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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上海奇闻怪事
现代上海奇闻怪事
环沪
漫记
近代开埠后的上海,曾以其先进与理性的社会风貌,而为国人称道;去一趟上海,在大部分地方的市民来看,可以看作一次“小出洋”——犹如去了趟发达的西洋国家。同时,洋风洋俗之下的近代上海,仍然保留着明清江南的本土特色;那些民间上海常见的记录,多保存在近代地方志书,及《沪游杂记》(葛元煦)、《淞滨琐话》(王韬)之类的笔记小说。此类记载的共同点,皆以国人本土的视角记录上海,长于记事详实,但免不了视角单一,笔法雷同。
与此同时,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大量外国人涌入上海租界甚至是周边的乡村,他们纷纷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成册,印刷流布,并在东西洋外,产生过不小影响。这类记载中体现的异域视角与好奇心,反而是我们本土记载所少见的。甚至,他们笔下那些或忠实或曲解的记载,今天读来竟有种匪夷所思的趣味。这里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一本书《环沪漫记》。
1870年的外滩影像
闵行夏天没蚊子
晚清时传闻,闵行到夏天就没有蚊子,因为都是文昌帝君赶跑的。此说若出自本土笔记小说,我们都会觉得那不过是出自某拙劣的文人之手;但若是一位英国来华的消防员郑重所记,氏著还在本国出版,那效果可能就正好相反,今天的读者反而会更期待他书里的其他内容。
这个有趣的“闵行没蚊子”的记载,出自一本西方人所作的小书《Rambles round Shanghai》(译作《环沪漫记》)中的《Chinese Solomon》(译为“中国神探”)。《环沪漫记》收入新近出版的上海通志馆主编《上海地方志外文文献丛书》(三联书店,2018)。顷读此书,立刻为其中诸多光怪陆离的内容所吸引,读完后仍意犹未尽;书中记录的不少上海民间传统与传说,今天久已难觅其踪影幸赖此书保存。小书出版于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作者是英国人葛骆(William R. Kahler),作者生平材料很有限,只知道他早在咸丰年间(1859年)就来到中国,之前从事过海关工作,不过这本书出版的前后,他担任的是虹口第二救火车队的领班救火员——这里也就是现在武进路上的虹口消防中队。很难想象,这么一位彪悍的消防员,同时又是包括《环沪漫记》在内多部上海西文掌故的作者。
当然,更神奇的是,《环沪漫记》不仅有蜻蜓点水般的“漫记”,更多的是作者的亲历亲访与扎实的调查研究;其对上海及江南的地方民俗文化的兴趣与投入度,超过我们的想象。此外,文中还附上了自己游历时拍摄的神祇、祠宇的照片,并配以西方人易懂的解释说明;比如他曾拍到过被塑成小脚的观音菩萨像(《中国集市》篇),并对其进行了民俗人类学的解释。这大约是上海相当早的人类学研究的尝试了;较徐家汇禄是遒(Dore, Henry)神父的名著《中国民间崇拜》(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系列,还早了二十多年。所以在趣味之余,《环沪漫记》的史料与研究价值,同样也不容低估。
谁搭上了出巡神船
明清国家祭祀,各级州府县城隍庙里都供奉着城隍老爷。传说江南的城隍老爷们,会时不时坐着神船,出巡人间,这些传说大约也与江南多水、出行靠船有关。所以南方各地城隍庙里,都会在寺庙大殿的天花板上,挂一艘出巡神船,有时也会放在高凳子上。人们祭拜这只神船,为的是祈求出行平安。上海县城隍庙里就有,还是两艘,其中一艘是专为女性使用。(《出巡神船的传说》)
而这位西洋作者竟然听说,上海县城隍庙里的神船,真的曾经“出巡”过!曾经有位上海的妇人重病,写信给远在扬州的儿子让他速回沪。儿子非常孝顺,恨不得立刻回到母亲身边,但他在运河边叫不到船,他只能沿着运河走着前行,天色渐暗,才遇到一位船主,愿意搭载他南下,唯一的条件是:不能进船舱,只能在船尾,也不能睁眼。年轻人一一照办,一觉醒来船就到了上海。船家讨船钱时,年轻人表示自己钱袋丢了,便留了把伞作抵押。父母都惊疑儿子为什么归途这么快,最后明白是有神明护佑,便让儿子去城隍庙酬神还愿,最终发现,他的伞正悬在天花板的出巡神船上。
