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24处遗址,最大的遗址沧州

黄骅郛堤城瓮棺墓群

主持人：

在2021年度，以任丘哑叭庄遗址为首的沧州7项考古发现，入选“河北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结合这次评选，对认识沧州的历史和考古这门科学有哪些启示？

郑志利：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和河北省文物局的相关部署，在河北省文物局的指导下，河北省文物考古学会组织开展了此次遴选推介活动。活动面向河北有关古代人类、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化实物资料的重要考古发现，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并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的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方面的发现。入选的100项河北重要考古发现，反映了河北考古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还原历史发展脉络、展示中华文明灿烂成就中的重要贡献。

认识沧州的历史离不开本地的考古。考古学，是根据发掘出来的或古代留传下来的遗物和遗迹来研究古代历史的学科。当代沧州是古沧州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沧州特色的文化，需要系统研究沧州历史和文化，需要深刻把握沧州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近年来，沧州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可以说意义非凡。

主持人：

沧州入选的7项考古发现都有哪些？各有什么特点和入选理由？

郑志利：

这次评选，各界共推选出150个入围项目。最终，专家经过遴选论证，严格按照地域特色、重大科学价值、重大社会影响以及在河北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等标准，评选出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我市7项考古发现入选，分别是：任丘哑叭庄遗址、肃宁后白寺遗址、黄骅郛堤城瓮棺墓群、献县汉墓群、黄骅大左庄盐业遗址、沧州旧城遗址、黄骅海丰镇遗址。

沧州此次入选项目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涵盖时代全、时间跨度大，展现了沧州人类文化发展历程；其次，分布地域广；第三，考古遗存类型丰富，聚落、城址、墓葬、盐业遗址等种类繁多，体现了多样的文化遗产构成；第四，先秦时期遗址占比较大，彰显了沧州考古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等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第五，许多项目是在中国考古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重大发现，成为中国重大考古发现的典型代表；第六，不少文化遗存内在关联性强、具有系统性内涵。

主持人：

任丘哑叭庄遗址的发现和考古经过有哪些？挖掘出哪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

郑志利：

三各庄遗址曾经是最早的沧州遗址，现在划归雄安新区。目前沧州境内经科学发掘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是任丘哑叭庄遗址。时间跨度在距今5000年左右。而根据出土的文物来看，玉器、陶器、蚌刀、陶轮、陶网坠等礼器用物和生产工具的制作使用已经比较普遍，反映了那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就此推断，生产力和生产工具达到这个程度之前，还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也就是说，就任丘哑叭庄遗址考古挖掘来看，沧州的早期人类活动历史并不只局限于5000年，而是更早。

张子敬：

哑叭庄位于任丘市西两公里、村西北1.5公里处，有一岗地，当地俗称“疙瘩顶”，即遗址所在地。分布范围约6万余平方米，南为华北石油技校，西10公里是南北流向的小白河，北15公里是白洋淀。

这处遗址是1986年哑叭庄村砖场取土时发现的，随后原沧州地区文管所和任丘市文化局等文物部门曾多次进行调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于1989年春季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同原沧州地区文管所联合组队，在遗址北部进行了抢救性试掘，同时举办了沧州地区部分市县文物干部田野考古培训班。1990年夏秋两季再次发掘，两次发掘共开5×5米探方50个，加之扩方，共计发掘面积1300平方米。发现不同时期的灰坑130个、水井7眼、墓葬2座。出土陶、石、骨、角、蚌、玉器等1300余件。

任丘哑叭庄遗址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后冈二期文化的一个遗址。因此，了解后岗二期文化的主要特征，有利于拓展观察哑叭庄龙山文化的视野。沧州范围内，龙山文化的遗址目前有任丘哑叭庄遗址和沧县陈圩遗址，其中哑叭庄遗址是国保单位。就遗物发现数量而言，哑叭庄遗址是环渤海龙山文化的一颗明珠。

