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分期研究,殷墟的最新资料

　　殷墟文化作为商代后期的典型文化，曾经经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文化面貌前后发生过一系列变化。要对殷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就必须对已经发掘的考古资料进行考古分期。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已对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问题作过许多极有价值的探讨，现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略谈几点浅见，供大家参考。

　　一、殷墟文化的年代

　　殷墟经过近80年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不仅文化分布范围和大体布局已经清楚，而且殷墟文化所包纳的年代范围也已基本清晰。

　　根据传世文献记载，殷墟是商代后期盘庚迁殷之后建立的都城。不久前考古工作者曾在洹河北岸发现时代较早的洹北商城①，学者多认为可能是盘庚迁殷时所建都城②。目前在殷墟范围内所发现的商代考古遗址和墓葬，具有早期特征的商代文化遗存也大体在盘庚迁殷以后，根据长期从事殷墟考古的学者判断，尚无早于盘庚迁殷以前的商代文化遗存出现在殷墟范围内。殷墟文化的下限，过去一般认为是至帝辛灭亡，但已有学者指出殷墟文化的下限可能延续到西周早期③。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殷墟作为商代后期的都城，在西周武王灭商后并未毁弃，其毁弃的时间可能是在周初发生“三监之乱”引发周公东征之时，其时间约在周公摄政的第二年之后④，依照我们的年代推算，在公元前1023年左右⑤。史载箕子在殷亡之后朝拜周朝路经殷墟时见其宫室毁坏、地生禾黍而歌麦秀，尚有殷人闻之皆为流涕⑥，可见殷墟被毁弃后还有一些殷遗民继续在殷墟生活，其文化当还会延续一个较短时期。在考古实践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文化的转换总是较之政治统治的转换略微滞后一段时间。因此，殷墟文化，就考古资料分析而言，应为盘庚迁殷之后至帝辛灭亡，甚至到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⑦。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述，商代自盘庚迁殷至帝辛灭亡，大约273年间，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在今天的殷墟⑧。据《史记·殷本纪》记载，自盘庚迁殷至帝辛，商代后期共经历8世12王，其传承关系见表一。

表一 商代后期商王世系传承表

　　商代后期的积年数虽然比较明确，总共273年。但是，由于古史年代学在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多有疑问，许多推断尚难确信。为此，近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曾以[14]C测年和殷墟文化分期为依据，并以甲骨分期与殷墟分期相印证，结合文献记载、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历法材料对商代后期年代进行综合研究，得出过一些年代学的结论⑨。对于这些结论，学术界仍有争议。

　　我们在研究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记载的商代后期五次月食记录的记事刻辞时，也曾根据推算的月食发生时刻，结合文献记载的商代后期有关资料，推定商代后期的历史年代为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27年。同时推定商代后期各王在位的历史年代大体约如下表⑩。考虑到殷墟文化中最晚的文化遗存可能包含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11)，则其历史年代可能还要下延一段时间。

　　如果不作特别精确的论定，殷墟文化所包含的历史年代为自盘庚迁殷至帝辛灭亡并包括西周早期一个较短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初叶到公元前10世纪初叶，应是大体不差的。

　　二、殷墟文化分期研究的回顾与检讨

　　殷墟发掘工作开始不久，学者们就注意到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问题。最早对殷墟文化进行分期探索的学者是董作宾，他在殷墟发掘之初就考虑如何分出甲骨文资料的时代先后。1928年，董作宾在殷墟第一次发掘结束后，注意到小屯北地的朱姓地、刘姓地、张姓地所出甲骨文资料在字体、文例等方面有一定差异，他曾推断这些现象可能与它们的时代先后有一定关系(12)。1931年殷墟“大连坑”南部的长方坑中出土著名的“大龟四版”后，他又运用考古学方法试图对甲骨文进行考古分期，提出运用坑层、同出器物配合、所祀帝王、贞人、文体、用字、书法等作为区分甲骨文资料时代先后的标准(13)。1933年，董作宾在此基础上又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系统论述他的比较系统的甲骨文分期理论(14)。他依照世系、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十项作为标准，把甲骨文划分为五个时期，如下所示：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二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这篇论文无论在甲骨文研究史上还是在殷墟文化研究史上都是一篇划时代的杰作。它使一向混沌一片的甲骨文资料开始可以分出不同的时代，使之成为先后关系分明而又有序的可资利用的史料，同时也为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提供了依据和理论框架，为进一步进行殷墟文化考古分期研究奠定了基础。尽管董氏的分期断代理论经过后来的学者研究和讨论还有不少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但直到现在仍然是甲骨文分期研究和殷墟文化考古分期研究的重要基础。

　　1936年，董作宾又发表《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根据曾经出土“大龟四版”的灰坑内的文化堆积分出不同的层位，并按照不同层位文化遗物的主要特点，以及陶器和甲骨文的共存关系，把坑内的文化堆积分为两个时期。他将出土“大龟四版”的灰坑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打破这一灰坑的墓葬。其时代为商末周初，与灰坑的内容无关。第二层为灰坑的上层，出土有灰色和红色的绳纹陶片、灰色素纹陶片、刻纹陶片、带釉陶片和占卜用卜骨，第三层则出土有灰色和红色绳纹陶片、无刻纹陶片和带釉陶。董氏根据这些“殷墟后期所常见的”文化遗物间的差别，将这一灰坑划分为两个时期，并推定出土“大龟四版”的第三层当是廪辛、康丁时期的文化堆积(15)，其意见大体上是正确的。这是利用考古学方法对殷墟文化进行分期的一次重要尝试。

　　1948年，李济在对殷墟文化中的青铜器研究中，明确提出可将殷墟青铜器分为四期的意见(16)，首次对甲骨文以外的殷墟文化遗物进行分期，开启了对殷墟文化进行全面分期研究的先河。

　　殷墟文化考古分期研究的全面展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5年马得志等几位考古学者对1953年发掘的166座殷代墓葬进行分析时，把他们定为殷代晚期(17)。1958年，吴汝祚分别从地层关系、器物形制和器物组合关系等角度对他们的分期看法提出异议，提出殷墟文化应当分为小屯殷代文化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意见(18)。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对大司空村殷代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后，根据发掘中发现的文化叠压关系和出土陶器的不同特点，把殷墟文化分为大司空村一期、大司空村二期两个时期，并分别对其年代作出初步推断，认为大司空村二期大体上与董作宾所定属于廪辛、康丁的侯家庄遗址第三层和被定为帝乙、帝辛时代的侯家庄第二层相当(19)。

