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宿白,中国佛教与考古

和中国佛教考古学发生联系，主要由于工作关系。50 年代初，当时各地较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尚未展开，考古工作以调查地上文物的现况为主。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几次重要调查：1950 年雁北地区勘查、东北辽西地区调查和 1951年敦煌莫高窟的调查，我都参加了。这几次调查，佛教遗迹是主要对象，因此对这个工作发生了兴趣，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第一手资料。1952 年，北大文科研究所与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和北大历史系成立考古专业，为了开设中国考古学课程，我分工担任汉以后一段考古学教学。宗教遗迹是这一段考古学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佛教遗迹又是宗教遗迹中的重要内容，于是分配的工作和个人的兴趣就结合起来了。

佛教遗迹以建筑构造的不同，可分寺院遗迹和石窟寺遗迹；以地区和派系分，主要是汉地佛教遗迹和藏传佛教遗迹。“文化大革命”前我着重的是汉地的寺院遗迹；“文化大革命”后，逐渐扩展重点范围，既包括了石窟寺，又包括了藏传佛教遗迹，因而产生了应当考虑较全面、较有系统的中国佛教考古学的想法。 考古学是以调查、发掘为手段，强调实践的学科，中国佛教考古学也不例外。调查、发掘，强调实践，就是要以理清遗迹演变的过程为基础，然后再结合文献，进一步分析遗迹的性质与历史。对寺院遗迹是这样要求，对石窟遗迹也是这样要求。现在我想谈谈最初引起我兴趣的几件事例。

1950 年，在雁北浑源调查了一座俗呼大寺的永安寺和一座俗呼小寺的圆觉寺。永安寺尚较完整，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六椽的大殿，还是元延祐二年（1315 年）创建时原物。从寺内所存各种铭刻知道该寺自创建大殿以来，经过两次大整修（每隔二百多年一次，目前又到该整修的年代了），全寺布局大体上仍保持着元代旧制。大殿当心间外面檐下悬“传法正宗之殿”匾牌，匾字浮雕牌面，方正古劲，据匾牌右上隅所书“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掌诸路头陀教特赐圆通玄悟大师雪庵溥光书”，知是元书法家李溥光的笔迹。

溥光书匾时，正如题款所记“掌诸路头陀教”，因此似可估计，其时永安寺不是一般的禅寺，而是头陀教派的寺院。头陀教盛于金元间，其寺院如何布置久已无考，今于雁北获可资参考的寺例，殊出意料之外。圆觉寺位永安西南，该寺仅存一座密檐砖塔，屹立于一片废墟中。我们在做记录时，发现塔身第一层有许多有纪年的游人刻画题记，其中最早的是金初天会三年（1125 年），知道该塔的兴建最晚在金初。《乾隆浑源州志》，卷首有此寺鸟瞰式全景图，对照遗迹，大体可以恢复寺院平面布局，是一座以塔为中心的佛寺。以塔为中心的佛寺渊源于印度，在我国中原地区流行到唐初。此后中轴线上的塔让位给殿、阁，但在边远地区盛唐以降，特别是五代北宋，契丹—辽的范围内，还时有以塔为中心的寺院的兴建，浑源此寺应是此尾声阶段的一例。在雁北以塔为中心的寺院最著名的是建有五层木塔的应县佛宫寺。该塔始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 年），塔内安置的佛像，说明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辽金时代的佛塔在性质上有了和以前不同的变化。塔最初是藏舍利和经卷的所在，其后为塔庙奉佛像，有的是墓塔。应县木塔虽然在底层奉释迦，但第四层奉四方佛，顶层奉大日如来，四、五两层供奉的形象保存了原设计的意图，即是视此塔为一座立体的曼荼罗，显然这是当时佛教密宗的一种特殊建置，实际也是我国北方以塔为中心寺院的晚期重要特征。由此，即可进一步了解许多辽金密檐塔在高耸的第一层塔身外壁的主要位置大都雕塑出头戴宝冠、双手作智拳印的大日如来形象的道理。

