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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去年10月17日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今年5月27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又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的政治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明了方向。河南省地处中原，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中国现代考古学从河南起步，中华文明探源从河南开始。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将站在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深刻领会，抢抓落实。
01中华文明探源伴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从河南起步
河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地。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联合中国学者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开展系统考古发掘，发现并命名了仰韶文化。根据在仰韶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并进而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
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出现了“古史辨派”，怀疑中国文献构成的古史系统。面对这样的问题，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证明了历史文献记载的殷商帝王世系是可靠的，并提出了把古书记载与考古成果结合起来的“二重证据法”理论。
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更是证实了商朝历史是信史。一些考古学者提出，中国考古学应当以重建中国上古史为己任。之后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了中华文明在本土起源并且在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过程中独立发展。中华文明探源始终伴随着中国考古学从诞生到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来最重大的命题。河南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和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从考古学一诞生就肩负着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伟大使命。
02河南考古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中坚力量
一是初步建立了各考古学文化序列。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年来，中央考古机构和河南省考古工作者主要围绕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个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反复讨论各考古学文化的时代、分布范围、所代表的文明形态等问题，逐步建立起了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明晰了各考古学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文化定位。
二是承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任务。2001年，国家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确定的几大研究片区中，中原地区无疑是重中之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河南郑州大师姑遗址等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邑，列入研究重点，其中五个都位于河南。河南考古学者在这个大型系统工程中先后负责并参与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等13个子课题的研究，成为该项目的中坚力量。
灵宝西坡遗址大型房址F105
三是持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围绕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2018年以来，河南省陆续启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和“夏文化研究”两个项目，其核心就是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阐释。其中“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主要聚焦距今5800年至4300年之间的考古学文化，也就是仰韶文化中后期至夏文化之前的阶段。这一时期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化发展并步入文明化进程加速发展的阶段，对灵宝城烟、北阳平、渑池仰韶村、宜阳苏羊、郑州双槐树、南阳黄山等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同时，开展了相关研究，推动了对仰韶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文明化现象等的深入认识，对于探讨中原地区早期文明起源具有决定性意义。
“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主要聚焦距今4300年至3800年的龙山时代及二里头文化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探索研究，以解决中华文明的成熟形态——“国家文明”——夏王朝的诞生过程为主要目的。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
（1）龙山时代，以嵩山东南麓的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淮阳平粮台等城址或中心聚落为核心开展工作，重点探讨不同环境生态、资源分布和文化传统背景下中原各区域社会复杂化的道路。平粮台城址方正的布局、严整规划的房屋、完整中轴干道对称的格局和完备的排水系统等多方面，无一不展示出强烈的规划性。尤其是方正规矩、中轴对称的理念和对秩序感的追求，此后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的一个根本思想和原则，开历史之先河，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价值。余庄遗址目前已发现中原龙山文化墓葬60座，其中大型墓方向、面积相近，成排分布，且均随葬成套的陶礼器，器物组合与摆放位置固定。这些现象反映出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社会分化严重，权贵阶层在墓地布局、墓葬规模、墓向及随葬品等方面遵守一定的规范，已形成较为严格的墓葬制度，对研究龙山时期中原地区的礼制、社会复杂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叶县余庄遗址出土陶器
