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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广州公使酒库水井出土的奇石窑酱釉罐等。南越王博物院供图
■黑石号沉船大号储物罐盛装长沙窑碗场景复原图。图片来自《秦大树：海上贸易的关键性器具：储物罐研究的重大推进》
■肯尼亚蒙巴萨沉船出水石湾窑“盛桥”铭储物罐。图片来自《秦大树：海上贸易的关键性器具：储物罐研究的重大推进》
■井里汶沉船出水的广东产青瓷罐。图片来自《秦大树：海上贸易的关键性器具：储物罐研究的重大推进》
2022年7月初，广东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公布，在南海Ⅰ号沉船上出水了与南越国宫署遗址类似的酱釉罐，这些酱釉罐产自佛山市南海区奇石窑和文头岭窑。这一发现证实了南海Ⅰ号部分货物与广东窑口和广州宋代贸易古港密切相关。而早在2018年，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学者黄慧怡，就已率先在文献中发表了相关论述。近日，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听她娓娓道来这些“广东罐”的前世今生，以及它们是如何找到“娘家”的。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在广东寻找“广东罐”
收藏周刊：2022年7月初，广东南海区窑址考古工作重大成果公布，明确了南海I号沉船部分陶瓷器是在广东生产。您得知这一消息后，当时心情如何？
黄慧怡：我当时十分兴奋！既高兴又激动！这个重大成果的公布，有三点重要意义。第一，它为世界考古学一直关注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所发现的中国货物产地问题, 特别是广东生产的陶瓷器，提供了考古实物及产地新证据。此前一直有诸多学者，就海丝所发现的中国瓷器产地，展开过大量讨论，但始终无法确定更多生产这类广东罐子的窑址发掘资料。第二，为古代中国与其他亚洲地区的陶瓷窑业技术交流及技术革新课题，提供关键信息。第三，为解开中国至南中国海贸易网络发现的沉船货物复杂的产地来源与各港口海陆运输系统关系，提供了一条重要钥匙，它将解开很多在考古学界悬而未解的问题。
收藏周刊：我们在本次专题采访过程中也获悉，您于2018年的研究文章中，已率先提到，上述南海I号此类罐子“是广东佛山石湾窑及南海奇石窑的产品”。您为何会格外留意到这种情况？可以说说当时的发现和研究过程吗？
黄慧怡：其实，早在我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读研时，已开始关注唐宋时期广东陶瓷在沉船及海外的出土情况，2004年，我的《唐宋广东生产瓷器的外销》一文发表在《海交史研究》当年第1期。所以，这个“格外留意”，其实是我对广东陶瓷考古研究及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延续，以及本人长期的研究兴趣和工作方向。
在工作中，我发现香港很多考古遗址的宋代地层，都有来自广东特别是佛山石湾窑及南海奇石窑的陶瓷碎片，上面或有字，或有花纹，这引起了我的强烈探索欲望，希望能对广东窑业的生产规模和产销地点一探究竟。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每年我都会带着学生到广州南越王博物院考察。我曾到佛山市博物馆、南海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及广东省博物馆等地进行考察，去看大量激动人心的广东陶瓷实物，在展厅流连忘返，把研究图录反复翻看。坦白说，广东海丝考古的资源真的很丰富！它们可以帮助我去与手头资料做比对，包括器型、装饰工艺和造型等——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比广州和香港考古遗址出土的资料，我发现南海I号出土的罐子，除了福建的产品外，也包含了广东佛山石湾窑及南海奇石窑的产品。因此，在2018年《中国石湾窑》专书发表的文章里，我集中论述了广州和香港以及海外有关印花罐的发现及比较。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除了南海I号，出土自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水井、南海神庙和广州光孝寺的罐子，也是很重要的发现——其为这类罐子在生活起居和宗教生活中的使用情况提供了十分关键证据。我要特别感谢南越王博物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佛山市博物馆和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广东省博物馆等单位，为考察提供的大量帮助。
这次做了深入的考古发掘
收藏周刊：您所提及的这些南海奇石窑和早期石湾窑大罐，有何明显特征？
黄慧怡：通过对比大量海外、东南亚及中国地区的考古发现，我们认为此类罐子的花纹，一类印有花卉装饰，一类有印章铭记，一些罐子腹部有波浪纹装饰；不少胎质较粗松，胎釉结合较差，釉层多剥落；釉色以青黄釉为主，还有淡青、深青绿、酱黄、酱褐、酱黑釉及无釉器——这些都是“广东罐”的特色。
收藏周刊：目前学界对于“广东罐”的说法是什么？用途有哪些？
黄慧怡：学界的这种说法，主要来自外国学者艾摩尔（Eine Moore）在1947-1967年对马来西亚沙捞越考古发掘出土明代以前进口中国陶瓷分类的统称。她主要根据不同的陶瓷器釉色和胎质地作分类标准，罐上花纹则如上所述一类印花卉纹，一类有印章铭记，有些罐上有波浪纹，它们在广州光孝寺、广东奇石窑都有相关发现。从罐铭所见，例如“清香”“百花春”等，可能是盛载液体，例如水、酒、酱油等，也可能用于盛放食物如腌菜、药草和茶叶，甚至陶瓷或其他货物。有日本学者认为它可能也盛载香料。
