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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市积极围绕“一轴一城、两园三带、一区一中心”重点任务开展考古与大遗址保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深刻揭示了古都北京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辉煌成就。
2014年3月1日，北京市施行《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这是全国首部以省级政府令的形式践行“先考古、后出让”理念的重要举措，从源头上为北京地下文物保护提供了制度保证。
十八大以来，北京市共完成各类考古勘探2173项，勘探总面积22002万平方米；完成发掘828项，发掘总面积79万平方米，发掘古房址、古墓葬等各类古代遗迹数量3万余座（处），出土各类文物5万余件（套），项目数量及面积均居全国前列。
这些项目既包括北京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冬奥场馆、世园会等国家重点工程，也包括棚户区改造、医院、学校、轨道交通等市属建设项目。考古工作有力保障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路县故城、广阳城、净德寺、清代庄亲王园寝与和敬公主园寝等一大批重要遗址得到有效保护。
工作回顾
新石器时代
平谷区平安洞遗址是北京首次发现的洞穴类型的有确切地层依据的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洞穴遗址，初步的碳十四测年显示，最早的时代在距今1.1万年，出土了丰富的打制石器、陶片和装饰品等文化遗物及大量的动物骨骼碎片。陶片器型原始，烧成火候不高，夹砂较多且砂粒较大，为研究早期陶器提供了线索。发现多件穿孔螺壳，为同一种类且大小均匀，穿孔位置固定，初步观察有佩戴的痕迹，为研究新石器早期人类的审美和艺术提供了难得材料。平安洞遗址为研究区域旧新石器过渡和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和生计方式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
平安洞出土新石器早期陶片
平谷区东老虎山遗址发现了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片等遗物，首次在平谷区发现雪山一期文化遗存，为研究北京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与发展谱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西周时代
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宫殿区之外发现了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夯土地基保存有至少四层活动面，墙体最高处残存近1米，部分区域可见夹墙柱的柱洞痕迹。在城内西北角发掘房址3座，面积在10-20平方米之间，推断其废弃时间约为西周晚期。发掘墓葬5座，均为竖穴土坑墓，一棺一椁，墓向相近。新出土的奂卣、奂尊等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太保墉匽”的内容，证实了召公建匽的史实，为北京地区三千年筑城史提供了最早的出土文献证据。
琉璃河遗址出土西周早期青铜器
大兴区旧宫遗址首次在北京东南部地区发现西周早中时期小型聚落遗址，对研究西周文化在北京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价值。
战国—汉代
路县故城遗址发掘的遗迹包括墓葬、城墙、城壕、窑址、水井、房址、道路、灰坑、冶铁炉等，明确了城内外的布局、范围与功能。该项目于2017年获“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城外发掘古代墓葬9000余座，时代上至战国，下至明清。城郊遗址区发掘250余口两汉时期水井，是北京首次考古发掘并记录的汉代井群。陶窑、水井与房址，冶铁炉、水井与灰坑共时存在，其功能组合为了解和复原遗址的手工业生产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也是北京两汉时期手工业遗存的首次大规模发现。
路县故城西南部遗址发掘区
平谷区白各庄墓葬群从西汉早中期一直延续到东汉晚期，对于认识北京东北部区域汉代的文化面貌、家庭与家族的内部构成等具有重要价值。
广阳城遗址确定了广阳城的具体位置，弄清了城址范围与城垣形制。在广阳城以东发现了大型墓地，主要为两汉魏晋时期。考古发掘对研究广阳城城址及墓葬的布局关系、城址兴衰以及墓葬特点、丧葬习俗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大兴区安定镇大渠发掘的汉代砖室墓，分为单室墓、双室墓、三室墓、多室墓。墓室顶部有券顶、盝顶、穹窿顶等多种形式。是研究汉代幽州地区社会经济、墓葬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大渠汉墓出土汉代陶楼
魏晋唐辽金
延庆区李四官庄发掘出两片魏晋家族墓，在北京地区极为少见。出土了金器、银器、铜弩机等文物，并发现有“上谷”字样的铭文砖。
鱼儿沟隋代墓地是北京地区第一次发现的隋代墓葬，填补了隋代考古的空白，出土的铭文砖为探讨房山区的建置沿革提供了实证。
鱼儿沟隋墓出土隋代纪年砖拓片
密云区中医医院迁址新建项目发掘出两段唐代城墙基址和明清时期城墙遗迹。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唐代城墙墙基为檀州城。此次考古发现对研究和探讨密云区的城建史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规模巨大，形制特殊，整体结构保存完整，出土了大量精美石雕。壁画数量众多，在墓道、东西耳室、主室、东西侧室及后室等各部位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布。内容包括乐舞表演、家居生活、彩绘建筑、动植物等，描绘了当时的生活习俗、娱乐方式与建筑风格，有助于研究北京地区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贵族生活和精神追求。
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夫妇合葬墓
