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沙考古照片「我馆西沙水下考古调查项目荣获2021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

2021年12月20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2021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中，由我馆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实施的“2019年度西沙群岛海域水下考古工作”名列榜单。

2018年4月，我馆开馆。一支年轻的文博队伍，肩负起保护南海海域水下文化遗产的重任。虽然各项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但我馆仍然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开展西沙群岛海域水下考古工作的请示。

2021年5月16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调集全国水下考古队员陆续抵达我馆所在地琼海潭门，调配的中国考古01船也从母港青岛出发前往作业海域。

中国考古01船

5月20日，两艘工作船搭载22名考古队员离开千年潭门港驶向西沙海域开展考古调查工作，由陆及海、贯古通今，扬起了南海馆水下考古的风帆。

工作渔船

西沙群岛海域水下文化遗产情况

西沙群岛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经过长期生产、生活以及海洋贸易活动，西沙群岛海域遗留下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水下文化遗产，呈现出了一幅中国先民开发经营南海的历史画卷，展示了海上丝绸之路通商贸易的兴盛景象，具有重要的科研与历史价值。

现已知晓的西沙群岛水下文化遗存106处，其中北礁沉船遗址、华光礁沉船遗址、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金银岛一号沉船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本次水下考古作业区选择水下文物相对集中的西沙永乐群岛东部的石屿和南部的华光礁两个区域。

石屿二号遗址调查工作

石屿位于永乐环礁东部，俗称“石峙”。在石屿海域有13处水下文化遗存。石屿二号遗址于2010年被发现，我国水下考古工作在此首次发现了元青花瓷器。

勘探基线

水下勘探

布设试掘探沟

水下抽沙

在石屿二号遗址采集、试掘出水了一批景德镇元代青花瓷器，包括杯、盘、瓶、碗、罐等器形。由于国内现存元代青花瓷器的数量较少，因此这一批出水瓷器将丰富该领域的研究资料以及为我馆馆藏元青花器物提供了科学的数据参考。同时，此次水下考古工作还出水了大量来自德化、龙泉、磁灶等窑口的青白釉、卵白釉、青釉、酱釉瓷器。这些瓷器与元青花相伴出现，对于研究元代晚期的南洋海上贸易货品、航线等课题，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物理去除表面附着物

出水器物标本

华光礁海域物探调查

华光礁位于永乐群岛的南部，俗称“大筐”“大圈”等。华光礁海域有9处水下文化遗存，其中1997年发现的华光礁Ⅰ号沉船遗址是最具代表性的发现，它是我国远海水下考古作业的成果，出水文物万余件。

本次调查以渔船搭载多波束测深系统、侧扫声呐、浅地层剖面仪、海洋磁力仪等设备，在华光礁东北部、东南部以及东中部区域29.1平方公里的海域进行调查，对各探测系统的实时显示图像予以辨识、定位、处理数据，对海底地貌图、水下三维地形图等数据的分析发现疑点1处。

物探设备在水下

考古队员在水下安装物探设备

西沙水下考古的理想工作时间是3-5月，为了赶在夏季台风季到来之前完成工作，考古队的工作可谓时间紧、任务重。潜水作业共计162人次，潜水时长累计15063分钟(含浮潜3591分钟)。即便如此，石屿二号沉船遗址钻探试掘从表层调查开始，至探沟回填为止，每一步进展都严格遵循水下考古操作规程。对于遗址表面进行的每一步工作，都采用拍照、摄影、绘图等方式留存原始资料。对于每一件出水文物，都进行现场保护、拍摄文物照、建档记录，并择其最具代表性者绘制器物线图，充分体现了水下考古的科学性、系统性、严谨性。

考古队员利用潮水间隙进行工作整理

华光礁海域的调查探索了在30-300米海域开展水下考古探测调查的方法，为未来华光礁海域水下考古调查的规划与开展奠定了基础。发现的1处疑似点也为未来的水下考古工作提供了新的线索。