这种罐子的出土范围广，出土数量大，在居住遗址多以碎片可复原器的形式出现，完整器主要发现于墓葬和沉船遗址。
收藏周刊：他们为何推断这类罐子产自广东？
黄慧怡：这也与他们相信广州是一个重要港口城市有关，基于广州乃至广东的港口外销性质。关于产地来源，还有一些说法是来自福建，或中国南部某些地方。
收藏周刊：而我们这一次的重大考古发现，是首次确确实实地证实了（海上丝绸之路上）南海I号出土的罐子来自广东？
黄慧怡：是的。不过，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佛山市博物馆等机构已经做过一些调查。所以成果不是突然蹦出来的，是一直在积累。但为什么这一次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做了深入及大面积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并结合科技考古手段进行了综合性分析。
收藏周刊：我们想补充问一下，上述这种“广东罐”的年代区间？它们主要的出土范围？
黄慧怡：早在唐代，就发现了这种带釉罐子出口亚非地区，宋元时期也有。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广东罐”只是一个统称，它的尺寸有大有小，还有一些很复杂的外观呈现。
这类罐子在东南亚、日本乃至非洲等地都有出土。出土时多已是残片，本身质地较粗糙，外表和光鲜靓丽不沾边，而且花纹和字样在原器上的分布本来就不多，因此，使得遗存碎片很容易“泯然于众”，这往往增加了寻找和辨识的难度。
所以那些研究者也很“痛苦”。很多海外的著名博物馆，例如荷兰公主陶瓷博物馆、菲律宾国立博物馆、美国佛利尔亚洲艺术博物馆和马来西亚沙捞越博物馆等，都收藏有许多这样的“广东罐”。
宋代岭南瓷业有飞跃式发展
收藏周刊：在出口广东瓷器方面，唐宋时期的广州，担任了什么重要角色？
黄慧怡：广州是唐宋时期出口广东瓷器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是中国面向世界、特别是海上贸易网络的重要枢纽，是南中国海陆运输系统的主要集散地，也是广东窑业技术与印太地区的技术交流的窗户。
作为海陆运输的重要枢纽，广州不仅在外销上顺风顺水，在内销领域也是如鱼得水，它把整个珠三角乃至粤东、粤北和粤西的贸易贯通。
而关于窑业的技术交流，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想与您分享。比如说广州的西村窑，它出土的器物太好玩了，例如它有类杯子叫筒形杯，我们中国古时很少使用这种造型的杯子来喝饮料，它可能是模仿西亚伊斯兰玻璃器的造型。
收藏周刊：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您如何看待宋代岭南外销瓷业，在质量、产量和创意上的表现和变化？
黄慧怡：相比唐代，无论在质量、产量还是分销方面，宋代都有飞跃式发展。我认为这个时期岭南与其他使用广东陶瓷产品的国家，有更多的互动和互相影响。例如，广东罐子的造型和纹饰，在东南亚的泰国东北部和越南陶瓷产品的装饰手法和造型有一定参照。
还有一个有趣现象，就是到了南宋至元代，我们发现在香港、广州的一些遗址中，都有来自福建、江西乃至浙江的陶瓷器，特别是福建磁灶窑和浙江龙泉窑——“我们”都在使用“跨省”瓷器。而在此前的北宋至南宋初期，当时人多使用的广东本地瓷器；而此后的明代也有使用广东惠阳青瓷器。从中可一窥当时贸易的繁荣与变迁。
希望深化粤港澳考古研究合作
收藏周刊：香港地处珠三角地区南部，唐宋时期的香港在这条“陶瓷之路”上处于怎样的地位？
黄慧怡：简单来说，它是广州的外港，同时也是分销和补给站。在香港出土了大量相关文物遗存。特别是在九龙大磡村发现宋代绍兴九年（1139年）奇石窑罐子的碎片。此外，在九龙宋皇台圣山遗址、大屿山、西贡、屯门和元朗等地都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
收藏周刊：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同源，对于本次重大考古发现及将来的考古研究合作，您有什么期待？您觉得彼此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黄慧怡：我希望在此次重大考古发现后，可以综合粤港澳地区丰富的出土文物及遗址优势，进行综合研究，并连接南海I号沉船资料等，形成大数据库，并开展合作展览及学术研讨会等活动。
我一直认为广州、澳门及香港的共通特点就是它们都是港口城市，历史上都是亚洲海上贸易的重要通商口岸及补给站。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门户，可以把海外对于广东陶瓷的重要发现共享给广东文博机构，也能够把广东的重要考古发现向海外学界介绍，提升整个大湾区考古发现及研究的重要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很希望能与广东文博机构进行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例如对罐子及其所保存的残余物进行科技考古分析，了解其产地及货品种类在不同时期港口城市、海陆交通路线与销售地点的变迁。罐子内曾承载的各类食物，比如酒、饮料、咸鸭蛋等，对研究岭南特产或“讲饮讲食”，研究人口与货物的流动关系，都是很有趣的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