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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致力于通过揭示过去启示未来的科学，与科技的不离不弃，是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今年是考古学家夏鼐诞辰110周年，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70周年，当年率先在国内成立的科技考古中心也度过了25岁生日。夏鼐对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他对科技考古的倡导和实践则直接影响了中国考古学今天的面貌。
大家最常提的是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验室的例子。翻阅夏鼐的日记可以看到，1954年8月22日，他阅毕美国科学家利比的《放射性碳素测年方法》。1955年，夏鼐就在国内的《考古通讯》上首先介绍了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指出它的出现可使史前考古的相对年代转变为绝对年代。从那个时候起，他便想着在国内尽快建立这样的科学实验室。1959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员仇士华和蔡莲珍被引进到考古研究所，筹建碳十四断代实验室。1965年5月，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开始测定第一批标本的年代数据。1972年《考古》杂志复刊后的第1期，就公布了第一批测定年代数据。后来，夏鼐于1977年发表了《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文章，第一次根据当时已有的年代数据，进行了中国新石器文化谱系的探讨。这对于旧石器晚期以来中国史前考古的年代框架的建立，功不可没。
上个世纪40年代夏鼐在西北考古时，就曾请植物学家对自己所发现的敦煌汉简切片进行树种鉴定，来判断是当地的杨柳科还是不产于本地的松柏科。如果不产于本地，取材会相对困难，故不小心写废掉的简会削薄后再次书写。而竹简的话，来源就更远。这些内容在他后来发表的文章《新获之敦煌汉简》中可以看到。
在夏鼐身边工作多年的王世民回忆，当年夏鼐还曾坚持不懈地请人对宜兴周处墓出土金属带饰重新进行全面的鉴定，前后历经20多年，纠正了“西晋时期已知冶炼金属铝”这样的误判。还有一件事显示了夏鼐对科技考古的重视。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围绕这件中国冶铁技术史上的重要文物，学者们对其使用的铁究竟是来自陨铁还是人工冶炼展开了讨论。夏鼐对河北博物馆“古代熟铁”的鉴定结果持怀疑态度，将工作报告发表在《考古》杂志的同时，专门写了一篇“读后记”，附在河北博物馆工作报告后面，明确指出，根据已做过的化学分析和金相学考察，似乎并不排斥陨铁的可能。他的根据是，陨铁特征是含镍较多，而冶炼的铁一般含镍极微或完全没有，报告中的一个小试样是含镍1.76%，这是比较高的，在一般冶炼的熟铁中罕见。
夏鼐一直关注着地质研究所的鉴定结果，自己也广泛查阅冶金史、冶金考古研究的相关文献，期待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后来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材料学专家柯俊。柯俊带领研究人员先后采用了金相、X射线荧光、电子探针、扫描电镜能谱仪等实验方法进行研究。实验结束后，柯俊亲自撰写了文章《关于藁城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确定藁城铜钺的铁刃不是人工冶炼的铁，而是用陨铁锻成的。这一学术成果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目前的冶金考古对古代青铜器、铁器、金银器和其他金属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不仅可以告诉人们中国古代金属技术的发展历程，还可以描摹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技术传播以及社会发展问题。
如今科技考古已如夏鼐所愿，在考古的各个环节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社科院的科技考古中心也成为世界上研究资料最为丰富、研究门类最为齐全的研究机构。夏鼐在出国考察时曾经羡慕的遥感考古、数字考古等，在中国考古界已是“标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刘建国研究员综合应用无人机拍摄、多视角三维重建和地理信息系统等空间信息技术，致力于探讨史前聚落的人地关系和史前治水等重要课题。通过对江汉平原30余处重要聚落的无人机拍摄与数据分析、对良渚大型水利工程的模拟，基本理清该地区史前人类的治水智慧。
田野考古永远是考古的生命线，而一切可利用的科学技术则为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植物考古成为探究中国农业起源的重要手段，并且已经证明了文献中的“五谷丰登”并不是简单的赞美之词，而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密码。手工业考古让我们充分理解了5000年前良渚玉器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同位素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模拟从未间断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
很多人将古DNA研究的应用视为考古学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古DNA在考古中的应用前景更是不可限量。
任何成熟的学科都有自己的方法与理论，考古学也不例外。作为一门致力于通过揭示过去启示未来的科学，与科技的不离不弃，也是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 人民日报 》( 2020年08月08日 05 版)
科技考古学的科技考古学的前景展望（特点）
1、学科划分越来越细
2、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日益增强
3、发展速度日益加快
4、科技考古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几乎所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都能成功的运用于科技考古的研究，因而科技考古学应当有较大发展。
科技考古的简介
