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最新数据，请稍等......
当今世界，尤其是西欧和北欧这些传统基督教国家，民众对宗教的感情愈发淡化，然而，在遥远的东北亚，基督教却持续收割着大量狂热的韩国信众。甚至，新闻里面还多次报道过，韩国某些基督徒竟然主动跑到了中东穆斯林的地盘去传教，最终惨死于他乡的事件。
根据2012年的普查结果，韩国基督教新教徒人数达到1100万，再加上500万天主教徒，韩国4680万人口中，基督教徒竟然占去了1/3，近年来，这一比例还在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其实，早在1940年代末，韩国国内的基督徒也只有2%左右。此时，这些教徒多为政府高官和一些有西方背景的财阀。对于普通韩国人而言，知识分子们更倾向儒家那一套，大部分老百姓喜欢拜佛，遇到天灾人祸或者一些头疼脑热的毛病，又会求助于求助于萨满巫师给“跳跳大神”。基督教在当年的韩国，还远算不上什么国民信仰。
萨满巫师在工作中
要说韩国和“上帝”的渊源，从历史上看，早在明末，基督教就传入了韩国。
公元1603年冬，朝鲜使节李广宗到北京朝见宗主大明万历皇帝，拿回了一张诡异的地图 ——《坤舆万国全图》。
朝鲜人发现，这张图上，大地居然是圆的，还标注了许多连《山海经》都未曾记载的古怪名字。地图的作者，是西洋传教士利玛窦。
即便如此，在朝鲜半岛，西洋传教士的地图和他的学说，还是让一小撮儿知识分子怦然心动。五年后，朝鲜科举状元许筠出使明朝，在北京受洗加入天主教，成了朝鲜第一个基督徒。
再往后，明清交际之时，在满清的铁骑下，朝鲜王朝的储君昭显世子被送往沈阳，给皇太极当人质。
心向大明王朝的世子在女真人的监视下过的苦闷不已。好在世子结识了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逐渐开始亲近西学，带领护卫、侍女皈依了天主教，算是找到了些精神寄托和生活的勇气。
汤若望
1645年，昭显世子从北京回国，随身带了大量天主教文献和几名精通“西学”的神父。然而，正准备在国内普及天主教的世子不久后就离奇暴死，随从们不是被遣返就是莫名其妙的遭遇了“意外”。
据后人分析，世子的暴亡，跟他与“西学”和基督教会走的太近不无关系。毕竟，基督教宣传的那套“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学说，与朝鲜森严的等级制度、世代传承的贵贱身份，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一旦这套理念让老百姓接触到了，并积累起一定的群众基础，恐将动摇自己的统治秩序。
更何况基督教会不让拜祖先、孔子的规矩，在身处儒家文化圈的古代朝鲜人看来，简直属于“逆天”的行为。
所以，自基督教传入后，朝鲜李氏王朝对于这个“洋教”，一直采取着极其严厉的镇压政策，对教徒掀起过多轮的迫害浪潮。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866年的丙寅邪狱，共有8000多名朝鲜天主教徒被迫害致死。
丙寅邪狱
这段时期，朝鲜半岛活跃的基督教以天主教为主，人数不多，而且多为地下活动。直到19世纪末，日本开始逐步控制朝鲜，西学救国思潮兴起，朝鲜统治者对“洋教”的限制开始变得相对宽松。
此时，因为朝鲜人学习的对象多为英美德等新教国家，所以，基督教新教开始逐渐取代天主教，成为最受朝鲜人欢迎的“洋教”。
在越来越宽松的环境中，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纷纷开设学校，既教授宗教理念，也传授西方语言文化、法律、医学、工程等实用知识，像当今的韩国知名高校，诸如延世大学、崇实大学、梨花女大、韩国中央大学等都源于基督教会学校。
在近代的朝鲜，教会学校总被认作新式知识的象征。
为了更好的吸引底层大众，基督教在朝鲜的传播多会选择使用简单易学的朝鲜文，而且，各教会还规定，信徒子女必须学习朝鲜文。结果，这一策略不但快速提高了信众的识字率，更激发起了他们的愈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朝鲜文版的圣经，同期绝大多数的半岛印刷品还都是汉字
到了日占时代，韩国涌现出的民族主义者们，不少都带有基督教背景。
比如，1909年，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就是个天主教徒。
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在汉城塔洞公园大声宣读《独立宣言》的郑在镕，是新教卫理宗基督徒。