整理者注意到,这则情节曲折精巧的神船故事,与乔家栅创始人中举、神船送其还乡的故事相近,但相比而言,葛骆记载的这个故事在冲突上更为紧凑,扣人心弦,堪为上海宗教文学中之翘楚。严格意义上,上海城隍庙中有两位城隍老爷,一位是西汉权臣霍光,另一位是元末上海人秦裕伯。仅据这则故事判断,这位出巡的老爷很可能是秦公,因为这位显佑公祖上就是扬州人,这趟传说中的远行也是熟路。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英国人李德尔画笔下的豫园九曲桥
水车的传说
作者葛骆因长期供职在虹口消防车队,想必对虹口应相当熟悉,尽管书中提到虹口的此书并不很多,但有一则颇为有趣。作者在《水车的传说》一节中写道,有户虹口的财主姓朱,朱家的一位长工在田里用水车浇灌水田,一个陌生人突然出现表示愿意帮忙,让长工可以洗个澡休息下,结果长工还没洗就看到十几亩田已经被陌生人浇灌好了,长工判断陌生人可能是个落水鬼,自己被盯上了,就借故脱身,让落水鬼跟他一起扛着水车收工回家,到了门口,长工又借故让落水鬼一个人扛着水车,在门外等自己。捱了一晚后,这个落水鬼变成了一块棺材板。朱家老爷觉得这块板会让自己走运,但要让这种运气持久,就得把他放在污秽之地,最后,他把这块棺材板放到了猪圈,结果他们家的猪仔各个又肥又壮。朱老爷因此发了财,又雇了新长工,然而这位新人不明就里,把猪圈里的棺材板拿出来洗干净,结果里面的鬼魂逃脱,木板没有灵气,朱家的小猪也没什么两样了。据作者说,他还在松江见过这样的木板。
因为上海水网密集的关系,葛骆笔下的好多故事,都与水中神明有关(如书中《渔梁的传说》,母题即出自民间故事“渔夫与水鬼”)。这则“水车”的故事,发生的地方在“上海的郊区虹口”老靶子路附近的土地。这条曾属郊区的“老靶子路”,即今天虹口区武进路,原为租界工部局所设靶场南面小河填埋而成,1870年时为对抗南下太平天国,租界工部局在当时美租界外的虹口港一带购买了一块土地,作为军事训练射击的靶场,1896年靶场迁走,靶子路改称老靶子路,以区别新的靶子路(后更名为北四川路,即武进路以北的四川北路)。作者供职的虹口消防车队,就在老靶子路的东头。想来作者写作的二十世纪初,日后繁华的虹口中心区,还有大片农田,租界城市区域仅集中在黄浦江苏州河港口附近。
清末龙华寺及周边河道影像
针灸确实有一定效果
如果记载无误的话,作为消防员的葛骆,同时扮演着游历者的角色。作为游历者的他,像位人类学家一样,坐船游走在上海及周边,接触各种各样的来人。从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常常从虹口南边苏州河岸边的“公济医院”(这里解放后长期作为第一人民医院原址,今拆除新建上海北外滩苏宁广场)的码头出发。有时从这里东进黄浦江,再从大小河港向东向南,去到川沙、奉贤、金山;时而沿苏州河西向,游离嘉定、青浦、昆山、苏州甚至杭州,沿途风景、地标一一记录,今天看来是还原晚清江南水道重要的实测史料。
可惜是因为江南水网太过复杂,吴语发音也增添了辨识的困难,葛骆留下的一些记载,总让人有些怀疑其中的准确度。在《西太湖》一节中,他记录了自己从青浦朱家角一路东还的行程,其中途径泗泾,配了一张河景的照片,标识为“泗泾附近的安亭”,这让熟悉上海史地的读者读来颇具莫名,今天两处分隔甚远的古镇,怎么会被联系到了一起,或者此处“安亭”另有他意?俟上海地方史专家解答。
在葛骆游历的过程中,时常遇到本地人“看西洋景”般的指指点点。比如他来到拓林的时候,有小孩冲他们说英语骂人的话;还有一个广东女人,指着他们的船叫“红毛船”,也被他解读为是某种诋毁,因为他联想“毛”的意思,是“下等动物的毛发”。
不过这位不甚计较的中国通,对中国的地方文化,似乎颇有些了解之同情。他提到,当时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医生和中医普遍没太多信心,但他始终认为:“有些中国郎中却拥有相当神奇的医术。”他亲眼见到的一位瘫痪而卧床不起的病人,一开始延请西医治疗无效,后来改用中医用针灸,最后竟然治好了他的病,让作者不得不承认“针灸确实有一定效果”。
