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最新数据，请稍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考古事业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突破，迈入考古工作的“黄金十年”。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原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泉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在配合基建项目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外，逐步增加了以探索福建早期区域文明、特色文化为目的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和研究项目，陆续开展了闽江下游、汀江等流域的史前遗址调查与海坛海峡水下考古调查，并出版了相关研究成果。一系列的调查发掘工作使全省的考古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尤其是在史前考古与陶瓷考古方向成果突出。其中，福建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福建明溪南山遗址入选2017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中国考古新发现”并获得“中国考古学会田野考古奖”三等奖，参与的“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研究”课题，列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以探索福建早期区域文明进程为目标
逐步完善福建史前文化序列
新时代以来，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开展了闽西北、闽北、平潭岛等区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新发现了旧石器遗址30余处。其中，将乐龙灯山遗址发现距今约4万年前人工打制石器，平潭岛发现了3处距今3～1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丰富了福建旧石器遗址的埋藏类型，为构建福建距今10万年以来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序列与福建地区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近年来，福建考古工作者在闽江下游新发现了史前遗址105处，丰富了闽江下游地区从距今7500年至3000年左右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汀江流域则新发现史前遗址41处，构建了闽西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以往，福建内陆，闽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较薄弱，近年开展了明溪南山遗址、三明岩仔洞遗址的发掘，加深了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南山文化的认识。在闽北地区发掘的武夷山葫芦山遗址、光泽馒头山遗址、浦城马道坪遗址、浦城龙头山遗址等，丰富了闽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内涵。闽中东沿海地区发掘的闽清南木墩遗址、闽侯白头山遗址、闽侯赤塘山遗址、霞浦屏风山遗址、平潭壳丘头遗址等，反映了福建史前海洋文化的基本面貌，遗址中水稻、小米等农作物的发现也使这个地区成为探索中国东南地区农业传播路径的重要节点。这些发现不仅揭露出福建史前文化山地和沿海二元结构的区域特征，也大大完善了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值得一提的是，在闽南地区发现的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是目前我国最早的原始瓷窑址之一。
明溪南山遗址。通过多次的调查与两次正式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灰坑、活动面、火塘和大量文化遗物。共发现五期文化遗存，年代为距今5800～3500年。其年代跨度大、文化层连续完整、文化面貌独特，对构建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尤其重要的是第二、三期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植物遗存，分别为38个不同的植物种类，总计5.57万余粒。其中农作物合计5.16万粒，以水稻和粟、黍为主，还有大麦、大豆和绿豆等共6个品种。出土的水稻遗存是目前在武夷山东麓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水稻遗存；出土的粟和黍，是目前华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小米遗存，为探讨华南沿海地区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来源问题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证据和新的线索。
南山遗址墓葬遗迹
南山遗址出土植物遗存
将乐岩仔洞遗址。发现墓葬、沟、房址、灰坑、柱洞等遗迹，出土陶、石、骨器千余件和大量木炭样品。其文化面貌与明溪南山4号洞遗存极为相似，年代为距今5300～4300年。遗址房屋、灰坑、墓葬均依山体基岩而建，为了解福建地区史前人类的建筑模式提供新的线索。遗址出土玉锥形器与浙江新石器时代晚期同类器物极其相似，表明闽浙之间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存在一定的交流。
岩仔洞遗址出土玉锥形器
闽清南木墩遗址。发现新石器晚期数座灰坑及墓葬，出土陶器、石器共100多件。石器有锛、钺、镞等。陶器有罐、釜、壶、豆、盘、簋、杯、纺轮、鼎等。其随葬品的器物组合及特征与昙石山文化极为相似。南木墩遗址是首次在闽清发现的典型昙石山文化遗存，为研究新石器晚期闽江上、下游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南木墩遗址出土陶圈足盘
南木墩遗址出土陶鼎
武夷山葫芦山遗址。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晚期至西周晚期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包括墓葬、建筑基址、窑址、烧坑、灰坑、灰沟、柱洞等，出土遗物有陶器、原始瓷器、石器等遗物。多次田野考古发掘和初步研究表明，葫芦山遗址为一处文化内涵丰富、延续时间较长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其中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窑（Y1）形制保存完整，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
葫芦山遗址Y1