石窟寺是开凿在岩壁上的寺院，由于选地多在河谷两岸，窟前空地无多，考察它的遗迹除了洞窟本身外，只有了解与它毗连洞窟的关系和窟面两侧与上部的遗迹。有确切开凿年代可以作根据的早期石窟，是有名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西部的昙曜五窟，《魏书·释老志》记“和平初（460 年）……昙曜白帝（北魏文成帝），于京城（平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修建佛像各一”，即今大同云冈第一期洞窟——毗连成组的第 16～20 窟。其后，孝文帝时期开凿的云冈第二期洞窟主要也是成组存在，或双窟，或三窟。看来我国早期洞窟多是组窟。这类组窟在形制结构上相互配合，形象题材上彼此联系。至于这些配合与联系的意义，则是我们进一步研讨的课题。简单试释一下：昙曜五窟都是模拟草庐形制，窟内面积几乎被本尊形象所充满，这种佛殿型洞窟本尊的题材只有立或坐式的释迦和交脚坐姿的弥勒菩萨。云冈第二期组窟绝大部分是开凿了较宽敞的方形单室或具前后室的洞窟，组窟的配合情况：有的是两座佛殿窟成组（7、8，9、10）；有的是两座塔庙窟成组（1、2）；有的是一塔一殿成组（5、6）；有的是一塔两殿成组（11～13）。洞窟本尊除已见于昙曜五窟的形象外，出现了倚坐佛（9）和释迦多宝对坐（7、12）。在组窟本尊相互联系上：有一释迦多宝对坐、一释迦坐像（7、8）；有一倚坐佛、一交脚弥勒（9、10）；有一释迦坐像、一交脚弥勒（1、2）；有一释迦立像、一释迦多宝对坐和一交脚弥勒（11～13）。其中释迦多宝对坐像应出自《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以他作主尊大约是当时流行的“法华三昧观”和“入塔观像”结合起来的缘故。此外，窟内的次要形象中出现的新的题材有佛装交脚弥勒（7、8，9、10，12）和维摩文殊（7、8，9、10，1、2，6）。维摩文殊出自《维摩诘经》，维摩的形象是佛教东传后在我国出现的。出现的时间虽早在北魏废佛之前，但维摩、文殊流行起来却在云冈石窟的第二期，这应和孝文帝重视义行，当时高僧昙（惠）度、道辩（弁）皆善《维摩》等情况有关。石窟盛行组窟，在中原一直继续。北魏迁洛以后，《魏书·释老志》记“景明初（500 年），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即云冈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永平中（508～511 年），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即今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宾阳三洞，是中原组窟较晚的一例。在西陲的敦煌莫高窟，组窟也出现在早期，莫高现存最早的三座窟是一组佛殿窟（275、272、268，后两窟兼作禅堂）；莫高纪年最早的 285 窟［壁画有西魏大统四、五年（538～539 年）发愿文］和它右邻 288 窟是一禅堂佛殿和一塔庙成组的双窟，251～260 一列及其南北诸窟有可能是多塔庙窟的组窟，只是由于窟前崩圮、洞窟改建和窟内重修等因素，无法进一步肯定罢了。这种早期石窟成组现象，70 年代末，我们追踪到新疆库车、拜城一带的龟兹石窟，拜城克孜尔石窟组窟的情况最为典型。那里的遗迹可以直接说明一组石窟即是一处寺院，石窟寺院从建立到发展还可清楚地分出几个阶段，如分布在克孜尔谷内区的 96～105 这一组；而谷西区的38～40 组窟窟面上部还保留着作为一组见证的梁孔遗迹。窟面遗迹除了有助于了解组窟的范围外，有的还可以表明洞窟的性质，河北邯郸地区北朝晚期开凿的南、北响堂和小响堂，这三处主要洞窟窟面都雕凿出塔的形式，这应是把禅观者入塔观像的塔庙窟更加立体形象化的措施，其中北响堂北窟（即 1、2 窟）上部覆钵中（即 2 窟）雕出释迦多宝对坐像，就更形象地体现了法华三昧观的要求；这类窟也是藏舍利的塔庙窟，所以北齐时人就相传迁魏于邺的北齐高祖高欢瘗骨于北响堂石窟佛顶之旁，而司马光竟据之写入《资治通鉴》。

