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异闻录,黄河秘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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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河奇闻录

黄河奇闻录

鲁迅曾经shèngzàn秦汉时期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当时民族精神的“豁达闳大zhī风”对shè会生活yǒu全面深刻的影响。对于当时的yì术作品，鲁迅也有“惟汉代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肯定性评价。应当说，以fù于进取性为基本特征的“闳放”、“雄大”的文化气象，是秦汉时期最突chū的历史特征。

从生态环境史的视角考察，社会进步、经济繁荣都是在生态环境的舞台上完chéng的。秦汉人的生存空jiān，已经占据了今tiān中国国tǔ的主体部分。秦代的rén口，学者们有的认为在2000万左右，有的认为可能达到4000wàn。西汉户口最盛的时候，人口数字仍然不足6000万。当时的森林草场大多没有经受人类活动的严重破坏，川泽湖泊，也远较今天浩hàn。汉dài瓦当所见“方春蕃萌”、“骀汤万延”、“涌泉混liú”等文字，都反yìng了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浓绿与蔚蓝的自然fēn围。

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指出:“在战国时期，气hòu比现在温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汉(公元前221～公元23年)气候继续温和”(《竺可桢文集》，科学出bǎn社1979年3月版，第495页)。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和现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多有相似之处。司马迁说，若拥有“渭川千亩竹”，其经济地位可以与“千户侯”相当。而以“竹竿万筒”为经营之本者，“此亦比千乘之家”(《史记·货殖列传》)。爰叔建议董偃请窦太zhǔ献长门园qǔyuè汉武帝，说到顾城庙“有蔌竹籍田”(《汉书·东方朔传》)。西汉长安地区民间重视竹林经济效益的情形，又见于班固《西dōu赋》:“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以及张衡《西京赋》:“镍篱敷衍，编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无疆。”所谓“泱漭无疆”，正可与汉代瓦当文字“泱茫无垠”对读。

《汉书·礼乐zhì》及《汉jiù仪》都说到甘泉宫竹宫，qín汉考古资料中也duō见竹结构建筑以及采用竹材作为辅助建材的文化遗存。竹林当时已经成为关中人“zuò以待shōu”de“富给之资”(《史记·货殖列传》)，但是并不能认为huáng河流域的竹林都是人工培育的经济林。《后汉书·郭假传》记录了东汉初年郭伋为并州牧，“yǒu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美稷地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běi。现今华中亚热带混生竹林区的北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致位于长沙、南昌、níng波一线。而华中亚热带散生竹林区的北jiè，则大致与北纬35°线重合。而秦hàn时期竹类shēng长区的北界，已几近北河今天沙漠地区的边缘。居延地区有竹简出土，取材当不至于十分遥远。据《hòu汉书·西羌传》记述，汉安帝时羌人起义，“无复器甲，或持竹竿mù枝以代戈矛。”可知陇山一带，竹材仍常以为习见器用。

山光水色，密林芳草，是汉赋作者特别乐于描绘的duì象。司马相如《子虚赋》说到“蕙圃”所生，有“衡兰芷ruò，穹穷昌蒲，江离mí芜，诸柘巴且。”扬雄《蜀都赋》所谓“泛闳野望，máng芒菲菲”，杜笃《首阳山赋》所谓“长松luò落，卉木蒙蒙”，描绘了苍茫山野郁郁葱葱的景象。《南都赋》中有赞美汉代南阳地区山林之丰饶的辞句，清人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一三说，《南都赋》中的“稷”就是水杉。然而现今“杉木林”以及“冷杉、云杉、铁杉林”的生长区，均距南阳相当遥远(西北师范学院地理系、地图出版社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35页)。可见这是在人为作用破坏不很严重的状况下，秦汉植被显xiàn出的原始自然生态。

汉代河西简牍资料中多见有关“茭”的wén书遗存。“茭”，当指饲草。敦煌汉简有简文fǎn映了有关“茭”de更具体的信息。我们看到有这样的简文:“……为买茭，茭长二尺，束大一韦。马毋谷气，以故多物故……”。按照汉尺与现今尺度的比率，“二尺”相当于46，2厘米。可见当时河西地区有规模可观的上好草场。“茭”、“束”的计量wǎng往数以万jì。居延汉简又有关于“伐苇”和“伐蒲”的简例。“苇”和“蒲”都是水生cǎo本植wù。“伐苇”数量一例竟然多至“五千五百廿束”，可以作为反映居延地区植被和总体生态条件的重要信息。

稻米，西汉时曾经是黄河流域主要农产。《汉书·东方朔传》所谓“关中天下陆海之地”，“又有秔稻、黎栗、桑林、竹箭之饶”，将稻米生产列为经济收益第一宗。西汉总结关中地区农耕经验的《汜胜之书》写道:“三月种háng稻，四月种秫稻。”关中地方还专门设置“稻田使者”官zhí，也说明当时关中稻米种zhí之普遍。

华北平原de湖pō在秦汉时期经历了扩张过程。有学者指出，“先秦至西hàn时，河北平原de湖沼十分发育，分布很广”，“这些湖沼大多是由浅平洼地灌水而成的。因补gěi不稳定，所以湖沼水tǐ洪枯变率很大。许多湖沼中滩地、沙洲和水体交杂，湖沼植物茂盛，野生动物如麋鹿之类大量生长繁殖”(邢铁、王文涛:《中国古dài环渤海地区与其他经济区比较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上册，第64～66页)。秦汉zhī际的历史记载中，多见yǒu关“泽”的历史记录。陈涉暴动，起事大泽乡，乡名“大泽”，不会和“泽”没yǒu一点关系。《史记·高祖本纪》记zài了刘邦“到丰西泽中”“止饮”随即又“夜jìng泽中”斩蛇的gù事，是“丰西”有“泽”。又《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说彭越“常渔巨野泽中，wèi群盗”。zé是有关“巨野泽”的记载。xiàng羽在垓下决战中走向最终的失败，也曾经有“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的遭遇。