　　与此同时，邹衡在对郑州商代文化进行系统研究时，根据20世纪30年代殷墟发掘和50年代殷墟发掘所获资料也对殷墟文化的分期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把商代文化的发展序列整理为五个时期，并把它们之间的先后关系列为下述发展序列关系：

　　他并推定小屯早期相当于甲骨文分期中的零期，即盘庚、小辛、小乙时期；小屯中期相当于甲骨文分期中的一至三期，即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时期；小屯晚期相当于甲骨文分期的四至五期，即武乙、文丁、帝乙、帝辛时期(20)。他的这一分期系统为我们研究商代考古学文化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1962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在对大司空村遗址进行更进一步的发掘中发现了晚于大司空村一期而早于大司空村二期的灰坑，因此将这一灰坑所代表的时期列为新的大司空村二期。与此同时，他们根据发掘中所获地层关系资料将原来的大司空村二期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列为新的大司空村三期和大司空村四期，结合与陶器共存的甲骨文、青铜器资料分析，推断它们分别相当于甲骨文的三、四期和第五期，即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和帝乙、帝辛时期，甚至可能延续到西周早期(21)。他们认为大司空村殷代遗址的一至四期文化基本上代表了殷墟文化的发展序列，并将大司空村一、二两期统称为殷墟文化早期，而将大司空村三、四两期统称为殷墟文化晚期(22)。应当说，这一分期意见构成了后来殷墟考古工作和文化分期的重要基础。他们的意见可以表述为下表。　

　　1964年，邹衡对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将殷墟文化分为2段、4期和7组。所谓2段，是将殷墟文化分为殷墟文化早期和晚期两个发展阶段；然后在殷墟文化早期中再各分出第一期、第二期两个不同时期，同样在殷墟文化晚期中也在分出第三期和第四期两个不同时期；同时他又在第二期到第四期各个时期中都分出两个组，把第一期看作是一个组，这就构成了殷墟文化的7组分期体系。他所分的第一组，大约相当于甲骨文分期的0期，为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第二组相当于甲骨文分期的第一期，为武丁时期；第三组约当甲骨文分期的第二期，为祖庚、祖甲时期；第四组约当甲骨文分期的第三期，为廪辛、康丁时期；第五组约当甲骨文分期的第四期，为武乙、文丁时期；第六组约当甲骨文分期的第五期的前半期，为帝乙时期；第七组约当甲骨文分期的第五期的后半期，为帝辛时期(23)。他的这一分期体系是十分细密而又灵活的。他的分期意见大体可以下表表示：

　　邹氏的这一分期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助于甲骨文的框架对殷墟已发现的考古资料建立起来的新体系，他的这一体系有很多方便之处，当文化遗存可以细分时就按组进行划分，如果不能细分则可采取四期分法或两段分法处理，这给考古工作在实际处理分期问题带来很大的方便，这是值得赞许的。1979年在他主持编写北京大学考古教材《商周考古》中，他对殷墟文化又采用了新的三期分法。他的这种新的分期方法实质上是它原来的四期分期法的变异。所不同的是，他将原来分期体系中的殷墟文化第一期归入到二里岗文化上层的商代前期阶段称之为早商文化晚期，而将原来的殷墟文化的第二至四期划归商代后期阶段，从中再分出晚商文化的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时期。他的早商文化晚期，即他原来所定殷墟文化一期，与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河北藁城和济南大辛庄早期相当，时代约在武丁以前。晚商文化早期则以殷墟文化二期为代表，从他列举的陶器看，他所说的晚商文化早期实即大司空一期文化，认为相当于甲骨文分期的第一、二两期，年代为武丁、祖庚、祖甲时期。其晚商文化中期是他原来分期的殷墟文化三期，大体相当于甲骨文分期的第三、四期，年代为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其晚商文化晚期是他原来分期的殷墟文化期第四期，大体相当于甲骨文分期的第五期，年代为帝乙、帝辛时期(24)。邹氏的这一考古分期意见也可列表如下：

　　应当说，他的这一新的分期意见过于粗略，但在具体考古实践中比较便于把握。

　　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获得相当数量的甲骨文资料及其共存陶器和相关地层关系资料，根据这批新的考古资料，他们对殷墟文化提出了一种三期考古分期方法。他们根据小屯南地的发掘现象，将小屯南地的文化遗存分为小屯南地早期、小屯南地中期、小屯南地晚期三个时期，其中小屯南地早期相当于大司空村一期，即殷墟文化早期；小屯南地中期分为一、二两组，中期一组由于可复原的陶器较少，面貌不太清楚，中期二组则与大司空村三期相同，属于殷墟文化中期；小屯南地晚期则与大司空村四期相当。同时指出，在小屯南地早期与中期之间尚有缺环(25)。这一分期意见也可列表如下：

　　实质上这一分期意见与殷墟文化分为大司空村一至四期的分期意见并无本质区别，除了小屯南地中期一组的面貌不清和早期与中期之间尚有缺环外，完全可以视为把原来殷墟文化分为大司空村一至四期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其分期基础仍是建立在把原来殷墟文化分为大司空村一至四期的分期体系之上的。至于早期与中期之间的缺环和中期一组之间是否会有一定的联系，由于中期一组的面貌不清，目前仍然难以判断，但通过小屯南地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可以说明原来把殷墟文化分为大司空村一至四期的分期体系是大体可行的。

　　值得赞许的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在小屯村北发掘殷墟妇好墓和17、18号墓后，发现殷墟文化的第一期上限可以早于武丁，而第二期也可早到武丁时代(26)。

　　1986年，郑振香根据殷墟文化中三家庄墓葬和小屯村西北地第二期灰坑发现的新资料，对殷墟文化分期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和研究，提出在原来四期分期体系的基础上，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再分别分出偏早、偏晚两个阶段的意见(27)。她的看法与我们对甲骨文进行分期断代研究得到的看法也是相吻合的(28)。她的分期意见大体如下表所示：

　　她的这一分期意见使原有的分期体系更加细致化和体系化，已为考古学者所接受。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整理1959年至1961年苗圃北地发掘资料时，也曾根据发掘资料提出一种三期分期意见。他们将苗圃北地的殷墟文化遗址分为苗圃一期、二期和三期，其中苗圃一期和二期分别与大司空村一期、二期基本相同，其第三期与大司空三、四期相当，但在对墓葬进行分期时，还是分为四期，其一、二、三、四期分别与大司空村一、二、三、四期相同。实际上，苗圃北地的文化遗址分期与大司空村分期并无本质不同，只是一种原来四期分法的粗略划分，等于是将相当于大司空村三、四期无法细分的文化现象笼统称为苗圃第三期而已。他们的分期意见可以列表为：

