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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分子建立了不少集中营，其中着名的有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位于德国西南部的达豪集中营等。
达豪集中营
达豪集中营位于德国慕尼黑西北约80公里处，1933年建成，1938年扩建。它是德国纳粹建造的第一座集中营，曾被作为培训德国党卫军集中营军官的教学基地。这里先后关押过21万人，包括许多犹太平民和苏联战俘，其中近3.2万人被迫害致死或遭枪杀。1945年4月29日，集中营被解放，3万多名在押人员重获自由。
奥斯威辛集中营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修建的最大的集中营，始建于1940年4月，是距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的奥斯威辛市附近大小40多个集中营的总称。德国纳粹在这里监禁过数百万人，并屠杀了其中的110多万人，受害者绝大部分是犹太人。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威辛集中营，7000名幸存者获得了新生。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位于德国首都柏林附近，是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区纳粹集中营的指挥总部所在地。集中营占地400公顷，整个布局呈三角形，是按照纳粹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的要求设计建造的，被认为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集中营。从1936年建立至1945年4月22日获得解放，这里关押过20多万来自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人、社民党人、抵抗运动战士、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苏联战俘，他们中的半数死于苦役、疾病或被枪杀和焚烧。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坐落在德国东部城市魏玛附近，建于1937年。 二战期间，此处囚禁了大约25万人，其中5.6万人被纳粹分子以各种方式杀害，其中包括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在集中营内，以德国共产党人为首的一批反法西斯战士一直坚持与纳粹分子进行斗争，他们秘密筹划通过武装起义赢得自由。1945年4月，他们发动武装起义，并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控制了集中营，使近2.1万人获得自由。
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
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建于1938至1939年间，位于柏林以北50英里。二战期间，这里共关押过13. 3万名妇女、儿童和青年。他们被强迫从事修路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有部分妇女被用来进行医学试验。在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这里之前，约有近5万人被迫害致死。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建立于1940年，1945年4月15日英国军队解放了该集中营。在集中营存在的5年间，德国纳粹在此共杀害了约7万名被关押者。
毛特豪森集中营
纳粹德国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始建于1938年8月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在奥地利迫害犹太人、反法西斯人士及无辜平民的主集中营。这座集中营及奥地利其他地区的49座附属集中营共囚禁过20万人，有10万人被迫害至死，其中包括至少5名中国人。2003年5月11日，毛特豪森集中营旧址举行了中国遇难同胞纪念碑揭幕仪式，深色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镌刻着：“纪念在此集中营遇难的中国同胞”。
布伦东克集中营
布伦东克集中营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以北20公里处，这里本是比利时在一战时期的一个防御工事，二战中成为纳粹德国的一个集中营，是关押、迫害和虐待犹太人及武装抵抗人员的人间地狱。在1940年至1944年的4年间，这里关押的3500多人中有164人被枪杀、21人被绞死，约100人被折磨致死。
荷兰老人忆集中营生活：妇女轮流慰安
4月底的荷兰，温暖的阳光照射着绿油油的平原。在海牙市郊区的一处老年公寓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一位有着非凡经历的老人。
