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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还是布衣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声名显赫，身居高位了。虽然两人都是湖南人，在刚开始的时候，曾国藩还对左宗棠有知遇之恩，帮助和提携了左宗棠。但是两人在通往功成名就的道路上，却是越走越远，最终交恶。
左宗棠、曾国藩是晚清咸同时期一代豪杰，都为同治中兴立下不朽功勋，此二人与彭玉麟并称大清三杰，又与胡林翼、彭玉麟并称大清“中兴四大名臣”，还与李鸿章共称为“曾左李”。左宗棠、曾国藩二人共事十余年，交情甚厚，曾国藩对左宗棠还多有提携与相助之恩。然而自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后，二人割袍断义，再无书信往来，令世人为之惋惜。清末李伯元所著《南亭笔记》中对二人绝交经过有所记述。曾左二人的全集、年谱、传记中，也流露了两人由知己到交恶的原委。
左宗棠生性颖悟，5岁时就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甚感兴趣。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1832年，他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中第。但好运也就此结束了，此后的6年中，他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左宗棠是有大志的人，他并没有在京试的失意中走向人生的沉沦，也没有像有些落第文人那样从此寄情山水了此一生，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大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正如他后来所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
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重。早在1830年，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时，贺长龄即“以国士见待”。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以明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1837年的春天，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
陶澍看了对联后很开心，他接下来走进县公馆，只见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其意即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自己的知己！陶澍无法不激动。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
作者正是左宗棠，时任渌江书院山长。陶澍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夜长谈，共议时政。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还以封疆大吏之尊，提出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惟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十分器重，1849年，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宗棠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此番会见临别时，林则徐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左宗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此联遂成千古绝唱。林则徐临终前还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
是蛟龙总会腾渊，是猛虎总会出山。当时国家一直处于内忧外患、危急存亡之中，左宗棠是不可能长期退隐深山袖手旁观的。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终于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前来投奔，巡抚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从此“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张亮基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3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
曾国藩和左宗棠是湖南同乡，自从咸丰二年，曾国藩丁母忧在湖南原籍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当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僚，因公务而书信往来不绝，交情日厚。曾国藩对左宗棠，尤有提携之恩，这是后话。
1854年3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起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它各项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
左宗棠出佐湘幕，屡建功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赞语，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皇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湖南水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好友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大臣的披沥上陈，才使左宗棠转危为安，躲过一劫。
曾国藩后来因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地位显赫，督两江，领四省，由他推荐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数，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曾国藩素来知人善任，网罗人才；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的才学，此时已名满天下。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在咸丰十年被曾国藩聘为幕僚。