淮阳时庄遗址地上式粮仓F6
（2）新砦期阶段，以新密新砦、郑州东赵、巩义花地嘴、平顶山蒲城店、淮阳时庄等遗址为核心开展考古工作，厘清其聚落布局和功能分区，搞清楚遗址各区域遗迹间相互关系及确定不同文化遗存分布状况，全面廓清新砦期和龙山末期、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等。
（3）二里头文化时期，以偃师二里头、巩义稍柴、伊川南寨、宜阳四岭等二里头文化大型遗址为中心开展全方位的聚落考古工作，并与龙山时代的城址和中心聚落相比较，重点探讨二里头时期都邑、次中心聚落在聚落布局、功能分区、大型建筑、墓葬形态等方面表现出的新变化，以及二里头中心都邑与次中心等聚落之间的关系，揭示二里头早期国家的管理运行模式。
03河南考古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新成果
2018年5月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初步成果表明，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河南省考古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重要时空节点。
一是深入探索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文化——仰韶古国。在距今5800年前后，河南省以灵宝北阳平遗址群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仰韶中期文化），已基本上可以确定为文明起源阶段的核心文化，其关键遗址包括灵宝北阳平遗址群、三门峡庙底沟遗址、渑池仰韶村遗址等。其中灵宝北阳平遗址群作为中原地区仰韶时期庙底沟类型文化遗址的典型代表，能够进一步深入对中原地区仰韶时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及文明发展程度的认识，被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命名为“仰韶古国”，推测可能和黄帝族群的活动有密切关系。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覆盖范围最广，人口规模最大，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积蓄了最深厚的人力和物力基础。庙底沟社会形成了“集体取向”的独特发展道路，影响深远，其“质朴执中”、重视宗族和集体事务的发展道路，如黄土般厚重，积蓄了中国式文明型国家构建的重要底蕴。庙底沟类型彩陶的传播东到大海，南抵长江，北到河套和辽河流域，西到甘肃，促进了各地区一体化，成为“最初的中国”一体化进程最靓丽的符号。
二是发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至距今5300年前后，河南省以巩义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晚期文化，已基本可以确定为初步意义上的文明形态，其关键遗址包括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西山城址、大河村遗址、荥阳青台遗址、汪沟遗址等。其中巩义双槐树遗址作为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高规格都邑性质中心聚落，为研究距今5300年前后中原地区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了关键材料，被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王巍等先生命名为“河洛古国”，推测可能是黄帝族群在中原地区活动晚期的中心聚落。
双槐树遗址功能布局示意图
双槐树遗址
已有考古资料显示，在属于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河南灵宝西坡、北阳平、孟津妯娌、巩义双槐树、郑州大河村等遗址出现了较明显的聚落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的现象，产生区域核心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聚落组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差别，即呈“金字塔”形多层级的区域聚落结构，中原地区正式开启了文明化进程。仰韶中期豫晋陕交汇“金三角”地区出现的“仰韶古国”，仰韶中晚期郑州巩义一带出现以双槐树遗址为都邑的“河洛古国”，这在中国史前各文化区中具有领先地位。
三是夏文化研究取得新成果。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各地陆续进入龙山时代晚期，人口普遍增长，聚落规模扩大，发展出若干新的区域性中心，如河南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等遗址，出现了分布最集中的中原城址群。
淮阳平粮台遗址南城门附近排水设施
淮阳平粮台遗址龙山时期道路及车辙痕迹
与此同时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和人群迁徙更加频繁，新的文明要素不断汇聚，社会发展持续积蓄力量。距今3800年前后，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基本可以确定为夏王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从这一时期以及更早之前的一些时候，中原地区已经确切地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这一时期的关键遗址包括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大师姑遗址、淮阳时庄遗址等。“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用登封王城岗提取样本确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该城址被部分学者推断为“禹都阳城”。禹州瓦店遗址是一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主的大型都邑遗址，文献记载“夏居阳翟”、“夏启钧台之享”地望在禹州，瓦店遗址可能与此有关。
淮阳时庄遗址发掘遗迹分布图2019-2020年度
淮阳时庄遗址在面积约5600平方米的人工垫筑台地之上，版筑有东、西两座围垣，内部围合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围垣之内分布有密集的粮仓建筑，粮仓内存储的粮食主要是粟和黍。这是我国年代最早的粮仓城，同时揭示了夏代早期在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和社会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国家治理能力，可以看作是物化的早期“国家符号”。
新密新砦遗址是一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填补文化发展序列空白，有部分学者推断该遗址和夏代早期“后羿代夏”历史相关。
偃师二里头遗址被多数学者认定为夏王朝中晚期都城遗址，可能是文献记载中的“斟鄩”。二里头文化，地处中原腹地，融合各方因素，与信仰和仪式有关物品虽然吸收了东方和江汉地区因素，但都邑格局和宫室建筑继承了中原传统，它的出现表明社会由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时期，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考古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早期国家的形成表明以中原为中心历史发展趋势的正式确立，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完成。