海上工作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余天，但受天气影响，考古队经历了三次7级以上大风天气，船只在礁盘内避风期间，队员抓紧一切时间进行资料整理、报告撰写，充分体现了水下考古人勇于克服困难、拼搏进取的精神。

考古队员每日通过小艇摆渡于锚地和工作遗址之间

此次调查工作是我馆首次开展的水下考古工作，虽然在前期准备和具体实施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也走了一些弯路，但对于首次承担水下考古工作的南海馆来说，一切都在逐步摸索开展。这是我馆水下考古工作走出实质性的一步，为后续的水下考古工作积累的宝贵的经验。未来工作中，我馆将以此次工作为起点，勇扛南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旗帜，航驶远方、走向深蓝，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而奋斗。

后记

参与此次调查的队员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张凝灏、安兴龙、王万峰、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邓启江、王霁、王亦晨、朱砚山、岳超龙，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任记国，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朱滨，泉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红兴，福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吕睿，汕头市澄海区图书馆王志杰，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韦军，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谢广维，海口市博物馆符洪洪，琼海市博物馆何声乐、何书平，衡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王希，以及来自福州的甘慰元、邱秀华、张利城。

水下考古队员出发前在潭门码头的合影

来自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官网

文字编辑 | 张凝灏

我国有哪些重要的水下考古成就

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二十余年间，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198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与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组成小型水下考古调查队，首次在广东省吴川县沙角旋沉船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探摸，发现了沉船遗骸并采集到部分构件。

1990年，中澳合作举办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在福建连江定海进行实习，对这一地区的海域进行了水下调查。1995年，中澳水下考古工作者再次对福建连江定海进行水下调查。这次水下调查找到了一批宋元、明清时期的沉船遗址，并先后对属于北宋时期的“白礁Ⅰ号”和属于明清时期的“白礁Ⅱ号”进行了水下勘测和打捞。

199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会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以及文昌县博物馆组成水下考古调查队，赴海南省文昌县宝陵港调查，发现了一艘清初的沉船，船上满载铜饰物、铜锣、铁锅等日常用品，可能是从广东运往海南而在宝陵港沉没的。船上发现了永历通宝铜钱，证实该船是清初的南明沉船。

1991～199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聘请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员，在广东省新会县官冲乡，采用声呐探测和潜水探摸相结合的方法，对银洲湖奇石附近水域的河底进行了调查。结果在崖门炮台水域发现一处沉船遗址，采集到一块船板。经14C年代测定，证实船板年代为距今690年±60年，与史料记载的海战发生年代大致相符。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会市博物馆合作，将遥感物探、水下探摸和陆地勘察相结合，再次对以银洲湖奇石为中心的区域，开展了宋元“崖门海战”遗存的综合调查工作。

1991～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青岛市文物局、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等多家单位，组成“国家绥中水下考古队”，先后对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的元代沉船遗址进行了五次正式的调查和发掘。发掘面积达148平方米，获得各类器物600余件，并于2001年正式出版了该遗址的发掘报告——《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在报告序言中这样评价：“辽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元代沉船的勘查与发掘，是我国首次全凭自己力量来实现的一项正规的水下考古工作，历时六年。该书全面记录了此项工作，并详细介绍了发现物，是我国第一本水下考古的正式报告。”此次水下考古工作被评为“1993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汕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位于广东汕头市达豪区广澳港水深约10米的港池内的清初沉船开展了水下探摸和遥感物探调查，并推测其是一条南明时期郑成功属下的战船。

1996年、1998年、1999年、2007年，海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开展了西沙水下文物的调查和试掘，发现13处分属于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沉船遗址和遗物点，如“华光礁Ⅰ号”、“石屿1号”、“北礁3号”等遗址。其间，还对“华光礁Ⅰ号”南宋沉船进行了发掘，打捞出水一万余件陶瓷器。

2005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牵头组成“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对遭到盗掘的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进行了抢救性调查和发掘。出水清代康熙中期景德镇民窑瓷器17 000余件。