此时前线吃紧，满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曾国藩正当用人之际，于是便特意向清廷上折推荐左宗棠。折中曾国藩盛赞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并称当非常用人之际，应破格录用，对时局大有好处。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头衔，随后被曾国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从此以后，左宗棠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将领，须臾不可或缺。后清政府曾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征求曾国藩意见，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思力精专，识量远大，勇敢任事，可以独当一面。但曾国藩正当用人之际，突然调走左宗棠，无异于断其臂膀，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多么器重。
湘军收复安庆后，为完成对天京的包围，进一步牵制天京外围的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对浙江出兵，那么选谁为统兵将领呢？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青云直上，他在对浙用兵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和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共称为“曾左李”。此时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赖已是无以复加。往来书信中处处对左宗棠以兄相称，而自谦为弟。二人的关系也相当默契，曾国藩对左宗棠十分信赖，左也摸透了曾的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一天曾国藩出营巡察湘军，在途中忽觉有要事需上奏朝廷，晚了怕误事，正在踌躇时，忽闻营中炮声隆隆，回营后问属僚，回答说：“左师爷写了上奏的折子，正在祭拜。”（按：清制度规定督抚上奏朝廷的奏折需祭拜后方可送出。）曾国藩急忙让左宗棠取来奏折查看，左宗棠所写的正是他要上奏的，于是两人捋髯大笑。
然而两人在表面友善的背后，并非毫无矛盾。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恃才傲物，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又始终铩羽而还，长期的郁郁不得志和寄人篱下，使他又具有特别敏感的禀性，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左宗棠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辞辛辣，令人不快。曾国藩曾因此说左宗棠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字样客套，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左宗棠的此言传到曾国藩耳里，曾国藩自然心生不快。
左宗棠与曾国藩的首次闹掰，缘于曾国藩“夺情事”。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父亲过世，按封建丁忧制度，曾国藩当应回家奔丧，然而此时战事吃紧，按照清政府对丁忧制度的“补充规定”：督、抚、司、道等军务在身的要员，如钦命不准离职，则不得擅离职守。曾国藩此时在江西战场，朝廷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既要曾国藩到全国各地去打仗，又不给他调动全国各地的权力，弄得他左支右绌，狼狈不堪，正是满肚子怨气，早想甩担子了，替父奔丧，是个最好不过的机会，所以，他一方面上书朝廷，请丧假；另一方面，不待朝廷回复，他先斩后奏回到了湖南老家。
曾国藩觉得有义务也有必要向朋友们介绍这次拒绝夺情的情况。于是，回去不久，他写了一封信给左宗棠，说，所以要拒绝夺情，有三个理由，第一，当然是父子情深，身为人子，必须尽孝，必须尽礼，所以我回来了，这叫人子之道。第二，我出山以来，功劳少，错误多，我的能力不足以改变江西的局面；这就有点牢骚了，表面上说自己不行，其实是说各方的支援不力。第三，目前大局，比我在江西的时候要好，即算我不回江西，各位朋友同事也能把事情办成功。
左宗棠毫不体恤曾国藩的用心与苦衷，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谴责曾国藩：“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说曾国藩这种临阵脱逃是不忠之举，是不礼之举，是不义之举，将曾国藩骂了个狗血喷头。在此信中，左宗棠还说：“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知也”；意思是，你最终是听我的话再回江西，还是不听我的话赖在湖南，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我也没指望你真能听我的，但是，这个道理我的告诉你。接下来，又说：“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意思是你若真听了我的话，再回江西，那是件好事，但是，回去之后，事情能不能办好，局面会不会有转机，这我不知道。“非所敢知”比“非我所知”的语气更强，更具否定性。曾国藩看信后自然是气坏了，于是对左宗棠置之不理，以无言来强烈抗议。一年之后，两人才又“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此时曾国藩和左宗棠二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的差异上，在大敌当前之时，都可以包容，这些不和谐的插曲并未真正影响他们的深厚友谊。然而，彻底决裂的一天还是到来了：克复天京后，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福填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了笔墨官司。
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突显了曾国藩对太平军又攻克全功。不料想几乎在同时，左宗棠也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福填于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朝廷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认为曾国藩奏洪福填积薪自焚茫无实据，而且天京的太平军已被斩杀净尽的说法也不可靠，清廷让曾国藩从重参办防范不力的湘军将士。
左宗棠的这一唱对台戏的奏折，无疑是刺向曾国藩的一把利剑。曾国藩平生自诩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这是曾国藩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福填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左宗棠所称天京城破后，洪福填率三千人逃出，不足为据。而且声言当初左宗棠攻克杭州，有太平军十万之众全数逃出，尚且不被查办，这次逃出几百人也应暂缓参办。言外之意指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