辽代大庄科矿冶遗址群由矿山、冶炼、居住遗址等构成，遗址类型系统、丰富，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辽代矿冶遗存中保存冶铁炉最多，且炉体保存相对完好的冶铁场所。为开展辽代冶铁技术研究以及中国古代冶金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该项目于2015年获“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辽代大庄科冶炼炉
房山金陵石门峪帝陵区发现了地栿槽和石栏板，确认了石门峪帝陵区存在高规格墓葬，属文献记载中的诸王兆域。在磐宁宫遗址勘探发现了三进院落遗存。进一步了解了金陵遗址的布局、形制和保存状况。
金中都城墙遗址的发掘基本厘清了金中都外城城墙的保存状况、形制结构，及其与城外护城河、城内顺城街道路的关系，首次正式确认了城墙、护城河的宽度及营建方式，完整揭露的马面遗迹也是金中都考古的首次发现。
近年来在金中都城内西南、东部和北部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房址、灰坑、窖穴、灶址、水井、大型建筑基址以及不同级别的道路遗迹等。初步推测与史料记载的美俗坊、东开阳坊、富义坊、南永平坊、开远坊等“里坊”密切相关。
金中都西城墙夯土遗迹
三合庄遗址出土的炭化高粱属于金代早中期，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高粱遗存，对研究高粱传入中国的时间、途径、在农业中的角色等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发现的大量金代栽培稗，为研究胡汉在生活方式、饮食结构上的全面融合提供了生业经济和农业依据。
元明清
中轴线考古先后对西板桥、正阳桥、先农坛等重要节点开展了考古工作。鼓楼迤西35号院内发现了10座灰坑，出土了一批元代瓷片，是研究北京中轴线和鼓楼区域历史沿革的重要考古材料。
西板桥桥址及其河道的考古发现，为探讨北京中心城区元代以来内金水河水系的历史面貌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正阳桥考古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石质镇水兽，对研究正阳门前护城河及防御、水利、交通体系等具有重要作用。
明代正阳桥镇水兽
张家湾明代石桥建造年代为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是北京地区一处用于通达交通、往来货运的要道，至清代仍有沿用。该石桥的发现为研究大运河水系及码头变迁提供了实物资料。
净德寺遗址是北京首次对明代宦官墓及与其有依附关系的寺庙遗址进行发掘。初步摸清了净德寺建筑群布局，确定了净德寺为坟寺。新发现的睿亲王淳颖园寝，为研究清代亲王葬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净德寺出土明代金质金刚杵
长城考古为配合长城规划、修缮、抢险加固和保护设施建设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对延庆柳沟西山长城敌台遗址、昌平南口城、上关城护城墩遗址、怀柔箭扣长城遗址等开展了长城考古，推动和推广形成新的长城保护工作范式。延庆大庄科长城3、4号敌台及边墙遗址考古工作确定了该段长城的营建时代，明确了空心敌台建筑规制和基础部分的工程做法，了解了长城废弃后的坍塌、堆积过程以及后人对其的利用过程。
明代延庆大庄科长城4号敌台
先农坛清代耤田（一亩三分地）遗址考古发现了礼仪活动场所和耤田遗迹，是研究中国古代重农思想和耤田制度的重要内容。
西城区醇亲王南府遗址规模较大，规制较完整，等级较高，且在清代王府建筑中形制较为独特，对研究清代王府规制、工程做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
望坛地区墓葬群共发现古代墓葬1573座，年代上讫唐代、下至明清。其中一座元代圆形四角攒尖顶砖室墓为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对于丰富元代墓葬形制类型具有重要价值。明清墓葬出土了一件铜鎏金凤冠，冠顶部錾刻“奉天诰命”四字，整体造型优美华丽，工艺精巧。此墓葬群对于研究明代北京城变迁对周边墓地的形成和影响以及明清北京城人口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望坛出土清代凤冠
白浮泉在九龙池东侧岸边发现了古代白浮泉的出水口，基本确定了九龙池的范围及古代白浮泉的流向。
澄清下闸的发现，使得通惠河段澄清三闸全部面世，是北京水利史和建筑史上的重要资料，丰富了大运河的遗产内涵。对研究通惠河及玉河变迁、古代河工、漕运、水源、供排水系统和环境变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北运河故道为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大运河改道以前的故道，是元、明、清三朝大运河漕运兴衰的实证。
小圣庙是大运河北京段首次考古发现的祭祀河神的庙宇遗址，对研究漕运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万寿寺东路发掘出清代虚空同体殿、静思报恩殿、西静院正房、元光门以及甬路、游廊等附属设施，基本弄清了万寿路东路的建筑布局。
清代中期固伦和敬公主及其后裔园寝位于朝阳东坝。其中固伦和敬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合葬墓规模硕大，由墓道、挡券墙、罩门券、石门、门洞、棺床、金井和金券组成。此次发现是清代皇家园寝制度的典型代表和实物例证。
清代固伦和敬公主夫妇合葬墓墓门
清代庄亲王园寝群是北京首次科学发掘的清代园寝。园寝群规模宏大，整体格局保存较为完整，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
清代庄亲王园寝M1地宫封门
圆明园对大宫门、养雀笼、海晏堂、如园、紫碧山房、远瀛观、舍卫城、澹泊宁静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出土了鎏金铜象首、嘉庆御笔石刻、粉彩瓷砖等重要文物。大宫门区体现了传统中轴对称的中式礼序，澹泊宁静反映了中国古代重视农耕的意识传统，如园展示了江南园林的婉约精致，紫碧山房代表了山地园林的大气灵动。
清代圆明园西洋楼养雀笼遗址
文物保护案例
迁移保护对城市副中心具有重要价值的墓葬、窑址、花纹砖墙、地层剖面等60余处遗迹进行了整体迁移保护，通过套箱提取转移至室内进行实验室考古研究。
