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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色的禁忌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部队里的一名班长和战士。有一次部队在往前开进的时候，班长叫一名战士背一袋红色的米袋子，这位战士不肯背。班长问他为什么不肯背?他指了指在前面山坡上行进部队，班长一看就明白了。
原来那红色的领章和红色的帽徽是那么的耀眼，就更别说那迎风招展的红旗了。
于是班长取了一条备用的绿色军裤，将红色米袋子里的米倒了进去，并将这一发现报告了上级机关。
上级首长对此非常重视，马上下达紧急命令，红色一律禁忌。红领章、红帽徽和红旗在以后的战斗中就很少出现了。
后来这个班荣立了集体一等功，当然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的事迹。希望在今后的战争中能记住，这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
(2)不许自伤
逃兵，在我们的宣传教育中是怕死鬼，是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在有一些电影中还有枪毙逃兵的镜头。
那么在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有一个紧急规定就是不许自伤，枪毙逃兵要团以上机关批准。
做出这一决定的是一些打过仗的部队首长，因为真正的战争与我们宣传品中的战争是有一些区别的。
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非常英明的。因为在和平年代的宣传教育中是不会把自己误伤自己的事情讲出来的。
79年2月16日晚，我们就进入了战壕。
早上4、5点钟就开始了炮火攻击，那时天还没亮，但整个炮火把天空都打红了。我们的炮兵阵地也打的浓烟滚滚，分不清是我们的炮打过去了，还是越南人的炮打过来了。
因为就是在平时的演习中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没有见过打这么多炮弹的，有一些兵的腿不听招呼在那里哆嗦发软。
在部队发起进攻的时候，有一位衡山籍的兵怎么也爬不起来，最后是班长背着他往前进攻的，但缓过了这一阵子之后，这个兵反而变的很勇敢，打死了很多的敌人，后来成了战斗英雄。
如果当时班长一气之下把他给枪毙了，岂不是冤枉了他，也给后面的战斗造成了非战斗减员。
(3)打死不许动
部队在行进、夜间留宿的时候，尤其是打穿插时，会与敌人遭遇或遇到敌军的偷袭。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又作出了一个英明决定，那就是打死不许动。
这一招果然很灵，战斗进行的第五天，我们在某地留宿。晚上越南人来袭击，由于大家都能严格遵守打死不许动这一条铁的纪律，整个的反偷袭战斗是很成功的。尽管敌人是光着脚来，走路听不到声音;带着手榴弹来，不暴露打枪的火力点。
但我们采取的做法是，对凡是走动的人或站着的人实行开枪即打的战术，使得敌人难以实施他们从中作乱的偷袭计划。第二天早上天亮一看，打死的全是敌军。
在行进中也是一样，遇到袭击，只要大部队不乱，用机枪和82无后座力炮，或派一个班就能很快把敌人消灭掉，或视情况再作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还有一次我们的侦察兵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一个兵不慎被敌人的阻击手打伤，但他并没有慌张，而是马上卧倒在地一动不动，这时越南人也弄不清是打死了自己人呢?还是打死了中国人?于是过来了四个越南人来看一下情况，结果被潜伏的侦察兵一举全部歼灭之。
反观有一些部队就做不到这一点，遇到一点越军的偷袭，整个部队就打乱了。
造成班不成班，排不成排，连不成连，整个指挥也就失灵了。从第一天进去遭遇伏击开始，到最一天撤军，整个前线都有这个部队散落的兵，一直就没有收拢过部队。这就是没有铁的纪律的危害。
(4)错一点都不行
或许有人不同意或不理解这种提法，如今社会流行一种“一个人干，两个人看，还几个再捣蛋。”的说法，在这里不去评论这种说法的对与错。我只能说，在战争中对于军人来说，错一点都不行。在战争中出错，对于军人来说付出的是生命与血的代价。就像毛主席所说的“保密工作九分之九都不行，非十分不可。”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撤军的前一天，有一个连队在一座山头上驻守。
通信员拿了一封电报给连长看，连长看也不看，就把它卷成一团丢在了山坡上。
等到几个小时过后，发现山底下怎么有越南人在活动，再一看其他兄弟部队都不知道到那里去了，结果这时候才想起那封电报，等找过来一看原来是要他撤军的命令，时间耽误了。由此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
还有一个接力排长，营长叫他带一个班去一座山头上开通接力机。他满口答应的好好的，可是去了四、五十分钟后还没有开通，营长急了跑到山上一看，接力天线没带。这就是出错带来的危害。
(5)步兵角色的转变
2003年4月9日美军很顺利的拿下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些军事评论家对此也解释不清。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步兵的角色已在现代战争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再做更多的解释，也会跟前面的解释发生矛盾。
79对越自卫还击战刚开始的时候是用炮火进行攻击，后来步兵开始出击。由于对方的阵地上还有不少活着的越军，因此给冲锋的步兵造成很大的伤亡。一些指挥员马上醒悟过来，不能这么冲。于是调整了策略，规定凡发现敌人明显的用枪扫射的，先用炮打。
等到对方没有动静了，再派少量的步兵前去看看情况，这样伤亡大大减少。而有的部队打下一座山头也只牺牲两、三个人。本身步兵营里就配有机炮连，大炮打完了，小炮也要发挥作用。加上还有坦克车的配备，就更不应该实行大量步兵的冲锋作战。
2月19日，我们在一座山上看坦克打对面山上敌人的火力点，简直是神了。从发现敌人的火力点算起，到我方坦克的炮弹打出，最快只用了三秒钟。逼着越南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敢一个劲的扫射。按照坦克兵的考核标准优秀是，从发现敌人火力点，到炮弹将目标击中是七秒钟。
可见我方一些坦克兵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但作为军队的指挥员应该发挥他们的优势，而不要派大量的步兵去冲锋。像这样的指挥员，受到了战士们的很高评价。
实战证明步兵已经从过去的进攻主力角色发生了转变，作为指挥员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在平时的训练中我们就应该把步兵训练成:
1、侦察员，会发现敌人的火力点和重要的军事设施，会报坐标，以方便炮兵的开炮;
2、通信兵，对发现的情况要会报告，要会使用通信工具;
3、指挥员，要会指挥炮兵开炮;
4、最后才是步兵，将剩余的残敌消灭尽。
作为现代步兵一定要想到在你的身后有炮兵、有飞机、还有导弹等等，不是你一个人和一个兵种在作战，而是诸兵种在协同作战，不要冒然的冲锋，这样伤亡就会大大减少。
(6)远离百姓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全民皆兵。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主要打击对象是越军，而不是老百姓，但对老百姓也不能不防范。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我们在进去的第三天，部队到了晚上需要驻扎在一个村庄里，有经验的师首长叫我们把越南老百姓赶走，当时一些老百姓不肯走，