2007年12月22日，广东省文物部门会同其他相关部门，成功地整体打捞了“南海Ⅰ号”宋代沉船。同年12月28日，“南海Ⅰ号”沉船被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保存，并于2009年9月和2011年3月先后进行了两次试掘。

2009年9月26日，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实施的“南澳Ⅰ号”水下考古抢救发掘项目正式启动。2010年7月21日，水下考古发掘和出水文物现场保护工作暂告一段落，出水文物进入实验室保护阶段。“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工作被评为“201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10年11月，中国国家文物局与肯尼亚国家遗产部签署为期三年的“中国和肯尼亚合作实施拉穆群岛地区考古项目”，水下考古工作进入实施阶段。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开赴肯尼亚寻找郑和船队的遗迹，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2011年11月，中国水下考古队员再次前往肯尼亚拉穆群岛，开展了为期约两个月的第二阶段考古工作。

2010年11月22日，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海洋局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框架协议”。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逐渐上升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战略。

我国二十余年来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水下考古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我们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水下历史文化资料。早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即有记载。当时，中国船只从广东、广西及越南等地的港口出海，沿中南半岛东岸航行，最后到达东南亚各国。唐宋之后，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显著改进，使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更加遥远，贸易也愈益繁荣。不难理解，对于瓷器的运输而言，再没有比水运更加便捷和安全的了。鉴于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的货物主要为陶瓷器，人们将其称为“陶瓷之路”也似在情理之中。目前，在我国水下考古打捞出水的众多文物中，陶瓷类文物的数量最为惊人，几乎占到了90%以上的比例。上述诸如“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华光礁Ⅰ号”、“碗礁一号”、“南海Ⅰ号”和“南澳Ⅰ号”等重大发现都伴随有大量的陶瓷器物出水。从较为原始的低温釉陶到精美的影青瓷、青花瓷和各种彩瓷，不但品种繁多，而且涵盖了从北方河北的定窑、磁州窑到南方福建的建窑、德化窑等众多窑口，地域分布范围相当广泛。无比丰富的水下考古资源，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国水下考古专家二十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克服了无数困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奠定了我国水下考古的坚实基础。相信随着科技方法全方位地介入，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必将走在世界前列。

从甲午海战定远舰的打捞说说水下考古

1894年9月17日，清朝与日本的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展开了一次全方位的较量，在这次战役中，日本舰队大获全胜，占据了黄海制海权，而清朝的北洋水师被重创，共损失了5艘战舰。“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民族英雄邓世昌也牺牲于此。

近些年来，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甲午战争博物院等单位集结了30名考古学家及相关技术人员在威海一带展开了水下考古，成功在黄海海战126年纪念日这天将一块属于定远舰（当时被击沉的五舰之一）的铁甲起吊出水，从而有幸让世人一睹真容。

