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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这四位演员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唯独都是扮演毛泽东后死于非命
扮演过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不少，老一代的有于是之、张克瑶，然后有古月、唐国强等人，最近张铁林与刘烨等也纷纷加入到毛泽东特型演员的行列，就连成龙，也自曝说想演毛泽东了。
张铁林直言他是毛泽东的粉丝，首次饰演毛泽东令他“心中挺忐忑的”。对此，有网友认为，张铁林可能不是怕演不好而忐忑，而是对饰演过毛泽东的演员大多死于 非命而忐忑吧。网友所说的死于非命，指的是毛泽东的4个特型演员古月、王立宪、马于飞、何明志。他们不是突然病故，就是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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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扮演毛泽东是由叶剑英拍板决定的。那时他还是昆明军区的文化干部，名叫胡诗学。胡诗学身高1.80米，气度不凡，五官轮廓酷似中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平 素常有人对他指指点点，说他像伟人。事情不知怎么传到了北京，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胡可便借到昆明军区检查工作之机拜访了古月。
部队不像地方，首长发话了，你就只有执行的份。古月也只好按照胡可的吩咐，去拍定妆照。古月留了个心眼。云南省话剧团的党委书记是军区一位副部长的爱人， 古月便决定偷偷去她那儿试妆，反正化妆师等都不认识，偷偷试次妆也不会有人知道。没想到，穿上省话剧团《西安事变》中的毛主席服装，化妆师简单进行了一些 面部处理，效果立即就出来了，连化妆师都叫了起来：“比我们团的‘毛主席’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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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古月成了扮演毛泽东最多的人。作品有《西安事变》、《四渡赤水》、《彭大将军》、《开国大典》、《大决战》系列等等。
2005年，古月在广西临桂县参加“中国电影百年走近临桂暨临桂县影视之家基地破土动工奠基仪式”期间，因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7月2日23时09分在广东三水人民医院去世，享年68岁。以前从未有过心脏不适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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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日，一部载有十九名大连游客的旅游巴士，在途经台湾南投县时翻落路边，造成五名大连人员和一名台湾导游罹难，十四名大连人员和司机不同程度受伤。此次车难遇难者之一王立宪是毛泽东的特型演员，时年52岁。
王立宪，1954年生于辽宁丹东农村，40岁调入庄河电视台做记者。王立宪为了成功地塑造毛泽东，苦修八年。为了走近毛泽东，他临摹毛泽东的 书法，揣摩毛泽东的照片，他要求自己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从精髓处把握毛泽东的特质。他练步态，融神情，几近出神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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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说，立宪是继古月之后最有前途的毛泽东特型演员，事业正趋辉煌。一次在韶山冲，他模仿毛泽东的乡音和体势，向群众呼唤“同志们辛苦了”，又用浓浓 的湘音朗诵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老俵们欢呼雀跃，“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又连连给“毛主席”敬酒。
演毛泽东痛斥腐败分子的戏后，王立宪对朋友说毛泽东最痛恨腐败分子，我演这场戏真过瘾!他在电视连续剧《毛泽东身边的故事》中成功地塑造了毛泽东的形象，没想到在电视剧公演之前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2008年10月16日，毛泽东的特型演员，马于飞先生前往黑龙江鹤岗等地演出，在赶往哈尔滨的路途，经过绥化市附近。意外发生车祸，马于飞和海政一位扮演周总理的演员及车上的三人当场遇难，马于飞遇难时年仅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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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毛泽东特型演员何明志灵堂
马于飞是山东省夏津县人。他是九十年代涉足影视圈，因酷似毛泽东，被特定为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曾在《水的女儿》、《李立三》、《青年毛泽东》等多部影视 剧中出演过毛泽东，其形神兼备的演技折服了很多的观众，其中《水的女儿》曾获全国电视金鹰奖。特型演员古月去世后，凡是有毛泽东形象的影视剧，他已经成为 首选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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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典型的山东大汉，为人热情健谈，乐于助人。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也经常帮助朋友。经常去他做代言人的海德冠酒店宴请朋友，也会经常见到他。他能喝酒。总理的扮演者大连话剧团的郭伟华、邓小平的扮演者全总文工团的马森等，是经常在一起的知交。
马于飞生前是北京飞鸣伟业影视文化艺术传播中心董事长，北京海德冠国宴食府、山西仁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形象代言人。曾任中国长城学会副秘书长等职，是社会活动家，在全国纪念毛主席的系列活动中，到处可以见到他的身影，传播毛泽东思想是他一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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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志(1958年—2009年8月27日)，演员。1995年，何明志被特招为毛泽东的影视特型演员，他主演的主要影视作品《沈鸿》、《莱芜大战》、 《长征组歌》、《士兵的故事》在观众中倍受好评，先后被评为中国栋梁工程“爱心大使”和国家注册高级咨询师。 2009年8月27日，何明志在四川华西医院病逝，享年51岁。
何明志起初并没有想过要去做演员，他一直在企业界工作了二十多年。后来由于一个记者说他像毛主席，因此而被推荐到峨眉电影制片厂，他去峨影去试妆时，接受 了峨影五六个专家的考试，专家让他从楼上往下走，也让他从楼下往上走，并教他做一些毛主席挥手、抽烟等简单动作。通过五六个小时的考察，整个摄制组认为他 身高一米八四，只有七十公斤，能演长征时期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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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古月遗照