一位广东兵端着冲锋枪就打，老百姓听见枪声跑都跑不赢。
其实，这是事先就准备好的，枪里上的全是空炮弹，伤不了人。当然只有这一个兵是这样，其他兵的枪里全是实弹。到晚上自然也就不会有老百姓的骚扰，也不会出现一些兄弟部队的教训。
(7)不要搞假的
战前中越两军，在边防上还是讲话的，一个越南兵问中国兵，一天的训练量是多少(不少的越南兵会讲中国话)?中国兵告诉他是五公里。并反过来问了越南兵，你们每天的体能训练量是多少?越南兵说是八公里。战争开始后的一个间隙，一个中国兵在河边洗手，突然跑出一个越南兵，两个人撞到了一起，连枪都来不及开就抱到了一堆，越南兵的体力明显的不如中国兵的体力强，很快就当了俘虏。经审讯后，得知越军每天的体能训练只有五公里，而我军的后期训练却达到了八公里。
77年我们在师里举行的大比武中是没有什么对手的，还代表师里到军里参加了大比武，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到了78年师里举行的比武时我们的一些优势项目，纷纷败给了一个兵团。象什么五公里武装越野，五百米放收线、夜间紧急集合都输掉了。
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了2000年战友聚会的时候这个团的一位战友才道出了其中的真伪，原来他们把五百米的为双线的被复线将其中的三百多米改为了单线，这样重量就减轻了。五公里越野该带电池也不带，当然比我们跑的快。
到了79年打仗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要他们架一条线不通，又架一条线还是不通。最后师里把我们派上，架到哪里通哪里。
一条十多公里的线，仅用了四十多分钟就架通了，比平时的比武还快，让他们看的目瞪口呆，其实我们是利用了越南人即有的空明线和高压线架通的，不然哪有这么快?利用高压线通电话，还创造了军史上第一例。
同样与越南人遭遇，这个团的班长牺牲了，我们却把越军打死了。到了后来这个团的通信股长凡遇有架线任务，经请示师里后，一律用我们的线。还要我们帮他们整线，在帮他们整线的过程中剪掉了一些单线，当时并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们平时作假的结果。
其实在我们入伍的时候，就听一些老兵讲作假的危害。六十年代初蒋介石返攻大陆的时候，来偷袭东山岛。我们的一些部队遇有情况，还是改不了作假的恶习，以为又是演习，结果是机枪手不把子弹带够，无线兵不带电池，步兵手榴弹也不带，等到部队赶到现场的时候，那还能形成什么战斗力?结果是眼看着蒋军从海上乘船跑走。
(8)小心到底
刚开始进越南的时候，以为越南到处是地雷和插有竹签子的陷阱，丝毫不敢乱走乱摸，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越南哪有那么多的钱来埋地雷呢?
于是有人开始麻痹起来了，明明知道步兵在前面攻打一座山头，山脚下的人也不注意隐蔽，更有甚者有的在公路上还大摇大摆的走动起来，结果被在山头上的越南人用高射机枪一下子潦倒了好几个。
3月15日最后一天撤军回国途中，一个连队的男卫生员要拉尿了，其实打仗的兵都是男的，他也不知道害的什么羞?偏偏要跑到越南老百姓的一个房角边去拉尿，结果踩中了地雷，人被炸腾空落地后又中了一颗地雷，就这么牺牲了。
(9)创新是战争之魂
越南人很多的战法是跟中国人学的，像《地道战》、《地雷战》和《英雄儿女》中的一些战法都被越南人学会了。他们也知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知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知道埋地雷。
像《英雄儿女》中王成那样整个阵地摆的都是枪，打完这枝枪后再打另一枝枪。
甚至误导中国军人打完枪后就空着手往后跑，中国军人以为可以抓活的，谁知他跑了一段后在地上又捡了一把枪继续打。其实这都是他事先就设计好的，因为越南人的枪比较多。
中国军人也是很聪明的，越南人见打不赢后就钻了山洞。
过去日本人拿那些钻地道的中国人没办法，而中国人却办法有的是，要么就丢几个烟幕弹下去，呛的越南人一个个自己跑出来;要么就把整个山洞炸垮了。
最多时一个山洞就打死了70多人，中国这边一个都没有死。还有的越南人钻到了半山腰的浅浅的山洞里，这样中国军人就绳子吊着手榴弹将其炸死;或直接用高射炮将其消灭。
在排雷方面中国军人也有很先进的武器。他们打出一条25米或50米长的像鞭炮一样的东西，然后爆炸，炸出一条1米或80厘米宽的通道。这种以爆制爆的办法很好，不用再去出现用人的身体滚雷的英雄了。
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没有床，垫的棉絮也没有，他们就采了一些树枝和树叶替代棉絮，然后铺上雨衣就可以睡了。为了防止越南人的偷袭，他们把一些吃完的空罐头盒剪烂，丢在哨位的前面。因为越南人喜欢光脚偷袭，正好可以当刺扎他们。
哨兵放哨时贴地观察，枪都是顶上膛的，保险都是打开的。只要发现有人走动开枪就打，不用问口令，也省去的打开保险的环节。
遇有夜间行进时，实行的是责任观察法，即一个看前面，一个看前面，一个看右面，一个看后面，发现敌人要做到先敌开火。只要坚持这么做，部队伤亡就会大大减少。
一些炊事员在没有锅子的情况下，利用空罐头盒煮面或煮饭，及时保证了前面战士的饮食供给。一些通信兵利用敌人的即有空明线和高压线通电话，创造了军史上的第一案例，还发明了边架线边通话的放线器，给整个战争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甚至有人提出为减少因炮弹的炸伤，建议将钢盔放大制成一个钢罩，可以把整个人罩住。只可惜已到了战争的后期，做也来不赢了。
(10)“三不”男子汉
即便是今年的战友聚会，还有不少的战友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他们始终固守着当兵时形成的概念，认为这三样东西都不是好东西。
在我们部队有一位副指导员，他的父亲是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父亲从小就教育他别喝酒，别抽烟，别喝茶。他入伍后，把自己号称为“三不”男子汉，在他的影响下全连9名干部，除司务长一人因工作需要抽烟外，其余的均不抽烟和喝酒。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们缴获了一些越南人的酒，全连尽然没有一个人提出喝酒的。事实也证明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确实对战斗部队有很多的好处。
像不抽烟，晚上就不存在暴露目标的问题;不喝酒，就不存在迷迷糊糊或睡过头的问题，也不会发酒疯;不喝茶，也就不存在烧开水泡茶喝的问题。
但在后来的一些电影和电视中经常看到表现军人喝酒、抽烟、喝茶的一些镜头，甚至还出现了临战前还喝酒的镜头。
这实在是一种误导，至少不是优秀军人的表现。
其实即便我们回到了营房，遇有逢年过节也是不喝酒的和禁止喝酒的，最多也只是喝一点带甜味的酒。因为我们是野战部队，要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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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使蒋介石如坐针毡。他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搞起了所谓的“总体战”，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对群众严加控制。
各地的地主、恶霸、特务、土顽部队，仗着国民党正规军大量进入大别山，一时气焰十分嚣张，对我地方工作人员、基本群众、掉队战士、伤病员，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迫害。