坐在记者面前的柏西·科维纳斯女士(下文称柏西)说：“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说，但是我心里当时真的不知有多高兴，美国把原子弹投到了日本，日本终于投降了。因为我一天也不想在日军的集中营呆下去了，我受够了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残暴地痛打我母亲。与其每天在这样的阴森、恐惧中度日，我宁可去死。”
今年76岁的柏西，是一位和蔼、乐观、身体健朗又有活力的老人，但说这些话时，她的目光中充满了复杂的神情。如果不是拿出她1942年在印尼时的照片，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满头白发的荷兰老人，会和远在太平洋上的爪哇岛日军集中营有什么联系。
柏西说，在日军集中营那段记忆，缠绕了她一生，有彻骨之痛。
4岁被押进日军集中营
柏西的父亲名叫卢斯恩·科维纳斯，是一位牧师。在上世纪30年代，他和很多荷兰的公职人员一样，被荷兰政府派往印尼，担任荷兰皇家东印度陆军的牧师。1938年6月，柏西出生在父亲工作的印尼爪哇岛。然而，她们一家人只安稳生活了3年多，就因日军的占领被打乱了。柏西拿出一张东南亚的地图，指给记者看，她说：“早在1940年底，荷兰和英国就讨论太平洋地区的防务问题了，但是没有实质进展。1941年，日军登陆加里曼丹岛，很快将战火烧到了苏门答腊和爪哇岛。”
柏西像个小女孩，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日本兵像灾难一样，突然降临。我记得1942年的一个晚上，有很多日本兵闯进了我家，要把父亲抓走，母亲拽着父亲不放，我和姐姐被吓得一起大哭起来。这时，一个日本兵扑上来，凶狠地打了我母亲几巴掌。父亲后来被关进了万隆附近的日军战俘营。第二天，我、母亲、姐姐被集中起来，和其他邻居们一起也被押送到爪哇岛战俘家属集中营。当时，我才4岁。”
据荷兰统计，二战期间，在印尼共有超过4.2万名荷兰军人被捕，超过10万荷兰人及其家属被抓进日军集中营。他们和其他被日军侵略的国家人民一样，惨遭蹂躏，在集中营里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不知道这就是“慰安妇”
“母亲经常被打，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多人也都是一样的遭遇，日本兵随时随地就会动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们的发泄对象。”柏西说，她的母亲很坚强，为了保护孩子们，忍辱负重地在日本人的皮鞭下活着。
“我记得当时每天吃得很少，食物应该就是今天用来糊纸盒的那种浆糊，即使这种浆糊，也从未吃饱过。到后期，集中营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我们很多人挤在一个通铺上，常常是一个母亲带着两三个孩子才有一张小床。房间里热极了。”在柏西的记忆里，大人们有做不完的繁重体力活，很多人抵抗力下降，各种传染病，如痢疾、黄疸、疟疾、霍乱等侵袭着他们。一旦有人患病，日本人就命令把病人强行抬走，病人几乎就没有生的希望。
柏西对记者说，或许因为终日生活在饥饿和恐怖中，她变得十分敏感，注意力专注，记忆力也极强。
有一天，日本兵接到命令，从集中营里带走了50名成年妇女。此后，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相同的命令，每次轮流带走不同的人。一次，所有的人都轮过了，还是差两个人，日本兵就揪出了两个女孩充数。她们才十三四岁，吓得跪在地上直哭。这时，两个“阿姨”站了出来，要求替换她们。第二天，其中一个“阿姨”回来了。她踉踉跄跄地走到床铺边，默默地坐在那里发呆。她眼眶淤青，脸肿得吓人，身上的衣裙都被撕破了，手臂、腿上全是青紫色的伤痕。等日本人不在的时候，大家才敢凑过来，帮她洗脸，扶着她躺下……
“且说，我们在战争初期驻扎在北满的孙吴。这个孙吴本来是个无名的农村。是1939年诺门汉事件之后，作为对苏作战的兵团基地，由日本人建立起来的镇子。日本人的艺妓也在那儿营业。当然了，虽说叫艺妓，却是兼做妓女和卖艺的生意，劝酒、表演歌舞然后陪你睡觉。但是这种营业，不是以军人和军队为对象，而是以一般的日本人为对象的。军队的兵营设在离镇子5公里远的野地里。
“军队的慰安所在兵营的附近，专供军队使用。四面围着砖墙，里面有日本人和朝鲜人慰安妇，大约有50名。这儿由民间人士管理。就营业问题，军队不介入。
“我当时不知道，阿姨们被日本人带走后发生了什么，但我感到了无以名状的恐怖，因为另一个阿姨再也没有回来。我最怕的就是，有一天妈妈也这样被带走再也不会回来。对没回来的阿姨，日本人从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人敢问。直到长大后，我才知道她们被叫做"慰安妇"。”
荷兰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在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揭露，当时几乎婆罗洲的所有白种男性都被枪杀或斩首，而很多人的妻子和女儿被日军轮奸，然后被强迫“征用”为日军的慰安妇，不论荷兰妇女还是当地的印尼妇女。
结束半个多世纪的沉默
“比起那些没能活着出来的人，我们一家算是幸运的。战争结束后，我们终于走出了集中营。”柏西说，离开集中营时，原本身材高大的父母都已是骨瘦如柴。
