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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2015两岸敦煌佛教艺术文化研习营”的第一讲，由长期致力于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开讲，讲座主题为《试论莫高窟石窟分期和断代研究——以莫高窟十六国北朝石窟分期为例》。
一、考古学分期方法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资料、物质遗存，即古代的遗迹和遗物。这是它与依靠文献记载以研究人类历史的历史学的最重要的不同点。考古学和历史学都属历史科学，都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为目标，但所用的资料不相同，也即研究对象不同，因而所用的方法也不同。
近代考古学是以野外工作为取得资料的主要手段，所以必须以科学的地层学为基础进行野外工作。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年代研究，在整理从调查发掘中所得的各种资料的最基本的一环是要判断遗迹和遗物的年代。年代有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之别。相对年代指各种遗迹和遗物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即孰早孰晚；绝对年代是指它们距离现在已有多少年。
（一）相对年代研究。
考古学对遗迹和遗物的分期和断代，首先搞清遗迹和遗物的相对年代.推断相对年代，通常是依靠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这是考古学范围的两种主要的断代方法。
1、考古地层学
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是由地质学引入的名词，地质学中的地层学目的是研究地球形成的历史，其资料是由各种岩石形成的一连串地层系列，形成原因是因自然力量的作用。考古学中的地层学，目的是研究人类形成的历史，研究人类出现以后，主要由多种人为力量的作用而连续堆积形成的地层（即文化层）系列。
[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云：“地层学是对地层形成过程的研究——一层地层或沉积层（也称沉积物）在另一层之上的叠压或沉积。从相对断代的观点来看，其重要的原理是下伏地层沉积在先，所以早于上面覆盖的地层，地层的一套顺序提供了从最早（底部）到最晚（顶部）的相对年代序列”。
请看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陈淳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中“真实地层的例子”图版里印度河谷（现在巴基斯坦）一座土丘或土墩遗址所画的横断剖面图。
我们从上图可以形象地看出地层（文化层）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层积在不断地变化着，并且各层相互处于一定的关系，彼此紧密联系。说明地层（文化层）是规律地循序渐进地一层一层堆积起来的。
就目前断定遗物相对年代而言，还是离不开地层学的层次关系，因不同地层中的遗物形态是有差别的；遗物所属上下层位关系如果十分清楚，那么遗物的早晚相对年代之别也就十分明瞭。地层学断代是先确认各文化层次序的先后，以断定遗迹和遗物的相对年代。然后，如文化层中出土了可确定绝对年代的遗物，即可推定该层的绝对年代。
2、考古类型学
类型学是科学地归纳分析考古资料而加以分类的方法。许多实物的形成变化，需要在归纳成不同的类别和型式以后，各自的发展序列才能清楚，这是研究遗迹和遗物外部形态演化顺序的方法论。
考古学类型学来自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达尔文通过对各种生物进行分类方法的研究，发现了单细胞生物逐渐进化到多细胞生物，生物体不断变异，经过漫长的过程，动物逐渐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从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到人类的进化过程。19世纪被考古学家利用。考古类型学脱胎于生物学的分类方法，它本质上是进化论思想借助分类形成的方法在考古学领域的体现。
纵观各国的考古类型学研究，主要被用来研究器物的演化过程，人们通过排比钱币、武器、工具、容器、装饰品及其图案形态的演化规律，从而排出其序列，从中确定遗迹、遗物的逻辑上的早晚关系，而不是具体年代的早晚。