　　实际上，他们的这一分期意见是将新的考古资料分期纳入到已有的大司空分期体系中，不仅丰富了原来的殷墟文化考古分期体系，而且验证了原来的考古分期体系是完全可靠的。

　　与此同时，在分析殷墟西区的墓葬时，由于缺乏与大司空村一期相当的早期材料，他们也把殷墟西区墓葬分为三个时期，分别相当于大司空村二、三、四期，无疑也是以大司空村分期框架为基础的(29)。可见，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殷墟文化分期体系都是以大司空村分期框架为基础的。

　　上述分期体系经过后来殷墟发掘的实践反复检验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经过与历年出土的甲骨文和共出陶器的对应研究，可以把上述分期体系与甲骨文分期体系对应起来，并与商代后期的商王传承关系及其历史年代联系起来，大体可以得出殷墟文化分期的基本结论(30)。我们不妨把它表述为下表：

　　应当指出，上述考古分期中的历史年代是承袭甲骨文分期与断代研究的框架建立的，其中以商代后期各个商王在位为界限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表述方式，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商王更换后考古学文化就会马上变化，无论是遗址还是墓葬中遗物的文化面貌的变化都不可能与商王更替同步。所谓分期也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提出的一种理论框架，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种硬性的教条。殷墟文化中诸多文化因素的变化也不是同步的，例如陶器和青铜器的变化就并非同步(31)。

　　三、几点讨论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目前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大司空村分期的基础之上的。这一体系将殷墟文化分为四期，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甲骨文分期意见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毫无疑问，这一四期分法的分期体系在殷墟发掘和殷墟文化的研究中得到长期实践和理论分析的验证，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随着田野工作和研究的进展，一些新的问题开始出现。首先是现有的以大司空村四期分法为基础的殷墟文化的四期分法已经囊括不了考古实践中新发现的考古资料。

　　1980年，殷墟三家庄东发掘时，发现所发掘的8座墓葬中，M3和M4的随葬器物类型及其组合都是过去大司空一期所罕见的(32)。为了弥补原来殷墟文化四期分期体系的不足，对于这种明显早于大司空村一期的文化暂时归入殷墟文化一期的范畴，只是另外列出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作为一种变通性措施(33)。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小屯东北地又发掘到与三家庄墓葬大体同时的灰坑（87AXTH1）(34)，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有了更多的认识，证明把这一时期另行列为殷墟文化一期是适当的。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类似于三家庄M3、M4的文化遗存就曾发现过，例如在殷墟发掘中发现的墓葬M232、M333、M388等(35)，其中出土的器物与三家庄基本一致，目前学者对于这一阶段的年代还存在不同认识。有的学者把这一阶段划分在“早商文化晚期”即二里岗文化上层，与河北藁城早商遗址和济南大辛庄商代早期层同时(36)。有的学者则强调，这一阶段的文化虽然早于大司空村一期类型，但从出土青铜器的器物形态、文字和陶器分析角度看，与郑州二里岗文化差别较大，仍然与殷墟出土的较晚遗存风格接近，应是殷墟文化早期的一个发展阶段，不能并入盘庚迁殷以前。并且指出，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到这一阶段，中间尚有缺环，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存应当属于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墟文化，其绝对年代应相当盘庚迁殷至小辛、小乙时代(37)。这一看法应当说是颇有见地的。

　　但是，最近洹河北岸洹北商城的发掘又带来新的问题(38)。洹北花园庄遗址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考古工作者对洹河流域的调查中被发现了(39)。20世纪8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三家庄东的墓葬时，曾发现殷墟一期灰坑直接打破相当于三家庄阶段的墓葬。根据层位关系可以断定，三家庄阶段应当早于殷墟一期，并且从两者器类和器形存在较多的相似性来看，两者之间前后相接，并无明显缺环。因而断定殷墟文化一期早段是由三家庄期直接发展而来，应当说是没有疑问的。1997年，洹北花园庄遗址发掘后，考古工作者发现在洹北花园庄与三家庄阶段相当的文化遗存中有早、晚之分，由于当时发掘面积尚小，出土完整的陶器较少，未作详细分期(40)。1998和1999年秋，为配合殷墟发掘70周年讨论会和“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工作者在洹北花园庄东地进一步发掘，不仅发现花园庄遗址及其周围京广铁路两侧是一座比小屯附近建筑基址时代更早的城址“洹北商城”，而且获得一组重要的地层关系和一批较三家庄阶段更为丰富的实物资料(41)。目前考古学者普遍把原来的三家庄阶段改称花园庄期。有学者开始根据花园庄的最新发掘资料提供的文化层叠压打破关系和陶器分析，提出应把花园庄期从殷墟文化一期中分离出来，并把花园庄期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分别称为花园庄期第一阶段和花园庄期第二阶段，指出花园庄期第一阶段接近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而略晚，花园庄期第二阶段略早于大司空村一期，时间上与大司空村一期相衔接(42)。花园庄期的第一阶段经过学者的研究，发现与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相比则有较晚的特点，尤其是在器物群组合方面，与二里岗上层二期有较大的区别，因此，花园庄期的第一阶段不仅晚于二里岗上层二期，而且二者之间仍有缺环(43)。也就是说，花园庄期是大司空村一期紧接其后的独立一期，可以分为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与二里岗上层二期尚有一定缺环。一般认为大司空村一期的年代相当于武丁早期，这已由花园庄东地H3出土的甲骨卜辞和共存陶器所证实(44)。花园庄期的年代目前也多倾向于为盘庚迁殷以后至小辛、小乙时期。根据文献记载，学者普遍认为盘庚迁殷后在位14年，小辛、小乙两位商王在位不会超过46年(45)，从盘庚迁殷到小辛、小乙总共50到60年间，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应当说是合适的，问题是这种分法如何与历史年代相照应仍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最近，对于花园庄期第二阶段的时代，有学者认为是从盘庚迁殷到小辛、小乙时期，并提出如果这一推论不误，那么花园庄期第一阶段则应早于盘庚。至于能早到何时，具体跨度能涵盖多少个王世，还有待新资料对其作进一步探讨(46)。