后冈二期文化属于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新发现表明，这一文化的分布区域可达冀中平原的子牙河和滹沱河流域，比过去认为的要大。其影响范围在豫北和冀南兼及鲁西和皖西北部分地区。这一范围除西部边缘是太行山外，全位于平坦肥沃的华北平原之上，任丘哑叭庄遗址是比较重要的一处。

主持人：

任丘哑叭庄遗址考古在沧州考古史或华北考古史上占什么地位？有哪些意义？

张子敬：

哑叭庄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使考古界特别是龙山文化的研究者心情振奋。这是在沧州乃至冀中地区首次发现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它弥补了沧州乃至冀中地区龙山文化发现和发掘的空白。它也是河北省环渤海湾地区最大的龙山文化考古遗址。

遗址出土的部分玉礼器、陶器、蚌刀、鱼钩等

哑叭庄文化遗址有龙山文化、夏商时期文化、西周东周文化遗存，为梳理本地三代以前的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可能。在它北部的三各庄仰韶文化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为探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哑叭庄龙山文化来源提供了线索。按照仰韶与龙山文化传承的一般规律推断，二者的文化传承不是没有可能。而哑叭庄龙山文化层与其上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层，可以确定有着源流关系，建立了总的发展脉络。随着时间推移和新遗址的出现，建立起较为清晰的文化发展脉络是完全有可能的。

哑叭庄遗址发掘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人们的文化交流就已经开始了，就像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一样，早已纵横千里，达于八荒。哑叭庄龙山文化受到豫北、冀南、山东、豫东龙山文化的影响，为了解龙山文化的传播路线、交流脉络增添了一个支撑点。它是进一步寻找周围地区龙山文化的瞭望哨、桥头堡，尤其是将深度助力未来探讨龙山文化向北部延伸、与西部龙山文化对接的可能，进一步丰富河北乃至华北地区龙山文化发展的网络和内涵，勾勒出河北乃至华北地区这个时期的整体文化风貌。

哑叭庄遗址的绝对年代虽然没有测定，但应在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相当于人们常说的五帝时代，在冀中一带，关于五帝时期的传说并不少见。哑叭庄遗址的龙山文化层没有出现水井，但在其他地区的龙山文化考古中发现了城址和水井，这是人类进入或者即将进入文明时期的一个特征。城市遗址中的水井，有的在井壁上还有对称的脚窝，出现了木结构。后代演变为世俗生活符号的水井，在这个时期就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设施。这是播撒在文化田野里的种子，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之后，面对金井玉台，人们发出了“辘轳金井梧桐晚，几树惊秋”“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这种动人的吟唱。这个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原始粟作为农业基础的，还饲养猪、狗、牛、山羊、马、鸡、猫等动物。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梦想在那个时代就开始构思和起步了。哑叭庄遗址出现了四不像、斑鹿、獐子等野生动物骨骼。想当年，这里的野生动物一定是奔跑出了欢乐的场景，那些石镞也帮助人们射中了一个肉食丰富的时代。

主持人：

入选的7项考古发现中涉及到古人类活动、奴隶社会及沧州盐业发展、南北融合、海上交通、手工制作、民俗民情等诸多问题，能否通过考古发掘，勾勒还原一下当时的历史？

郑志利：

肃宁后白寺遗址可分为三期，其中后白寺一期遗存与哑叭庄二期遗存基本一致。后白寺一期的发现极大丰富了哑叭庄二期遗存的内涵，为充分认识其文化性质提供了重要材料。后白寺二期遗存为早商时期，该时期遗存目前在河北中东部地区仅有少量发现，其发现对研究河北地区早商时期的文化面貌和早商文化北进的时间和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大左庄唐代制盐遗址是我市目前科学挖掘的唯一一处唐代制盐遗址，这处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河北省盐业考古的空白，印证了古代文献记载的“淋煎法”传统制盐工艺，为研究我国古代制盐工艺及盐业发展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了解当时经济社会状况有重要意义。