1953年，柏西被送回荷兰上学。她告诉记者：“我刚回到荷兰时，根本没法融入周围的人。在荷兰的亲戚们，甚至很羡慕我们一家在印尼的生活，说印尼那么暖和，不用挨冻受饿。可事实根本不是那样，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在日军集中营里的经历和煎熬。和他们解释，人们根本不相信，一同回来的许多阿姨，都选择了沉默。”
柏西当时心里很气愤，但又拿不出证据。“所以，我从那时起，就决心搜集证据并把它们保留下来。至今，我还保留着父亲在爪哇岛战俘营关押期间的登记表。”后来，柏西还写了一本回忆集中营生活的传记，并以荷兰文和英文出版。
柏西说：“现在，我能理解母亲那一代人为何选择沉默，不仅仅是羞于启齿，还有战争和日本人的伤害让她们不寒而栗，集中营的经历消磨掉了她们最后一丝尊严和勇敢，她们没有勇气去面对那段不堪的往事，不敢轻易触碰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
几年前，柏西遭遇了一次车祸，当时她被压在车轮下，生命垂危。“突然间，我想到了日本兵毒打我母亲的情景，我似乎一下感觉到母亲当时遭遇的苦痛。我躺在病榻上，非常想念我的母亲……这也更坚定了我揭露那段黑暗历史的决心，我要"结束沉默"”。
柏西曾多次前往韩国、菲律宾等国，参加缅怀慰安妇的活动。“日本在二战时对战俘及其家属做出惨绝人寰的事，我不能再保持沉默，这段历史要让全世界的民众都知道。”
柏西说，最让她愤慨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不肯承认二战时所做的惨无人道的事情。“在欧洲，大家基本上不知道这些情况，日本这样厚颜无耻、毫无人性的做法，更激发了我的斗志。我要写书、整理资料，声讨日本。即使我们这代人都不在世了，还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继续声讨他们。否则，故去的灵魂无法安息。这也是激励我每天认真活着的动力。”
老照片实拍揭秘慰安妇真相 军队性奴隶
在二战时期的日本，他们的“女子挺身队”，却是一支军妓部队，是一些为了满足那些男性士兵性欲的随军“慰安妇”。 “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征招的随军妓女和被强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女性，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女子挺身队”。原是一支由女子组成的、英勇善战的、不怕牺牲的，甘愿为国捐躯的敢死队，但是，在二战时期的日本，他们的“女子挺身队”，却是一支军妓部队，是一些为了满足那些男性士兵性欲的随军“慰安妇”。
“慰安妇”是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征招的随军妓女和被强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女性，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
日本《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
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尤其是对敌国及殖民地女性集体奴役、摧残的现象。这一现象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阀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在二战期间，有来自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
日军战败后，为了掩人耳目，大肆销毁档案，使人很难准确计算出慰安妇的总量，但是，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人员仍依据现有的资料，对慰安妇的数量作了推断：在亚洲日本的殖民地、占领区和本土，慰安妇的总数在40万人以上，其中有数以万计的日本女性，在她们自己的政*府的欺骗下，以“女子挺身队”的身份，“争先恐后”地进入了慰安妇行列，成为她们男性同胞卸欲的工具。
慰安妇遭遇：两天半接待500名日军 没时间睡觉
从1938年暮春起，慰安所在中国的各军驻扎地扩展开来。比方在华中战线，由上海开始，向杭州、常州、南京展开。这是因为被动员到中国去的士兵都是年纪较大的召集兵，也就是结束了两年的征兵训练，一度回到了市民社会，过上了婚后生活时召集来的。这样一些士兵在战场上的性问题频频发作，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谈过了。
可悲的是，对于一个结了婚或者是和其他异性交游而知道了女子身体的男性来说，对女人身体的要求是遏止不住的。何况在战场这种异常情况下，更有强烈的反应了。
当时的征兵年龄是21岁，也许当时这种年龄的男子纯情一些吧，一多半是没有性体验的。而对这种没有性体验，且被课以现役那样的繁重紧张训练的男性来说，慰安妇未必是必需品。两者恰成一种对照。
在这儿有个事例可以说明当时召集兵们的性欲要求是何等强烈。
这是1938年春的事情。有个出入于小仓步兵第一一四团的名叫岛田俊夫的御用商人，在北九州募集了二十多名慰安妇渡海到了上海。到达后，他奉命在杭州营业。插曲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岛田现在在小仓火车站右手开了个酒馆。他苦笑着说：
“我不是奉部队之命去募集慰安妇的。正想为士兵们做点什么事情时，副官部的人对我说，你办个慰安所如何?”