　　与此同时，还有学者提出，花园庄期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均属中商文化，分别是商文化分期体系中的二期和三期(47)。所谓中商文化就是商代中期文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考古学界曾将商代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当时所谓中商文化是指殷墟期文化之前的二里岗期文化，其历史年代按照当时“汤居毫应属于商代早期，盘庚迁殷应属商代晚期，而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和祖乙迁耿，都应该是属于商代中期”的说法(48) 应当是仲丁迁隞以后到盘庚迁殷以前。20世纪70年代末，邹衡在探索夏文化中将原来的商代早期文化看作是夏文化，原来的商代中期文化二里岗文化就成为新的商代早期文化(49)，在这个新的分期体系中，中商的概念消失了，只有早商和晚商两个阶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考古学界已经习惯于将商文化看作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安阳殷墟文化为代表晚商文化两大阶段(50)。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间开始提出中商文化的概念(51)，此后，一些学者认为二里岗晚期与殷墟早期之间应有一个独立的阶段，认为商代文化用三个阶段的分期法更为合适(52)。有学者并以郑州小双桥遗址为线索，提出中商文化应始于仲丁迁隞，终于武丁之前的小乙，可以分为以白家庄上层和小双桥为代表的中商早期；以藁城台西M14为代表的中商中期；以“殷墟文化第一期”为代表的中商晚期(53)。至90年代末，“中商文化”的概念及其分为上述三期的意见已在考古学界流行(54)，有的学者还依此为据建立起商代考古文化序列，并对中商文化进行了全面研究(55)。但是，推究起来，把殷墟一期偏早阶段文化遗存从殷墟文化中分离出去纳入“中商文化”三期的看法仍有不妥之处。依照目前考古学界的普遍看法，洹北花园庄一带的洹北商城仍然是在殷墟的范围之内，其文化遗存无疑应属殷墟文化的范围，殷墟文化自应以盘庚迁殷为其起点。如果将花园庄期的殷墟文化纳入到中商文化，殷墟文化就只能从现在大家公认的殷墟文化晚段开始，也就是从武丁早期开始，从而把武丁之前的盘庚至小乙三王从殷墟的文化遗存中分离出去，这从情理上是不太合适的。对于洹北商城的时代性质，目前学术界有盘庚迁殷时所建的殷都(56) 和河亶甲居相之相(57) 等不同意见，甚至还有既不排除盘庚迁殷的可能，也不能忽视“河亶甲居相”的可能性，可能是“先后相继”地发生过的意见(58)。但是，根据文献记载，商王河亶甲与盘庚之间相隔四代七王，河亶甲迁相后，下一代商王祖乙随即迁于邢，然后历经祖辛、沃甲、祖丁，至南庚又迁于奄直至阳甲，到了盘庚时才从奄迁至殷，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要想证明洹北商城既曾经是河亶甲所都之相又曾是盘庚所迁之殷，需要在考古学上确认在洹北商城既存在属于中商前期即白家庄期或接近白家庄期的宫殿宗庙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遗存，亦存在属于“殷墟一期早段”或接近殷墟大司空村一期的宫殿宗庙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遗存；而且要证明这些白家庄期或接近白家庄期的宫殿宗庙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在被废弃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后，才有新建的“殷墟一期早段”或接近殷墟大司空村一期的宫殿宗庙或城墙之类的夯土建筑遗存，因为从河亶甲到盘庚中间有四代七个王的都城并不在安阳，也就是说，这需要在洹北商城的发掘中看到有“兴建——废弃相当长时期——再兴建”这样的迹象(59)。根据目前的发掘资料，要想确立洹北商城是河亶甲所居之相尚有一定困难。即使能把洹北商城的年代提早到河亶甲时期，其所居留的时间也是极短的。如果考虑到上述花园庄期的第一阶段不仅晚于二里岗上层二期，而且二者之间仍有缺环的情况(60)，要排除它是盘庚迁殷以后居于洹北商城所创造的文化遗存显然是困难的。既然殷墟的得名是始于盘庚迁殷，洹北商城又在殷墟的范围之中，就没有理由把花园庄期的文化遗存从殷墟文化分离出去而另外列为中商文化三期。

　　在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中，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除了参考甲骨文分期框架之外，还应考虑到殷墟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青铜器的分期问题(61)。由于青铜器的自身发展变化和陶器发展变化并不同步，而且陶器的出土数量也比青铜器要多得多，因此，考古工作者除了充分考虑文化层的叠压打破关系外，总是把陶器分析作为殷墟文化分期的主要依据，这是无可回避的。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对青铜器单独进行分期研究而得出了相对独立的分期体系(62)。但在最近，已有学者根据青铜器礼器自身的发展规律，将青铜器划分出接近于依照陶器分析作出的分期体系(63)。应当说这是十分可喜的。其分期意见约如下表：

　　实际上他所讨论的青铜器分期中定为第一期的花园庄期，也是到可以分出早、晚两个阶段的。例如，三家庄M3出土的青铜鼎80SJM3∶2的形制就明显较之花园庄M10出土的99AHDM10∶1要早一段时间。因而就青铜器的分期研究来讲，花园庄期也是可以分出早、晚两段的。

　　如果考虑到前述我们对殷墟文化的考古分期，同时兼顾青铜器与陶器在分期上的对应情况，殷墟文化的合理分期应当是将现有的殷墟文化一期早段之前的原三家庄期列为新的殷墟文化一期，其中再细分为新的殷墟文化一期的早段和晚段；然后把现在的殷墟文化一期晚段的大司空村一期和殷墟文化二期的大司空村二期分别作为新的殷墟文化二期的早、晚两段；现在新的殷墟文化三期，并可细分为早段和晚段。以下顺延把现在的殷墟文化三期的大司空村三期和现在的殷墟文化四期的大司空村四期分别列为新的殷墟文化四期和五期。我们可以将目前可以认可的成果综合为表十一：

　　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殷墟文化分期应当综合现有殷墟出土陶器、甲骨文和青铜器的分期研究成果，构成上表所展现的新的综合分期体系。

　　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虽然已有70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历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范围内不断有新的发现，有关研究一直在不断深入。可以相信，随着殷墟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还会有新的资料拓宽我们的视野，有关殷墟文化的分期研究还会继续深入，不断提出新的更合理的看法，形成更趋完善的体系。

　　注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2004年。

　　②(42)(43)(60) 唐际根、徐广德：《洹北花园庄遗址与盘庚迁殷问题》，《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14日；杨锡璋、徐广德、高炜：《盘庚迁殷地点蠡测》，《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8期。

　　④ 参看《史记·殷本纪》、《史记·周本纪》、《史记·宋微子世家》等。

　　⑤ 范毓周、周言：《西周余文历谱与历史年代探论》，《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⑥ 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⑦ 也有学者以为殷墟文化开始于武丁，说见杨锡璋：《殷墟的年代和性质问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谷飞：《殷墟王陵问题之再考察》，《考古》1994年第10期。应当说不仅与历史记载有出入，而且与殷墟发掘的实际也不吻合，故未采用其说。