昙曜五窟为云冈第16窟至第20窟。上图分别为第20窟、第17窟正中交脚菩萨、第19窟西小龛释迦多宝共坐像龛

云冈第10窟前室东壁及后壁，壁面布置了较多的释迦多宝对坐像，也是这组石窟的突出之点

克孜尔第17窟（左）和第38窟（右），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

南响堂山石窟第1窟中心柱南面

50 年代末，进藏调查藏传佛教遗迹。西藏寺院的主要建置多历代增修或大体依据旧式重建，所以判定年代、分清阶段的问题比汉地佛教遗迹更为棘手。现笼统地以 14 世纪布敦重建的夏鲁寺和 15 世纪宗喀巴兴建的甘丹寺之间划前、后两段，大致可以看到：（一）前期寺院选址在平原，后期则移向有利于防御的山麓。

（二）寺院大殿的礼拜道，前期设在大殿佛堂内外的周围；以后出现大殿外的礼拜道；再后如大昭寺的“八廓”，即围绕寺院兴建的礼拜道出现在 17 世纪五世达赖的一次扩建；至于再向外扩展成为围绕拉萨的“林廓”，则出现在五世达赖之后。礼拜道一再向外围安排，显然是加强寺院的防御。

（三）下寺院大殿一等的札仓佛殿约始于 15 世纪，札仓的大活佛兴建“喇让”，18 世纪中期以后渐成风气，拉萨四大林是“喇让”中最具规模者。“喇让”实际是当时掌握西藏地方政府实权人物的家寺，所以那里的佛堂主要供奉的是该大活佛的塑像和灵塔。以上三项有关藏传佛教寺院建置的演变，清晰地反映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西藏石窟遗迹一般时代较晚，属于前弘期的似只拉萨药王山东麓札拉鲁浦一处，也是西藏地区唯一的一座塔庙窟，从形制和佛像题材看，有可能是在河西诸窟影响下出现的。此外，在许多寺院附近分布有面积较小、鲜有雕饰的所谓“修行洞”的禅窟。这种禅窟多附属于寺院，与一般石窟寺遗迹有异。近年阿里地区发现的石窟群，佛殿窟、曼荼罗窟和数量较多的禅窟并存，这应是具有特色的藏传佛教石窟寺遗迹，但它的时代可能迟到 14 世纪以后，详细情况还有待了解。

佛教考古学除了寺院、石窟寺遗迹外，还应包括各种佛教遗物，如各地发现的造像、造像碑、法具和有关的经卷、文书等。这类遗物有的现已无法附丽于某遗迹，有的虽知所属，但屡经扰乱，混杂已久。前者如早年传世之品，后者如本世纪以来西北诸石窟的发现，其中以 1900 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最为重要。藏经洞发现以经卷为主的各种遗物，从敦煌佛教考古方面考察，它的重要性恐怕不低于古代文献的研究，因为这批遗物也是了解莫高窟各洞窟内容以及敦煌地区包括佛教史在内的自南北朝以来的历史的基本资料。 佛教考古学尽管内容丰富，但 80 年代以前这门学科似乎还处在累积资料阶段。自 80 年代改革开放逐渐扩展以来，许多工程建设的地点发现了新的寺院遗迹和零散的佛教遗物；主要石窟大都发表了简报和图录；另外，历史上受到我国佛教影响的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的佛教遗迹与遗物的调查与研究，近年也开展了较广泛的交流，使我们的部分缺环可以借以估定。以上情况大体表明构成中国佛教考古学物质基础的遗迹、遗物，已初步具备了较系统的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整理这批资料，特别是结合文献记录进行历史背景与社会意义的探讨，还有待于深化。当然，远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设想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组织，经过一定的讨论、分工，集体先完成一部中国佛教考古学长编之类，借以总结以往成果，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个体研究，不断扩大范围，以期真正建立起较全面的中国佛教考古学。