这种方法论的影响，扩大到其他研究领域，凡人类制造的物品只要有一定的形体，都可以用类型学方法来探索其形态变化过程。应当说，许多研究古代物品形态变化规律的学科，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类型学方法而前进了一步。
（二）绝对年代研究。
考古学除研究相对年代，也期望通过研究知道遗迹和遗物的绝对年代。它的研究方法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和历史年表研究。判断年代的证据分为内证和外证两种。内证是指在调查发掘中所得的实物资料，如碑碣、墓志、题记等记载的人物及其他各种器物的纪年文字，这是断定绝对年代的可靠证据。但使用这些证据也应该慎重。所谓外证，是指根据书籍记载或口头传说，来了解某一遗迹或遗物的年代。与内证相比，利用外证应更审慎。此外，也可利用自然科学手段，如碳14测年、树木年轮测年等等。
莫高窟北朝石窟位置关系图
二、以莫高窟北朝石窟分期为例作具体说明敦煌莫高窟规模大，洞窟多。本文所涉及洞窟是指莫高窟现存的隋代以前诸窟。根据对莫高窟隋代以前洞窟考察研究，共存三十六窟，其中比较完整者三十二窟（即第268、275、272、259、254、251、 257、263、260、437、435、431、248、249、288、285、286、247、432、461、438、439、440、428、430、290、442、294、296、297、299、301窟），残破或被重改较甚者四窟（即第487、265、246、441窟）。但有编号者却有四十一窟，其中禅窟第268窟共编5号，除主室外，其附属小禅窟又编了第267、269、270、271号四个号；第272窟所附两个禅僧窟，编为第273窟。现存隋代以前三十六窟，它们的时代大致分别属于十六国末期、北魏、本魏、北周。早期的洞窟除第461窟在莫高窟北区外，均在莫高窟南区中段，它们开窟早，占据了南区崖壁最好的位置，多在二层或三层，成段地南北毗邻相接。
隋代以前诸窟，前室大多已坍毁，甚至没有前室。分期和断代研究，主要研究主室及其内容。隋代以前诸窟中有明确开凿纪年者，仅有西魏第285窟、北周第428窟。由于纪年洞窟太少，给洞窟分期断代带来许多困难。我们必然既要采用考古学的类型学和地层学来对隋代以前洞窟建筑形制、塑像、壁画的内容和壁画装饰图案等各类内容排序，又要利用纪年洞窟作为标尺，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对隋代以前洞窟进行相对年代的排序，完成分期和断代，进一步做绝对年代的研究。
第285窟北壁-飞天
相对年代排序，首先要作好遗迹和遗物的归类工作。那么，莫高窟洞窟怎么分类，怎么归类呢？一般莫高窟每个洞窟可分为洞窟建筑、塑像、壁画、装饰图案四大类内容。我们根据具有相同特征的遗物构成一种遗物类型的分类的原则，莫高窟北朝洞窟的洞窟建筑按其不同形制特征分为：1.禅窟、2.穹窿顶窟、3.纵向人字披顶窟、4.中心方柱窟、5.单龛方形窟、6.无龛无塑像窟类。彩塑分为：1.不同坐式的佛像，有交脚坐佛、倚坐佛、结跏坐佛、半跏坐佛；2.不同坐式的菩萨像，有交脚坐菩萨像和思惟菩萨像，还有立姿的胁侍菩萨像、供养菩萨，3.弟子像类。壁画人物分为：1.坐佛像、2.立佛像、3.菩萨像、4.飞天像、5.弟子像、6.男供养人像、女供养人像类。装饰图案分为：1.作为建筑装饰和不同壁画间隔的各类边饰纹样、2.四壁上段的凭台楼阁装饰、3.窟顶人字披椽间的望板装饰、4.四壁下段的三角垂帐纹装饰类。保存比较完整的三十二窟均按四大类作了分类，而残破或重改较甚的四窟，保存内容极少，无法全面分类，故未对它们分类。
某些类别，如中心柱窟、单龛方形窟等洞窟的形制，佛、菩萨、弟子、飞天、供养人像等的性质，又如交脚坐、倚坐、结跏坐、半跏坐、站立等姿态等都比较稳定，在很长时间之内可能不会有太大变化。但建筑的部件、构件，彩塑和壁画所塑所绘的佛、菩萨、弟子、飞天、供养人像的造型、面相，佛、菩萨、弟子、飞天、供养人像的服饰，或服饰的细部，如衣纹、衣服下摆、服饰披戴穿法，装饰图案的纹样的形态等等会不断地变化。所以，石窟分期和断代只有分类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细致地对遗物进行观察、分辨、比较，去分别出每类许多遗物之间的变化、差异和联系。为此，做好洞窟相对年代的排序，在分类基础上，要在类别之下，进一步对其细部的差异，认真做好分“型”和分“式”。也就是说，莫高窟北朝石窟分期和断代研究，要在分出的30多类基础上，逐类分别进行分型和分式，进而对型式作出排序夏鼐先生说“排序是按照型式的差异程度递增或递减，排出一个‘序列’”。经验告诉我们型式的排比又要经过反反复复调整多次，才有可能较为准确地排出“序列”。莫高窟洞窟多，每个洞窟中的内容也很多，很难通过一个系列断出这么多洞窟之间的相对年代。洞窟中不同类的遗物上的平行的序列越多，通过互相对照，断定相对年代的结论也越可靠。北朝洞窟分期断代研究，是通过多个系列互相对照，来推定其相对年代。
经过类型学排序得出的多个序列，使各个序列的变化差异能看得十分清楚，排序之目的是从各序列中找出最关键变化的型式，也即等于在许多洞窟的众多内容中找出了最关键变化的内容，这对推断遗物孰早孰晚、遗物相对年代和分期断代至关重要。