左宗棠看到此奏后，怎肯善罢甘休，于是又上书数万言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辞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虽然左宗棠口口声声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但二人的私交已恩断义绝，从此再无往来，两人十几年的交情因各自之名利而烟消云散了。
此后左宗棠在出任陕甘总督过湖北遇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时，曾谈到他和曾国藩绝交的原因，说到过错在曾文正者七八，而己亦居其二三。这话不无道理，曾国藩太看重自己的名声，而左宗棠一贯语无遮拦，这是他们关系破裂的根由。但同为一代名臣，终不会因恩怨而在公务上掣肘对方。左宗棠督陕甘建功西域时，对友人说：“我和曾国藩不和，如今他总督两江，恐他在饷源上卡我脖子，坏了我的功业。”然而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而且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因此后人评论说：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也。说得不无道理。而左宗棠始终不承认这一点。他每每和部下聊起来，必骂曾国藩。而诸将多为曾国藩旧部，听了自然不舒服，出来后都愤愤地说：“你个人和老曾不睦，跟我们啰嗦这些干什么，耳朵都被磨出茧子了！听了半天，也没觉得你有什么理，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曾国藩在以后的所作所为上显然要比左宗棠显得更大度一些。曾国藩去世前不久，左宗棠将要西征，曾国藩与常州吕庭芷之间有一段对话，曾说：“你对左宗棠怎么看？平心论之。”吕答：“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这时曾国藩击案起身，双目放光地大声说：“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泉恐亦不能为之继之。君谓之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
左宗棠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收复新疆。在晚清名臣皆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情况下，他率军抵抗外敌，收复新疆，为晚清腐败政治中唯一的亮点，也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因此，梁启超先生说左宗棠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这也是左宗棠至今仍享有的崇高威望，为后人缅怀的主要原因。《阿古柏伯克传》的作者包罗杰说：“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而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慈禧太后认为从前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左宗棠是曾国藩所推荐的；而左宗棠在新疆建功所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假如左宗棠封了公爵，那么朝廷对曾国藩就太薄了。于是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示稍亚于曾国藩。所以左宗棠在晚年，更不满于曾国藩，于是逢人便骂曾国藩，经常是喋喋不休。
当1872年曾国藩离世时，人们纷纷猜测左宗棠可能不会致祭时，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是左宗棠对曾国藩和他们两人关系由衷而做的评价。
左宗棠在西北军营中，一日晚餐后，与幕宾闲谈，左公说：“人们都说曾左，为何不说左曾呢？”众人均无言以对。忽然一少年狂士起身答道：“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而左宗棠心目中从来无曾国藩，只此一点，即知天下人何以说曾左而非左曾了！”举座大惊。左公起身拱手谢道：“先生之言是也，曾公生前，我常轻之，曾公死后，我极重之。”曾公生前，左常轻之，有一幅曾、左合作的对联为证：曾出上联———“季子敢言高，任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嵌入左季高即左宗棠名字）。左对下联，“藩臣当卫国，近不能战，退不能守，问君经济有何曾？”（亦巧嵌入曾国藩）。
曾公死后，左极重之，其对曾国藩评价甚高的挽联即可说明之。1872年（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左宗棠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曾侯（曾国藩）的逝去，我非常之悲痛。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寓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然而对曾国藩的评价一事上，左宗棠却像个孩子似的出尔反尔。薛福成长期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他记述了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的一些意气事。
据薛福成记载，曾国藩病逝后，左宗棠对死去的曾国藩依然耿耿于怀，只要有机会就不忘贬之。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奉旨入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时，沿途官员设宴迎送，回来后都说，左宗棠在席上喋喋不休，不外两件事，一是自己如何平定新疆叛乱，一是痛骂曾国藩，实在是烦人。1881年夏，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官府设在南京，官员去晋见他，出来后摇头不迭，同样是被左宗棠的聒噪困扰。江苏乡绅潘季玉，以地方上的公事到南京，回来对人说，我拜见老大人后，寒暄了没几句，他就把话头引到西征事上，滔滔不绝，我根本插不上嘴。接下来，就是骂曾文正公，骂得一塌糊涂。我还没来得及禀报下情，差役看时候不早，递给老大人一杯茶，就端茶送客了。第二天，潘季玉再次到都督府，刚一坐定，左宗棠即大骂曾国藩，一直骂到终席，妙语连珠，冷嘲热讽，潘季玉只好撤回。数日后，又去拜见，左宗棠又是先骂曾国藩，再讲西征平叛，连带着把李鸿章也骂了。后来双方起立告别，潘季玉想插嘴请示一下地方上的事，没想到话头又被左宗棠引到西征上，吓得潘季玉赶紧跑出来，再也不敢抱汇报下情的想法了。
晚年的左宗棠逢人便讲西征、骂曾国藩，群僚皆以为苦，颇有怨言。这也是左宗棠被人广为诟病之处。然瑕不掩瑜，其从一个介衣到一品大员，从穷酸书生到柱国奇才的传奇人生，将永远闪耀史册。
曾国藩和左宗棠同为晚清重臣，同为湘人，又同属湘军，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曾一度倾心相交，但却最终失和，史称“曾左交恶”。那么两人为何失和呢？最有意味的一种说法是他们的失和是故意的，二人为免遭朝廷嫉恨、打击而联手演戏。这种说法以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为代表。真的是这样吗？