1995年，北京东方明星影视艺术开发公司拍电视剧《莱芜大战》。导演王晓民决定用何明志饰演毛泽东，何明志接受这个任务时压力很大，因为他之前没有做过 演员，而毛主席人们都熟悉，古月老师人们熟悉，作为非专业演员，他住在八一厂，早上起来就去小树林里没人的地方练台词、找感觉。就找毛主席最习惯的几个动 作反复练。经过自己的努力，加上同行们的指导帮助，何明志完成了此任务。之后王晓民导演又请他饰演了《长征组歌》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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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29日，何明志应邀去重庆参加了“红歌会”的演出，与卢奇、刘劲等特型演员一起为重庆观众表演节目。此次重庆之行，是何明志最后一次公开扮演毛泽东。
何明志病逝前曾患肝病达两年之久，后来做了肝脏移植手术，很成功。从重庆“红歌会”演出回来后，何明志便高烧不断，住进了医院。此后，再也没回过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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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祖国的司徒美堂，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欢迎。他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关于洪门的故事，近年影视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他们以是爱国家，爱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为开山立堂的宗旨，他们为了保卫祖国而浴血奋战，抗御外侮，产除军阀的故事也许大家并不陌生，但身为一代洪门大佬的司徒美堂在1949年10月1日曾做为民主人士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就站毛泽东身旁……
除暴安良人称“叔父”
1868年，司徒美堂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12岁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在唐人街一家餐馆做杂工。当时，为了保护自己利益，很多华侨加入了洪门致公堂等组织。洪门致公堂是当时北美华侨下层群众的一个最大的民间结社组织。它以“忠心义气、团结互助”为信条，以“反清复明”为旗号。1885年，17岁的司徒美堂拜堂盟誓，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走上了一条影响他一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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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美堂从小学过武术，有一身好武艺，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不能近其身。20岁那年，一个白人流氓到司徒美堂打工的餐馆吃“霸王餐”，司徒美堂气愤不过，三拳两脚把那个流氓打死，被判了死刑。华侨及洪门人士立即凑钱营救，最后改判了十个月。这件事使司徒美堂在华人社会出了名。
1894年，司徒美堂来到波士顿，成立了安良堂，打出了“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旗号。安良堂很快就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最后发展到全美国31个城市都有安良堂，规模浩大，成员达2万多人。1905年，司徒美堂在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自任总理。司徒美堂本人被称为“大佬”，尊称为“叔父”。该堂也像现在的社团那样，有自己的法律顾问，当时的法律顾问竟然是后来的两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和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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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孙中山以“洪门大哥”身份赴美进行革命活动，司徒美堂被孙中山革命理想所打动，决定亲任保卫员之职，洪门组织从此开始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请司徒美堂回国当监印官。但司徒美堂却以“功成身退”和“不会做官”为理由，婉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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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当日寇“维持会长”
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当时美国唐人街有很多下层华工社团，被称为“堂口”，有各自的地盘。在美国东部，安良堂和协胜堂是两个比较大的堂口，相互之间曾长期堂斗。“9·18”事变爆发后，司徒美堂认为，华侨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主动向协胜堂检讨自己，并召开了两堂的“和平大会”。从此，两个堂口团结一致，共同发动华侨募捐支持抗日。抗战八年，纽约“筹饷总局”募捐达1400万美元。这之中，由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捐款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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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冬，司徒美堂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从美国返华出席国民参政会。不料他途经香港时，太平洋战争突发，香港沦陷、司徒美堂亦遭软禁。
日本特高科头子矢崎了解司徒美堂的底细，派人召他到特务机关去威胁利诱，强迫他出任维持会长，企图利用他出面组织香港帮会，协助日军搞“强化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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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司徒美堂已届75岁高龄，表现出的却是高度的民族气节。他对矢崎说：“我已年逾古稀，不想在入土之前背黑锅，那样犹如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所以我决意不当什么维持会长。”
特高科很想杀掉这个倔老头，但碍于香港帮会势力大，不敢贸然下手，只好忍气吞声将他放掉。司徒美堂在洪门弟兄的帮助下，化装冒险潜离香港，偷渡回到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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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美堂就好惹吗!