浦城马道坪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圆形升焰窑2座，年代为距今5000～4800年，是迄今为止福建省内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陶窑。马道坪遗址与葫芦山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窑在我国南方地区亦不多见，对于探讨南方窑业技术起源与发展、南方龙窑技术的产生、瓷器的起源等学术课题都有着重要意义。
浦城龙头山遗址。龙头山遗址各时期地层及遗迹单位出土了大量硬陶、黑衣陶、夹砂陶、泥质陶及瓷片，以及金、银、铜、铁、玉、石、陶、瓷器等小件文物近200件（套）。遗迹主要有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商周时期的灰坑、房址与闽越国时期的墓葬。其中新石器时代墓葬均为长方形或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器物有陶器和玉石器。陶器有豆、罐、壶、鬶、盉、杯、纺轮等，石器有镞、矛、锛、钺等，玉器有玉珠、玉管和玉锥形器等。其年代在距今4500年左右。龙头山遗址出土的各时期文化遗存，对于完善闽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探索闽浙早期文化交流，认识区内早期闽越族群文化，研究西汉时期闽越国葬制、葬俗，构建闽浙赣邻境山地河谷地带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生业经济系统、环境考古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龙头山遗址出土石钺
光泽馒头山遗址。发现房址、灰坑、窑址等遗迹。出土器物有陶器、石器、玉器等。该遗址是福建发现的房屋共存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史前建筑群遗址，其文化面貌大致与马岭文化类型相同，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为福建地区史前聚落形态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中方形的房址为福建首次发现，属地面窝棚式建筑，不同于以往发现的干栏式建筑，丰富了福建史前建筑的类型。
馒头山遗址居住区房址分布情况
闽侯赤塘山遗址。发现商周竖穴土坑墓11座。出土陶器以印纹硬陶为主，原始瓷器次之。器型有甗、簋、罐、豆、杯、尊、纺轮等。共有三期文化遗存，第一期属于黄土仑文化范畴，年代为商代晚期。第二期文化内涵与罗汉山遗存一致，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第三期文化内涵与“杨山类型”一致，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其年代跨度大，文化类型丰富，为闽江下游地区商周时期文化序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赤塘山遗址出土陶器
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发现9座有叠压打破关系的地穴式龙窑遗迹。出土器物以陶瓷器和窑具为主。陶瓷器中，印纹硬陶占约80%，原始青瓷占约20%。年代为距今3800～3400年，相当于夏代中期至商代中期。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烧造原始青瓷的窑址，也是我国最早的龙窑。
苦寨坑窑址发掘区俯视
武夷山竹林坑原始青瓷窑址。共揭露两座窑炉遗迹，出土遗物主要为原始瓷器，此外还有少量陶器。该窑的主要产品以豆为主，器物装饰较为简单，主要有刻划、拍印、堆贴等。其年代为西周早中期至春秋早期。
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为指引
“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研究”初见成果
自2016年以来，福建省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等多家单位在平潭岛相继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工作，发现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遗址十几处，并对其中的祠堂后山遗址、东花丘遗址、榕山遗址、龟山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新的进展与突破。2021年，“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研究”成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之一。
祠堂后山遗址。发现了贝壳坑、灰沟、柱洞等遗迹，推测其为一处居址营地，年代为距今6800～6500年，是目前为止福建沿海地区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东花丘遗址。发现灰坑、柱洞与陶窑遗址，年代为距今3700～3500年左右。遗址出土的大量夹砂绳纹陶与印纹硬陶（以云雷纹为主要纹饰）共存的现象，可能代表了当时平潭岛本地土著文化与来自闽江下游地区外来文化之间碰撞、融合的过程。通过此次发掘，为探索福建内陆史前文化向海岛扩散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东花丘遗址出土单鋬鬶口罐
龟山遗址。遗址经过4次考古发掘，发现大面积分布层叠堆积的陶片层，揭露了1处人工土台。遗址包含两期文化遗存，下文化层与东花丘遗存内涵一致，上文化层为主体遗存，与闽江下游黄土仑文化关系密切。遗址的年代为距今约3700～3200年。
上述几处遗址的考古发掘与文化面貌的分析，初步构建了平潭岛从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文化序列，对探讨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外，202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通过对奇和洞遗址三期文化发现的人类遗骸进行精细古DNA测试，揭示其为中国古代南方人群的祖先类群，与南岛语族人群亲缘关系紧密。
以陶瓷考古与水下考古工作为抓手
深入发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底蕴
外销瓷窑业研究
近十年来，福建发掘了多处窑址，有将乐碗碟墩窑、南口下瑶窑、闽清义窑下窑岗窑、安溪庄灶窑、漳浦石寨窑、连江浦口窑、建宁澜溪窑等，部分窑址的产品在日本、东南亚等地以及国内外沉船均有发现。窑炉的形态从北宋时期的斜坡式龙窑到南宋晚期出现的分室龙窑，体现了制瓷业技艺水平的发展过程，为研究龙窑构筑技术及分室龙窑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材料。其中建宁澜溪窑遗址产品不仅釉色莹润，胎体轻薄，器形规整，产品种类丰富，代表福建宋代青白瓷烧造的最高水平，部分产品可与宋代景德镇影青瓷相媲美。
澜溪窑遗址出土青白瓷盏
澜溪窑遗址出土青白瓷塑猴
闽清义窑。发现于1958年，经过数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目前已发现窑址109处。其产品可分为五期，一期以青白瓷为主，少量青瓷，酱黑釉瓷，年代为北宋中晚期至南宋初期。二期为南宋早期至南宋晚期。产品仍以青白瓷为主，少量酱黑釉瓷。三期为宋末元初至元代中期。产品以灰白或灰青釉色的白瓷为主，基本不见酱黑釉器和青釉器。四期为元末明初至明中期，除延续三期的产品外，还出现了仿龙泉窑青瓷。五期为明代中期至晚期，以烧造青花瓷为主。义窑产品类型丰富，数量巨大，是福建宋元时期以生产外销瓷为主的一处重要民间窑厂，其产品在日本、东南亚以及国内沉船均有发现。