还有一次,他看到有人在刮自己背,刮出一道道雪痕,为的是把身体中的恶气驱逐出去。他所见的就是民间非常普遍的“刮痧”疗法。记得2001年有部叫《刮痧》的电影中,也讨论过因“刮痧”而起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而早在百年前的葛骆就已下结论,“这种治疗方式也许有点夸张,可是既然中国如此通行,我们就不该怀疑它的有效性”,这种态度即便放到今天,也有其可取之处。(《拓林》)
“民间巫术”的理性观察者
当然,葛骆对中医的肯定,未必是医术上的认可,更多的是看到了中医的灵验,从这点上看出,他不失为一位实用主义者。而最吸引他的中国式“灵验”体验,则是本土特有的信仰传统。他记载最为神奇的体验,是一次到浦东拜见一位著名的女灵媒。本来,他是抱着“看她有多少能耐”的心理去的,结果马上被这位浦东女灵媒折服。这位女灵媒的经历颇为曲折,之前孩子夭折,然后自己重病;通过城隍面和杨老爷庙祈求,得知她的病只有在嘉兴外的一座上天王庙的神明,才可以救她。“上天王”据说是一位“郎中”所化的神明。但他记载的时代有些问题,葛骆听说“上天王”是商周时人,那一定是本地流传的不靠谱的传说。这位妇人不仅照做,还得到神明的垂青,不仅疾病痊愈,神明还让她去帮助别人,自此成为一位灵媒。葛骆到她家时,她已开始神游,求助者是为他家的小孩生病而来。灵媒最终盛起一些香灰用红纸包好,告诉男孩家人煎水服下,便会药到病除,随后擦了擦眼睛,从神游中醒过来,恢复正常。
接下来轮到葛骆。灵媒问他想知道什么,葛骆说想知道右臂膀为什么很痛,不能自由活动。灵媒一开始只是提议去做次按摩,葛骆觉得这个建议听起来很合理,但没有什么神秘的。然后灵媒开始做法,葛骆详细地记下经过,有拈香设案等多步工序,其中第一次神明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后,灵媒还休息了一下,重新开始。经过一次“决筮”抽签,她继续开始,终于做法成功,不久便清楚地将神仙告诉她的话,咿咿呀呀地唱了出来。葛骆分辨出,那是说他的肩伤问题,不是自己的错,而是受到过一次“超自然的风的攻击”,他继续问是什么时候的事,灵媒表示无法准确说出发生的时间,因为国外没有灶神爷,每年腊月底上天汇报家务,但事故发生在两年内的判断,是神明告诉她的。葛骆自己写道,他曾在两年前因为台风的袭击右肩脱臼错位,还有点轻微的骨折,但这件事灵媒一定事先不知道,顿时被灵媒折服。之后,灵媒又开了些常用药:香炉灰塗于伤处,又用平常的声音说了一段话,神明不让她收葛骆的钱,但如果葛骆痊愈了,要去给上天王庙供一盏灯,说完就醒过来。(《灵媒》)
结语
清末上海街景
这段奇妙的经历后面,葛骆写到:很明显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了解的很少,灵媒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当然可以对此嗤之以鼻,但毕竟其中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可见,这位冷静又不失眼光的西洋人,绝不是一位简单的游历者,而有一点严肃理性的现代学者之风。
作为对中国文化持公允态度的一位普通西洋人,葛骆与他的上海民俗调查,只是浩瀚的西洋上海文献中的冰山一角。尤其在学界纷纷关注“在西方发现中国”的今天,之前并不为人所重视的西文上海文献,还会有更多有趣的西方书写,等待学者们继续的挖掘;近代上海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也应当有更为多元的记载;唯有中西文献充分的互证,才能重现旧时上海的传统与荣光。今天,有关上海外文文献的译介,同样是一次文献的全新文献的发掘与刊布,也将会是上海研究升级换代的一次重要契机。希望不久的将来,更多的外国视角下的上海文化与民俗作品得到译介,真正做到“双重证据法”的中西文献的互证,全新的上海研究必将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原文刊于:上观新闻
作者:王启元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2018-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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