到达重庆后，蒋介石夫妇对他毕恭毕敬，到访必迎，出则亲自搀扶到门外，并许以国府委员之职。而司徒美堂此时却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和大后方民众的困苦，对国民党感到极为失望，于是便拒绝加入国民党并不肯任官职。
1945年3月，“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纽约举行，决定将洪门致公堂改组成海外华侨政党“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的主席，成为举足轻重的美洲侨领。会上，他联合美洲各华侨报界发出著名的《十报宣言》，提出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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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过问政治的热情日增，表示要回沪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前他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中共和民盟当即复电欢迎，唯蒋不予答复。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众抵沪。6月21日，司徒美堂晤蒋，话不投机，悻悻而去。两天后，他亲赴南京梅园30号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旋又参加中共代表和上海民主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茶会。此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亲自到司徒美堂寓所两次访谈，并邀他到解放区参观。两相对比，使司徒美堂开始疏离国民党而接近共产党。
1947年在南京和上海，司徒美堂拒当国大代表，杜月笙替蒋恐吓：“蒋叫你当，你就要当，他不是好惹的人。”司徒美堂挥杖拍案而起，大吼：“我司徒美堂不当就不当，告诉蒋某人，司徒美堂难道就好惹吗!”声裂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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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参加开国大典
1948年，司徒美堂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翌年1月20日，毛泽东发函，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会议。
回到祖国的司徒美堂，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欢迎。他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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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结束后，司徒美堂又一次要功成身退。但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挽留，司徒美堂终于留了下来。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9岁。10日，公祭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七百多人出席公祭。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的花圈。周恩来亲自主持公祭大会，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如此隆重的公祭仪式，解放后罕见。这是对于这位“洪门元老，一生爱国”的华侨老人的最高褒扬。据《文史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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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有许多绰号，但是真正有寓意的或者非常有影响的绰号是什么呢?总结起来有四个最有特色》。
1、“毛奇” ：交奇友，立奇志
身在乡村的青年毛泽东一直怀有一个宏愿：做一件改造国家，改变民族命运的大事。所以当时他被冠以“毛奇”的外号，意为“立奇志，交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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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八岁才在家乡的私塾启蒙读书，但他对私塾先生教的《四书》、《五经》兴趣不大，却喜欢读那些古典小说和当时比较进步的书籍。《盛世危言》是一本宣传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书，毛泽东当时想尽办法借到了这本书，并留下了一张还书的便条。
毛泽东在离开韶山冲之前，改写了一首日本诗人的言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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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经常干一些奇事，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到处搞寻友启事，“毛奇”的外号也是从那个时候叫起立的。当时他周围有一批进步青年，像蔡和森等这些人，就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学会的宗旨，就是要做新的国民，改变旧风俗，改变旧中国的一些不好的习气，做一个新的国民。
毛泽东特别喜欢锻炼身体，还发明一些强身健体的体操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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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德胜”：正义之师必胜
1947年春暖花开的季节，蒋介石调动20万大军进犯延安。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兵力只有区区3万余人。
重兵压境，延安人心里十万火急，同仇敌忾的延安军民决心打一场延安保卫战。而此时在毛泽东的眼里，却不仅仅只有延安。3月11日，他力排众议，决定在必要时撤离延安。为了拖住几十万国民党主力，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只率领四个警卫连的兵力留在陕北，同敌人兜起了圈子，并有意让蒋介石知道。为了隐蔽行踪，毛泽东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李德胜”，意思是离开延安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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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前线同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殊死较量，并击毙敌29军军长刘戬和中将师长严明。
