成及与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资料。
2004年，考古学系师生参加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联合实施的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对甘肃东部礼县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5年，王建新、赵丛苍、陈靓老师主持，指导2002级考古班学生发掘的甘肃礼县西山遗址，获得了大量墓葬、祭祀遗迹等早期秦文化的考古资料。
2005年，在多年对汉水上游城固宝山遗址和城洋青铜器研究的基础上，由西北大学、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启动了汉水上游先秦时期文化调查研究项目，赵丛苍主持进行了前期的调查工作。
在上述考古发掘、调查的基础上,近十年来，考古专业的学术研究一直保持着旺盛势头，在中国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古代文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科研项目40余项。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在《考古学报》、《民族研究》、《考古》、《文物》、《中国史研究》等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5部、译著2部。其中，刘士莪教授的《老牛坡》、王世和、张宏彦教授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王建新教授等的《慈善寺与麟溪桥》、赵丛苍教授的《城固宝山遗址发掘报告》等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近年来田野考古发掘与调查的重要收获。此外，王建新教授的《东北亚的青铜器文化》、王维坤教授的《中日古代都城与文物交流研究》、戴南海、张懋镕教授等的《文物鉴定秘要》、张懋镕教授的《中国青铜器真伪鉴别》、周晓陆教授的《秦封泥集》、赵丛苍教授的《中国古代玉器》、钱耀鹏教授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等和在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量研究论文，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在中国史前考古、周秦汉唐考古和文物研究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体现了专业稳定的研究方向和显著的学术特色。其中王世和、张宏彦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钱耀鹏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获2003年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王建新的《慈善寺与麟溪桥》、《东北亚系青铜剑分类研究》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赵丛苍的《城固宝山》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考古学专刊的丁种

丁种为田野考古报告，本收书七十余种，现掌握资源更少。已经出版的有：
【丁种第一号】《辉县发掘报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影印本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年
【丁种第二号】《长沙发掘报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年
【丁种第三号】《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黄文弼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年
【丁种第四号】《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
【丁种第五号】《吐鲁番考古记》黄文弼著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影印本 北京 中国科学院 1954
【丁种第六号】《洛阳烧沟汉墓》洛阳区考古发掘队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
【丁种第七号】《郑州二里冈》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
【丁种第八号】《三门峡漕运遗迹》（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
【丁种第九号】《庙底沟与三里桥》（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
【丁种第十号】《上村岭虢国墓地》（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
【丁种第十一号】《唐长安大明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年
【丁种第十二号】《沣西发掘报告》（1955－1957年陕西长安县沣西乡考古发掘资料）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3年
【丁种第十三号】《巩县铁生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著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2年
【丁种第十四号】《西安半坡 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中国科学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3
【丁种第十五号】《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冯汉骥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4年
【丁种第十五号】《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冯汉骥撰 2版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2年
【丁种第十六号】《陕西铜川耀州窑》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5年
【丁种第十七号】《京山屈家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5年
【丁种第十八号】《西安郊区隋唐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6
【丁种第十九号】《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湖南省博物馆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3
【丁种第二十号】《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管理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0年
【丁种第二十一号】《广州汉墓》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广州市博物馆编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1年
【丁种第二十二号】《唐长安城郊隋唐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年
【丁种第二十三号】《殷墟妇好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年
【丁种第二十四号】《元君庙仰韶墓地》（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四）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年
【丁种第二十五号】《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黄文弼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年
【丁种第二十六号】《宝鸡北首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年
【丁种第二十七号】《江陵雨台山楚墓》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年
【丁种第二十八号】《青海柳湾 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青海省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年
【丁种第二十九号】《昌都卡若》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四川大学历史系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年
【丁种第三十号 】《信阳楚墓》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年
【丁种第三十一号】《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年11月
【丁种第三十二号】《胶县三里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年3月
【丁种第三十三号】《武功发掘报告 浒西庄与赵家来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年6月
【丁种第三十四号】《北京大葆台汉墓》大葆台汉墓发掘组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年
【丁种第三十五号】《夏县东下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年
【丁种第三十六号】《定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辑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年5月
【丁种第三十七号】《曾侯乙墓》湖北省博物馆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年
【丁种第三十八号】《洛阳发掘报告 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9年
【丁种第三十九号】《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1年12月
【丁种第四十号 】《青龙泉与大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年6月
【丁种第四十一号】《汉杜陵陵园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3年
【丁种第四十二号】《陕县东周秦汉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年
【丁种第四十三号】《西汉南越王墓》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辑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年10月
【丁种第四十四号】《临潼白家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 巴蜀书社 1994年
【丁种第四十五号】《山东王因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年
【丁种第四十六号】《南宋官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
【丁种第四十七号】《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年
【丁种第四十八号】《大甸子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6年
【丁种第四十九号】《双砣子与岗上 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6年
【丁种第五十号 】《汉长安城未央宫 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
【丁种第五十一号】《北魏洛阳永宁寺 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
【丁种第五十二号】《敖汉赵宝沟 新石器时代聚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
【丁种第五十三号】《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
【丁种第五十四号】《拉萨曲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编著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
【丁种第五十五号】《陶寺发掘报告》（暂用名，未出版）
【丁种第五十六号】《六顶山与渤海镇 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
【丁种第五十七号】《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
【丁种第五十八号】《临猗程村墓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年5月
【丁种第五十九号】《偃师二里头 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年
【丁种第六十号 】《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 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年8月
【丁种第六十一号】《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年
【丁种第六十二号】《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
【丁种第六十三号】《华县泉护村》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
【丁种第六十四号】《偃师杏园唐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年
【丁种第六十五号】《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年
【丁种第六十六号】 暂无
【丁种第六十七号】《汉长安城武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2005年
【丁种第六十八号】暂无
【丁种第六十九号】《桂林甑皮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2003年
【丁种第七十号 】《西汉礼制建筑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2003年
【丁种第七十一号】《滕州前掌大墓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 2005年
【丁种第七十二号】《枣阳雕龙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05年
【丁种第七十三号】《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年
【丁种第七十四号】《汉长安城桂宫 1996～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2006年
【丁种第七十六号】《鄂城六朝墓》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鄂州市博物馆编著 2007年9月
【丁种第七十七号】《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 2007年
【丁种第七十八号】《蒙城尉迟寺（第二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徽省蒙城县文化局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07年
【丁种第七十九号】《隋仁寿宫·唐九成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08年1月
【丁种第八十号】《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2010 　　【丁种第八十一号】《耿马石佛洞》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2010 　　【丁种第八十二号】《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2010 　　【丁种第八十三号】《黄梅塞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2010　　【丁种第八十四号】《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2010 　　【丁种第八十五号】《哈克遗址（2003-2008年考古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 文物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