刘邓
其中，国民党地方政权组织的土顽部队“小保队”最为凶残。“小保”是大别山区的土匪，地痞，流氓以及恶霸组织，甚至有些还是红军时期的叛徒，这些人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
自土地革命以来，大别山地区一直有的游击队伍活动，间接地成了“小保队”的游击战老师。“小保队”不但熟悉大别山地区的风俗民情，而且也熟悉解放军的那一整套游击战术，因此危害也最大。
“小保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折磨因迷路，伤病，掉队的解放军，和解放区政府工作人员。“小保队”平时和老百姓没什么区别，隐藏在群众中，吃住也在村里，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他是“小保队”。
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军处于明处，“小保队”处于暗处，时而啸聚，时而分散，让人防不胜防。这些人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政权服务，对付的手段比国民党正规军还要凶残。
国民党正规军抓着了解放军，就和解放军对待俘虏差不多，衣服一脱，换上国民党军服装，有机会了还能再跑回来参加解放军，军纪比较正规的国民党军，还会把俘虏的伤病员送到军队的医院，治好伤，再补充到部队里。
事实上，在蒋介石关于“清剿”大别山的讲话中，也曾多次讲到“优待俘虏，瓦解敌军”。落到“小保队”手里就惨了，几乎没有一个活下来的。事实上，当年的刘邓大军中就流传着“不怕国民党，就怕‘小保队’”的说法。
刘邓大军
六纵十七旅宣传科干事马丰年，在大别山时和四十九团宣传股呆在一起。有一天行军时，部队在半山腰休息，这时已经是上午9点多，走了一个晚上的路，马丰年感到嗓子又干又渴。
他对四十九团宣传股股长杨锦华说：“你看，下面有个小村子，我渴得很，能不能下去找些水喝？”杨锦华知道每个村庄里都可能有“小保队”。
就对他说：“你最好不要去。”马丰年咂了咂嘴，嘴唇干燥得裂出了一条条血道子，他忍不住又说：“我不去不行，都快渴死了，我一定要去搞些水喝。”
杨锦华看着他渴得不行，只好松了口：“那你快去快回，一刻都不要耽误，我在这等你！”
杨锦华坐在那里，部队又开始行军了，一营过去了，团部过去了，二、三营过去了，后勤也过去了，都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马丰年还没有回来。
杨锦华有些着急，站起来不停地张望着。走在最后面的收容队也过来了，杨锦华只好跟着部队走了。到了晚上，马丰年还没有回来，他忙找到政治处主任苗兴华，讲了这事。
苗兴华一下子急了：“怎么办？赶紧给旅里打电话！”杨锦华给旅政治部汇报后，政治部又汇报给了李德生，但部队要赶着行军，也没有来得及回头找他。但李德生一直都记着这件事。
杨锦华也一直忘不了。在抗美援朝回国以后，他在《解放军报》上见到一篇“寻人启事”，说是要找一个叫马丰年的，解放战争时期是六纵十七旅政治部干事，在大别山失踪。这是马丰年的家人刊登的。
杨锦华看到后，忙写了封信寄了过去，讲了他失踪的情况，但他到底是否牺牲了，他也拿不准。此后杨锦华一直在打听着马丰年，一直到2000年8月，原十二军副军长甄申路过徐州，已离休在家的杨锦华去看望他，说起这件事，甄申告诉他，马丰年已经壮烈牺牲了。
那次他一到村庄，就被“小保队”抓到了，“小保队”把他捆起来，把全村的人集合起来，恶狠狠地问他：“你们解放军，到我们大别山干什么？”
马丰年正气凛然地回答：“打倒国民党，领导穷人翻身做主人。”“小保队”气急败坏，搬来了一张木床，用四颗大铁钉，将马丰年的四肢钉在床上，竖起来示众，问他还要不要穷人翻身？
马丰年依旧坚强不屈：“我死了，穷人也要翻身！”“小保队”就将他割耳、挖眼杀害了。甄申还告诉杨锦华，这事是李德生告诉他的，李德生很重视这件事，解放后曾经专程派人到大别山去寻找马丰年，通过当地政府打听到了这件事。
说起“小保队”，杨锦华至今还深恶痛绝：
“小保队”多如牛毛，很难把他们区分出来。他们都是本乡本土的，和当地老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我们一些过左做法，甚至一些老乡也帮着“小保队”，我们几乎得不到什么情报。
解放军剿灭小保队老巢
相反，“小保队”的消息却很灵通，我们很难打击到它，它却能经常给我们制造麻烦。在大别山行军，战士们最怕掉队。大别山都是山路，拐弯多，草啦树啦也很多，掉队两三百米，都有可能被“小保队”抓到杀掉。
我们团有个战士，掉队掉了400米左右，被他们拉到树丛里，我们只听他叫了一声，等我们赶回去，人已经被杀死了。听说十六旅有个工作队员，被“小保队”抓到后，死得很惨，又是割鼻子，又是挖眼睛、割生殖器。
“小保队”还特别顽固，有一次十七旅抓到一个“小保队”，年轻也很小，只有十八岁，我们处决他时，是用刺刀捅的，一刺刀下去，他还在那里喊：“老子二十年后还是条好汉。”
“小保队”对当地情况熟、地形熟、人员熟，你人多时，他就跑着躲你，人少的时候，他就出来搞你，把我们的人抓住，一般都活不了，手段都还很残酷。
这事我见过好几次，有次是把我们的人杀死吊在树上，大冬天的，没穿上衣，只穿一条军裤，这才看出是我们的人。我们把伤病员放到老乡家养伤，这些伤病员十有八九都活不了，有些是被“小保队”搜出来的，有的可能是被老乡主动交出来的，群众基础很不好。
“小保队”抓到这些伤病员，砍成几块，胳膊、腿扔到山上到处都是。我们出大别山时，还见到有5棵树上吊死了5个人，都是解放军，被开膛破肚，惨不忍睹。这不是国民党正规军干的，他们还想要个好名声。
后来我看到一个材料，是蒋介石关于“围剿”大别山的讲话，也讲到了要“要严明纪律”，改变人民的观感等等。“小保队”就无所顾忌，简直是天绝人性。国民党政权也鼓励它这么干。这对我们影响很大，战士们普遍有两怕，一怕负伤生病，二怕掉队。
原六纵十六旅宣传科干事刘淑宪回忆说：
我当时被抽出来参加工作队，我们是在英山县一区，一共有8个人。那时“小保队”真是太猖狂了，我们晚上住宿，一个晚上要转好几个地方，我们几乎没在一个地方睡过一夜的。
到老乡家里住下后，我们要把屋门顶上，还得警告那家的主人：“不要给‘小保队’报告，如果你们给‘小保队’报告了，我们先把你们打死，要死咱们一起死。”
我们的工作几乎没法开展，我们搞起的“贫民团”很难生存下来，参加“贫民团”的，很多都被“小保队”杀掉了，后来我们都不敢公开叫“贫民团”了。
英山县二区有个工作队队员被“小保队”抓住了，就用大钉子把他钉在墙上，过了一星期才死掉。还有的是被石头砸死的，砸得都成一堆肉泥了，根本认不出来。
那时我们都有一个想法，遇到“小保队”，就是战死，也无论如何不能被他们抓到，他们的手段真是太残酷了。
有一次我们被“小保队”围住了，他们有几百人，有的手里有枪，有的拿着扁担，他们到了我们跟前，我们把为首的一个打死了，他们害怕了，我们再一追，他们才跑掉。想想那次也很危险。
“小保队”对待解放军女战士的手段更让人发指。李德生在他的《征程忆怀》中曾讲过一件事：六纵参谋处长王毓淮有次带部队经过一个村子，发现有一家房主说什么也不让部队进去。
王毓淮觉得情况可疑，进去一看，里面有个小媳妇，怯怯地看看房主，又看看他。王毓淮总觉得眼熟，再一细看，原来是野政文工团的一个女战士，王毓淮曾经看过她的演出。
这位女战士生性活泼开朗，被“小保队”抓到后，当作了小老婆，这位女战士平常也不敢哭，怕被杀害了。王毓淮得知事情真相，救出了这位女战士，处决了这名“小保队”。
杨锦华回忆说，大多数女战士命运更惨，她们被“小保队”抓到，遭到强奸后，又被脱光衣服，吊死在树上了
“小保队”残酷行径，使解放军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首先就是战士们不愿意到地方工作。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有个炊事员，是个40多岁的老战士，走路不大灵活，有时行军也吃不消，部队准备把他派到地方工作。
团长李耀光找他谈话：“你年纪大了，部队天天要行军，不如到地方工作吧。”他到地方当了区委书记兼区长，但得不到群众的掩护，“小保队”仗着人多势众，经常围攻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转移，比在部队行军还苦。