当时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失去民心，所以毛泽东一声号召，老百姓就能够一起干!毛泽东也一直没有离开过军队，包括长征，他是跟着部队一块走过来的，实践是他最好的军事教材，他的军事思想是看看来的，更是打仗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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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枪杆子”：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长沙一个叫许克祥的小军阀，只用了一个团的兵力，就把湖南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摧毁了。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马日事变”。近在眼前的“马日事变”，对毛泽东的震撼太大了。于是，在武汉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语惊四座。他说：“从前我们说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农民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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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一个根本战略。军事智慧!毛主席那个床上，一直到晚年的时候，都放着《孙子兵法》。还有世界著名军事家的一些著作，他也在看。其中有几本，可能就是从长征途中让书童挑担挑过来的，那个书皮都磨损了，用手捻在上头，好多地方都往下掉。可见，他一直在研究军事方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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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笔杆子”：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1945年开始，气势恢宏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决战关头，毛泽东从陕北东渡黄河，住进了河北省平山县一个叫西柏坡的小村庄。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就是在西柏坡的农家小院里指挥的。在这里，毛泽东把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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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见到了延安时期就认识的老朋友，他又谈起了自己走上武装反抗道路的过程。他说：“我年轻时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也从未听说过共产党，更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个战士，并组织一支部队去打仗。我是被迫这样去做的，因为反动派杀人太多。”
在被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创造了“四渡赤水”这一军事奇迹，但他却对人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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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叫《论持久战》，他用大量的事实分析，得出结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一论点一出，当时连国统区的人都为之哗然。像蒋介石的“小诸葛”白崇禧，也都非常赞赏。所以当时国民党的正规军都人手一册。还有在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到底红旗能扛多久，一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把很多人的激情给燃烧起来。
毛泽东的笔杆子里头渗透了很多枪杆子里面做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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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建国后党内敢顶撞毛泽东者的命运
建国后，毛泽东获得了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大权，可恶顺之者生，逆之者亡，故而党内一般没有人敢于顶撞毛泽东。但也有例外，有三个人就敢顶撞毛泽东，只是他们的命运颇不一样，让人感慨万端。
先说彭德怀。彭老总由于在庐山会议上对着毛泽东摔帽子，剃光头，抡胳膊骂娘，早已闻名全国，留名历史。事情的起因全在彭德怀于1959年7月13日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彭德怀在这封后来被称作“万言书”的信件中，既总结了大跃进的成绩，又客观而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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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7月16日下午，在会议上，他看到自已的信被印成文件，毛泽东在信的首页加上一行醒目的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彭德怀的情绪立即大坏：“我写给主席个人的信，怎么成了‘意见书’?怎么还要专门讨论呢?”一种不祥之兆涌上了心头。随后在西北小组的会议上，尽管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私人信件，但这封洋洋万言的“意见书”，已经成了毛泽东点燃的柴草堆，即将把彭德怀烧得焦头烂额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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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27日的会议上，情绪激动的毛泽东，以一种高亢洪亮的语音。配以有力的手势，讲道：“……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军人出身的彭老总再也忍不住了，“嚯”地站起来，不顾一切地扯开嗓子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下去……
彭德怀当众顶撞毛泽东的后果是：会议延长，斗争升级。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纷纷跳将出来，翻出许多历史旧帐。彭德怀晚年悲惨的政治命运，直至最后的死无葬身之地，都从此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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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顶撞毛泽东的第二个人就是林彪，但林彪的顶撞不像彭德怀常常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相反极富有政治技巧。他只在私下面对面时与毛泽东有争论，争论时，不喊不吵，声调始终平板、平淡，喜欢讲一句：“不是那么回事。”然后陈述自己的意见。在公开的会议上从来不争，而是全力维护和拥护毛泽东。有了成绩，归毛泽东;有了错误，算自己或大家的。比如在东北战场上，毛泽东曾经想不叫国民党进东北，用武力挡住他。林彪一再争论、一再陈述己见，毛泽东才改变了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我们由此争得了主动，林彪不说自己的意见对了，而说毛泽东的英明，归功于毛泽东。即便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几乎成了众矢之的，自己都被迫做了自我批评，林彪却说三年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听毛泽东的话，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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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私下争论，公开拥护;当面顶撞，背后喊万岁的政治技巧，林彪才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甚至在一定时期里受到全党大多数人的承认。比如周恩来就多次夸奖他，宣扬他，说“林彪有才，会打仗。”每次和林彪见面，周恩来都表现出尊重。到了林彪当上副统帅时，周恩来对他就更尊重了。就是在庐山上，林彪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在毛泽东还没有把林彪逼上“叛党叛国”的绝路时，周恩来仍然是尊重他，并且尽量设法弥合统帅与副统帅之间的裂痕。
