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吐谷浑墓葬,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整体呈现

11月22日，国家文物局第四期“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新进展工作会发布了甘肃天祝岔山村墓葬、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等4项考古工作新成果。

甘肃、青海、新疆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省份，四项考古新成果为深入了解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历史演变过程、族群源流、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以及环境变迁等提供了实物资料，实现了丝绸之路研究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步推进，意义重大。

其中，位于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唐墓，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后，确认为武周时期吐谷浑王族成员喜王慕容智墓，墓葬由单室砖室墓，由封土、墓道及壁龛、封门、照墙、甬道和墓室等组成。墓道内随葬有木构件、墨绘砖块、调色石、木旌旗杆及殉牲（马、羊）等，近墓门处东西两侧各设一壁龛，壁龛内均随葬有彩绘陶、木质仪仗俑群，总计70余件组。

墓葬出土墓志一方，上篆书“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志文内容显示，墓主为“大周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智，因病于“天授二年三月二日薨”，终年42岁。墓志载慕容智系拔勤豆可汗、青海国王慕容诺曷钵第三子。该墓的发现，对完善吐谷浑后期王族谱系及相关历史问题起到重要补充作用。

墓志信息显示，慕容智去世后，按照礼制于“其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大可汗陵”为首次出现，其是否意味着附近还存在“大可汗陵”值得重视。在墓葬发掘期间，考古人员进行了初步调查，在该墓东五公里范围内发现有四处疑似同时期的墓葬，该区域是否为“大可汗陵”区，需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予以确认。

专家认为，该墓为武威地区发现和发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在国内亦属罕见，是吐谷浑墓葬考古研究的重要发现。该墓的发掘为研究后期吐谷浑葬制葬俗及唐与吐谷浑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来源丨国家文物局

考古找到更多中华民族的记忆

2021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3月31日揭晓。无论是最终上榜的10个项目，还是止步于终评的10个项目，都是2021年度全国1700余个考古项目的代表。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中国样本抹掉“莫维斯线”

该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

阿舍利技术是早期人类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20世纪40年代“莫维斯线”假说，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该线以西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是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本次皮洛遗址发现的阿舍利组合，为“莫维斯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

专家点评：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这个遗址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在旧石器时代遗址里，是极为罕见的大型遗址。皮洛遗址海拔3700多米，目前发现的手斧已距今13万年，这意味着13万年甚至更早以前，中国人类已经可以征服高海拔、高寒等极端环境。新的发现突破了“莫维斯线”，为研究早期大范围人类的迁徙、技术交流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三星堆遗址4号祭祀坑出土的扭头跪坐铜人像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组合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郑家湖墓地出土的漆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的金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岗上遗址南区墓地出土的典型玉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璜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中慕容智墓石志盖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明中都遗址宫殿基址出土的螭首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独山玉制造的“工业园区”

该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

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若干“前坊后居”式大型建筑遗址、“坊居合一”式中型建筑遗址。这个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特别是最大的、编号为F1的“前坊后居式”7单元大型连间长房，面积超过150平方米，极为罕见。

从遗址中出土与制玉相关的工具、原材料几千件。一件磨石墩上甚至绘有褐红色人物劳动、卧猪、兰草写意图，堪称绝品。石器质地主要是独山石，以农具和兵器为主。玉材主要为独山玉。

在黄山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加工制作的相关资料。南阳有独山玉，玉产自独山，这就是人类最早利用、开发优质石质材料的案例。这里制作出来的东西流传范围不断拓展，这里就变成了经济中心、制造业中心等。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晚期的城

该遗址位于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东部漷河两岸，时代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主，也有部分东周、汉代遗存。

考古发现了巨大的城址：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550米，面积达40万平方米，城墙宽10 22米，壕沟宽10 60米，最深处2.8米。这是海岱地区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墓葬分布集中，有明显成列排布规律。墓葬等级差异巨大，主要表现在体量、葬具结构及随葬品等方面，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三联棺、器物箱等葬具结构均是目前最早的发现。

专家点评：陈星灿（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这是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而且还是一个巨型的城。遗址上的墓葬之间规划有序，大墓可以在10平方米左右，大墓的随葬品100多件，这是非常罕见的，表明这个 社会 高度分化。这个遗址之所以重要，因为对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尤其实证黄河下游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五千年 历史 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发现“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沟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

6座“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12000余件（近完整器超过2300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余根，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中出土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如顶尊跪坐铜人像、铜圆口方尊、玉琮、丝织品、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认识。

专家点评：陈星灿（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通过实物，尤其这次6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再一次具体而微地实证了巴蜀文明、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

活化大一统进程中重要节点的 历史 场景

该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本次考古清理了一批难得的秦文化饱水墓葬，极大地丰富了秦墓资料的完整性。收获了战国晚期的木觚全文约700字，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觚”，字体是典型的秦隶，形制罕见；觚文不见于传世记载，为今人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还发现了罕见的葬具木板画，年代为战国末至秦代和秦汉之际，题材均为首见，填补了这一时期中国墓葬绘画的材质与类型的 历史 空白。

专家点评：王巍（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郑家湖墓地的AB区是楚人的，C区是秦人占领这个区域之后的墓葬。这些材料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 历史 过程，为研究战国晚期至汉初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大一统的 历史 进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典型个案。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这里才是汉文帝的霸陵