在这个具有重大 历史 意义的发现背后，其实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

说起考古，大众最为熟悉的当属对于陆地上古代墓葬的发掘，俗称挖坟。

其实，这个理解简直是对考古最大的误会之一。除了墓葬，田野考古的研究对象还包括古代道路、桥梁、运河、城市、矿场等众多遗址。

另外，考古未必都在陆地上进行。 水下考古是考古学向水域的延伸，研究的是古代造船术、航海术以及沉没于江河湖海的古代遗迹和遗物，比如城市、港口、船只等 。

在技术层面，水下考古也跟大家所想象的那种考古有很大不同。除了利用传统的考古手段，水下考古也需要海洋勘探、潜水工程、遥感物理等多学科的技术支持。

与传统的考古学相比，水下考古起源要晚很多。原因很简单，在不能长时间于水下呼吸的年代，想要发展水下考古学科无异于天方夜谭。

19世纪30年代，潜水面罩面世，人类向水底世界迈近了一大步。

1848年8月24日，伯尔尼人莫尔洛潜入莫尔各斯的冉弗希湖底，寻找瑞士湖上居民的遗址并获得成功，他也被誉为水下考古之父。

1943年法国海军发明了水中呼吸器——水肺，考古学者终于可以在10米以下的水域呼吸。

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在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对7世纪拜占庭时期的沉船进行调查和挖掘，首次将陆地考古学的方法应用于水下，其后他出版了《水下考古学》一书，这也成为了水下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0世纪60年代中期，都铎王朝时期最著名的英国战舰“玛丽·露丝”号在海底呆了400多年后，被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麦祺带队打捞出来……就这样，水下考古学科渐渐发展起来,给人们一次次带来意外惊喜。

我国 历史 悠久，海岸线漫长，在中国沿海海域，有着数量庞大的沉船遗址和无数的海底宝藏，但我们的水下考古学科建立却是非常滞后的，落后注定免不了挨打。

有一个英国人米歇尔·哈恰，出生于1940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在成长的孤苦岁月中，他阅读了很多寻宝类的书籍，立志成为一个手持藏宝图、四处巡防然后一夜暴富的探险家。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去做的。

在米歇尔的团队中，有考古专业的专家、有熟悉东方海域的向导、有水性极好的潜水员，还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声波定位仪和磁感仪，单日的探测成本就高达1万美金。

一次，他们确定了一艘因触礁而沉没的中国清代商船，随即顺利打捞上来超过100万件保存完好的瓷器。但这伙强盗不但把没有商业价值的古人尸骸四处乱扔，还严重损毁了文物。 为了提高文物的售价，深知“物以稀为贵”的米歇尔甚至不惜立刻打碎其中65万件。 剩下的35万余件被送去拍卖，仅苏富比拍出的一件中国元青花就获得了2.3亿人民币。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下，各类打捞队、“探险队”频繁出现在中国南海，进行盗宝。他们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当年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对敦煌莫高窟的劫掠。

1985年，米歇尔和他的船队在印度尼西亚宾坦岛外约12海里的斯特林威夫司令礁发现一艘被称为“中国帆船”的古代沉船，并且打捞出几万件清朝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和金锭等珍宝。1986年，这些宝藏现身于阿姆斯特丹的拍卖会，让米歇尔赚得盆满钵满，同时震惊了世界收藏界。

由于长时期的对外无交流，在这些文化强盗劫掠中国海底宝藏时，中国的考古学界几乎一无所知。后来，随着信息的畅通，后知后觉的中国考古界才发现有人偷偷盗走了国宝，侵犯了国家主权，于是在同年9月，国家决定发展水下考古事业， 在中国 历史 博物馆设立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 。

1987-1990年，通过与外国水下考古研究机构合作以及派人出国学习的方式，我国终于培训了一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而且开始逐步配备各种高 科技 仪器。其中包括水下定位仪系统，如声纳设备、高灵敏度测量仪，声学测距仪和照明设备等；另外还有水下摄影器材、潜水通讯设备、打捞设备等等。

水下遗物往往被泥沙所掩埋，可是又没法像在陆地上那样用铲子挖开，因此需要不同功率的清淤机器，比如淤泥泵除机，能很快地清除沉船堆积的泥沙。

水下的文物如何上岸也是个问题，我国引进了大功率的提升机，能使壶类遗物利用浮力自动浮出水面；

最重要的设备，就是潜水员的生命保障设备 。做水下考古的人有句玩笑话，说我们很难把潜水员快速培养成考古学家，那就只能把考古学家培养成潜水员。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许多在幽暗的海底进行发掘的，正是被训练过的考古工作者。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有了自己的高水平水下考古班子，有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憾保护中心，我们自己的专业队伍在中国的四大海域-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先后进行了多项调查、发掘工作。

从1991年的宋元海战水下考古，到1993年的辽宁绥中水下考古，到举世瞩目的“南海一号”项目，再到最近的打捞定远舰，中国的水下考古能力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数不胜数的水下宝藏重现人间，从另一个维度再现了令人自豪的中国 历史 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