想报考考古专业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

现在新高考政策，一般都不分文理科了，一般都是学生除了语文数学外语之外自由选择综合科目。在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理这六个科目之间自由进行组合，一般情况下选择综合科目主要情况下是看：

1，大学专业对综合科目的不同要求。

2，学习能力的差异性

3，学习成绩是偏文科还是偏理科。

大学想学考古专业，历史科目是必学的，除了历史，备选的科目还有：

1，化学，除了历史之外建议学的科目，毕竟考古学也要运用到一些化学知识。

2，政治，可以和历史进行搭配，历史政治很多时候学习方法和记忆方法相似度很高。

3，地理，也是除了历史之外建议学的科目，毕竟考古学也要运用到一些地理知识，常年在外考古也需要熟悉地理学的知识。

个人建议的综合科目组合有：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化学+地理; 历史+生物+地理。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欢迎关注娇羞帝老师，您的点赞和关注将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想报考考古专业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

现在新高考政策，一般都不分文理科了，一般都是学生除了语文数学外语之外自由选择综合科目。在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理这六个科目之间自由进行组合，一般情况下选择综合科目主要情况下是看：

1，大学专业对综合科目的不同要求。

2，学习能力的差异性

3，学习成绩是偏文科还是偏理科。

大学想学考古专业，历史科目是必学的，除了历史，备选的科目还有：

1，化学，除了历史之外建议学的科目，毕竟考古学也要运用到一些化学知识。

2，政治，可以和历史进行搭配，历史政治很多时候学习方法和记忆方法相似度很高。

3，地理，也是除了历史之外建议学的科目，毕竟考古学也要运用到一些地理知识，常年在外考古也需要熟悉地理学的知识。

个人建议的综合科目组合有：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化学+地理; 历史+生物+地理。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欢迎关注娇羞帝老师，您的点赞和关注将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想报考考古专业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

现在新高考政策，一般都不分文理科了，一般都是学生除了语文数学外语之外自由选择综合科目。在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理这六个科目之间自由进行组合，一般情况下选择综合科目主要情况下是看：

1，大学专业对综合科目的不同要求。

2，学习能力的差异性

3，学习成绩是偏文科还是偏理科。

大学想学考古专业，历史科目是必学的，除了历史，备选的科目还有：

1，化学，除了历史之外建议学的科目，毕竟考古学也要运用到一些化学知识。

2，政治，可以和历史进行搭配，历史政治很多时候学习方法和记忆方法相似度很高。

3，地理，也是除了历史之外建议学的科目，毕竟考古学也要运用到一些地理知识，常年在外考古也需要熟悉地理学的知识。

个人建议的综合科目组合有：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化学+地理; 历史+生物+地理。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欢迎关注娇羞帝老师，您的点赞和关注将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想报考考古专业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

现在新高考政策，一般都不分文理科了，一般都是学生除了语文数学外语之外自由选择综合科目。在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理这六个科目之间自由进行组合，一般情况下选择综合科目主要情况下是看：

1，大学专业对综合科目的不同要求。

2，学习能力的差异性

3，学习成绩是偏文科还是偏理科。

大学想学考古专业，历史科目是必学的，除了历史，备选的科目还有：

1，化学，除了历史之外建议学的科目，毕竟考古学也要运用到一些化学知识。

2，政治，可以和历史进行搭配，历史政治很多时候学习方法和记忆方法相似度很高。

3，地理，也是除了历史之外建议学的科目，毕竟考古学也要运用到一些地理知识，常年在外考古也需要熟悉地理学的知识。

个人建议的综合科目组合有：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化学+地理; 历史+生物+地理。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欢迎关注娇羞帝老师，您的点赞和关注将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想报考考古专业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

现在新高考政策，一般都不分文理科了，一般都是学生除了语文数学外语之外自由选择综合科目。在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理这六个科目之间自由进行组合，一般情况下选择综合科目主要情况下是看：