该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上，北距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约2000米。经过多次勘探，最终确认该墓为“亚”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地面无封土，墓室边长73米，四周环绕110多座外藏坑，外围以“石围界”和门阙形成陵园。它与其西侧的窦皇后陵外围还探出了一周更大范围的夯墙遗址，形成了围合二者的大陵园。在大陵园内，还发现有两处23座外藏坑和4处建筑遗址。外藏坑中还清理出“车府”“器府”“中司空印”“南葆司空”“北葆司空”等明器铜印。

考古资料表明，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通过这次考古发掘，否定了霸陵在凤凰嘴或者汉文帝挖山成墓的说法。通过江村大墓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到，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都是模仿生前的活动、居住场景，这个理念是后来中国历代皇帝陵墓的一大特点。此外，发现的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神秘王族的归宿地

该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

考古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该墓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内出土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其中如胡床、六曲屏风、列戟屋模型、成套武备等，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该墓出土的墓志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的存在，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利用汉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初步判断为吐谷浑本民族文字。而编号为“马场滩M2”墓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有关吐谷浑蓬子氏的记载，对研究吐谷浑史、唐代军事建制，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唐蕃战争、延州阁门府及“安塞军”的来源等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吐谷浑喜王慕容智的墓，随葬器物非常丰富。尤其是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让我们知道了唐代纺织技术的高超。这个地区处于唐王朝管辖西域的交通要道上，对于研究唐与丝绸之路沿线各个部族、民族的关系、交通史、工艺美术史等方面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一手资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唐王朝时期统一多民族关系的形成。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唐代西域戍边的记忆

该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无人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以及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 社会 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如文学作品《游仙窟》为国内现存最早且唯一实物标本。各类文书包罗万象，可谓是一座全面反映唐代边防生活、边疆治理的档案馆。

专家点评：闫亚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

该遗址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考古发掘，系统全面揭露了遗址的全貌。出土的文书所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考古发掘成果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也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物教材。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宫城

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乡凤阳兴建的都城。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通过2015年至2021年的发掘，已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通过揭露夯土台基及其内部磉墩，厘清了宫城内前朝区宫殿基址及部分附属建筑的布局。主殿前后殿加穿堂的结构，与宋元时期宫殿建筑形制较为接近，后殿西侧附属建筑组合则与北京故宫内同位置的建筑组合十分相似。

专家点评：闫亚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

通过2021年度的考古发掘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中都体现了对宋元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以及它对明代南北两京工程规划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考古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对明中都遗址的认识和研究，对研究我国古代都城规划、营建思想等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从普通居住点到政治中心的演变过程

该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明晰了鸡叫城聚落群的演变过程。在距今八九千年的彭头山文化时是普通的居住点，逐渐发展为环壕聚落，然后发展为城壕聚落及聚落集群，一直延续至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显示出极强的内在凝聚力。

考古人员发现的编号为F63的木建筑，建于距今四五千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由主体建筑和外围廊道组成，坐北朝南，主体建筑是建在若干立柱上，类似于杆栏式建筑。这是中国考古百年的首次发现。

鸡叫城遗址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演变过程：这个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更早阶段开始，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当地就有人，一步一步发展到巨大的城市中心，周围还有大大小小的遗址，变成了区域的 社会 ， 社会 程度是不是进入文明，这都值得深入讨论。

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都有哪些古迹上榜？为什么上榜的是它们？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本届评选推介活动共收到32个参评考古项目，经项目汇报、综合评议等环节选出10个项目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皮洛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遗址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500米，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2、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黄山遗址位于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南、白河西岸，分布在一处五级台地组成的高17米小土山上及周围。

3、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鸡叫城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地处洞庭湖西北的澧阳平原，西南距城头山遗址13公里。

4、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遗址位于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东部漷河两岸。发掘区位于320省道南北两侧：南区位于城外南部岗地，北区位于城内东南区域。前者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墓地，后者为大汶口文化中期墓地和居址。

5、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自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发现“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沟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

6、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

郑家湖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西距睡虎地墓地约3000米。

7、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江村大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上，北距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约2000米。项目自2006年开始考古调查、勘探工作，考古发掘自2017年持续至今，发掘面积总计6050平方米。

8、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墓群整体呈现出“大集中、小分散”的分布特征和“牛岗僻壤、马鬣开坟”“地踞龙堆”的墓葬选址特征，以唐代葬制为主，兼有吐谷浑、吐蕃、北方草原等文化因素。

9、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无人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

10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乡凤阳兴建的都城。洪武二年（1369年）诏建，六年后以“劳费”为由罢建时已初具都城规模。

为什么上榜的是他们，这些古迹有什么研究价值呢?

1、对文物的研究，难以做到将文物蕴含的全部信息都提取并阐释出来，而且限于人类社会自身的局限性，有些研究和结论甚至可能是错误的，这这些错误很可能会影响到对文物信息的记录，保留本体，就是保留现有研究体系的纠错能力。

2、从人类心理来说，对文物的审美、欣赏和体验的保障，是文物本体的“存在”。失去了这种存在，仅仅提供记录性信息将影响到欣赏着对文物的移情能力。

3、从博物馆学角度，文物从历史时期能够流传至今，被认为是文物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种流传则对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有见证意义（譬如传世文物的流传，可以说明流传时期认为这些文物是有价值的），毁灭了本体，则这重意义将不复存在。

综上，对于文物这种存在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的确，这些古遗迹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文化财富，同时可以对当今世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丰富一个国家及民族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