黄山遗址联排房址
此外，河南考古先后发现发掘的栾川人、灵井人和仙人洞原始人化石，勾勒出了中原地区人类进化演变的图景；李家沟遗址、裴李岗遗址、舞阳贾湖遗址印证了中原地区农业起源发展的高度；濮阳西水坡遗址、南阳黄山遗址等丰富了对文明起源内涵的认识。河南省累计共有50项考古发现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全国遥遥领先。
04推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成果活化利用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近年来河南省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为引领而取得的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保证国家政治安全、坚定民族文化自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仰韶文化博物馆和仰韶村考古遗址公园
在推动相关考古研究的过程中，河南省一系列重要大遗址得到保护、展示和利用，建立起了庙底沟遗址博物馆、仰韶文化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等一批重要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和舞阳贾湖、渑池仰韶村、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一批考古遗址公园。截至目前，河南省已经建成并对外开放的遗址博物馆达到11处，另外尚有7处遗址博物馆正在建设过程中。河南省已经获批并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达到4处，另有9处考古遗址公园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庙底沟考古遗址公园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内部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馆藏彩陶盆
贾湖遗址博物馆
二里头博物馆及考古遗址公园
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馆
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成立了早期中国研究中心，先后举办多届夏文化论坛和公众考古活动，已成为夏文化研究传播的重要阵地。2021年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举办期间，仰韶村考古遗址公园和庙底沟考古遗址博物馆同时建成开放，中国考古学大会及其他一系列纪念活动同期举行，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
河南省建成开放的各考古遗址博物馆，已成为考古研究机构推进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科研基地，成为文物部门向社会公众宣传文明探源成果的主要窗口，成为考古遗址保护和服务社会公众的重要文化设施，成为教育和文化旅游部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研学旅游的重要场所，在推动文明探源成果宣传普及推广、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一批国家级、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让诸多陈列在中原大地上的珍贵遗产，重新绽放璀璨光彩，推动考古遗址逐步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新的文化地标，保留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基因，增加了遗址所在城市的文化内涵，提升了考古遗址所在城市的文化知名度，优化了考古遗址周边居民生活环境，为市民提供了优美的文化生活空间，使文物保护成果惠及广大公众，初步凸显了考古遗址保护与文明探源工程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效益。
（供稿：河南省文物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总顾问：王巍 陈星灿
总策划：柳士发 李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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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相关资料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概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于2004年启动，正式名称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其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
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由科技部、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作为组织单位，科技部作为第一组织单位。考虑到这一项目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参与的学科和单位多，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难度较大，科技部决定将项目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实施时间为2004年至2005年，工作的范围放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原地区，重点探索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即文献记载和尧舜禹和夏王朝的时期）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态。同时，为下一阶段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实施方案。工程的第一阶段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第一项目执行单位，参加项目的还有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郑州大学、河南省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工程的第一阶段的项目共设置了五个课题，即“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化谱系及其年代”；“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状况研究”；“以中心性城邑为核心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的综合研究”。