他就又跑回来找到了四十七团，看到李耀光就哭了：“团长，我年纪大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当时有不少人都要求回部队，不愿意到地方工作，这个口子李耀光当然不能开，他说：“你已经到区里工作了，怎么能回来呢？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你解决。”
这个炊事员垂头丧气地想了一会儿，说：“再给我一些人，一些枪和子弹，我们要对付‘小保队’。”李耀光就又给了他5个战士，5支枪，500发子弹。这个老战士流着泪离开了部队，但一直到刘邓大军出了大别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十七旅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四十九团司令部有个叫袁波的参谋，到旅里参加参谋训练队时，旅里让他到地方工作。没多长时间，他一个人又跑了回来，找到李德生，像小孩一样呜呜地哭鼻子：“旅长，让我回来吧，我受不了‘小保队’了，我宁愿在这里打仗死了，也不愿意去了！”
李德生当然也不敢轻易答应他，他必须硬起心肠：“不行，让你去工作，这是组织的决定，你怎么能随便回来？你们现在是军分区领导的，怎么能说走就走了？”袁波只得又硬着头皮回去了。
另外就是伤病员安插比较困难。四十七团有次行军，看见一个伤员靠在树上，他们还以为他活着，其实是被杀害了，用竹子从肛门插进去，插到了喉咙口，竖在树旁。
部队有了伤病员，他们宁愿跟着部队，也不愿意被安插在老乡家。四十七团机枪连战士赵魁华生了疥疮，身上还有虱子，疥疮慢慢地恶化了，疮疱很大，连走路都困难。
连长说要把他留在老乡家养病，赵魁华当场就急得要哭了：“我不走，我要跟着部队，我就是爬也要跟着部队！”说什么也别想把他留下来。赵魁华还是比较幸运的，经过治疗，疥疮很快就好了。那些留在老乡家的伤病员，大多数都被“小保队”残杀了。
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小保队”还特别顽固。四十九团有次行军，两名侦察员先上马出发侦察，刚拐了一个弯，10多个“小保队”窜出来，把两人扑倒在地，用石头活活地砸死了。
骑兵通信员屈海群发现后，忙向苟在合汇报。苟在合赶马过来一看，气得脸色通红：“去命令部队，把这座山给我围起来，一个都不能放跑！”
四十九团很快抓住了10多个人，但这些人个个装作很老实的样子，都说自己是老百姓。部队也没了办法，苟在合狠狠地说：“给我搜，只要身上有枪有刀的，一律捅死！”
结果搜出了几个身上有枪有刀的，警卫排上去把他们捅死在了路边。但还有两个人，怎么看都像是老实巴交的老百姓，战士们就有点大意，摸摸上身，没发现有枪有刀，就没再杀他们，但为了防止他们回去报信，带着他们一起行军。
谁知走了没多远，两个人趁人不备，掏出手榴弹朝苟在合扔了过来，警卫排的战士眼疾手快，一脚踢开了手榴弹，“轰隆”一声爆炸了，伤了两个战士。
两人扔了手榴弹，跳进路边的一个大池塘里，准备潜水逃跑。苟在合下了马：“大家看好了，他们头一露出来，立即把他们打死！”这两个人没憋多久，刚露出脑袋，战士们立即开枪把他们打死了。
“小保队”的疯狂行径，激起了广大指战员烈火般的仇恨。解放军对“小保队”也开始以牙还牙，以暴抗暴，抓到一个“小保队”，决不会客气。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个知识分子，平时很少发脾气，也没什么架子，喜欢给大家开玩笑，连战士都不怕他，但说到“小保队”，他就恨得咬牙切齿，杀气腾腾的。
有一次纵队抓到了几个“小保队”，但还没人敢杀他们，怕违反纪律，只好带着他们行军。但这帮人都站着不动，有两个人长得很胖，又很顽固，两人赖在地上不动，侦察连的战士上去拖他们，他们不但不走，还骂骂咧咧：“***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老子落在你们手里是倒霉，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姚继鸣刚好路过这里，听到了这话，立刻赶了过来：“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这两个“小保队”斜了他一眼，又重复了一遍，姚继鸣不等他们说完，大声地吆喝道：“闪开！”
战士们忙闪到一旁，他掏出手枪，“啪啪”两枪，把这两个人打死了，然后瞪着眼看其他人：“我看谁还想不走？”几个“小保队”忙乖乖地跟着走了。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骑兵通信员屈海群回忆说：
我们四十九团有次在行军，遇到了一个老乡，手里拿着红缨枪。团长苟在合走在前面，骑着东洋马，身上披着日本军官的呢子大衣，腰里还挂着一把东洋刀。
这个老乡过来就问：“贵军是哪一部分的？”苟在合有些怀疑，就顺口答道：“我们是八十五师的。”这个人立刻绽开了一脸媚笑：“国军，你好，我刚才杀了一个***。”接着就把红缨枪举起来让苟在合看，上面还有鲜血。
苟在合不动声色：“你干得好，先给我们带段路。”这个人欢天喜地给“国军”带起了路。过了一个山头，到拐弯的地方，苟在合使了个眼色，让几个战士把这个人拖了过来，苟在合把眼一瞪：“你看看老子是谁？老子就是***！”说着就骑在马上，抽出东洋刀，当场把他劈死了。
十七旅五十二团有次路过一个小镇，“小保队”盘踞在一座碉堡里，不停地打冷枪。李德生立即命令五十二团把这座碉堡拿下来。五十二团攻下了这座碉堡，里面有30多个“小保队”，三连连长顺手拿起一把锄头，兜头就向他们头上劈，一锄头一个，“小保队”的脑浆都迸到他脸上了，他也没顾得擦一下，一连劈死了10多个。
正在这时，李德生赶来了，叫住了三连连长：“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干？”三连连长还不服气：“我不这么干，我怎么干？”虽说杀的是凶残的“小保队”，但李德生还是觉得他做得有些过分，严厉地批评了这名连长，给了他一个处分，一直到淮海战役牺牲时，李德生也没批准把他的处分拿掉。
“小保队”混入老百姓中，神仙也没办法把他们分辨出来。为了不让一个“小保队”漏网，解放军也不可避免地误杀了一些人。原四十九团军务参谋韩文也回忆说：“杀的人的确太多，有些是‘小保队’，有些也不一定是。有一次行军，有个参谋告诉我，说前面有几个人被绑在了树上。”
“我过去一看，果然有几个老乡被绑在树上，是用刺刀捅死的。说是‘小保队’，到底是不是，没人能说清。后来就比较严了，为这事部队专门整顿过。听说五十团参谋长打老乡了，刘邓首长还亲自批评他了。”
地方工作人员、伤病员被残杀的越来越多，各种有关“小保队”的情报汇集到野司，刘邓决定乱世用重典，对这股非正规军敌人采取非常规手段镇压。
狠狠地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刘邓首长把目标定在了宋埠。宋埠是麻城东南一个较为富庶的小镇，有“小汉口”之称，一个月前，二纵曾在这里筹过钱款和棉花、布匹。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后，不少地主恶霸都跑到了这里，他们带来的“小保队”有8个中队2400多人，四处为非作歹，搅得鸡犬不宁。1947年12月3日，刘邓得知宋埠附近的敌八十五师西移后，立即指示六纵，乘宋埠空虚，迅速占领，清剿“小保队”。
杜义德立即命令肖永银带领十八旅和十七旅四十九团攻占宋埠。他再三叮嘱肖永银：“这些‘小保队’最可恶，不要让一人漏网，刹一刹他们的威风！”
肖永银早就憋了一口气。早在10月初，刘伯承有次见到肖永银，劈头就问他：“肖永银呐，我问你，你打了那么多县城，你消灭了多少土顽？你不把土顽消灭了，地方干部去了咋办？”
这次去宋埠清剿“小保队”，肖永银下了决心：一定要干净利索消灭“小保队”。他对政委李震说：“咱们俩这次一定要打好，再不打好就没法向首长交账了。”
肖永银带着五十二、五十四和四十九团，在光山轻装前进，当天晚上赶到了宋埠，里外围了三层。宋埠只有低矮的寨墙，部队如果发起攻击，轻而易举地就把它占领了。但肖永银没有这样做，他怕天黑土匪乘乱逃跑，命令部队严密看守，耐心地等到了天亮。