到这儿为止，与前面记载的田口所说的情况不同。这且不管它。还是听岛田说下去：
“于是我回到了与其说是部队士兵的出生地，不如说是我的出生故乡北九州，募集了二十多名女子。准确的数字不记得了。带着她们在l938年4月到了上海。那时节就是顺便搭载军队运输船也不那么困难，看情面顺利地坐进去了。我本想在上海营业，到了上海之后让我到杭州去。说是杭州还没有慰安所，士兵们正在”饥饿“。”
他也不是没有发现自己谈话的语气太轻松了。我所见到的了解慰安妇情况的人，没有谁能像上岛田说话那么有节奏。“可是使我吃惊的是从上海往杭州出发的半路上发生的事。上海和杭州之间有180公里，在一般情况下有五到六个小时就可以到的吧。但是周围中国兵的游击队多得很。
我们一行人乘坐的军用列车，每到一个站就停车，慢腾腾地一边警戒着周围，一边走。而且一到晚上就停下来，在车站过夜。那是离开上海后的第三还是第四站，车照样”咕咚“地一声停了下来。这时，车站上正在警备的士兵走了过来。当时我们坐的是一节没有窗子的闷罐车，他”哗啦“一下把门打开了。我们吃了一惊，那个兵也吃了一惊。不管怎样，车厢里有女人。于是他问道：
“这些女的是什么人?”
“是去杭州营业的陆军慰安妇。”
“慰安妇?”
“专门慰问士兵们的女人。是从日本来的。”
“士兵专用吗?既然这样，何必去杭州营业呢?在这儿营业嘛。多少钱?”
“军士和士兵两元。但一次30分钟，这是规矩。”
“一次30分钟吗?好啦，我把钱放在这里。”
“做了这样的谈话之后，官兵们就强行让我们就地营业。每个车站的警备队一个班，大约十二、三个人，多的有20个人的。就这样在路上走走停停，花了两天半的时间才到达杭州，敢情在路上慰安妇就把借支全赚出来了。这样一来，慰安妇和军队之间就可以马上解除雇佣关系，获得自由了。”
“慰安妇的预支款在1938年是1000元。在从上海去杭州的路途中每人就挣了1000多元。挣了1000元就可以自由了，到哪儿去都行。总之一个人两元，1000元嘛，就是500人次啰。在货车里，用一张草席隔开，作临时慰安所，3分钟一次。有的连续6次，就是说，有18分钟做了6次花掉12元的猛人。一般的都在3到4次。慰安妇连睡觉的时间也没有，有的身上还趴着士兵就打起瞌睡来。都尽是一些召集兵，他们饥渴得红了眼。是召集兵还是现役兵，立刻就见分晓。因为召集兵动作大。”
不管怎样，这就是慰安所这种场所儿从1938年春天起，在日本陆军组织中固定下来的过程。它们成了军队的机构之一。然而作为军队机构的慰安所，不久就换上了民营的招牌。理由是军队既然号称为“皇军”，带着“慰安妇”上战场会遭到国民的抵制，这事在前面也曾稍稍提到过。在军队干部中，怕有损军队名誉的意见相当多。战败当时担任陆军大臣的阿南惟几上将也是其中之一，他作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去苏拉威西赴任时，轻易不允许在所属部队中设置慰安所。在职业军人中，这种类型的人似乎很多。尽管如此，只要不设置这种机构，部队就出事。在这种情况下，大约于1938年年中，慰安所完全改成了民营。
但是，虽说是民营，其实质内容与过去却没有一点变化。
一位在玉兵团(第一师)作为军医从军，现在在川崎市的某公立医院当院长的人(希望匿名)，就慰安所管理状况，做了如下的说明：
“军的战略单位是师，师的中枢是师司令部，司令部下设参谋部、经理部、军医部、兽医部、兵器部、管理部。参谋部担任作战计划、作战补给计划的制订、执行和收集情报。经理部和一般公司的经理部一样，担任物品的采购和分配。军医部分为卫生队和后方医院。卫生队的军医主要担任野战中的医务，而后方医院的军医担任部队的卫生管理和防疫工作。兽医部、兵器部的职责如其名字所示。管理部类似管理师司令部机关的总务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