最后，分期断代，则要以组合为标准，即这类塑像和那类壁画以及另一类装饰图案的出现与变化的时期相同，这样的组合，即可确定为同一时期。注意一种序列变化了，不能作为分期的标准，即便不是全部遗物都变，（因为组合内遗物的变化并不会一齐都变，可能有的变得多，有的变得少，有的甚至不变），但也要成组变化才可作为分期的标准。总之，要根据各种遗物的形态变化和遗物的组合来分期断代。
下面我不全面展开介绍各“序列”型式的变化，及其组合和分期，而是以莫高窟北朝石窟有叠压关系的第二期第254窟和第三期有绝对纪年的第285窟年为例作些分析，以说明我们如何用考古学对莫高窟北朝石窟做相对年代的分期断代的：
第254窟西披-执莲花供养菩萨
莫高窟第254窟前壁门上明窗的周边壁画保存着不同时期的壁画层叠压关系。此窟明窗四周有土红色边框、白底长方形画面的残迹。此残迹明显地叠压在原画千佛的土红底色之上。表层壁画是在封堵了明窗之后加画的。后来封堵的明窗又被重新打开，故表层壁画仅存部分残迹：表层壁画上部有立姿菩萨的裙摆边角和石青色披巾，下部有身穿裤褶的男供养人形象。从残存的裙角和披巾形式和颜色、供养人的服装和姿态，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壁画残迹与西魏第285窟北壁上段七铺说法图画面中胁侍菩萨的裙角和披巾十分相似。其时代应大致相同。第254窟早于第285窟本来就是显而易见的。此窟明窗处重层壁画的上下叠压关系，不仅足以证明第254窟相对早于第285窟，而且这个地层学上下叠压的证据，可用它来证明与下层第254窟壁画相近的一批洞窟，以及与表层第285窟壁画相近的一批洞窟早晚的相对年代。
第285窟北壁-有纪年的榜题
第285窟北壁上段共有七铺说法图，西起的第二铺和第七铺说法图下方的墨书发愿文有西魏“大代大魏大统四年（538）”和“大代大魏大统五年（539）”的纪年第285窟的壁画保存的绝对年代，对北朝洞窟相对年代断代十分重要。因此窟的年代处于莫高窟全部北朝石窟的中间，可依靠此窟作为标尺，对于推断第285窟之前的洞窟和之后的洞窟相对早晚年代是重要证据。
第285窟说法图佛和菩萨画像的特点是：佛、菩萨像的形象和面相清瘦，都穿褒衣博带式衣服；面部以色块晕染两頬（即染高不染低）的中国式晕染；飞天关梳单环髻或双鬟髻，形象清瘦，面部晕染同菩萨，挺胸，双腿卷曲，长裙裏足。披巾升腾飘扬，呈火焰状。此窟主龛主尊倚坐佛塑像和两胁侍菩萨塑像皆形象清瘦，皆穿褒衣博带，菩萨脚上还穿履。
经过分类排序，第288、249、286、247窟佛、菩萨、弟子、飞天的形象、面相、面部的中国式晕染、衣服、及飞天诸特点…与第285窟说法图相关 “序列”型式相近。需要说明的是，第288、249、286、247窟的上述这些内容，只是为了与第285窟相应内容对比，并不是仅有这些内容，它们的内容虽与第285窟并不完全相同，但其主尊塑像形象、衣服及其细部特点、壁画佛像的人物形象、衣服及图案纹样与第254窟有很多不同，而与第285窟还是相近，可视为同一时期。
在分类排序中，第254窟特点是：佛和菩萨形象健壮，面相均呈长圆形，主尊塑像倚坐佛所穿袈裟为偏袒右肩式袈裟，塑像菩萨上身裸露，肩披长巾，下第长裙；壁画中佛像穿右袒和通肩式袈裟，菩萨像服装也以裙披式为主，人物面部晕染以西域式凹凸法，染鼻、眼、面部轮廓（即染低不染高），飞天面相和面部晕染与菩萨相同，双腿舒展，露出双足。人字披椽间望板多画站立供养菩萨，手持波状藤枝、枝上有楕圆形莲花、忍冬叶组成的图案装饰纹样。显然，第254窟与第285窟特点不同。
同样，经过分类排序，第259、251、257、263、260窟的佛、菩萨、供养菩萨、飞天的形象、面相、面部的西域式晕染、衣服、及飞天诸特点，与第254窟相近。上述所列的五个洞窟，除第259窟外，中心方柱形式、五窟的佛龛形式，窟顶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壁画上部所画天宫伎乐，人字披装饰图案，也均与第254窟相近，可以说它们的组合相同，可视为同一时期，根据前面所述地层叠压关系，此组洞窟相对时期要早于第285窟所代表的那组洞窟。
此外，经过分类排序，第437、435、431、248窟许多因素，既与早于第285窟的第254窟为代表的这期相同，但窟顶人字披的椽间望板装饰图案、中心柱正面上部影塑中的飞天，已不同于第254窟的第二期，却与第285窟相近，故这四窟应排在第254窟的第二期和第285窟之间，基于此四窟虽有较多的传统遗物的因素，但毕竟已出现了近于第285窟的新因素，说明其相对时代应接近第285窟之第三期，故我们将此四窟置于第285窟、288、249、286、247窟之前，作为第三期的前期。