直到日升中天，部队吃饱喝足，开始打了。这仗打得很简单，两三发炮弹，宋埠的大小碉楼就轰然倒塌，部队随即发起冲锋，敌人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五十二团是主攻，二营教导员侯建军带领营指赶往东关时，北关五连的地方枪声响得很激烈，敌人显然是想从那里突围。他忙带了两个通信员赶往北关，刚接近寨墙，从上面跳下一个胖胖的人，三个人忙上去把他摁住，一审问，原来是湖北省警保处的特派员，这家伙曾经当过国民党军的副旅长，现在在宋埠给“小保队”“指导工作”。
部队攻进了宋埠，但一清查战果，肖永银不禁皱起了眉头：宋埠有“小保队”2400多人，打死打伤了200余人，其他人不见了！部队里外三层把宋埠围得像铁桶一般，没见有人跑出去，其他的到哪里去了？
他越想越窝囊，杜政委让他“一个都不要漏网”，这下好了，有两千多人无缘无故地不见了。他再看看俘虏过来的“小保队”，身上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要是放在大街上，和其他普通老百姓没一点区别。肖永银恍然大悟：这些家伙已经化整为零，混到老百姓家了！
肖永银立即把3个团长叫来，把宋埠城区地图摊在地上：“你们把四面寨门统统关起来，让部队把宋埠看紧了，不能跑掉一个人，其他部队在镇里挨家挨户搜，只要是15岁到50岁的男人，见了就捉！”
然后，他把宋埠划成了三块，每个团分一块：“搜！凡是青壮年男人，一个不漏，统统抓起来，我就不信它能插翅飞了！”
宋埠立刻热闹起来，老百姓也不知道咋回事就“祸从天降”了，好端端坐在家里的，摆摊做小本生意的，甚至正在学校教书的，只要是青壮年，都被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带走了。
原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后来回忆：
我们把宋埠所有的青壮年男人捉来后，叫到屋里审问，看一看手，手上有硬茧的，比较粗的，就是老百姓，就把他们放了。细皮嫩肉，不像干过农活的，统统留下来，也有不少人是冒充走亲戚的，做买卖的，遇到这样的人，也都关了起来。
也有人说，攻打宋埠是趁敌空虚，部队不可能久留，根本没有时间登记、看手，只要是青壮年男人，基本上都抓起来了；也有人说，登记、甄别也搞了，不过是少部分，大部分都来不及盘问。
抓到了2000多名“小保队”，其中还有麻城县长，这么多俘虏怎么办？肖永银和李震发了愁，这伙人都是本地人，根本没办法补充部队，放了吧，危害又很大，宋埠等于白打了，杀吧，不是几个、几十个、百十个，而是2000多人！肖永银只好请示野司，野司回电：“排以上土匪杀掉！”排以上土匪100多人，杀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野司又命令：“所有土匪，统统杀掉！”
天黑以后，十八旅把这2000多名“小保队”带到野外。刘昌回忆说：战士们把“小保队”的衣服扒下来，拉出去用刺刀一捅，推到坑里。扒下衣服是因为我们没衣服穿，把他们的棉袄一脱，我们就可以立即穿上了，外面还有一个部队在专门挖坑，是五十二团处理的。
五十二团一些战士刚开始时还不敢杀，政治部主任蒋科就动员大家：“大家都看了《白毛女》，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你是站在杨白劳的立场上，还是站在黄世仁的立场上？
这些都是你们的敌人，放他们回去，他们立即又成了还乡团，反过来又害老百姓，必须把他们杀掉！”在一些连排长的亲自带领下，五十二团的战士开始动手了。也有的战士害怕，只好躲到了一边。
但“小保队”的人数实在太大，有些部队只好就地解决自己捉的俘虏。五十二团二营在街上架起了机枪，把200多名“小保队”集合起来，“突突突”一阵扫射，“小保队”成群成片地倒下了。
二营教导员侯建军后来回忆说：这些人都还没来得及审查，机枪一响，我看着就突然觉得有些怀疑，这里面不一定都是坏人。
在杀他们之前，我亲眼看到一个多说有16岁左右的小孩也在里面。我忙喊：“停下，停下！”机枪停止了扫射，我说：“不该杀的不要杀。”政治处主任蒋科站在路边，看见我们带着俘虏，问我：“你们杀了多少？”具体杀了多少，我也不清楚，我就说：“没杀多少。”
蒋科看了那些俘虏说：“你看这些人该不该杀？”
我就说：“要该杀我就不带着了，我看也不一定都是坏人。”蒋科就没再说什么。这些人中，有不少都没杀，其中就有那个16岁的小孩，叫熊仁守，还识几个字，算是小知识分子，参加了解放军，在抗美援朝时已经是政治处的干事了。
宋埠消灭了2000多人的“小保队”，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致电纵队称：“你们主动于12月3日，全歼麻城县长及保安大队（8个中队），其意义不减于歼敌一个旅。特嘉奖并记功一次。”
李德生后来回忆说：
消灭宋埠之敌，震惊了大别山的土顽。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明白了，国民党的正规军，是临时调来扫荡的，不可能长期留驻，若与已在当地建立了政权的***为敌，迟早要遭到铲除。
宋埠之战就是杀一儆百的实例。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日见衰败，***日益强大，大别山也许很快就会像红军时期、抗日时期那样，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还不如留点后路好。
在我军事斗争与政治攻势下，许多干过坏事的土顽，纷纷向当地人民政权自首，表示愿意改过自新。一些乡、区的旧政府，也曾出现过抗日时期那样的两面政权，自愿或被迫地为人民做了些好事。
但宋埠杀匪，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刘昌清楚地记得：“我们走了以后，国民党部队就来了，把坑挖开，把‘小保队’的尸体都搬出来，照了许多照片，登在了报纸上，大肆做文章，说是‘宋埠事件’，影响很不好。据说，在国际上都有影响了，损坏了党的形象。”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去采访肖永银将军，提起“宋埠杀匪”这件事，已是83岁高龄的肖永银坐在沙发中，喃喃说道：“宋埠杀了2000多人，虽然震住了土匪，但现在回头看看，是不是杀多了？”
他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六十年代时，李先念来南京，住在南京饭店，我去看他，他还对我说：“那一次宋埠杀匪杀得好哇！”我当时就说：“杀得好是好，但现在回顾一下，是不是杀多了？”
有人为肖永银作传，也讲到了这件事时，颇有感慨：战争环境，有时必须采取严酷的手段——他们不可能带着几千土匪打仗。但毕竟是一夜杀了几千人的血腥场面。有人说，战争就是迫使正常人干不正常的事情。宋埠杀匪，也当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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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
核心提示：车桥战役所产生的效应，远远超出了预期。战役结束不久，就发生了12名日军集体上吊自杀事件。
在苏中抗战的前中期，粟裕指挥对日作战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原因主要还是新四军的力量尚不足以与日军对拼，但到1944年初，苏中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已达到20个团，计3万多人，并且集中进行过冬季练兵，技战术能力都有了新的提高。这使粟裕认识到己方已经有了大规模主动出击的可能。