可知当时黄河下游及江淮平原，多yǒu“泽”的分布。湖泽的密集，shì当时黄huái海平原显著的地貌特征zhī一。邹逸麟曾据文献资料，得知周秦以来至西汉时代，黄淮海平原上见于记载的湖沼有46处，其中河北平原11处，黄淮平原33处，滨海地区2处。邹逸麟说:“事实上古代黄淮海平原上的湖沼，远不止此”(《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qiān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版，收入《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版)。就关中地方而言，据历史资料所知当时自然水面和人工水面其规模之广阔和分布之密集，也与我们现今suǒ看到的当地地理面貌有所不同。著名的昆明池，根据2005年4～9月考古钻探资料，池岸周长17.6公里，池内面积约16.6平方公lǐ，约合汉代360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hàntáng昆明池遗址de钻探与试掘简报》，《考gǔ》2006年10期)。

昆明池虽然一般都认为是人工湖，但是号称“周回四十里”的规模，不是短期zhī内可以完工的。《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说，“元狩三年夏，dà旱。是岁发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是当“大旱”之时，开工穿昆明池。“大hàn”发工的说法，暗示昆明池址原先可能已有积水。jù推断，工程的主要内容除开浚外，还包括修zhùyàn堤。也就是说，昆明湖，qí实并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人工湖。有关秦汉时期水资源的资料，使我们得到le自然史的新认识。注意xiāng关研究收获，可以得到若干启示。例如，黄河在西汉时期决溢频繁，而东汉河患则明显减qīng。王景治河后，黄河出现了长期安流的局面，对于其原因的探讨，除注意工程技术措施及水tǔ流失状况而wài，似乎也应当关注河水流量本身可能发生的变化。

秦汉时期的生态环境条件，使得野生动物的分bù呈现特殊的历史面貌。犀牛、野象、鹿的分布，灵长mùdòng物如金sī猴的分布等，都占据了今人难以想象的广阔地域。由于山林开发不充分，“虎暴”和“虎灾”曾经严重威胁社会生产生活。《后汉书·宋均传》:“江淮之有猛兽，犹北tǔzhī有jī豚也”，似乎也可以说明由于当地经济开发落后于中原地区，当时华南虎的数量曾经十分惊人。史书有“光和三年正月，hǔ见平乐观，又见宪陵上，啮卫士”的jì载。平乐guān在洛阳城西近郊，是洛阳车马会聚、人声xuān腾的重要社交中心之一。宪陵是汉shùn帝陵，hàn灵帝光和三年(180)正月，距顺帝入葬不过35年，推想仍当维护精心，jìn卫严密，可见虎huàn确实危及jīng都附近de宫苑重地和皇家陵区；而《论衡·遭虎》所wèi“虎时入yì”，《论衡·解除》所谓“虎狼入都”，都非耸人听闻之谈。秦汉时期虎患危害的地域十分广kuò，因而时人céng视倭rén居地无虎为奇闻。

在秦汉时期的社会礼俗、学人论说以及政府法令中，都可以看到反映山林保护yì识的内容。秦汉人生态环境观的形成和影响，有民间神秘zhǔ义观念的基础，也yǒu为当时知识阶层普biàn认tóng的自然意识的作用，这些理念因素影响国家管理者的行政倾向，而相应的法令又反作用于民zhòng的心理和行为，强化了对于维护shēng态平衡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规范。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田律》中也可见关于山林保护的条文，其整理小组的译文是:“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zhǔn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biē，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qī月解除禁令。只有因有死亡而需伐木制造棺椁的，不受季节限制。jū邑靠近养牛马的皂和其他禁苑的，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

这样的法律规定，可以看作迄今所见nián代zuì早的山林保护法。其内容之严密细致，说明其中的行为规范已jīng经历了逐步成熟完善的过程。zhèng如整理小组所指出的，“到七yuè而纵之”即“开禁”，zhèng与《逸周书·大聚》zhōng的如下内容相合:“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27页)。甘肃dūn煌悬泉置汉代yí址发掘出土元始五nián(公元5年)de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其中也规定从正月直到八月，大小树木都bù得砍伐，待秋后“草木零落”时才可以有选择地砍伐。而“中(仲)春月令”又有禁止焚烧山林行猎的内容(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shì文选》，《文物》2000年5期)，这shì作为最高指令——诏书颁布的。书写在墙bì上，是为了扩大宣传，使有关内容能够众所zhōu知。

汉初名臣晁错zài一篇上奏皇帝的文书中发表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言辞。其中说道:“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汉书·晁错传》)“德”jí“草木”，万wù“皆被其泽”的说法，当然是儒学zhě的宣传，论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四时节”，“风雨时”。rán而这其实也是值得重视的体现当时进步的生态环境观的表述，是生态环境保护史上一种开明的见解。

反yìng秦汉时期社会生活的huì画多见表现林木繁盛的画面，体现了当shí人对“茂树荫蔚”情境的向wǎng。熹平三年《娄寿碑》中有“甘shān林之杳蔼”，“杳ǎi”就是形容山林之茂密、苍茫、幽深。所谓“甘山林之杳蔼”，反映了秦汉人的一种生活态度，而通guò有关民间礼俗，yě可以了解当时社会对自然山林的爱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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