北朝石窟第285窟为代表的第三期之后的洞窟，同理，经过分类排序，我们仅以上述相比之内容，来考察这十五窟，可明显说明它们晚于第285窟之第三期，而已接近隋代洞窟的特点。塑像的佛像形象头大、身体敦实、下肢略短，穿褒衣博带式袈裟，衣摆层次重叠，摆褶方折；佛像和菩萨像面相方圆，丰頣；胁侍菩萨服饰仍为长裙和披巾，但披巾的披戴形式较第三期、第二期丰富，有交叉、打结、横于腹前、穿环，且腰带长垂，裙摆重叠，摆褶方折；四壁上部的天宫伎乐，除个别洞窟仍保存有“天宫”的形式外，多已不画天宫，只画由方形花砖构成的凹凸凭台，穿中原汉式装束的伎乐天在凌空飞翔。等等这些特点，已与此组洞窟附近有开皇四年（584）纪年的第302窟、有开皇五年（585）纪年的第305窟较为接近。
至于第268、275、272窟，从它们处于最佳位置和同一高度，毗邻建窟、又各不相同而独特的洞窟形制，单身塑像，佛像和菩萨像单一的服饰，面相浑圆，飞天笨拙又略嫌僵硬的姿态，较多的西域影响等特征，都是北朝石窟第二、三、四期及其以后时代所没有。而一些特征，如阙形方龛、双树圆劵龛、佛像和菩萨像肩宽腰细、塑像服装上的贴方泥条纹间刻阴线的衣纹、壁画人物面部和肢体的晕染为西域式凹凸法、天宫伎乐的圆形房屋与凹凸凭台等因素，又与第二期有联系，故定为北朝石窟第一期。
莫高窟北朝石窟根据分类、排序、组合一系列工作，排出其相对年代，并可分为四期。三十二窟的分类和进一步的分型分式，以及排序、组合、分期完成后，再分别根据残破或重改较甚的四窟尚存的特点将它们分别纳入相应的时期。
关于莫高窟北朝石窟绝对年代问题。我们在开展莫高窟北朝石窟相对年代分期工作时，就查找并运用莫高窟北朝石窟中的题记和纪年，以及敦煌遗书中相关资料。这种直接的资料，对断定洞窟和分期是最可靠又重要的资料，但仅用这些直接的资料，还是不够，还需要查找史料，既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洞窟的题记和敦煌遗书，又可补充重要的历史资料，帮助解决建窟的历史背景。
莫高窟北朝石窟的分期断代结果如下，它们是：
第一期第268、272、275窟。相当于北凉统治敦煌时期，即公元421至439年左右。第二期第259、254、251、257、263、260、487、265窟。相当于北魏中期，大约在公元465至500年左右。第三期第437、435、431、248窟和第249、288、285、286、247、246窟。相当于东阳王元荣一家统治敦煌时期。即北魏孝昌元年以前至西魏大统十一年，即公元525年以前至545年前后。第四期第432、461、438、439、440、441、428、430、290、442、294、296、297、299、301窟，相当于西魏大统十一年至隋开皇四年，即公元545年至585年，主要时代当在北周时期。
上世纪七十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运用考古学方法从事莫高窟北朝石窟分期研究，是当时的考古组马世长、关友惠先生和我三个人共同完成的，并得到了导师北京大学宿白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前辈做过敦煌石窟年代的研究，如[法]伯希和、[俄]奥登堡、我国的宿白、史苇湘、张大千等先生运用不同方法，对莫高窟洞窟做过有益的年代分期研究。对我们开展考古学分期和断代给予了重要启示。
来源：敦煌研究院，原文标题《樊锦诗：试论莫高窟石窟分期和断代研究——以莫高窟十六国北朝石窟分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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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工作的多年间，樊锦诗为当地文物保护做出了什么贡献？
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樊锦诗，樊锦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后的她，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这么多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如果问她对当地文物保护做了什么贡献的话，那首先，她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其次，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最后，她坚持改革创新，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的"数字敦煌"，也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敦煌，一座地处于戈壁荒漠之中的小城，这里却坐落着中国四大石窟之一——莫高窟。莫高窟汇集了从南北朝时期一直到元代的佛教石窟艺术作品和大量的藏经文物。由于它具有独特的 历史 文化价值，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