1944年2月至3月，粟裕着手组织车桥战役。此战他集中了5个主力团，分别为苏中军区教导团、第四分区特务团、第一团、第七团和第五十二团，这些部队均是苏中新四军的绝对主力，像第七团、教导团都可以独立完成一场大的战斗，再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如此规模的攻势作战，在苏中抗战史上没有先例。
粟裕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高手，他有一个“组织战斗”的理论，其关键点就是实行大兵团作战中的协同作战。奉命参战的5个团平时各打一处，作战风格也不尽一致，粟裕就把互相了解、特点相仿的部队，临时编成一个建制，共编成三个纵队、一个总预备队，并适当调整了部队建构和干部配备。
车桥一带皆为水网地区，粟裕发动3万多民兵与群众，在车桥周围筑路打坝，共筑起穿越湖荡、绵延达30里的5条大坝，以便于部队隐蔽接近车桥。此时新四军在苏北已经树大根深，具备相当雄厚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可谓是一呼百应，与抗战前中期已不可同日而语。筑坝之外，粟裕又组织数以千计的船只，把部队、云梯、担架队运到了车桥附近。
大战之前，粟裕将师直机关分成前后两个梯队，其中一个梯队北移，他自率一个梯队南移，用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当时无论是正忙于“清乡”的日军主力，还是守卫车桥的日伪军，事先对他的作战意图及部队调动均一无所知。
3月5日，攻城主力第七团远途奔袭，从南北两个方向直插车桥。粟裕对该团指战员说：“成败胜负，关系重大，哪怕敌人筑了铜墙铁壁，你也要给我砸开它!”
他事先为攻城部队特制了一批攻坚器材，光用于登城的就有连环云梯、单梯三角钩、爬城钩等多种，突击队泅水游过外壕后，便借助这些器材爬过围墙，对通往街心的碉堡展开攻击。
粟裕在车桥战役中采用的是“掏心战”战术，即先进入街心，占领镇内的所有街道，然后四面开花，分割包围，对周围的碉堡逐一攻坚。在攻陷车桥的同时，前来增援的日伪军也遭到伏击，伤亡惨重。
车桥战役共打死打伤日军350余人，仅第六十五师团就报告战死69人，其中包括大队长山泽大佐、机关枪中队长金丸中尉。在这份报告中，纪录有14人失踪(实际已被俘)，这是大反攻到来之前，敌后战场上一次性战役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日俘炮兵中尉山本一山供认：“这次战斗失败，我们犯了轻视新四军的错误。”说到这里，他的目光中满是敬畏，突然收紧下巴：“你们的粟裕了不起!”
粟裕在对日作战中指挥的大规模战役不多，战绩也因此受到影响，但这跟他的指挥能力并没有关系。一方面是新四军当时的实力还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大战，另一方面上级的指导方针对他有很大约束。例如在粟裕将车桥战役的经过报到新四军军部后，军部起初竟然不是高兴，而是十分担心。主持工作的饶濑石害怕这样大动干戈，会不会“过分暴露了自己的力量”，从而像百团大战那样，引起日军疯狂报复，也给华中根据地来个“五一大扫荡”。
车桥战役所产生的效应，远远超出了预期。战役结束不久，就发生了12名日军集体上吊自杀事件。此后当粟裕挥师进攻车桥附近的日军据点时，战斗都出奇地顺利，日伪军几乎是望风而逃，像车桥那样拼命死守或增援的事再也没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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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国民党军以5个整编师共15个旅约12万人的兵力，企图大举进犯苏中解放区，进占海安、黄桥一线，尔后向北进犯。在得悉国民党军将于7月15日同时进攻黄桥、如皋等地后，为争取先机制敌，华中野战军3万多人在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的指挥下，于7月13日突然向守备较薄弱的宣家堡、泰兴国民党军发起攻击。
在一个半月内，进行了宣(家堡)泰(兴)攻坚战、如(皋)南战斗、海安运动防御战、李堡战斗、丁堰林梓攻坚战、邵伯阵地防御战和如(皋)黄(桥)公路遭遇战，取得了“七战七捷”。8月26日，苏中战役胜利结束。
关于苏中战役的作战经验，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起草，于八月二十八日致各战略区首长电中指出：“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毛泽东还写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文，专门举了苏中战役的例子。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内容。苏中战役，粟裕以三万劣势之兵，敢于迎战十二万美械国军，且七战七捷。
一代战神林彪，对这个经典战例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叫来了自己的参谋长刘亚楼，命他收集苏中战役更多的资料。刘亚楼劳神费力弄来后，林彪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仔仔细细琢磨了两天。刘亚楼有事再进去时，林彪忽然感慨地说：“粟裕尽打神仙仗。”(据《名将粟裕珍闻录》)林彪：“他打的仗我都不敢打”
林彪感慨地说：“粟裕尽打神仙仗。”突兀的一句话，刘亚楼摸不着头脑，没能听懂。林彪便接着解释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随后，林彪郑重交代刘亚楼，“多留心收集粟裕作战的资料。”后来，粟裕在战史上完成的五大奇迹更让林彪惊叹：
(一)现代战争大兵团作战以战养战
“以战养战”作为战争中的最高境界，在冷兵器时代已经不多见。在现在战争武器装备对后勤要求非常之高的条件下，是很难办到的。但粟裕却做到了，苏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一系列战役最具典型意义。(二)腹背受敌的歼灭战孟良崮战役东北林彪打不动新一军新六军，粟裕却能全歼整编74师。有些人就得出，新一军新六军比74强的观点。在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就部队装备来说，74师和新一军新六军不相上下。部队战斗力74师和新一军不相上下，比新六军高出许多。孟良崮之所以称为奇迹，是因为这是一次腹背受敌歼灭战。25师和83师一部相距74师不过几公里，在战斗打响后很快就能加入战斗。其他各路援军，包括第五军第十一师到达战场的时间，最近一两天，最远不过几天的路程。当时的情形，华野大军在里面围歼74师，外围国军各部包围着华野大军，其险恶程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三)孤军深入的歼灭战豫东之战现代战争条件下，后勤要求不再限于粮草，战场上也离不开武器弹药的补充。如果战斗失利、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部队要么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腩之师，要么成为一支流寇部队。孤军深入敌后打歼灭战，也就粟裕敢做。豫东之战可以说是整个解放战争中的转折点，沉重打击了华东战场上国军以兵团规模作战的信心。
(四)60万对80万围歼战淮海战役
60万对80万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敌我兵力对比我军少于敌军的情况下，一般会打成击溃战，打成歼灭战很难。淮海战役名义上虽然有个两大野战军共同作战，刘邓大军实力太弱，实际上只起到了一个阻援兵团的作用，吃黄维兵团根本吃不动。最后，华野派出了4个纵队加炮纵才搞定。淮海战役从发起到统一指挥都是粟裕提出来，战场的大多数决策大多出自粟裕。就连战争进行中部队的粮食供给困难，都是粟裕发现并亲自制定解决方案。
(五)投鼠忌器的攻城战上海战役