科技考古是利用现代科技分析古代遗存，取得丰富的“潜”信息，再结合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历史的科学。
我国科技考古的研究与教学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科技考古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对地观测等相关学科的帮助下，解决了传统考古无法解决的诸多问题，在考古勘探、年代测定、动植物及人骨分析、陶瓷与金属器物研究等方面做出尝试，拓展了考古研究方法，增添了新的考古研究领域，备受人们关注。
探究历史真相
随着河南省安阳市西高穴村东汉大墓的发掘，围绕着这一大墓是否为文献中记载的魏武王曹操高陵的争论，公众也享受了一顿难得的考古学科普“大餐”。科技考古学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科技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现在、探寻未来，还能帮助人类了解自己的过去。
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当前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在所有交叉学科中，科技考古学颇为独特，它既是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更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随着融合的深化，它与考古学之间的界线愈发模糊不清。如今，科技考古学的发展，已体现在考古学的所有领域。追寻科技考古学的发展轨迹，既能帮助公众了解这一学科本身，又能为它的发展开阔思路。
从定性到定量
人们知道，时间标尺的建立，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它使考古学从定性描述转变为定量表述的科学。碳14测年方法的建立，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技术手段。仇士华、蔡莲珍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碳14测年专家。在充分探讨系列样品碳14数据与树轮校正曲线拟合的基础上，两位先生领导的研究组经过多年努力，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终于将武王克商的年代限定在公元前1050—1020年，确保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圆满完成。近年来，系列样品贝叶斯统计方法又成功地应用于新砦、二里头、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等遗址的年代测定，得出了若干误差甚小、重要异常的年代数据，为历史界和考古界深入探索商前和商代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年代学基础。
随着环境考古、农业科技考古的迅速发展，人们已不再满足遗址文化层提供的信息，而逐渐将视角拓展至遗址周边的自然地层。不难理解，欲揭示自然地层内所蕴含的信息，首先需明确其不同层位的所属年代。然而，土壤中通常难以获得理想的木质材料，且常常“受到农业施肥和现代植物根系渗透的影响”，致使测定的碳14年龄偏轻。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周卫健院士等采用新的热处理方法，有效排除了土壤有机质中“死碳”和“晚期含碳物质”的干扰，并利用加速器质谱测得较为可靠的年代数据。无疑，该方法可望为环境考古和农业科技考古带来福音。
勾勒人类迁徙轮廓
如果说，碳14测年方法的建立使考古学从定性描述转变为定量表述，那么，生物考古的开展则可望勾勒出古代人类迁徙和社会发展的动态轮廓。 20世纪80年代以来，PCR技术（聚合酶链反应）的建立直接催化了古代DNA分析方法的发展和应用。近年来，古代人类DNA研究有两个颇为重要的进展：一个是Real-timePCR技术，它可有效地鉴别源自古代样品的DNA污染，从而在相当程度上确保古代DNA分析的可靠性；另一个是焦磷酸法测序方法的建立，它奠定了核DNA测序的基础，将整个基因组的序列分析提上了议事日程。可以预见，随着古代DNA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古代人类遗传关系的复原、描绘古代人类的迁徙路线终将成为现实。
早在1984年，蔡莲珍、仇士华即根据稳定碳同位素比值，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我国新石器时期先民的食物结构，在我国考古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人们已捋清我国新石器中晚期先民食谱的地域分布特征，即黄河以北主要以粟类植物为食，长江以南以稻类植物为主要食物，而中间区域则两类兼而有之。而根据北方先民的食谱变化规律，可将距今约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定为北方农业起源的下限。与此同时，胡耀武、汤卓伟博士等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家猪的食谱与饲养有着内在的联系，从而为动物驯化起源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
残留物分析是生物考古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有关研究在我国开展较晚，但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2005年山西省绛县西周倗国墓地发掘出土的一个铜簋中保存有大量的炭化物，杨益民博士等分析了样品的碳氮含量和同位素比值，推测铜簋内曾盛有煮熟的大米及肉类——“羹”，这一与文献记载相悖的结论，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
科技考古的崛起
毫无疑问，科技考古的崛起还体现在其发展的全面性。除上述领域外，至少应包括古代铁器、古代玉器、古代漆器、古代玻璃和古代纸张等领域。特别是古代漆器和纸张，原先几乎无人问津的研究，现已出现一些较高水平的成果，且呈迅速发展之态势。
科技考古学的崛起还体现在人们对多学科协作的认可。特别在文明探源工程的推动下，人们开始注意到农业起源与传播、人类的迁徙、社会的分层、文化的交流等重要科技考古问题，并通过多学科协作，将问题逐步引向深入。不仅如此，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发展，我国科技考古专家业已借助陶瓷科技考古等研究，探讨中西方文化交流等重大问题；而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考古学家也已走出国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