将乐碗碟墩窑址。其产品可分为三期，北宋中晚期至南宋初期受景德镇窑址影响，以青白瓷为主。南宋早中期受龙泉窑影响，以仿龙泉窑青瓷为主，南宋中晚期至元代则为较粗的青瓷。其1号窑址产品在上海青龙镇遗址和东南亚等地均有发现。
水下沉船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福建沿海海域多有古代沉船，水下遗产丰富，水下考古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即已开始。新时代以来，福建沿海开展了一系列水下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重点区域为平潭海坛海峡、莆田、泉州及漳州海域。
平潭海坛海峡水下考古。截至2022年，发现并确认水下遗存12处，出水一批五代时期越窑青瓷、宋元时期龙泉窑青瓷、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窑青花瓷以及福建本地各大窑厂的产品。2013～2019年，国家海洋局海洋公益性科研专项课题“水下文物探测、保护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的子任务“水下文物调查集成”在海坛海峡实施，极大提升了海洋物探技术在水下考古中的运用。海坛海峡是目前全国已知遗存最为密集、内涵最丰富且文化面貌清晰的水下遗存分布区。
泉州湾水下考古。2012年泉州沿海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专项陆地调查工作。水下考古工作于2016年正式开展，水下考古工作者在晋江围头湾、晋江深沪湾、泉州湾以及惠安海域列四个重点区域，新发现2处水下遗存、并复查了2处沉船遗址。
漳州圣杯屿沉船遗址。圣杯屿沉船遗址的发掘是新时代福建唯一的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截至10月中旬，已经完成遗址核心区域五个舱的表层（干扰层）清理抽沙工作，并出水了一批元代龙泉窑青瓷。
此外，为配合古泉州（刺桐）史迹申遗工作，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与泉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对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市舶司遗址、德化窑尾林、内坂窑遗址等进行了考古发掘与研究。同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也对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一系列的考古工作使泉州港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更加明确，成功助力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以学术引领为导向
持续推进福建区域考古学文化的
深入研究与阐释
2022年，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根据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编制了《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中长期科研规划》，进一步明确今后考古工作发展的目标、任务。未来十年，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将继续贯彻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要求，以学术为引领，以解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福建文明的进程为主要目标，以研究、保护、利用文物，阐释、传播福建考古学文化成果为主要任务，以考古发现为依托，以科技创新为辅助，继续围绕“福建区域文明、文化研究”“海洋文明的起源、传承与交流研究”两个方向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并加强与高校、科研单位的合作，使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向常态化、纵深化发展。
执笔：吕锦燕
本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来源 | “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编辑 | 张 怡 实习编辑 | 李思雨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 让
所有的乐器有哪些
乐器的种类如下：
1、琴类：钢琴，竖琴，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低音提琴，口琴，凤凰琴，电子琴，木琴，钢片琴，颤音琴等
2、乐器分类法是乐器学中的重要课题，大体分为两种，其一是民族的惯用的分类法，也称传统分类法；其二是以声学物理归纳手段作为分类依据的现代分类法，也称逻辑分类法。
（1）传统分类法主要指世界古代高文化地区在历史上形成的惯用分类法。它包括：中国的八音分类法（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印度的二分类法（弦乐器、气乐器）、五分类法（单皮乐器、双皮乐器、前皮乐器、打击乐器和气乐器）和四分类法（皮乐器、弦乐器、金属打击乐器、气乐器）；
（2）现代分类法把世界上所有乐器归纳为五大类：体鸣乐器、膜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和电鸣乐器。
扩展资料：乐器，英文：musical instruments，泛指可以用各种方法奏出音色音律的器物。一般分为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能够发出乐音，并能进行音乐艺术再创造的器具。人类通过演奏乐器，借以表达、交流思想感情。对乐器的界定，音乐界和乐器学界有不同看法。
音乐界认为,用于音乐的发声器具才是乐器；乐器学界则通常将许多非音乐领域中的发声器，如古代战争中的鸣金击鼓、宗教中的祈祷诵经、婚丧中的礼仪信号、商贩招揽的信号器等，也视为乐器，甚至将一些生产劳动用具和日常生活器皿，如：弓、锯、杵、缶、杯、碟、盅、碗等等，在进行演奏时，都冠以乐字，称其为乐弓、乐锯、乐杯、乐杵等。
参考资料：乐器 百度百科
考古的完善与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政府颁布了关于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并恢复了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十多年的考古发掘。随后，在国家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主管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考古研究工作。各大行政区和地方政府，也相继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北京大学等学校还创办考古专业，培养考古专门人才。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考古队伍日益健全。