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东起长安，穿过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跨越帕米尔高原，沿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和土耳其，最远可达埃及和希腊。这条贯通欧亚大陆的文明交往之路，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同民族和文明交流的大量遗迹。在日前举行的以“考古所见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与科技交流”为主题的北大人文论坛上，与会学者探讨了近年来的考古成果对深入认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的作用。
人类交流活动推动文明进步
交流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着单向、双向等多种交流方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表示，人类社会交流的发生依赖于人群迁徙、战争、贸易等方式，尤其是涵盖了人种、物种、技术、风俗习惯等内容的流动。近年来，学界对交通考古的研究，尤其是对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历史遗迹的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未来，伴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开展，研究手段的多样化、科学化，认识古代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将不断延展，中国考古学的探索将有力支撑世界文明的研究。
迁徙或移民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常态，人类在世界各地的迁徙和开疆拓土，极大地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接触和民族融合，也加速了不同族群的物质交换和商贸活动。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提出，从人类迁徙的历史进程来看，在迁徙的动因方面，除了天灾人祸等被动性因素，还需要考虑为寻找特殊资源的主动性迁徙。物质文化遗存表明，在人类迁徙的早期阶段，外迁人员往往与本地族群保有密切联系，久而久之又会与本族人群逐渐疏远，发展出新的文化。中国西部河西走廊等地，自马家窑文化开始就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欧亚草原的乌拉尔等地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并且与中国西北地区存在着互动趋向。从世界其他地区文明起源来看，比如更早进入巴尔干和多瑙河下游的西亚移民也有着类似的深层意图。这一类主动性迁徙往往引发农业与手工业以及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化、远程贸易的出现，并最终导致社会复杂化进程进一步加剧。
从青海到西域这段通道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简称“青海道”），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羌中道、河南道和湟中道三条干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建华介绍了青海道沿线的乌兰县大南湾遗址、都兰县考肖图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及出土遗物，如钱币、佛像、棺板、金银、丝织品、玻璃宝石等。“青海道作为中西交通的重要桥梁，使占据此路的吐谷浑、吐蕃地位日趋重要，肩负起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任。青海道上流动的使者、僧人、商队为东西方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东西方的交流从物质发展到思想文化层面。”韩建华表示。
物质遗存见证贸易与技术互鉴
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揭示了人类历史上南来北往的交往活动所带来的贸易繁荣与技术进步。比如，近年来，学者们注意到，西藏冶金技术的传入与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藏西部的贸易与交通所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在对比研究西藏不同遗址出土铜镜、铜镞、铜剑和铜钺形器，与国外私人收藏、云南四川出土器物时发现，这些器物的纹饰、铸造方法等存在较多相似之处。由此，可以归纳出一条滇西北、川西—拉萨河谷—阿里地区自东向西的器物传播路线。此外，在西藏地区早期岩画的分布中，仝涛发现，车马题材的岩画不仅出现在青藏高原西部和北部，还出现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可见，这些地区在技术和文化层面上有着密切联系。而诸如奢侈物品、贵重物品的长程贸易交换，稀缺日常物品、本土生产物品的垂直贸易，反映了我国西藏西部与周边地区贸易交通往来的路线图。
“南海Ⅰ号”的考古发掘与分析，是近年来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研究热点。南越王博物院研究员李灶新研究发现，“南海Ⅰ号”上部分器物，为佛山市南海奇石窑、文头岭窑的产品，主要是宋代广州公使酒库或私人酿酒作坊用来装酒的酒罐（墱）。“南海Ⅰ号”装载的大量广州生产的公使酒和私酒，应为其停靠广州期间，地方官府的馈赠和贸易所得，可以为确认“南海Ⅰ号”到过广州港提供关键性的实物证据，同时也是广州作为宋代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并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重要实物见证。
广泛的交往也促进了不同区域习俗文化的相互影响。汉镜在中亚地区的发现，一方面使人们根据实物资料从一个侧面考察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折射出汉文化在中亚地区的传播。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副教授罗武干注意到，仔细考察随葬铜镜的样式及其流行年代可以发现，西汉或东汉早期的铜镜往往是残片，而东汉后期的铜镜则是完整的。以位于天山南麓山间小盆地和硕红山沟的墓地为例，罗武干分析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匈奴的衰落、战败、分裂，导致其对之前的依附国失去控制，文化也逐渐萧条。位于丝绸之路中段中道要冲的古西域小国危须国早期受匈奴统治，毁镜葬俗由此传入。后危须国受汉朝影响，东风西渐。在此背景下，当地的匈奴文化影响逐渐衰退，毁镜葬俗仪式得以简化。
基于对亚欧大陆早期金珠饰品的样式和工艺的分析，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员黄维介绍了已发现的我国先秦时期和汉代的金珠饰品，并通过与境外金珠饰品的对比，发现了欧亚大陆文化、制作技术的传播路径。不同时期的金珠饰品主要通过北、南两条线路传播，北线从中亚经过草原地带到中国北方，稍晚兴起的南线则是从南亚和东南亚进入中国内地。
科技提取展现考古遗存丰富信息
如何“穿越”千年从物质遗存中揭示历史文化信息？随着考古学理论的发展、科技考古方法的多样化，考古学家们从曾经尘封地下千百年的遗物中解读出更多的文明故事。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丝绸之路要冲，是欧亚大陆东西部人群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2003年，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罗布泊地区的小河墓地被正式发掘，其中发现的“新疆小河人”人种的来源问题引起考古学界关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宁超以新疆小河人基因组为例，探讨了丝绸之路沿线人群的迁徙与混合。基于小河人群来源的假说，他提取基因组样本，并根据文献总结了所有基因组的数据，分析指出小河文化人群并非来自阿凡纳谢沃文化，且非常古老，对世界各地其他人群都有一定的基因成分的贡献。此外，分析结果同样显示，小河人群长期与外界隔离，内部存在小范围不同族群间的近交。
“南海Ⅰ号”的后期研究同样采用了大量科技考古方法，丰富了对该沉船遗存的相关年代数据认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崔剑锋根据“南海Ⅰ号”的序列测年样品，包括船体木材、碳化稻米等，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对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进行校正处理，同时结合纪年瓷器、年号钱币所示年代，对“南海Ⅰ号”的建造、修补、沉没年代进行了推测，重建了“南海Ⅰ号”的生命过程。分析结果表明，船体龙骨、船艉的年代相近，初步推测处于900—1000年，总体处于北宋初期。船体修补区域年代为1020—1050年，晚于船体主体年代，推测于北宋中期时进行过修补。船体侧板、隔板等构件的年代范围也都处于北宋中期，明显晚于龙骨、船艉的年代，推测北宋中期的这次修补规模不小。大部分出水骨骼样品的年代与前述一年生草本植物年代接近，沉船年代应在1183—1215年。