沧州旧城历史悠久，城池格局保存完整、清晰可辨，是华北平原现存的最大唐宋时期古城遗址之一。沧州旧城形制独特，具有独创性的卧牛形布局，与同时期北方城池以方形布局为主的营造手法有明显区别，在中国古代城池营造史上具有独特性，为中国古代城市的选址与布局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海丰镇遗址在金代是集水陆交通为一体、以瓷器为主的贸易集散地和重要的运输口岸，应为宋金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北方起始点，在国外特别是东亚国家出土的相当一部分宋金时期的瓷器应该是从海丰镇运出。海丰镇与中国宁波、扬州等地遗址一起搭建了中国古代瓷器贸易的地缘架构，对研究东亚地区古代瓷器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献县汉墓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有37座汉墓.汉墓群规模大、级别高、层次全。除王侯陵墓外，也有当时的名臣如毛苌、贯公等人的墓葬。1993年11月至1994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汉墓群之一的陵上寺汉墓进行发掘，出土遗物有陶壶、鎏金铜马（残件）、玉器、金饼等。

黄骅郛堤城外战汉时期的瓮棺葬群，是国内发现的数量最多的瓮棺葬群之一。瓮棺葬墓地和郛堤城同为战汉时期遗存。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国家也发现了同时期同类型的瓮棺葬，这说明瓮棺葬习俗对整个东北亚地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旁证。

张子敬：

任丘哑叭庄龙山文化出土遗物表明，这里的农业生产有了相当的规模，居于主导地位，畜牧业、制陶业都比较发达，渔猎依然占有相当比重。遗址发掘的占卜遗物有牛羊肩胛骨，可以确定神灵崇拜在那时已深入人心。人们在神灵的笼罩下，依靠占卜安排活动，在兽骨裂痕的警示中，小心翼翼地走过日出日落，化解一次次劫难风波。这些勾勒出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情景，为沧州区域考古研究第一次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历史依据。它再一次证明，中华文明不是源于一点，而是多元多方发展，是满天星斗、四面开花的形态。

制陶业和烧制石灰是当时重要的手工业。哑叭庄遗址没有发现白灰的使用痕迹，这或许是没有资源也或许是没有发现建筑所致。而1950年在河北望都东汉晚期的壁画墓中，发现了使用白灰写字的痕迹，说明到了东汉晚期白灰已经被河北的人们所使用。在明清时期，随着砖瓦的普遍使用，白灰就成为北方人们普遍使用的建筑材料，这在发现的遗迹中屡次得到证明。

结合其他考古资料来看哑叭庄遗址，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显然已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等级的城址聚落已经出现；普通聚落中圆形单间房屋的流行，反映出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小家庭已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人殉等野蛮风俗还存在着。但其文明化的程度，已经走到了文明时代的门槛面前，文明的曙光，已经照亮了哑叭庄人的聚落，他们期待着拥抱更多的文明，甩掉不堪回首的风雨沧桑。

今天，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思考着描述着5000多年前先民们生活的状态，追寻那个时代的风霜雨雪、花开花落，是与古人的一次撼动心灵的对话，是穿越时空的惬意和浪漫，是把沉默变成热度的非凡之举。

主持人：

这7个项目入选“河北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对沧洲的历史研究有哪些重大意义？能否借此梳理出沧州上下五千年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

郑志利：

燕南滨海的华北平原，是沧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在这片土地上的考古发现，是构建完整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就考古发掘来看，目前科学发掘出来的沧州约5000年历史，只言片语难以概全。简而言之，沧州所处的地理环境是温带季风气候的华北平原，5000年来有较大的变化，先民们先是逐水而居，在白洋淀和主要河流旁的高地上聚居。