1，大学专业对综合科目的不同要求。

2，学习能力的差异性

3，学习成绩是偏文科还是偏理科。

大学想学考古专业，历史科目是必学的，除了历史，备选的科目还有：

1，化学，除了历史之外建议学的科目，毕竟考古学也要运用到一些化学知识。

2，政治，可以和历史进行搭配，历史政治很多时候学习方法和记忆方法相似度很高。

3，地理，也是除了历史之外建议学的科目，毕竟考古学也要运用到一些地理知识，常年在外考古也需要熟悉地理学的知识。

个人建议的综合科目组合有：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化学+地理; 历史+生物+地理。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欢迎关注娇羞帝老师，您的点赞和关注将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宿白的学术观点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因病于2018年2月1日6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宿白， 字季庚，1922 年8 月3 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1944 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 1948 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业, 1950 年任文科研究所考古学研究室讲师, 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编目员。1952 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室, 兼教研室副主任。1956 年晋升副教授, 1978 年晋升教授。1979 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 同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83 年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首任系主任, 兼北大学术委员, 同年担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同年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 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他曾访问日、韩、法、伊朗等国, 进行考古方面的学术交流。2000 年出任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
北京大学考古系建立后，宿白先生担任第一任系主任
宿白先生长期从事历史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佛教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学、建筑考古、雕版印刷和版本目录学等领域的成就卓著, 出版有《白沙宋墓》、《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辑稿》、宿白未刊讲稿系列等著作, 是学术界公认的一位历史考古学领域集大成的学者。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张忠培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四次年会上代表学会发言,评价宿白先生的杰出贡献时说: “宿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宿白先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百科全书式的教授。”
宿白, 1922 年8 月3 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小学、中学都是在沈阳度过。“九一八” 事变之后, 东北被日本占领, 伪满时期, 历史、地理两门课程只讲东北不讲中国, 而学校越是不讲, 学生们就越想知道。
1939 年, 宿白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 1940 年来到北京, 开始了他的治学生涯。那时的历史课程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 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 这些知识都是宿白先生以前没有接触过的, 对这些课程充满了好奇。当时北大有一些著名的学者, 尤其是后期燕京大学被迫关闭之后, 一些老师转到北大来, 充实了北京大学的教学力量。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课程能够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 学生可以自由选听自己喜欢的课程。
1944 年宿白本科毕业以后, 留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在北大求学期间, 一些外系的课程给宿白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甚至影响到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其中冯承钧先生讲授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课程, 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授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容庚先生讲授的卜辞研究、金石学、钟鼎文知识,哲学系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课程, 对宿白后来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
宿白的职业生涯是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始的。抗战胜利以后, 冯承钧先生将宿白推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准先生。后来, 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 冯承钧先生又向考古组主任向达先生推荐了宿白。向达和毛准两位商量之后, 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上班, 下午到图书馆上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2 年院系调整, 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 宿白才离开图书馆, 正式来到历史系工作。宿白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 参与李木斋藏书编目等工作, 在图书馆的工作为他后来的版本目录、雕版印刷等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所以, 宿白对北大图书馆的感情深厚, 他深情地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 我一辈子的科研教学都在北大, 受惠于北大图书馆,因此, 我的书还是捐给北大图书馆。如今他的藏书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 其中完成编目的有近一半填补了馆藏空白。