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 二十世纪50～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3世纪）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遗址，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日趋完善，并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 建国以来，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方面，全国已发现遗址7000余处，发掘过的有400多处。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是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1977～1978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和大地湾遗址。此后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类似的遗存，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并且与仰韶文化存在着因袭发展关系。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驱，使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环日益衔接起来，对探讨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工艺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长江流域和其它地区也曾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以河姆渡文化最为引人注目，表明这些地方和黄河流域一样，在久远的古代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开发。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又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丰富多采的中华远古文化。 殷商时代的考古研究，过去仅限于商代后期的殷墟遗址一地。现已上溯到商代早期，先后发现两座当时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此外，这一时期发掘的较重要的遗址还有盘龙城遗址、吴城遗址、台西遗址、丘湾社祀遗址、苏埠屯商墓等处。对整个殷商时期的文化发展以及铜器、甲骨、玉器等方面，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是自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通过在丰镐地区的发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70年代以来，周原遗址、洛阳西周王室铸铜遗址、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等遗址出土的大批青铜器，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为中国历史上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现已从考古学上明确，中国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冶铁技术。 过去不被重视的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研究，近40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年代下限已延伸到明代（公元1368～1644年）。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已经全面展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进行工作的项目有：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辽中京遗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这些城址的布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并且分别对当时的宫殿和其它重要建筑遗迹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 历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马俑坑等的发掘，西汉诸陵的调查、发掘，六朝陵墓的调查和若干帝陵的发掘，北魏永固陵的发掘，唐代和北宋诸陵的调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发掘。此外还发掘了大批各时期官吏、地主以至贫苦平民的墓葬。通过这些工作，详细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葬制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具体了解。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关科技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所做工作主要有：发掘汉代及其以后时期的冶铁遗址，并对出土的铁器作系统的工艺考察，揭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巨大成就；对历代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研究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探讨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点，并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进行瓷器器形和纹饰演变的分期断代研究。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发掘，也取得了重要收获。 田野考古工作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考古学理论著作、刊物等的繁盛。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刊物《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合计已出刊600期以上。70年代以来，各地又先后创办了《文物资料丛刊》、《考古学集刊》、《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江汉考古》、《史前研究》等刊物，并出版了《中国考古学年鉴》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年出版）、《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出版）二书，以及文物编辑委员会汇编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年出版）都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