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在留学美国之前，毕业于基督教培才学堂。
还有一位东北抗联的青年游击队员，金成柱，曾就读于美国浸信会属下的崇实教会中学。金同学后来随抗联撤往苏联，改名金日成。
显然，日本战败后，这些民族主义者们在韩国政府政府和文化媒体界，都占有了一席之地，而且，宗教方面的“共鸣”，也能恰到好处的解释其“一边倒”的亲西方策略。
虽然开始的时候，普通韩国老百姓对这个“洋教”并没多大兴趣，但搁不住当权者有意无意的各种“忽悠”，于是，到了五六十年代，基督教开始朝韩国“大众信仰”方向发展。
毕竟，在韩国独立和早年创业阶段，基督教确实为韩国人凝聚了重要的抗日力量，争取到了外援，并在某种程度上洗刷了半岛长期对中国称臣、被日本殖民的那种“弱势群体”的民族自卑情怀。
在这种特殊的地缘、历史、文化背景下，基督教在韩国的传播，正赶上了适合的“土壤”。
朴槿惠虽然自称不信教，但总被人为具有强大的“邪教”背景
当年的李承晚不但大肆宣传、鼓励基督教的传播，甚至还利用教会拉选票，大有把韩国搞成“政教合一”的感觉。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朴正熙这个政治强人上台后，才暂时把教会打压下去。
只是，此时的基督教已经愈发深入民心，虽然从政府领域退去，在其它方面，却是全面开花，继续影响着韩国政治，而且传播愈发广泛，各种门派都有，通通非常不好惹。
比如，七十年代反对朴正熙修宪（谋求终身连任）的大型群众活动中，基督教会就是最早出面表态公民抗命的韩国团体。
在整个韩国民权运动时代，教会都冲锋在前，一面传教，一面组织游行示威和罢工。它们各类“振奋人心、感天动地”的宣言和“无畏行动”，再次圈粉无数。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基督教在韩国基本完成了“本土化”。
要说这个“本土化”，除了所谓的“外耶稣、内孔孟”的东亚常见的本土化模式外，在韩国，更明显的却是——政治化、邪教化。
比如在今年疫情初起之时，首尔市长朴元淳已经召开紧急发布会，宣布为防止新冠病毒疫情扩散，要求临时全面禁止在光化门广场举行集会。
结果，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牧师全光勋就偏要率领信众和反对文在寅，支持朴槿惠的保守派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闯占了6个车道和整个光化门广场。
还有一位韩国大妈，因为无视政令，坚持参加教会活动，终成超级传播者，直接导致1001人被隔离。
要说这大妈所属的”组织“，它叫做新天地大邱教会。
呵呵，是不是已经品出了些许“邪教”的味道？
这个韩国版的“新天地会”，并非咱们小说里“反清复明”的那个，人家号称是属于“基督教系”的，全称是——新天地耶稣教见证帐幕圣殿。
大家都知道，基督教又分成天主教、东正教以及新教，而韩国的新教，向来就是最容易出问题的那个。
东正教在韩国基本没市场；天主教秉承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有点像政府机构的模式，权责明晰，政令统一，各级负责人需要相关资质、“持证上岗”，自我发挥的余地不大，所以整体相对克制。
首尔夜晚的十字架
而新教就不一样了。废除教阶的新教在管理和仪式上相对简单，更强调只凭信心即可“得救”，只要“修行得道”，人人均可跟上帝“直接沟通”，无须神职人员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介”。
简单说就是，在韩国，新教不像天主教一样，共享一个教廷，有一套完整的宗教管理体系。那么，既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说辞”，人人都能创立教派和教会，你也能解释的，我当然也能解释。
就这样，韩国各利益团体，打着“上帝”的名义，“自取所需”，众多教派，教会满天飞，进而出现了一种“膜拜团体”——信徒狂热的服从教派或者教主，教主通过洗脑等精神控制来实现其权威，信徒和外界隔绝，断绝和亲戚朋友的来往，心甘情愿的被“教主”压榨，甚至进行性剥削。
新天地大邱教会就属于一个带有浓郁政治背景，势力相当强大的“膜拜团体”，其信众多数都加入了亲朴槿惠的新国家党。显然，这也正是即便朴槿惠对外宣称不信教，但自带的邪教气味一直挥之不去的重要原因。
韩国为何有那么多邪教？
从青瓦台魔咒就可见这个国家中邪不轻啊！青瓦台的建筑风格，猛一看就给人一种不祥之感！所谓相由心生，国府都长的那样子，国民心理也一定是扭曲的，那么邪教横生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