金属的冶炼、应用和传播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张吉注意到，公元前1世纪前半叶，西辽河与辽东山地的青铜器逐渐增多，并形成以曲刃剑为代表的区域特色。通过对通往辽东山地的金属物料，特别是合金成分与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可知辽东地区金属物料与辽西山地存在密切关联。张吉认为，辽西易于就近获取来自大井铜矿的富砷铜锡料，且在与中原交流密切的阶段能够大量取得富铅的金属物料。在商末周初、两周之际和战国早期，中原与辽西之间的文化交流都导致中原常见金属物料类型在稍晚阶段出现于辽东。金属物料因其易于重熔的特性，流通范围往往超越文化边界，能够更好地呈现中原及辽西地区冶金生产的历史影响，并推动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体系向东北亚地区持续扩展。
谈到当前冶金考古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认为，当前冶金考古信息提取的深度和广度尚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依然缺乏从操作链、运营链到文物保护全方位提取信息的统筹方案、操作规程和细则。未来应充分重视文献研究，将冶金考古的田野调查、样品采集、实验检测分析等工作标准化。在进行冶金起源与传播的研究时，要考虑哪些是外来因素、哪些是本土创造，而在本土创造的过程中，哪些是吸收、哪些是创新、哪些是改进。还应该做好基础研究，建设冶金考古标本库和数据库，真正让研究成果实现各个层面的共享。
论坛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清俐 姜晓晨阳
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与价值,丝绸之路对文化交流的意义
1.看它所起到的交流的作用。
2.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东亚强盛文明象征。
3.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4.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
丝绸之路对中外文化交流和发展的意义？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
张骞通西域后，正式开通了这条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这条道路，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亚历山大，公元前30年为罗马帝国吞并），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路线。中国的丝绸除通过横贯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外，也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因此，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横贯东西的陆上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有的学者又进而加以引申，称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线为海上丝绸之路。后来，中国著名的陶瓷，也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药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一些学者因此也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
关于汉代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遣的使者和应募的商人出海贸易的航程说：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闻（今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乘船出海，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经五个月抵达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复沿中南半岛的西岸北行，经四个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卢（今泰国之佛统）。自此南下沿马来半岛东岸，经二十余日驶抵湛离（今泰国之巴蜀），在此弃船登岸，横越地峡，步行十余日，抵达夫首都卢（今缅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经两个多月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海岸之康契普腊姆）。回国时，由黄支南下至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向东直航，经八个月驶抵马六甲海峡，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岛），最后再航行两个多月，由皮宗驶达日南郡的象林县境（治所在今越南维川县南的茶荞）。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靬(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上述这条道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比如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当东汉初年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迁，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领了伊吾(今哈密)以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从伊吾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了。南北朝时期， 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的状态，而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长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城，西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合，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人们也叫它作“青海道”。还有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进入中亚地区。这条道路后来也被称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为兴盛。
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 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也这么说吧：
丝绸之路，指西汉（前202年-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从长安（今西安）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信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信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等。
丝绸之路（德语：die Seidenstrasse）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
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最为有名的要算班超再次通西域和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他们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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