　　⑧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盘庚即位，自奄徙于北蒙，曰殷。”又记：“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分见《水经·洹水注》引，《史记·殷本记》张守节《正义》所引作“七百七十三年”，王国维据朱右曾《汲冢几年存真》校改为“二百七十三年”。俱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⑨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

　　⑩ 参阅范毓周：《甲骨文月食纪事刻辞考辨》，《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1)(21) 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8期；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12) 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

　　(13) 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

　　(14) 董作宾：《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3年。

　　(15) 董作宾：《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1936年。

　　(16)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8年。

　　(17) 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18) 吴汝祚：《安阳大司空村的殷墓是否全属晚期——对“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中殷代墓葬年代的商榷》，《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

　　(1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58～1989年殷墟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2期。

　　(20) 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2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8期。

　　(23)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4年第4、5期。

　　(24)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2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上册，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

　　(26) 参看郑振香、陈志达：《论妇好墓对殷墟文化和卜辞断代的意义》，《考古》1981年第6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27) 郑振香：《论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

　　(28) 参看Fan Yuzhou,Military Campaign Inscriptions from YH 127,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Africa and Orintal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Vol.LII,Part 3,1989；范毓周：《殷代武丁时期的战争》，《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范毓周：《略论武丁不辞的时期划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30) 殷玮璋：《殷墟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31) 关于青铜器分期问题，与以陶器为基础的分期有很大不同，而且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参看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3年第3期；杨锡璋：《殷墟青铜容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

　　(3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三家庄东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2期。

　　(33) 郑振香：《论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32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3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安阳小屯村东北地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

　　(35)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8年。

　　(36)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31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37) 参阅郑振香、陈志达：《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郑振香：《论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37、3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唐际根、刘忠伏：《安阳殷墟保护区外缘发现大型商代城址》，《中国文物报》2000年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2004年。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洹河流域的考古调查》，《考古学集刊》第3集，1983年。

　　(40)(44)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2004年。

　　(45) 陈梦家推定小辛、小乙在位约46年，说见所著《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小辛、小乙在位36年，说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我曾推定小辛、小乙在位45年，说见范毓周：《甲骨文月食纪事刻辞考辨》，《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6) 岳洪彬、何毓灵：《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商代遗存的认识》，《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47) 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48) 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文物》1961年第4、5期。

　　(49) 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毫说》，《文物》1978年第2期。

　　(50) 唐际根：《商王朝考古学编年的建立》，《中原文物》2002年第6期。

　　(51) 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年代和形制》，《中原文物》1995年第1期。

　　(52) 孙华、孙庆伟：《夏商周考古》，《中国考古学年鉴》，31～32页，1997年。

　　(53) 董琦：《关于中商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1998年7月29日、8月5日、12日连载。

　　(54) 杨锡璋、唐际根：《豫北冀南地区的中商遗存与盘庚以前的商都迁徙》，载《三代文明研究（一）——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55) 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唐际根、难波纯子：《中商文化の認識とその意義》，（日本） 《考古学雑誌》第84卷第4号（1999年）。

　　(56) 参看唐际根、徐广德：《洹北花园庄遗址与盘庚迁殷问题》，《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14日；杨锡璋、徐广德、高炜：《盘庚迁殷地点蠡测》，《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岳洪彬、何毓灵：《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商代遗存的认识》，（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57) 文雨：《洹北花园庄遗址与河宜亶甲居相》，《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25日。

　　(58) 唐际根、刘忠伏：《安阳殷墟保护区外缘发现大型商代城址》，《中国文物报》2000年2月20日。

　　(59) 王震中：《“中商文化”概念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

　　(60) 例如邹衡在其殷墟文化考古分期研究中就曾讨论青铜器的分期问题，但他只是依照陶器分析的结论划分了青铜器的时期归属，说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62) 参看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3年第3期；杨锡璋：《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朱凤瀚：《中国古代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63) 参看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来源：《中原文物》2010年第4期

安阳殷墟的重要考古发现

　　殷墟为殷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 发现于 20世纪初，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发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安阳殷墟的重要考古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正文

　　殷墟为殷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 发现于 20世纪初，1928年开始发掘。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里。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商以此为都(约公元前14世纪末至前11世纪)，共经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

　　1899年,王懿荣在 中药 “龙骨”上发现契刻文字,后经罗振玉、王国维等考证、调查，确认为商代甲骨，出土于安阳小屯村。1928年10月，董作宾主持了试掘。同年12月，中央研究院 历史 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负责殷墟的发掘工作，先后主持工作的有董作宾、李济、梁思永、郭宝钧等。自1928年10月至1937年 6月，共发掘十五次。发掘大墓十一座、方坑一个、小型墓和祭祀坑一千二百多座，以及大量建筑基址，出土刻字甲骨近两万片和大量陶器、铜器、玉器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恢复殷墟的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有：发掘武官村大墓、后冈祭祀坑，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刻字甲骨四千多片;发现规模较大的商代铸铜遗址、妇好墓,等等。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发掘。该处丰富的出土文物为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证资料，引起国内外的重视。1961年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傅氏(傅斯年，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台长)组织领导的安阳殷墟洹水南岸历时9年15次田野考古发掘，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中国商代晚期盘庚迁殷的都城就在此处，距今已有3300年左右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地层、出土青铜、玉器等遗物，以及甲骨文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司马迁《史记》有“洹水南，殷墟上”记载，另有文献称“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这个都城的形制和以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 文化 ，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东方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和光荣的地位。

　　就学术发展本身而言，殷墟15次发掘完全是由中 国学 者自己主持完成的，因而殷墟又称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

　　 地理 位置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村周围，地理坐标为114°18′50″E，36°07′36″N，海拔约80m，长宽各约6公里，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遗产地保护区核心面积414 公顷，缓冲区面积为720公顷。殷墟总体布局严整，以小屯村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型分布。现存遗迹主要包括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王陵遗址、洹北商城、后冈遗址以及聚落遗址(族邑)、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 手工 作坊等。

　　文物遗迹

　　宫殿宗庙遗址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面积71.5公顷，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也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包括宫殿、宗庙等建筑基址80余座。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而成防御濠沟，将宫殿宗庙环抱其中，起到类似宫城的作用。

　　宫殿宗庙区还有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也是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墓室有殉人16人，出土器物1928件，包括468件青铜器，755件玉器以及564件骨器，另有将近7000枚海贝。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