工程第一阶段探讨并初步回答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环境背景、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关系、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并为“十一五”全面开展探源工程制定实施方案。工程对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出土的遗存开展包括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等多项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工程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多学科结合。参加工程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年代测定、环境科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冶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十多个学科。这些学科的学者各扬其所长，优势互补，密切协作，联合攻关。在工程立项之前，便共同商讨立项方案，共同研究技术路线，共同决定工作计划。在实施工程中，也经常沟通、协商，及时解决工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工程的另一特色是不仅注意文明要素的追溯，而且注意考察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其背景、原因与机制。即不仅研究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还要探索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是哪些因素导致其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各个因素在其中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探源工程项目立项以来，在各参加单位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经过为其近两年的工作，工程各个课题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尤以在中原地区几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心性城邑的考古发掘与综合研究和多学科结合对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期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继续探索
地处中原文明的腹心地区———洛阳盆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著名的青铜时代都城遗址。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时代约为距今3800年~3500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王朝时期。这一兴盛了约300年的都城遗址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遗存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这里发现的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等，早为学术界所熟知。二里头遗址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同时，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学界的公认。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于新世纪伊始，将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发掘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予以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二里头工作队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中心区进行了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对遗址范围的重新探察、对遗址整体布局的再探索、对中轴线规划的宫殿建筑群的确认，以及二里头文化末期若干重要遗存的发现等等，把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推向一个崭新的层面。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近年考古新发现中的几个“中国之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车辙痕迹、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及用工最巨、制作极精的早期龙形象珍品———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这些新的考古成果，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自2004年起，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正式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在课题实施过程中，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积极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从聚落考古学的角度对遗址进行深入勘查和探究。2004~2005年两个年度的发掘，发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这些发掘紧紧围绕着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规划和布局这一重要学术课题，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
一、确认宫城西墙，最终搞清了宫城的范围、结构及时代。根据钻探勘查掌握的线索，在宫城西墙可能存在的区域进行追探和试掘，最终确认了宫城西墙。宫城西墙残长150余米，基槽宽约2.4米余。至此，宫城轮廓全面显现。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城墙沿已探明的四条大路的内侧修筑，在宫城外侧的早期道路上又形成了宫城使用时期的大路。东、西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378米、359米，南、北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295米、292米，宫城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
依据多组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可以确定宫城城墙的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或稍晚。
二、发现了宫殿区外围的第四条大路，确认中心区道路网的存在。在追探宫城西墙的过程中，又在宫城西墙外发现了另一条南北向大路，残存长度200余米。已发现的四条大路的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四面围墙和宫城的方向基本一致，构成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其围起的空间恰好是已知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集中区，面积逾10万平方米。经解剖发掘可知，上述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