有谁见过这样的攻城：不能用重武器，攻城中电未停水没断;30万军队驻防的大城市，国民党军舰可以直接参战，攻下来后完好无损?这无疑又是一大奇迹。美国援华顾问团团长包德温，曾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华东共军的作战经验，尤其是他们的进攻精神，在共军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一点，甚至连装备最好、人数最多的东北共军也比不上他们。作为一名军人，我对华东军事统帅陈毅和粟裕将军的指挥艺术，不得不表示钦佩。”
“南昌起义后就数我们俩打得好”
由林彪领衔的辽沈战役中，蒋介石用以“救火”的统帅级别爱将杜聿明，曾重返东北巧施妙计，接走了国军万余劲旅转运其他战场，使辽沈战役美中不足，留下了不小遗憾，林彪还叫毛泽东给狠批了一顿。淮海战役中，杜聿明又企图故技重施，而粟裕却没让他得逞。杜聿明麾下三十万蒋校长最后的嫡系精锐，被粟裕围成了瓮中之鳖，丝毫动弹不得，最后杜本人也成了阶下之囚。
林彪向刘亚楼索要淮海战役的资料，刘亚楼却还没来得及全面收集，他便一脸不快地责备起来。刘亚楼很有些不解，笑着问道：“林总，你对华野的作战情况，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想与粟裕同志比个高低?”林彪不无尴尬地说：“你这个人说话欠考虑。首先，我对打了大胜仗的兄弟部队都很感兴趣;第二，我对粟裕同志的了解，比你们要全面和深刻。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重。”
“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如豫东战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拿这次淮海战役来说，没让杜聿明跑掉，就值得研究、探讨和借鉴。”从这番宏论中可以看出，粟裕在林彪心目中的地位。
林彪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
吴法宪曾回忆说：“林彪这人自视甚高，但他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林彪之女林立衡也回忆说，林彪“在高级别的军事干部中，与粟裕来往最多”。1958年粟裕落难后，林彪参加了几个批判的会议，但他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与叶剑英、萧劲光、陈赓等人一起，帮粟裕说了难得的公道话。而且，林彪还专门找到粟裕宽慰他说：“你缺少党内斗争经验”。
1960年2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多次侃侃而谈，全面论述了自己在敌情的估计、战略方针、战争准备，和加强战略侦察、军队建设、民兵、义务兵役制，以及工作作风和总参工作等方面的独到见解。时为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会议主持人林彪听后很是赞赏。休息期间，他又主动找到粟裕，寒暄之后，郑重地说，军事科学院研究要自己出题目，多提问题研究，并说：“军科应成为总参谋部的参谋部”。一年后的10月，林彪在上海见到粟裕，畅谈了许久。林彪叮嘱他多到部队去跑跑，发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意见，可直接向他反映，面谈、打电话、写信都可以，他还反复征询粟裕对部队以及国防建设的意见。
未攻台成粟裕终身憾事 日雇佣军加入被迫推迟
弦月如钩，河汉无声。
中海侧畔怀仁堂的灯光刚刚熄灭，坐落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一幢琉璃瓦绿顶大楼即刻灯火通明。
总参谋部是中国450万军队的大脑。这位身材瘦小、步履急促的四星将军则是这栋古色古香建筑物的大脑。
粟裕大将的座车驶出中南海，径直开到总参谋部办公楼。
交办的第一件事：将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立即传达下去。
然后，摊开、挂起一幅幅各种比例尺的东南沿海和太平洋、远东地区作战地图，对福州军区拟定的炮击预案再次进行研究和审定。
一架强大、精确的作战机器正式启动，进入点火程序。
1949年，上海解放，粟裕受命组织攻台战役。
40年过去，大陆方面才将一直视为绝密的攻台计划及未能遂行的情况披露于世。
粟裕领命之初，攻台形势相当有利。此时，“蒋委员长”尚未从偌大一个大陆丢弃殆尽的教训中清醒过来，而把他最后30几万部队分驻海南、台湾、舟山三大岛。战略构想十分完美：以岛屿对抗大陆，三点成一线，海南扼制广东、台湾俯视福厦、舟山锁闭沪浙，退，可互为犄角鼎足依托;攻，可全线同时展开或突出某一重点。自然，粟裕对“委员长”的部署甚感满意，你愈是分兵把口，愈有利于我各个击破。他曾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可考虑暂不攻击较易攻取之舟山，而先攻最难打之台湾，台湾既下，统一中国的最后一道难题必将势如破竹、迎刃而解。
面对台湾的7个军14万惊弓之旅，粟裕初定以8个军20余万人发起攻击。计划尚在呈报待批过程中，粟裕的攻台军一部已分别在胶东沿海、长江口和天目山开始了模拟越海登陆及在台湾山区作战的训练。
“委员长”很快便觉察到了台湾本岛的防御力量太弱且兵源有限，于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把求助的眼神瞥向了日本，决计以重金招募日本炮灰。不久，一支两万余人的日本雇佣军开赴台湾。日本人再次登临台湾，虽不是重演50年前的鲸吞强占，但用武士刀斩断宝岛与大陆的血脉却如出一辙。
日本兵的顽强、凶悍、团队精神和战术精湛又是举世闻名的，这使得粟裕在评估他们的战斗力时，就不能用1=l，而只能用l3的算式来计算：如果两万日本兵约等于6万国民党兵，那么6+14=20，台湾拥有的国民党守军战力应以相当20万人来看待。如是，原拟8个军参战已不够，粟裕对战役决心第一次做了较大修改，计划投入攻台的兵力增加到12个军、50余万人。1950年5月，四野发起海南战役，歼敌3.3万，拿下全国第二大岛。但由于是无海空军条件作战，无法封锁各港口和机场，致使薛岳率近7万人撤逃台湾。此时此刻，“委员长”作出了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也许是最为艰难但也最为果断的决策：三天之内，将舟山12万守军悉数秘密撤出，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
从现象上看，三岛已丧其二，辖地仅存台澎金马，但台湾兵力陡增1倍，达40万人，成为一颗名副其实、难以一口咬碎的硬核桃。粟裕迅速向所部发出指示：敌人已集中40万左右的陆军及其海空军全部守备台湾，未来对台作战将更加激烈与残酷，原定以4个军为第一梯队的准备已不够强大，需增加至6个军。这是他对战役决心做第二次较大修改。
6月末，情报又侦悉台湾正加紧补充部队，估计其陆军在我未来发动攻击时可达50万人，海空军亦得到加强。粟裕再向军委和毛泽东报告：我在数量上已无优势，但只要能登陆成功，且能于突入纵深后站稳脚跟，仍可完成预定任务。为了更有把握起见，如能从其他野战军中抽出3~4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则更好。至此，粟裕三度修改战役方案，计划参战兵力达16个军以上。
问题是，增兵较易，增船太难。粟裕掐指一算，为确保战役胜利必须在四五小时以内有第一梯队15万人左右登陆，并有相当数量的运送第二梯队船只，而现手中所有船只仅够装运4个加强师，为第一梯队所需的一半，征船造船买船又均需时间。别无良策，再思三思，下决心向军委报告：攻击台湾须进一步准备，此役关系重大，我们对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则不应轻易发起攻击，而宁愿再推迟一些时间。
