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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后代，是商朝的宗室。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为安抚商朝的贵族，封于亳，国号宋，即宋国，所以是殷商的贵族后裔。三监之乱后，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国，死后葬于宋国故地(今商丘市睢阳区)，建有微子祠。 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
微仲去世后，子宋公稽继立;宋公稽去世后，子丁公申继立。宋丁公去世后，子湣公共继立。宋湣公去世后，弟炀公熙自立，太子弗父何不得立。于是弗父何之弟公子鲋祀杀炀公，欲立弗父何，弗父何拒之，于是公子鲋祀成为国君，是为宋厉公。弗父何成为正卿。
弗父何死，子宋父周立;宋父周死，世子胜继立，世子胜生正考父。正考父事宋国戴、武、宣三位国君，以恭敬着称，一命而偻，二命而伛，三命俯。正考父尝朝周，取回《商颂》，进行了一些整理补充了在宋国已经亡失的篇章。正考父死，子孔父嘉继立。孔父嘉事宋穆公。穆公临死前，不立己子公子冯，而立兄子公子与夷，以报兄长宣公让国之恩。去世前遗命孔父嘉辅佐与夷(宋殇公)。孔父嘉事殇公与夷，屡次对郑、卫等国作战，但多以失败告终，引起国人不满。孔父嘉有妻十分貌美，引起另一主政大夫华父督的垂涎。于是华父督借国人不满，发动兵变，杀掉了孔父嘉与宋殇公。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逃到鲁国，从此孔家成为鲁国人。
木金父生祈父睾夷，祈父生孔防叔，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是为孔子的父亲，是鲁国着名的武士。前563年晋国荀莹率十一国联军进攻小国逼阳(今山东枣庄市中区)，逼阳诈降，联军入城后即降下城门准备袭击联军，而此时叔梁纥则进前托住城门，使联军安然退出逼阳。孟献子称赞他：《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
孔子从小勤奋博学，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尤其对古代的礼仪很有研究，35岁时已是鲁国的礼仪专家。他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作为其一生的主要工作，立志吸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古代圣人的经验，创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个人修养的社会。然而，西周末年，整个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温文尔雅的周礼全然崩溃，原先维持社会政治的礼乐制度遭到肆意践踏。当时的鲁国，政权长期受控于大臣，而后来鲁昭公竟然被臣子赶到了齐国。孔子是鲁国的礼仪专家，作为周公的继承人，实在无法接受鲁国的这种政治格局。
为了看望被驱逐出境的鲁昭公，同时希望齐国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施展抱负、实现其理想社会的机会，时年35岁的孔子决定出走齐国，开始他第一次的列国之游。齐景公对于他的到来，虽然非常高兴，还曾热情地询问孔子怎么构建政治理想、社会有序等问题，但由于朝中其他大臣的反对，加上自己目光短浅，最后对孔子采取了敬而不用的态度。
三年后，孔子带着无奈又回到了鲁国。然而，此时的鲁国政治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目标远大、心怀安邦之志的孔子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暂时打消了出仕的念头，以在家着书、教育的方式为实现政治理想培养人才，积蓄力量。此后的十几年里，鲁国多次发生大臣叛乱事件，这些叛臣也曾邀请孔子出仕，但均被他拒绝。
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两人都是被人尊重的先儒、先贤，孔子称其为君子，后世或称其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等。
左丘明和孔子
左丘明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
史圣左丘明与文圣孔丘是同时代人，且关系非同一般。从孔子对左丘明的尊重来看，似乎左丘明年龄长于孔子。
左丘明器重孔子，称孔子为圣人，并大公无私、直言敢荐人才于鲁君，以发挥其聪明才智，于国于民利莫大焉！孔子对左丘明亦非常崇拜，异常赞赏。
如何评价左丘明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肥城县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载：乐正子春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曾以左丘明为楷模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甜言蜜语、谗言媚色、卑躬屈膝，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孔子也觉得可耻。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品德优良的人，这与秉笔直书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赞叹左丘明的君子风范。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说，肥邑这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似乎也是敬重的左丘明。如果说《公冶长》是在赞扬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
《汉书》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籑氏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
在孔子的心目中，凡是不符合周礼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去做的。后来，可能是鲁国臣子叛乱不断，以及当时社会风气日趋恶化，鲁国政府开始觉得孔子平常提倡的忠恕、仁政、德治等政见，也许对鲁国走出困境有所帮助。所以，孔子在51岁那年被委以中都(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宰(县长)的官位，开始了五十知天命的仕途生涯。孔子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政绩卓着，使得中都大治，百姓安居乐业。各地纷纷效法他的治理办法。不久，他就被鲁国聘为大司寇，掌管全国的公安司法工作。在孔子任大司寇的两年里，采取礼治德化和政令刑罚兼重的方法，使得鲁国的刑事案件大幅度减少，社会风气大变，逐渐形成了一个民安政清的政治局面。
然而，上述政绩并没有帮助孔子大展宏图，由于孔子一心想用周礼治理国家，触犯了当时权贵的利益，所以反而摧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孔子为了彻底贯彻他的治国理念，向当时实际掌握鲁国政权的皇族三桓建议拆除都城，还权威于国君，不料却遭到三桓的猛烈攻击。此后，三桓就处处为难、排挤孔子。无奈之下，孔子只好在他55岁那年，再次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第二次列国之游。十多年中，孔子路经卫、曹、宋、郑、陈、楚，足迹几乎遍及中原各诸侯国，期间受尽了苦难、艰险与凌辱。而他所强调的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也到处碰壁，君王们不是以沽博爱贤之名对其敬而不用，就是受臣子反对。而孔子也多次受到生命的威胁。例如在宋国，他受到实际掌握权力的大臣桓魋的诋毁，差点掉了脑袋。《论语》里有一句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说的就是这段经历。
公元前484年，孔子的学生冉求帮助弱小的鲁国战胜了强大的吴国。因此，鲁国的君臣把在外流浪了14个年头的孔子请回了家乡。那一年孔子已68岁。这几年流离他乡的人生阅历，使孔子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鲁国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于是，孔子本着尽人事安天命的态度，本着传承古代政治理想的使命和信念，决定在晚年专心于教授门徒、着书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