三、全面揭露了宫城西南部的7、8号夯土基址等重要建筑遗存。在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各发现一座与夯墙方向一致的夯土基址，跨建于城墙的建筑轴线上，与城墙相接。其中7号基址位于宫城南墙之上，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基址南大门的正前方。8号基址建于宫城西墙之上，位于1号基址的西南。从层位关系和相对位置看，两座夯土基址的建筑与使用年代与宫城城墙相同。
由上述新发现可知，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宫殿区围以方正规矩的城垣；宫城、大型建筑以及道路都有明确的方向性，宫城内至少分布着两组具有明确的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这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
四、在宫城以南新发现一处大型围垣设施。这一大型围垣设施的垣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编为5号墙，已确认了东墙北段、东北角和北墙大部。其中东墙位于宫城东墙的南向延长线上。已知东墙长度达80余米，且继续向南延伸。北墙北距宫城南墙11米余，与其大体平行，已知北墙长度近200米。5号墙的宽度在1米左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少东部地段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第二部分编为3号墙。该墙位于上述5号北墙以南约7米余，与其大体平行，方向88度。墙宽与宫城城墙一样，也在2米左右，有较宽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已确认的长度达200余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该墙应为围垣设施北墙的加固增筑部分。
宫城以南新发现的夯土围墙，内侧即为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向南不远处则有大型青铜冶铸作坊。有理由推断，这一以围墙环绕的封闭区域极有可能属官营手工业作坊区。这些发现为探索遗址中心区的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线索。
五、新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2004年春，我们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绿松石块粒达数千枚，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据初步观察，有些石料尚可作为原料使用。该坑时代属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在后来的工作中循此线索进行系统钻探，在30余米见方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绿松石废料，又经小规模的试掘，确认这一带存在一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三期。
六、确认宫城东北部二里头文化末期大型建筑基址群的存在。在2号宫殿基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处大型建筑基址群。其中6号基址已全面揭露，面积达2500余平方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该基址由主殿、西庑和东、南围墙及其圈围起的院落组成，其东墙即宫城东墙。发掘区内发现的遗迹有大型夯土台基、若干柱础和夯土墙，其西庑南北排列的柱础与2号基址西庑廊柱大体在同一直线上。位于6号基址以西，与其隔路相望的至少还有1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详情有待进一步探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末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群属首次发现，为判明二里头都邑的兴废过程提供了新的资料。
七、揭露出大型绿松石龙形器。2002年春，在清理宫城东部早期大型建筑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我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厘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做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作为华夏文明探源研究中的一个已知点，二里头遗址其实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谜本身又是解开华夏文明形成之谜的钥匙。关于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尚有许多课题需要通过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及多学科合作来完成，任重而道远。我们相信，随着以聚落形态研究为中心的田野考古工作及包括自然科学手段在内的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二里头遗址在探索华夏文化的源流、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将进一步彰显，展现出新的辉煌。（许宏）
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新进展
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刘砦乡新砦村，东北距郑州市32.3公里，该遗址以富含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新砦期”遗存而著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之后，新砦聚落布局探索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第一阶段研究的首批启动项目之一，通过2002年~2005年的持续钻探和发掘，这一课题已经初步取得了明显进展。
一、初战告捷：2002年摸底调查与重要线索
2002年春，从遗址中央部位向四周呈放射线状钻探，经过初步钻探大体确认遗址的总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考古学者分别在遗址各区进行试掘，了解到遗址内各区大体同步，共同经历了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早段、新砦期晚段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从而表明新砦遗址的四个区原本有可能是连接在一大片的大型聚落遗址。在梁家台东北高台地进行网格状钻探，发现一大块地方（南北约15米、东西约50米）基本上不见灰坑，钻探出来的土层土质坚硬、包含物极少，很有可能为重要遗迹现象所在地。在梁家台村东北高台地进行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大型建筑一座。该建筑为浅穴式，当年追查出该建筑南北宽14.5米、东西长50米以上。
二、重大发现：2003年发现围壕与城墙
2003年上半年通过钻探和试掘发现新砦围壕，围壕的平面基本呈圆角长方形，将整个遗址包围起来。围壕宽通常在25米~30米左右，个别地段宽达60米以上，深5米~7米。在西围壕的中间地带，发现有一宽30余米的缺口，当为通向聚落内部的门道。2003年下半年，发现位于围壕以北约200米处的东西向外壕。在遗址的西南部发现包围A区的内壕。2003年下半年，对北围壕进行解剖，确认内壕的内侧原定为“黄色填土”的部分实为城墙的夯土，灰色填土的部分是壕沟的填土。新砦遗址发现城墙是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重大收获。