壁画保护对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壁画开展了科学分析检测及保护研究。对三个墙面进行了七组多光谱图像采集。采用X荧光光谱仪、X衍射分析仪、能谱分析研究壁画地仗层组成成分及颜料成分。
金属质文物保护对琉璃河出土的铜器采取化学分析、显微分析、金相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及微区能谱分析等分析检测，对铜器的保存环境、制作工艺、合金配比、腐蚀状况、劣化机理进行系统研究。
科技考古
陶瓷考古对汉代彩绘陶楼的研究表明其陶胎原料来源于当地黏土，陶楼烧成温度为800-1100℃，同时明确了其绘制顺序及颜料成分。对金中都遗址出土的金代白瓷的研究丰富了有关金代定窑白瓷胎釉配方的认识。
冶金考古对路县故城遗址、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广阳城墓地等遗址出土的铜器、铁器金属制品进行科技分析。路城地区在两汉时期已围绕生铁冶炼发展出较为成熟的铁器生产制作体系。
玉石器研究后屯村战国墓发现有热处理滑石和红玉髓珠饰，可能与域外文化有着某种交流和联系，是古丝绸之路交往的实物证据，另鉴定出了天河石珠饰，为北京地区首次发现。
环境考古恢复了路县故城城郊地区自东汉以来遗址地层记录的人类活动特征。通过对遗址区发现的F13内部及其周围土壤的多元素分析和统计学分析，推测F13为南北朝时期的一间厕所。
体质人类学研究鉴定出眶顶筛孔样病变、骨关节病、牙釉质发育不全等病理样本，以及缠足等文化习俗所造成的体质异常、叼烟斗造成的牙齿特殊磨耗、与暴力冲突有较密切关系的多个个体、多处骨骼创伤等。
植物考古通过对琉璃河遗址、旧宫遗址、路县故城遗址、三合庄遗址、金中都遗址和圆明园遗址的植物样品采集与鉴定，初步梳理了北京地区古代农业的发展脉络和特点，为详细了解先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及植物资源利用情况提供了重要材料。三合庄遗址发现的约3200平方米的炭化植物遗存，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分布面积之广，在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均为首例。
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农作物遗存
发展方向
“十四五”期间，北京市将扎实做好田野考古，切实提高工作水平。立足北京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发挥重大课题项目的引领作用，探索北京文明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演进路径，进一步回答好北京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重要作用以及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等关键问题。做好北京考古和文物保护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努力实现一流的学术目标、一流的人才团队、一流的科研成果，推动北京文物考古工作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执笔：郭京宁 杜美辰）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
9月23日第5版
《中国文物报·考古专刊》投稿邮箱
wwbkaogu@163.com
资料来源：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文博中国
来源： 北京文博
扎根查验一线邵晶：做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考古人，你怎么理解？
做一个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考古人，我认为这既有家国情怀的意义，又符合新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青年扎根一线，正是奋斗者的青春。正是也没有很多邵晶这样的人，才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越走越远，才能让更多的人见识到我国文物的魅力，考古人亦是奋斗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才让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充满敬意。
1.我理解为邵晶是青年人的榜样，青春就应该奋斗，应该扎根一线
我们要实现自我价值，虽然我们所处的工作岗位都很辛苦，但这正是我们升华自己的机会。他的工作是考验定力的工作，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还原文物本来的样子。而我们作为青年人，也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人民服务，才是青年人应该有的样子。服务在一线会让我们的自我价值得到提升。
2.我认为青年人要有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也是我国民族精神的核心
我们要满怀着对祖国的热爱投身到工作岗位中去，我们不要怕辛苦，无论多么艰苦的环境都不能动摇，我们为国奉献的意志。我们要记住自己的工作使命，要为祖国现代化而努力，要为实现我国的民族复兴而奋斗。我们要有民族气节，更加有爱国主义精神。要像他一样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越能体现他的精神。
3.我觉得我们是新时代青年，他是新时代考古人，我们是新时代工作者
我们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都应该发光发热。我们应该坚定文化自信。邵晶的工作就是这样，他能让我们更加了解自身的文化。并且他把考古当作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跟担当意识。他在工作中坚守出新，使我国的文明不断焕发新生机跟活力。
严文明的故事
严文明，1932年出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