　　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与武官村北高地，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1.3公顷。自1934年以来，在这里累计发现大墓13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2000余处，并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是学术界公认的殷商王陵所在地。其中，东区祭祀坑数量众多，排列有序，坑内有不少人、畜骨架，是殷王室祭祀先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地，现辟为M260展厅。

　　另外，在王陵的东边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

　　洹北商城位于洹河北岸花园庄，城址大体呈方形，东西宽2.15公里，南北长2.2公里，总面积约4.7平方公里。四周有夯筑的城墙基槽。洹北商城遗址的发现，延长了殷商的历史时间，延伸了殷墟的范围。

　　洹北商城遗址的年代早于传统意义上的殷墟晚商文化，略晚于郑州早商文化，很可能是商代中后期的一处都邑遗址。

　　2017年5月3日报道，考古人员在殷墟大遗址保护区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18座匈奴墓葬。这些匈奴墓葬排列整齐，墓葬形制相同。从出土的器物判断，这些墓葬晚于殷墟时期，且与中原墓葬的形制内容有所不同。它的时代应该在东汉末年到魏晋，距今1800年左右。

　　发掘沿革

　　据《尚书》、《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距今3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曾存在商王朝，该王朝延续了近500年，是具备疆域国家形态的中国上古历史的开端。第一位商王名汤，于公元前16世纪初在“亳”建国 ，并迅速征服了周邻势力，稳定了商王朝的 政治 版图。商朝的王位继承采用“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 办法 ，前后共有31位商王。

　　商朝的都邑曾数度迁徙，自前1319年第20代商王盘庚自奄迁都至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国，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共8代12位国王273年的统治 ，一直是中国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 中心。商灭亡后，逐渐沦为废墟。

　　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殷墟的位置进行了较为确切的描述。 宋、元时期，安阳一带多有青铜器出土，引起关注，但被认为是商王河亶甲的相都。

　　小屯位于安阳市西郊洹河岸边。这一带地势略高，因此战国以来，特别是隋唐时期一度被当作埋葬亡灵的理想地点。直到明朝时，才成为由数户人家组成的一个居民点。清末以来，小屯居民在耕作中常从地下挖到碎骨片。19世纪末，当地传闻碎骨即所谓的龙骨，可以治病，于是村民 收集 碎骨片，或留作已用，或卖给中药铺。从此，“龙骨”被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掘出。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购药，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开始重金收购，进而考证出这些“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懿荣义愤自尽，所 收藏 龙骨由其子转售晚清学者刘锷。1903年，刘锷将其收藏的甲骨编印出版，成为第一部甲骨文著录《铁云藏龟》。

　　发现商代甲骨文的消息传开后，整个学术界为之振奋，许多学者加入到收藏甲骨的行列中来。各中药铺中的“龙骨”，一时间身价百倍。由于贩卖甲骨有暴利可图，古董商人便把甲骨的出土地点隐瞒起来。1908年(一说说1910年)，罗振玉经多方探求，始知甲骨出于“滨洹之小屯”，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至此，殷墟遗址第一次被学术界所知。1917年，王国维对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整理出商王世系表，进一步证实小屯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出土过程

　　1928年，在傅斯年大力支持下，开始对殷墟进行第一次为期18天的试掘，

　　及铜器、陶器、骨器等多种文物。1929年春，由李济主持对殷墟的正式发掘。到1937年 抗日战争 爆发，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证实了《竹书纪年》关于商代晚期都邑地望的记载，使得殷墟遗址曾经是商代晚期都邑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

　　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成为新中国首次殷墟发掘。1976年，小屯西北地发现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到1986年，已经对十几个点进行了20多次的发掘，获得了刻字甲骨15万片左右。1999年1月，在殷墟遗址东北部地下约2米深处，发现一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城址，这座城址的年代略早于作为商王朝晚期都邑的传统概念上的“殷墟”，分布上与旧的“殷墟”范围略有重叠，但整体在洹河北岸，学术界将其命名为“洹北商城”。

　　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殷墟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宽，从殷墟文化分期到环境(如地理、地貌、植被、资源、动 植物 )等;从人种、人口、家族组织，到建筑业、手工业(如铸铜、制玉、制陶、制骨);从农业到埋葬制度、祭祀制度;从文字到艺术以及晚商社会的性质等，商朝逐渐成为信史。[15]

　　遗址价值

　　甲骨文是汉字的前身、世界三大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中国古代独立的文字造字法则，对3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而且由于甲骨文内容丰富，涉及殷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对全面复原殷商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对甲骨的研究，也产生了一门新的 学科 ——甲骨学。[16]

　　品、艺术品等，礼器有鼎、斛、簋、觚、爵等， 乐器 有铙、铃、钲等，兵器有戈、矛、钺、刀、镞等，工具有锛、凿、斧、锯、铲等，生活用具有铜镜、杖首、漏、勺、箸、器座、角形器等，装饰艺术品有人面具、人头面具、铜牛、铜虎、铜铃等。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金文)，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保留了当时的真实的面貌，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四五千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青铜器中，有礼器170多件，兵器1340多件，还有工具以及其他杂器。1950年～1986年间，发掘所得礼器650多件，兵器1400多件，还有一些工具、艺术品和杂器。1986年以后，仍有不少青铜器被发现。青铜器主要出土于大中型墓葬，其中出土最多的就是保存完好的第五号墓——妇好墓，竟有468件之多，而且种类齐全。

　　青铜器中铸造技术工艺最为精美的是礼器。而殷墟出土的礼器，不仅种类多，而且形制多样，呈现圆、扁、方等形状，其中以圆形器为主。最大最重的当属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千克，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世界最大的古代青铜器，也是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此外，侯家庄西北岗M1004号墓出土的牛鼎和鹿鼎、妇好墓出土的两件司母辛大方鼎等，也是重型礼器。

　　建筑特色

　　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均衡感、秩序感和审美意趣，集中体现了殷商时期的宫殿建设格局、建筑艺术、建筑方法、建筑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殷墟的洹北商城，具有高大的城墙、威严的宫殿、特别是严格的“中轴线”布局，成为数千年来中国历代城市的特征。

　　史学价值

　　殷墟的发掘，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史观中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面貌，真实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为商周考古确立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对于上溯早商文化和夏文化起到了

　　基点作用;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

　　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表明，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空前发达，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工艺水平极高。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一时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大量使用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

　　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 礼仪 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同时，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突出表现了殷墟时期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16]

　　考古学影响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19]

　　殷墟宫殿区、王陵区的发掘，大批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瞩目，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 国际 地位;