三、扩大战果：2004年大面积揭露大型建筑与城墙西北角
2004年上半年尝试采用同心圆加发射线式钻探方法，对遗址西北部即B区及其西北高地进行钻探寻找墓地未果。2004年下半年，对A区大型建筑和城墙西北角进行大面积发掘。两项结果都取得圆满成功。
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发掘，进一步查明该建筑东西长度成果90米、南北宽14.5米。当年已经将大型建筑的大体范围揭露出来。城墙西北角的发掘证实了钻探的正确性，城墙转角处平面为史前城址常见的弧形转角，地层关系与土层结构、形状亦与北城墙解剖沟所发现的一致，初步说明新砦城墙和壕沟的确存在。
四、初步结论：2005年完整揭露大型建筑和西北城角
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全面揭露和重点解剖，查明大型建筑整体呈刀把形，总面积达1千余平方米。它以原有的一条东西向大路为基础，向大路南北两边延展，首先挖成一个低于当时活动地面的大型基础浅坑，再于基坑的周壁附加泥条和数列“窄墙”，基坑内亦相应铺设数层厚约5厘米~10厘米的垫土层，形成踩踏面。在这一大型活动场所的基坑周边及其圈定的范围内部不见柱洞，说明它很可能原来就是一处大型露天活动场所。至于其功能，有可能与古籍记载的“坎”之类的祭祀遗迹有关，当然，也不排除为一大型公共露天活动场所的可能性。
通过对西北角城墙经过重点解剖，发现了新砦期的城墙被二里头壕沟打破的地层关系，这样的地层关系在东、北和西三面的城墙与壕沟的解剖沟处处可见，显然表明新砦城墙与壕沟式有计划统一施工的结果，这种将整个遗址包围起来的遗迹只能是人工修筑的城墙及其护城河，不会是自然河道的遗留。
新砦遗址聚落布局的探索虽然已经初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前面要解决的疑难问题还很多，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们继续关心和新砦课题的研究工作，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大更多的收获。（河南新砦队）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继200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临汾市文物局在陶寺发现了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的陶寺文化中期城址之后，2002年至2005年，陶寺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聚落反映社会组织”子课题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发掘陶寺城址，初步探索陶寺城址布局概况。共发掘3000余平方米，确定了陶寺早期小城、大贵族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大贵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天文观测建筑基址。
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位于陶寺遗址的东北部，城内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从Q4至中梁沟东岸），面积约56万平方米；方向角315°。
陶寺城址早中期的宫殿区位于早期城址的中南部，约5万平方米。陶寺宫殿区位于早期小城中南、中期大城的东北部。在清理宫殿区的情理过程中，发现大量建筑垃圾堆积中，出土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同时还清理了一些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当属宫廷垃圾。如陶甑人形鋬、鸮面盆鋬、大玉石璜、陶鼓残片、绿松石片、红彩漆器、建筑材料陶板残片（板瓦）、尊形簋、圈形灶等，这些奢华的遗物证明，即便是这里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品质在陶寺城址中也都是最高的，意味着这里的建筑规格最高，居住者的地位等级最高。
我们在陶寺中期小城的西北角钻探出一处陶寺文化中晚期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大、中、小型墓皆有，分布密集。陶寺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只有小墓。清理的中期大墓M22墓坑为圆角长方形，开口长5、宽3.65米，底长5.2、宽3.7米，墓底距地表深8.4米，墓口距地表深约1.4米，墓深约7米。距墓口140厘米深处的填土中，发现1具被腰斩青年男子人牲骨架，上半身仰身，下半身俯身。IIM22中心部位有一个陶寺晚期的大扰坑，直捣木棺，正好将棺木上部大半毁坏。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均被扰坑毁坏。扰坑底残着留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而墓主的头骨则残留在棺的衬板尸床上。扰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钺1件、玉钺残块1片、玉饰品和绿松石嵌片等20余件。IIM22棺是由一根整木挖凿出来的船形棺，长约2.7米、宽1.2米、残高0.16米~0.3米、板厚0.03米。墓室里棺周围的随葬品没有扰动痕迹，出土随葬品72件（套），其中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不包括6件玉石钺的漆木柄），红彩草编物2件，另有猪10头，公猪下颌1件。
大墓周围共清理墓葬6座，时代均为陶寺中期。中型墓4座，小型墓2座。所谓中型墓长在3米左右，宽在1.6米~2米左右，自深2~4米。小墓长1.9、宽0.5、深0.2米左右。所有墓葬都受到陶寺晚期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中型墓均有独立的扰坑，几乎被扰乱一空。中型墓IIM26，陶寺晚期被两次盗扰，墓底残留部分棺底板板灰和残缺人骨，伴随一些绿松石珠。北壁壁龛内残留一组彩绘陶器和一件骨器。陶器有小口折肩罐2、双耳罐2、盆1。另有动物肋骨1枝。
陶寺中期小城内大型天文观测建筑基址IIFJT1以陶寺中期大城南城墙Q6为依托，向东南方向接出大半圆形建筑。建筑由半圆形外环道和半圆形台基建筑构成。建筑基址由夯土台基和生土台芯组成遗迹包括外环道直径约60米，总面积约为1740平方米。台基直径约40米，总面积约1001平方米。三层台基生土芯直径约28米，面积约323平方米。
城墙Q6、环道、和第二层夯土台基基础皆使用小板块错缝法夯筑。
环道呈半圆形，环绕台基。由台基东侧路沟和台基南、西侧的路基构成。环道西部接在城墙Q6上。东部以路沟横穿城墙Q6豁口。夯土台基大概有三层。
第一层台基呈帽檐状，接在台基的东部。可能主要担当由正东门、东南角门上台基的坡道作用。生土半月台属于第一层台基，面向正东，很可能与东方祭祀有关。第二层台基呈半圆环状，东、西两头接在城墙Q6上，基坑也深6米。第三层台基主要是观测柱缝部分，在台基的东部和西南与第二层台基合为一体。台基芯主体由纯净黄生土构成，也以城墙Q6为依托呈半圆形。
第三层台基夯土挡土墙内侧那11个夯土柱以及10道缝，经解剖后发现是在弧形夯土墙基础面上，按照特殊需要人工挖出来的，残深6厘米~10厘米。基础墙深2.6米左右，至第三层台基南部结束，此处已无日出观测意义。夏至缝柱建筑基础则设置在第二层台基的基础上。所有12道观测缝，均可站在一个观测点望出去看到对面崇峰（俗称塔儿山）上的某个点，由此点的日出制定一个太阳年的“地平历”（或称定点历）。经我队近一年的实地模拟观测，这些缝可以看到冬至、春分、秋分等共计20个陶寺文化使用的重要节令日出。台基西南、西北部没有发现观测日落用的夯土柱缝遗迹。