林彪抛弃了那套政治技巧公开顶撞毛泽东的时候只有两次。一次是1950年，毛泽东决定出兵参战支援北朝鲜，本来希望林彪这员虎将能够挂帅出征。一向在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林彪，这次不但不赞成出兵，大谈出兵参战的不利情况，而且在讨论到志愿军司令员人选时，即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推辞了。这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刺激，迫使中央书记处临时决定改派彭德怀来挂帅。这次顶撞并没有对林彪产生什么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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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另一次顶撞毛泽东是关于设不设立国家主席一事上。本来，从1970年3月8日至8月25日，毛泽东已经先后七次提出不设立国家主席，且明确表明自己不当这个国家主席。但在随后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却坚持设国家主席，这一主张得到了几乎所有中央委员的拥护，连汪东兴都拥护，毛泽东差点成了孤家寡人。最后红太阳雷霆震怒，“大有炸平庐山，让地球停转”之势!“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设国家主席问题就不要再提了，让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当毛泽东公布了一份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 这几乎等同于一言九鼎的“圣旨”，同时不惜揪出陈伯达以“杀鸡吓猴”时，林彪的这次顶撞就彻底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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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顶撞中，毛泽东发现了可怕的一点，那就是林彪的威信已经相当高了，几乎到了一呼百应的地步。联想到林彪在自己准备的九大政治报告里，要抓建设、搞国强民富的理论，毛泽东一下了明白了，林彪在接班后，一定要“给所有被打倒的人平反”，一定会否定自己晚年的革命果实——文化大革命，这太可怕了，也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允许的，毛泽东一定认为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说不定这时就做出了林彪必须拿掉的决定。可以说，林彪的穷途末路在此时已经注定了。林彪出事后，毛泽东还把这件事安在林彪头上，成了林彪的一大罪状，这就是中央文件说的，“设国家主席，是林彪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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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也有敢于顶撞毛泽东的一面，只是一般不为人们注意罢了。在1973年周恩来病重时，毛泽东就把邓小平这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从江西“牛棚”解放回到北京，开始代替周恩来分管国务院的工作，于1975年开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颇见成效。可这种整顿实际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左”的错误做法，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允许的。但是毛泽东还是想给邓小平一次机会，让他改变观点。他希望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泽东的用意是，让邓小平这些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人作这个决议，就可以堵住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异议的人的嘴，使他们不再唱反调;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他顶撞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顶撞的后果随即显现，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被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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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邓小平，毛泽东没有像对待彭德怀和林彪一样，痛下杀手，而是留有相当大的余地。在1976年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毛泽东虽然点名批评了邓小平，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甚至认为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但对邓小平的批评还是留了一定的余地，说：“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1976年，“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借人民群众在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将邓小平第三次打倒。此时，已经病入膏肓的毛泽东，依然非常清醒地对邓小平进行保护——“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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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邓小平来说，毛泽东保留了他的党籍，可能有些出乎他的预料。“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毛泽东竟然保留了他的党籍。还指定专人和部队保护邓小平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这件事。
三个敢于顶撞毛泽东的人，最后的结局只有邓小平是完美的。彭德怀被迫害至死，林彪被迫铤而走险，最后飞机失事葬身异域，只有邓小平被毛泽东“以一种特殊方式”保留下来了，在未来的中国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特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