曾左失和
左宗棠和曾国藩原本“情意孚洽之至”：是左宗棠力邀曾国藩出山主持团练，是曾国藩推荐左宗棠带兵打仗，两人还曾于1860年春密谈二十余天。此后，虽然在用兵、用人上有过一些纷争，但总体上看他们还是互相尊重、支持，合作也非常紧密、共赢。左宗棠曾率军在1861年化解祁门危机救了曾国藩，曾国藩则于 1860年保举左宗棠担任了浙江巡抚。
就在左宗棠和曾国藩平起平坐不久，两人突然失和。1864年6月，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终于用大炮轰开了南京城门，宣告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基本被扑灭。朝廷上下额手称庆，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是清朝文人封侯的第一人。可就在此时，左宗棠却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称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并没有被抓住，从南京逃出来的太平军也有很多。而之前，曾国藩的奏折则称洪天贵福已经“积薪自焚”，南京叛军已被剿灭干净。
慈禧太后看到左宗棠的奏折后勃然大怒，责问曾国藩，让他查清楚到底逃出多少太平军，并从严处理防范不力的将领。对此，曾国藩一方面积极为自己辩解，另一方面则向朝廷举报，说左宗棠当年打下杭州城时也有数万叛军逃出，而他上奏称只有几千人。对于曾国藩的反咬，慈禧太后下旨道，左宗棠如实举报属于公事公办，且让曾国藩向左宗棠学习，“朝廷所望该督者，至大且远……”朝廷对左宗棠的明褒、对曾国藩的暗贬使得两人从此绝交，“彼此不通书问”。
曾左主动失和？
左宗棠为何“忘恩负义”要举报曾国藩呢？曾国藩为何又对此小题大做、不依不饶呢？就因为这点小事而导致两人失和？这些看起来似乎都很蹊跷，不符合两人素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的大臣身份，也不符合两人情深义重的交往历史。因此，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认为两人失和乃是假象，是一种保全自己的策略。
左景伊的一个证据是，左宗棠曾在给儿子左孝威的信中说，他和曾国藩“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鉏去陵谷，绝无城府”。从前两人每次争论国事向朝廷上奏后，总是将奏章送给彼此看。这说明，两人的互参内容彼此知晓，不会因此大动干戈，而之所以就此断交乃是演戏给朝廷看，以免朝廷猜疑。
“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不挂曾字旗”，曾国藩的势力当时正如日中天，且已有部下簇拥他自立，清廷对此不免忧虑重重。那时，全国的军事势力几乎全部控制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手中，而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学生肯定会支持曾国藩，如果左宗棠再联手曾国藩，则清廷危如累卵。因此，当时便有官文、僧格林沁等满蒙重臣受命监视曾、左、李三人动向。“功高震主，过河拆桥”的道理，曾国藩和左宗棠都很清楚，因此他们主动失和，便能免了朝廷的担心，也便能各自自保。这便是左景伊的推测、论证。
曾左为何失和？
左景伊的推测貌似很有道理，历史似乎也验证了其合理性。“曾左交恶”后，左宗棠受到重用，后来朝廷竟然放心地派他率领八万大军平反新疆回乱，曾国藩也得以位极人臣而善终。曾国藩、左宗棠两人还“暗地”里互相支持、欣赏。左宗棠平反西路捻军、新疆回乱时，是曾国藩把刘松山、刘锦棠等老湘营交给左宗棠，给了左宗棠很大支持。曾国藩还低调地说：“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左宗棠平定西捻时则曾上书清廷：“臣以此服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赠送挽联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见到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鸿，还“以三百金赠之”。
但左景伊的推测却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左宗棠向来刚直，断不会为自保而演戏，即使演也只能演得了一时，演不了一世。左宗棠晚年以骂曾国藩为乐事，每天大骂小骂不断，有时骂得连客人都听不下去而逃走。曾国藩虽然自觉“拙于口而钝于辩”，对此只能“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但也是不能原谅左宗棠。“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曾国藩晚年对左宗棠当年举报他的事还是耿耿于怀。即使当初真是左曾二人联手演戏，在曾国藩主动裁军后，已不构成对朝廷的威胁，那么这出戏也不必没完没了地演下去。
笔者认为，曾国藩、左宗棠两人的失和，其实最主要问题应该出在左宗棠的性格上。他个性太强、锋芒毕露，见不得曾国藩造假。而且，左宗棠一向心高气傲，目中无人，自称“今亮”（诸葛亮），有些看不起曾国藩。当年，曾国藩领军的首战——靖港之战——一败涂地，跳水自杀被救起后就一蹶不振，被左宗棠一通大骂。曾国藩后来借口父亲去世要守孝，先斩后奏径自回家，又被左宗棠连去五封信痛骂。这样的“第一印象”，使得左宗棠始终缺乏对曾国藩应有的敬意，何况后来两人都是督抚大臣，谁也不服谁失和后都不肯低头和好。
其实，在“曾左交恶”之前，两人已有不和。曾国藩曾经有个部下叫王錱，他自负有才且办团练资格老，一直不服曾国藩的管教。后来，王鑫干脆自己带队离开了曾国藩，服从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指挥，并与时任骆秉章师爷的左宗棠过从甚密。曾国藩靖港之战失利时，恰好附近的王鑫率部歼灭了一些太平军。随后，骆秉章的奏折中报告了曾国藩在靖港的战败，还报告了王鑫的胜利，这让曾国藩颇为不快。这份奏稿最后的定稿人就是左宗棠，因此，曾国藩对左宗棠很有意见，很多人认为这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的最初起源。
“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同治七年，左宗棠写给儿子的家书中如此概述自己和曾国藩的关系。这句话其实也道出了他与曾国藩失和的原因，乃“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是他黑白分明故而当年率性举报曾国藩造假；也道出了为何此后两人还暗地里“互通款曲”，是“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也。
至于左景伊的证据“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鉏去陵谷，绝无城府”，这是“曾左交恶”之前的事了。左景伊的“故意说”，可能一定程度上有美化曾祖父左宗棠的缘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左宗棠的这句话很好地概况了他和曾国藩的恩怨。无论怎样“攻错若石”，终究“同心若金”，“两人相期毋负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