宿白是为学术而生的人。他在给沈阳市考古研究所的题词中写到: “致学存乎心, 补拙莫如勤”。他治学勤勉, 在将近70 岁高龄的时候开始整理原来调查的西藏寺庙资料。后来出版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被学术界称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宿白曾于1956 年6 月、1988 年8 月两次赴藏调查, 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大部分佛教寺院, 1959 年, 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文物局组织人员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 宿白先生第一次进西藏, 在那里待了5 个月。身体健康的他基本没有什么高原反应, 在解放军的配合下, 宿白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把调查的材料交给文物局以后, 就没继续管这批资料。1988 年, 西藏文管会邀请宿白第二次进藏。他发现许多寺庙在“文革” 当中被破坏掉了。回京之后, 就开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 经过七八年的艰辛努力, 1996 年,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写作可谓是呕心沥血, “写的时候, 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候。” “只盼能有益于今后的工作, 无法顾及其它。”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附录的《征引汉译藏文文献简目》共收录40 种重要的藏文史书, 但从注释看, 作者参考的藏文史料远不止这些。其中有些书“即使是研究西藏历史的专家, 似乎也难有人全部通读。由此可见, 作者收求之勤, 用力之苦”。宿白为西藏历史考古付出的超常努力和汗水, 体现了我国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强烈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
自公元7 世纪中叶迄20 世纪50 年代, 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 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 几乎无一不在佛寺遗迹中得以反映。因此, 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 其意义和价值就决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 也关涉到西藏历史时期其他诸多方面。比如宿白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 发现了11 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 透露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的信息, 而这些内容是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下来的。在宿白之前, 中外学者对藏传佛教遗迹也进行过许多调查和研究, 但正如罗炤先生所言, 以往的工作多是局部的, 尚未形成综合的系统, 研究的深度也远远不够。
宿白通过54 处寺庙、约89 座建筑材料的细致比较分析, 主要从寺院建筑的建筑形制、平面布局和藏式建筑中常见的柱头托木演变等方面, 结合中外文献, 将西藏主要佛教寺院分为了五期, “它第一次严肃对待和解决了西藏寺院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标尺。” “特别是又将每期寺院建筑的变化, 置于西藏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 分析了政治形势, 宗教发展, 内地影响乃至外部入侵等大环境和因素对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表现了作者高远博大的史学家目光。”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的好多插图都是宿白自己画的, 宿白当年在西藏调查寺庙, 条件有限, 不可能用尺子测量。他画的图, 虽然大都采用步量或目测的方法,但相当准确。“宿白早年曾师从董希文学画, 具有较强的观察和构图能力, 他两次进藏考察时, 每至一地均注意以图形记实物, 时间和条件有限, 就以步测、目测、手绘, 整理了大量珍贵的摹写草图”, 这些草图成为西藏寺庙分期的重要依据, 也成为现在一些寺院复原的基础。
宿白是中国佛教考古学的开创者。他十分注重田野工作。在《我与佛教考古学》中, 他强调“考古学是以调查、发掘为手段, 强调实践的学科, 中国佛教考古学也不例外。调查、发掘、强调实践, 就是要以理清遗迹演变的过程为基础, 然后再结合文献, 进一步分析遗迹的性质与历史。对寺院遗迹是这样要求, 对石窟遗迹也是这样要求。”
宿白与佛教考古结缘, 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 这一年假期, 宿白和另外一个同学去了一趟距北京不远的山西大同, 云冈石窟近20 米高的北魏石雕大佛给他留下了很是震撼的印象。
云冈石窟是宿白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处石窟, 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宿白在讨论“云冈模式” 的时候所说: “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 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 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 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 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 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 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 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 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 世纪后半叶到7 世纪前叶) 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 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 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 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
1947 年, 宿白在参加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时, 于缪荃孙抄自《永乐大典》天字韵《顺天府志》条所引《析津志》文内, 发现一篇元代人熊自得抄录的2100 余字《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 文中记录了云冈石窟在历史上的重修情况, 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从不为人知的文献资料。1951 年, 他完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之初稿, 这是宿白将古代文献引入石窟寺研究, 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标志。
宿白在《校注》中指出, (碑文) “记述详细, 征引宏博。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 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 而引用现已佚亡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 也正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材料。” 通过碑文提供的新资料, 结合当时国内外对云冈石窟所做的考古调查、清理和挖掘, 排列出云冈第二阶段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以及第三阶段终止的年代。

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涉及的佛教考古以前还没人做过。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到西藏历史诸多方面。
例如，我通过对拉萨大昭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剖析，发现了11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认为当时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任何文字史书都没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