　　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遗址“三叠层”的发现，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划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为中国考古学的地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殷墟发掘工地成为培养中国考古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梁思永、郭宝钧、尹达、夏鼐、胡厚宣等中国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

　　殷墟的发掘，对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历史研究中盛行的疑古之风作了正面回应。随着商王朝的存在被考古学证实，中国学术界得以展开有关文记载中的“夏王朝”的探索。

　　评价

　　国内评价

　　郭沫若：①“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②“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③“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

　　陈运和：“甲骨文乐得跳出殷墟，青铜器乐得跳出殷墟重见天日，真是安阳小屯村的特大欢喜”。

　　夏鼐：①“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②“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并且它又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在上述三个要素方面，它都自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在其他方面，例如玉石 雕刻 、马驾的车子、刻文白陶和原始瓷、甲骨占卜也自有特色。殷墟的艺术也自成一风格。”

　　金秉模：“整体来看，殷墟遗址的价值很重要，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工作也是很好的。殷墟YH127甲骨窖穴是人类东方最早的档案库。王陵遗址可与古埃及金字塔相媲美，是第二个古埃及。”

　　江泽民：“这个地方学问很深，很有发展前途。”

　　国外

　　2006年在立陶宛召开的第30界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殷墟“具有突出的普遍的价值”，作出了以下评价：

　　II、殷墟作为商王朝都邑，展现了包括文字系统在内的顶峰时期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III、殷墟的文化遗存提供了非同寻常的关于商代晚期文化传统的证据，包括丰富的科学发明与技术成就，例如建立在日相与月相观察上的天文历法、刻写在甲骨上的中国最早的书写文字。

　　IV、殷墟的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留下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范例，奠定了中国古代宫殿制度和陵园制度初期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VI、殷墟的考古发现，为汉字语言、古代信仰、社会制度以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物质证据。[

甲骨文的由来

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商代统治者迷信鬼神，其行事以前往往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以后又在甲骨上刻记所占事项及事后应验的卜辞或有关记事，其文字称甲骨文。

什么叫甲骨文?

所谓甲，就是龟甲;骨，主要指兽骨。古人迷信，常用甲骨占卜凶吉。占卜以后，往往在甲骨上面写刻或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这便叫做“甲骨文字”，简称为“甲骨文”。这种文字还有其他许多种叫法。如“龟甲文”、“龟版文”、“契文”、“甲骨刻文”。“甲骨刻辞”、“贞卜文”、“卜辞”、”“殷虚书契”等等.但自从陆懋德于1923年发表《甲骨文之历史及其价值》之后，便约定俗成，多数学者统称“甲骨文”了。这种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进程，它和古代埃及的纸草文书、巴比伦的泥版文字以及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字一样，是整个人类的文化瑰宝。如今，甲骨文学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甲骨文虽是我国3000年之前的文字，但人们亲眼看到这种古老的文字实物距今却还不到100年，而且围绕着谁是最早的发现者以及何人将其断定为商代遗物，展开了饶有趣味以至成为一桩尚未了结的遗案。

说到甲骨文的发现，有人或许会不加思索地想起这样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清朝末年，确切地说是1899年，北京有个叫王懿荣的官员患病，遂清太医诊治。太医给他开了一张处方，其中一味药是“龙骨”。王懿荣马上打发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购药。药拿回家后，王懿荣逐一审视，当他无意间发现“龙骨”上刻有一种和篆文相似的文字时，禁不住大吃一惊。因为，王懿荣是一个造诣颇深的金石学家，他意识到这种文字肯定有价值。于是，寻根剖底，查明来历，又专门派人到那家药铺中将带有文字的“龙骨”以每字2两银子的高价全数买下来。至此，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在这一纯属偶然的机会中重见天日了。

王懿荣真是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人吗?有的学者根据那个雅趣的故事认定王懿荣就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王守信在1981年出版的《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明确表示：“王懿荣不仅第一个发现了甲骨文，而且还首先将其时代断为商代”。吴浩坤和潘悠在所著《中国甲骨文史》中也持此说。他们认为，说王懿荣吃中药偶然发现了甲骨文虽是传闻，但“王懿荣首先认识甲骨文，这一点该是无可怀疑的。至于他怎样认出甲骨文的，那是次要的问题”。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是王懿荣和刘锷共同发现的。汐翁1931年在《华北日报·华北画报》发表的《龟甲文》中写道。王懿荣抓了药回家，他的好友刘锷(即《老残游记》的作者，也是著名金石学家)从药里发现了甲骨文后告诉了王。但根据是什么，汐翁未作任何交待。

对于王懿荣患病吃中药偶然发现甲骨文的说法有的学者提出了种种疑问。疑问之一是北京菜市口在清朝光绪年间不曾有过达仁堂中药铺。疑问之二是中药铺的“龙骨”向来捣碎才出售，何来整块“龙骨”。疑问之三是当年带字的“龙骨”药铺压根儿不收购，只有将字迹刮去的龙骨才收购。因此，所谓王懿荣吃中药偶然发现甲骨文的说法不能成立，仅仅是传闻而已。

另一部分学者则明确提出有字的甲骨文最初是由河南安阳(安阳乃是殷代后期的首都所在地)小屯村附近的农民发现的，其时间要早于王懿荣。罗振玉在1912年所撰《洹洛访古游记》中收录其弟当年到小屯村调查的一份记录说：“此地埋藏龟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始也。谓某年某姓犁田，忽有数骨片随土翻起，视之，上有刻画，且有作殷色者(即涂朱者)，不知为何物。北方土中，埋藏物多，每耕耘，或见稍奇之物，随即其处掘之，往往得铜器、古泉、古镜等。得善价……且古骨研末，又愈刀创，故药铺购之，一斤才得数钱。骨之坚者，又购以刻物。乡人农暇，随地发掘、所得甚颗，拣大者售之。购者或不取刻文，则以铲削之而售。”这份记录表明。小屯村农民早在1899年以前就发现了甲骨文。

王襄于1935年发表的《簠室殷室》也断定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前，甲骨文就被小屯村农民发现。范毓周在1986所著《甲骨文》一书中也赞同此说。并指出小屯村农民开始并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只是把它视为带字的“龙骨”。

大约到了1898年，“龙骨”才引起了古董商人的重视。当时有个叫范维卿的古董商在收购过程中注意到了小屯村农民挖出的“龙骨”，遂将此事告诉了天津的穷秀才孟定生和王襄。孟、王二人认为这是一种古代的契刻文字，孟定生还进一步猜测可能是古代的简策。到第2年秋，范又将一些刻字“龙骨”带到北京送给王懿荣，王初步断定这是一种刻有古代文字的“龟版”，并出高价购买收藏。