西周时期，沧州基本是商族人的活动区域。西周时期，沧州出土的器物，和周原地区的周族有很多不同，和漳河流域的邯郸地区出土的文物极其接近。战汉以降，沧州河道纵横、水系发达，漳河、卫河、滹沱河、滏阳河等主要河流促进了农业发展，农耕文明逐渐发达起来，沧州开始有了较大的城市。隋唐及宋金时期，大运河及海运贸易对沧州的发展意义凸显。从五代开始，沧州旧城对于边防就已起到很大的作用。明代中期，全国普遍开始筑砖城。沧州境内也出现不少明清砖窑，为官方烧造砖瓦。

另外，黄河对沧州的影响巨大，改道、冲积等多种元素，也影响到气候变化、人类活动、文化特征等。沧州早期是黄河文明，经济发达。唐宋以后，各种因素造成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沧州也进入大运河文明的时代。

张子敬：

沧州这几项重要考古，都有标杆性的意义。比如任丘哑叭庄遗址，为研究沧州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佐证。几个考古点为沧州整个文明时期的历史研究起到了支撑作用，使还原沧州文明史的研究又进了一步。

新石器文化在沧州不是空白点。古沧州人沿着水系就地居住、生产。另外，陶寺遗址有砖出土，这可能是最早的发现。这说明，在龙山时期就有砖了。

在哑叭庄遗址中，发现了较多鱼骨、螺壳、蚌壳、龟甲、鳖甲等，这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当年这里不缺水。在战国中期以前，黄河下游频繁改道、自然漫流。在几千年时间里，黄河流经河北平原（包括冀中），在渤海西岸入海，后世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民谚，就有这个时期黄河漫流的踪影。有没有可能，这个遗址就在黄河水流边上呢？或者，这个遗址和当时的白洋淀水系有关。哑叭庄龙山文化遗迹中没有发现水井，或许就暗示了这样的问题。

黄河文明之后，以“安史之乱”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转折，历史大变样。南方的农业随着北方人口南迁尤其是技术人员和农业生产人员的南移，也发达起来了。原来南方经济不如北方，“安史之乱”后，带去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兴盛，再加上南方农业技术的提高，比如江东犁的改进，大大推动了那里的农业生产，南方文化也向全国辐射。我们现在的犁杖，还有南方唐代犁杖的味道。

◆总策划：张徽贞 周红红

◆主 讲：郑志利 任丘市政协副主席、考古专家

张子敬 任丘市党史工作者、地方文化研究专家

◆主 持：祁凌霄

◆执 行：刘 伟 高海涛

来源：沧州日报

中国人习惯说中国的历史是“上下五千年”，五千年历史的起始源头在哪里？ ——飞鸟

　　这个只是传统的说法,事实中华文明不止五千年,一般来说这个五千年是从大禹治水那时算起的.大禹治水的时间根据目前的考证应在公元前2200多年．也就是距今4200多时．不过五千年文明之说早已有之，以当时的学术水平自然不能考证得很清楚，因此只能大概地说五千年了为什么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
　　最近，夏商周断代工程己经取得突破性成就。专家己公布了《夏商周年表》，确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黄帝事夏一千年左右。这样算来，从黄带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
　　一般讲文明史，是以城、青铜和文字为标志的。考古工作者已在河南淮阳发现了一座属于黄帝时代的古城遗址-平粮台古城遗址，在这里发现了标志文明的青铜和文字。就文字而言，通常把甲骨文看做是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估计距今三千年左右。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发现了黄帝时代的骨刻文字，专家认为这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科学家还发现山东大波口文化中晚期?quot;陶文"与商朝的甲骨文有一脉相承的迹象，估计 "陶文"距今约五千年。1993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的一座古城遗址中又发现了一种与甲骨文差别较大的"陶文"。"陶文"是刻在陶片上的，有11个宇，分五行排列。第一行3宇，其余各行皆2字，文字大小均匀，笔划纤细。陶文距今也接近五千年。专家们还发现了河图和洛书。河图刻有一到十个自然数排列图形，洛书刻有一到九个自然数排列图形。这些图形是刻在距今约五六千年的龟甲上，人称 "河洛文化"。有人称这是中华文化的源泉。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的古城和祭坛。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的文明程度也有力地证实中国的文明史在五千年以上。
　　这个是最俱权威的官方网站有问题的答案:

考古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中国”吗

何谓“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诞生史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从考古学的角度，我们如何看待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
探寻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20世纪初叶，王国维成功释读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殷墟时期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王国维先生颇为乐观地推论道：“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此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关于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的讨论成为考古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殷墟之前的商代前期、夏代甚至再往前的“五帝”时代，都属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是70多年前著名的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的论断，到现在仍没有被突破。
中国重要文化遗址分布图
考古学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约当公元前3500～前1800年间，也即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但显然它们是相互独立和分散的。如中原及周边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那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面积，与现在的欧洲差不多，而当时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古国或部族，也和现在欧洲的样态差不多。
显然，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是把这些都当成了中华文明史也即“中国”诞生史的一部分。其认知脉络是，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随着19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市和国家，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源远流长，单线进化，从未间断，成为中国学术界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主流看法。
但是，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中国境内，上古时期曾有众多相互独立的国家并存。而顾名思义，在“国”前冠以“中”字，“中国”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蕴。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已并非初始阶段的国家，显然，它一定是一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们也就不能说最初有多个“中国”，作为发达、复杂的政治实体的“中国”也是不能无限制地上溯的。中华5000年文明的提法，应是着眼于长期的文化传统和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与用国家定义文明的认识不可同日而语。
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而在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
那么，后世“中国”的雏形，或者说“最早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时候崛起于世的呢？
二里头文化的“国家”意味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地处中原腹地嵩(山)洛(阳)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二里头文化 绿松石龙形器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徐旭生等人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可能的“夏墟”进行踏查的过程中发现的，其现存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经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无中心的邦国文明走向多元但有中心的王朝文明。作为广域王权国家概念的“中国”，在前一阶段还没有形成。
我们倾向于以公元前18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
青铜催生了最早的“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阶段也恰是东亚大陆青铜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分野。如果说在作为广域王权国家实体的“青铜中国”之前，还有一个“玉石中国”或“彩陶中国”的话，那后二者中的“中国”，显然只能是地域的概念。
在二里头时代之前的数百年时间里，东亚大陆的多数区域，早期铜器的使用呈现出红铜、砷铜、青铜并存的状况。铜制品多为器形简单的小件工具和装饰品等生活用具，锻、铸均有，制造工艺处于初级阶段，尚未熟练掌握合金比例。如多位学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样，东亚大陆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影响关系密切。至于东亚大陆部分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依据最新的年代学研究，要晚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了。
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是，出土最早的青铜礼容器的中原地区，也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区。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裂变的历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导致中原地区自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进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时代。早期中国，由此起步。那么，是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术，催生了最早的“中国”？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有祭祀特权与强大的军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从早期王朝流传下来的祭天崇祖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要内容。二里头都城规划中祭祀区的存在，以及以青铜为主的祭祀用礼仪用器，都与大型礼制建筑一样，是用来昭示早期王朝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物。由于军事力量在立国上的重要性，青铜与玉石兵器也成为祭祀礼器和表现身份地位的仪仗用器的有机组成部分。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产品的使用范围主要限于二里头都邑的贵族。也就是说，二里头都邑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独占了青铜礼器的“消费”即使用权。
其中，酒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作为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群，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巨变(在等级秩序下人际关系的大调整)而非人与自然关系巨变的基础上的。而铸造铜爵等造型复杂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确地组合起内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当时已采用了先进的复合范工艺。克服其中的种种困难，最终铸造出青铜礼器的内在动力，应当就是这一时期新兴王权对宫廷礼仪的整饬。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钺作为象征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器，也是一种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横置的钺，在最初应指代秉持斧钺之人即有军事统帅权的首领，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逐渐成为握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的称号。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又一个重要象征。换言之，钺的礼仪化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早期王朝的礼器群中，爵、钺等器种持续兴盛于三代逾千年，甚至成为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个中原因，颇具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