就在此时，朝鲜战争骤然爆发，粟裕绞尽脑汁几易其稿的攻台方案只好无限期束之高阁，老将军临海嗟叹，将未能登陆台湾视为终生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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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通士兵到共和国大将，从南昌起义到全国解放，着名军事家、战略家粟裕身经百战，战功显赫，是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我军高级将领。他戎马一生，先后6次负伤。头部两次负伤，在武平战斗中，子弹从他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过;在水南作战中，被炮弹炸伤头部。手臂两次负伤，在硝石与敌作战中，他左臂负重伤留下残疾;在浙西遂安向皖赣边的转战 中，他右臂中弹，新中国成立后才取出子弹。除此之外，1929年攻占宁都时，他臀部负伤;1936年在云合开展游击战中，他脚踝负伤。
1984年2月5日他逝世后，家人从他火化的头颅骨灰中，竟发现了三块弹片。2003年，军事科学院筹建院史馆，粟裕大将夫人楚青公开了这三块珍藏近20年的弹片。
今年3月8日，我们来到坐落在北京雨儿胡同的一个四合院，拜访了楚青老人。早已在客厅等候我们的她看上去身体很硬朗。老人略微梳理了思绪，就给我们讲起了粟裕大将头颅中三块弹片的来历。
1930年2月下旬，作为支队政委的粟裕与支队长肖劲光率部随红四军进军赣南地区，在吉水、吉安的南部水南，参加了消灭进犯赣南苏区的国民党军唐云山独立十五旅的战斗。在激烈的战斗中，突然敌人一发迫击炮弹打过来，在粟裕身旁爆炸。粟裕只觉得头部被猛地一击，就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战士们看到支队政委头部负伤，满脸是血，急忙跑过去帮他包扎伤口，并要抬下战场。粟裕苏醒后坚决不肯，刚说完“别管我，快去追击敌人”，又昏了过去。当时，粟裕年仅23岁。送到后方医院后，医生给他清洗了伤口，治疗三个多月后才伤愈归队。水南战役，红四军消灭敌一个旅的兵力，缴获了大批枪炮。
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战事一紧张，或者工作一劳累，粟裕就常犯头痛头晕病。原本以为他是被炮弹片炸伤而已，不料，弹片一直留在他的头颅内。54年后，1984年2月15日，粟裕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负责火化炉的老师傅得知火化的是仰慕已久的粟裕大将的遗体时，内心充满了对他的崇敬之情。在筛选骨灰中，老师傅和粟裕大将的长子粟戎生特别仔细。在火化炉床上捡扫骨灰时，他们忽然从头颅骨灰中发现一块直径约有黄豆大小和两块绿豆粒大小乌黑色薄片小东西，拿起一看，是三块残碎的弹片。当时，粟戎生特别吃惊，难道父亲生前的头痛病，就是这三块弹片引起的?他立刻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悲痛之中的母亲楚青。楚青手捧着三块弹片，似乎找到了丈夫多年头痛的真正原因。
在采访中，楚青老人深情地说：“如果这三块弹片是粟裕在水南战役中负伤留下的，算起来在他头颅里整整54年了，但我们家人都不知道，他在生前很少讲自己过去的作战经历。”
“头部弹片所导致的头痛头晕，几十年来一直折磨着粟裕，给他带来了无比的痛苦。平常疼得受不了，他就用凉水冲头，或者在头上戴健脑器，缓解疼痛。我们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既着急，又没办法。”回想这些往事，老人脸上挂满了内疚和悲伤，总是不断地自责没能更好地照顾粟裕。
“战争年代，一打起仗来，他在前方常常几天几夜不睡，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后来，他习惯晚上工作，我白天上班，我们经常几天都见不上面!”我们谈话的气氛似乎有些沉重，把老人带进了对往事的追思、感伤和对亲人的深切怀念之中。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记得他在谈起淮海战役时，说当时他日夜守候在指挥所，注视着战场情况的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曾经连续七天七夜没有睡觉，头疼得受不了，就让警卫员反复摁头，或用凉水冲头，或者用看地图来分散疼痛，带病指挥作战。我想如果是弹片镶在脑子里，那疼痛一定是非常人能忍受的，他超常的坚强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特别令人钦佩!”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曾点将，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战争的指挥重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我国国防问题，决定抽调战略预备队4个军以及配属的炮兵、空军等部队2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后来，毛主席又派陈毅再次向粟裕传达，明确要求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
可这时，粟裕身体状况很不好，每天头痛头晕难忍，但仍在坚持工作。当得知毛主席亲自点将，他深感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自己的信任，义不容辞。立即着手进行担负新任务的准备，要华东军区司令部选配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要华东空军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增调三野九兵团参战。不料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头疼眼晕得非常厉害，不仅难以坚持工作，甚至不能左右环视，吃饭时只能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线上。他不得不向毛主席报告病情。后经中央军委批准，他专门到青岛疗养。半个月后，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心急如焚，特地托到青岛的罗瑞卿带信给毛主席，再次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毛主席看到粟裕的信，立即复信，“粟裕同志：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修养，直至病愈。修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问好!”后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央经与苏联协商，安排粟裕到莫斯科继续治疗。可是，他在那里治疗数月后，仍没有完全解除头疼的痛苦。
楚青老人及全家把这三块弹片视为传家宝。2003年3月，她得知军事科学院筹建院史馆，亲自把其中一枚赠送军科院史馆陈列，把另两枚交给大儿子粟戎生保管。她说：“把弹片交给军科，是我们家人的想法，也是它最好的归宿。”
临别时，尽管天气很冷，老人执意要把我们送到大门外。她说：“这是粟裕立下的规矩。他在世时，客人离开他都要亲自送到大门口。这些年我们一直也这么做。”汽车缓缓启动了，她老人家还站在寒风里频频招手不肯离去，我们心中立刻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敬仰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