最重要的发现是陶寺观测点夯土标志，它位于第三层生土台基芯中部，打破生土。该夯土遗迹共有四道同心圆。中心圆面直径25厘米，二圈同心圆直径42厘米，三圈直径直径约86厘米，外圈同心圆直径145厘米，基础残深26厘米。第二、三两道环皆为柱状，垂直上下。天文史学家基本认同该遗迹与天文观测有关。我们认为它可能同时兼有祭祀功能。
陶寺遗址考古工作，从城墙、宫殿、王级大贵族墓葬、观象与祭祀建筑、大型仓储等一个要素方面，不仅为世人揭示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而且展示出一个上古时期都邑聚落要素最全的标本，在以考古证明“尧都平阳”方面又跃进了一大步。陶寺观象台的考古发现引发了国内天文史学界的研究热情，在国际天文学界已引起了热切关注，英国《自然》杂志2005年11月10日第438期、德国天文学杂志《AstronomieHeute》2006年1~2月期及时报道了陶寺观象台考古发现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天文史学家席泽宗院士称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天文学的真正开端。（何驽）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与夏文化研究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登封市告成镇西部。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东部为五渡河，南部为颍河，遗址南眺伏牛山余脉的箕山和大、小熊山，西靠八方村，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岗遗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进行过发掘，发现了东西并列，总面积在一万平方米的两座小城。当时，发掘者提出，该城可能是文献记载“禹都阳城”的所在。但是，由于城的面积过小，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2002年~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专题组，2004年~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专题组在告成八方王城岗遗址展开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原来发现的小城以西，发现一座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这座大城北城墙残长约350米，残高0.5米~1.2米，复原长600米；西城墙复原长度为580米；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大城的北城壕保存较好，长约620米，宽约10米，深约3米；西城壕仅保存西北角，残长约135米，宽约10米，残深1.5米~2米，复原长600米；大城的东、南两侧利用了自然河道作为城壕。复原后的大城总面积可达34.8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在河南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在大城内，发现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重要遗存。
关于王城岗大城与原来发现的小城的关系，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拐角处的夯土城墙，可知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从对两者的包含物比较后可以初步认为，小城的使用年代是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二至第四期，大城的使用年代属于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三、四期。从王城岗小城与大城的位置看，当时人对王城岗城的修建可能是有规划的，即先建小城，后扩建大城。大城和小城是否有功能上的区分或不同，是我们应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注意的。
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先后有两座小城和一座大城存在并可能被同时使用过。联系到历史上夏的鲧、禹、启的传说多集中在这一带，遗址附近曾出土战国时期的“阳城”陶文，可知该地区战国时期称为“阳城”。小址开始被使用的时期为河南龙山文化第二期的年代略早于公元前2000年，我们认为，它有可能是禹的父亲鲧“作城”有关，而兴建年代略晚于小城的大城有可能与“禹都阳城”有关。
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已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即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上述考古发掘和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与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随着此项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王城岗城址的“禹都阳城”说将会得到新材料的更加有力的支持，同时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和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会不断深化，它必将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难得的重要资料。
最早的中国起源在哪里？是陕西吗？有什么说法？
最早的中国起源在哪里？是陕西吗？有什么说法？是的。考古专家一致认为，最早的中国在山西省的西南部，也就是现在的山西林允运城地区！
现在公认的中华文明从伏羲开始，包括大湾遗址。伏羲时代，人们盖房子，钻木取火，结网，捕鱼，开始计算。这个时代距今约7000年前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中后期。大约4500年前，炎黄李杰出现，中华民族进入了初步的文明时代。中华民族包括华夏族、东夷族、南满族等少数民族。伏羲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炎黄现在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直到晚清和中华民国，他们才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所有中国人都是炎黄的后代。
炎、黄、帝之后，中华民族从尧舜、禹到夏、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后考察了河南灵宝的西坡遗址、陕西临汾的道士、河南登封的王城江遗址、河南的新民遗址、河南燕沙的内府遗址、河南郑州的工具遗址、陕西的税务遗址、浙江的两地。最后得出了结论。长江、黄河、辽西地区共存于中国文明中。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明更加先进。伊苏里遗址可能是夏末遗址。
道士遗址可能是辽的首都。一开始认为燕、黄、尧、舜、禹是部落联盟的领导人是错误的。中华文明似乎从尧舜时代开始进入了初期的国家形态。当时贫富两极分化相当严重。大墓里有几百件陪葬品，小墓里只有几件！同时，在道士附近也发现了数十个类似的遗址。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华民族的妖时代已经形成了早期的国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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