如人所知，甲骨文是商代的遗物，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然而，是谁最早作出这种判断，学者们的说法却不尽相同。有的说是王懿荣。王汉章于1933年在《古董录》中指出，王懿荣“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王守信也明确表示，王懿荣是“第一个将其(即甲骨文)时代断为商代的”。

甲骨文与商朝的起源

甲骨文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殷都区小屯村的“殷墟”是盘庚时期建立的都城，也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从盘庚迁都至此到商纣王被周武王打败，共273年。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证实安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有考古发掘支持的都城。

说起殷墟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当属甲骨文。甲骨文实际上是“龟甲兽骨文”。“甲”指龟甲，通常是平滑的.龟的腹甲;“骨”指“兽骨”，通常是牛等大型动物的肩胛骨。历史学家又将甲骨文称为“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等。

有学者认为，商朝统治者十分迷信，非常重视占卜。甲骨文就是商朝王室用于占卜吉凶的，记述的内容主要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文15万片以上，其中发现了4500个字，已经有约2000个字被专家们辨识。从文字结构来看，甲骨文具备了汉字的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转注等六种造字方法，即所谓的“六书”，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甲骨文并非都是占卜用，也有一些是日常生活的记载。

有趣的是，最初发现甲骨文的地方竟然是中药铺。中药中有一味药叫龙骨，是古代大型哺乳动物的骨骼残片乃至化石。可以将生的龙骨直接配伍煎熬，或者是先用火煅烧至灰白色，再与其它药物配伍煎制。中医认为，龙骨可以具有平肝潜阳，镇静安神，收敛固涩的功效。用于阴虚阳亢所致的烦躁易怒，头晕目眩等症。具体说来，没有煅烧过的龙骨被称为“生龙骨”，可以用于镇惊安神，多用于失眠，怔忡，惊痫，癫狂，眩晕等病症。而煅烧后的龙骨被称为“熟龙骨”，具有收敛固涩的功效，多用于盗汗、久泻及疮疡不和等病症。

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是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王懿荣。王生于山东烟台福山，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位。他博学多才，平生酷爱金石收藏。据说，1899年，王懿荣得了疟疾病，用了许多药，就是不见好转。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其基本表现是发冷、发热、出汗。西方是用奎宁治疗。中医一般是用青蒿与其它药材配伍熬制汤药。新中国一项重要的医学成就正是从中药黄花蒿中提炼出了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在1899年的北京，买不到青蒿素和奎宁，疟疾尚属于疑难病症。中医给王先生开的药中使用了“龙骨”。估计是要用龙骨的所谓“镇静安神”的功效。

可能是没有听说过“龙骨”这味药。王懿荣对龙骨产生了兴趣，并在龙骨中发现了疑似古老的文字。后来，山东古董商人范维卿从河南安阳带回了一包龙骨，请王懿荣鉴定。本来就对龙骨产生浓厚兴趣的王懿荣将这包龙骨拼接、研究，发现是龟甲。同时进一步发现龙骨上刻有很多古老的文字。扎实的金石功底和对金石收藏的爱好，让他很快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王懿荣查阅各种史料典籍，经过几天的努力，他最终从《周礼·春官》《史记·龟策列传》中得到启示，认为这就是先祖们占卜用的龟版。难能可贵的是，王懿荣通过考证，很快就得出这些“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的正确认识。此后，他又从龟甲和骨头片上找到了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并对照《史记》，得到了初步的印证。王懿荣认定，这些是早在篆字出现之前的上古文字，并开始大量收购、研究。

可惜的是，此后仅仅一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临危受命，出任京师团练大臣，担负保卫京城的重任。当时清政府可能真的是无人可用，竟然让一位翰林院的文人负责团练，守卫京城。王懿荣素有爱国情怀，他率团练奋勇抵抗，但最终刀枪难敌火器。7月20日，八国联军从东便门攻入京城后，王懿荣写下了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随后，这位一生以抗倭英雄戚继光为楷模的饱学之士，偕家眷慷慨投井殉国，时年仅55岁。清政府痛失一位博学义勇的栋梁之才，同时也是甲骨文考古的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正是“壮志未酬身先死”，让人感慨、惋惜。

值得庆幸的是，王懿荣殉国后，他所收藏“龙骨”被刘鹗获得。刘鹗也是晚清有名的学者，是《老残游记》的作者，与王懿荣在金石篆刻方面素有交流。获得甲骨文后，刘鹗在王懿荣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潜心钻研，很快成为被后世所公认的甲骨文考证四大家之一。仅仅过了3年，即1903年，刘锷将其收藏的甲骨编印出版，发表了第一部甲骨文方面的著作：《铁云藏龟》。

发现商代文字“甲骨文”的消息让整个学术界为之振奋，很多学者开始收藏甲骨，一时间各中药铺中的带字“龙骨”，身价百倍。由于贩卖龙骨有暴利可图，古董商人将其出土地点当做商业秘密，秘而不宣。

1904年，晚晴著名文人孙诒让通过发奋钻研，考释甲骨文的形义，用分类法把甲骨文字的内容作了区分，并对一百多单字逐个进行辨析，写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

1908年，罗振玉得知甲骨的产地在河南安阳，开始到当地收集甲骨文，并进行研究，发表了《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一举成为甲骨文研究四大家之一。不过，据溥仪说这本书是罗振玉的亲家、著名学者王国维所著。

191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对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整理出商王世系表，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首次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并且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最关键的是，这些发现证实了河南安阳附近的小屯就是盘庚迁都的殷商都城。这是中国考古界一个极其重大的发现。文献记载与古代遗物相互印证，被称为是“新史学开山”之作。

1928年6月，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学习医学的郭沫若见到了罗振玉所著《殷墟书契考释》，开始研究甲骨文。期间，郭沫若走访日本收藏者，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仅仅一年以后，1929年8月1日，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此后，他又发表了《卜辞通纂》、《甲骨文合集》等书籍。尤其是《甲骨文合集》收录了41956片甲骨，是甲骨文研究的集大成者。

1933年，先后9次参与、领导殷墟考古发掘的董作宾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该书首创“甲骨断代学”，将收集到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代、祖庚祖甲时代、禀辛康丁时代、武乙文丁时代、帝乙帝辛时代，被后人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

发展历程

甲骨文因镌刻、书写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致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王共约273年，经历8世12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也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说法，如今主要采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一、雄伟期

自盘庚至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二、谨饬期

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谨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三、颓靡期

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四、劲峭期

自武乙至文武丁，约十七年。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五、严整期

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

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中央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