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历史文化研究,秦文化总结

来源：人民政协报

原标题：形成合力开展秦历史文化研究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秦历史文化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我国古代历史中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探索发现，在揭示本源的过程中，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只有推动相关方面的力量都参与进来，加强联合攻关，形成学术合力，才能更好还原历史真相。

加强综合研究，用全面整体的观点分析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必须“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其中，推动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加强综合研究是重要方面。考古学主要以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而历史学把传世、出土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二者的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认识古人的物质生活、组织形式、社会精神，探索其发展脉络，阐释其演变原因。两个学科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各自用特有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叙述方式完成对人类历史文化的阐释。把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可以更完整地揭示、复原人类的发展历程。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省东南部地区陆续发现了一批秦早期文化遗存，出土了关联性极强的珍贵文物，能够让我们比较全面地研究进而理清秦人早期在甘肃的历史活动和发展脉络。可见，把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等相关力量和资源整合起来，可以实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有利于更准确、更有效地探索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打破学科界限，以更开阔视野集中力量进行攻关。考古发现的历史上的文化遗存是古人历史活动的产物，呈现的是不同时期的古代物质文化面貌、古人日常生产生活状态以及各地的文明发展进程等。就秦人早期历史活动演变来说，在甘肃省东南部地区发现的秦公大墓、早期都城遗址、贵族和平民墓葬等，与在陕西等地发现的秦人相关历史文物遗存，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只有贯通起来进行系统研究，才能较系统地分析秦人早期的活动脉络和发展演变轨迹。因此，对于跨区域的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可以借鉴推广已有的成熟经验，搭建能够协调各方面资源的工作平台和研究团队，把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开展研究。对于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发掘单位、收藏单位可以吸收相关研究单位，共享资源协同开展研究。例如，在甘肃省清水县李崖遗址西周中早期秦墓中出土了带有殷商风格的陶器，通过多学科联合研究，证明秦人与商人关系密切，秦人有可能源于东方。可见，加强多区域、多部门、多学科的合作，集中力量攻关，有利于多角度、多层次研究解读资料，从而揭示历史的真相。

加强资料解读，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早期阶段，考古工作通过发掘找到更多信息，可以让遗迹遗物说话；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通过考古发掘证经补史，可以让历史更生动鲜活。百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田野发掘点遍布祖国广袤大地，遗存的时代纵贯万年，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但这些文物遗存并不会自动呈现其背后的古人行为、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等，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也不是仅仅依靠文物出土就能做到的。因此，加强对考古资料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考古工作者需要会同历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进一步做好文物遗址的研究和阐释工作，揭示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可以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尽快发布阶段性研究成果和考古报告，以完整准确讲述我国古代历史和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例如，2002年湖南省里耶秦简发现后，相关方面用较短时间完成了资料整理和阐释工作，发布权威报告，极大丰富了人们关于秦代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认识。再如，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在甘肃、青海地区发现的屈肢葬、铲足鬲与洞室墓，大部分研究人员曾认为其是秦文化的特征。但是，随着考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多学科的全面解读，学界逐渐认识到是甘青土著的遗留，并非秦文化的特征。可见，对考古资料进行准确阐释和解读，能够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从而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推进创造性转化，更好以文化人、以史育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比如，从商末中潏西迁西垂到秦文公迁都东进关中，在整个西周近300年间，嬴秦共14代一直生活于甘肃东部地区。其首领依次是中潏、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非子、秦侯、公伯、秦仲、庄公、襄公、文公。这是秦人发展史上的早期阶段和秦文化的形成期。秦文化既在甘肃实现了转型，又在兼取农耕、畜牧文明和博采六国文化精华中推陈出新，形成尚武与崇法相结合的强势文化和先进文化，为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和国家统一强盛奠定了基础。秦人在兴起、建国、东出、统一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开放包容的进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行禁止的法治观念、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等文化特质和品格，对后来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意识的孕育，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意义。

简言之，通过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相结合，将秦人的光辉历史和形成的优秀文化特质展示出来，有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秦人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秦文化的起源，有利于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的正确认识，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扩大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认同感。

（欧阳坚，作者系甘肃省政协主席）

责任编辑：王后

中国历史中的秦朝文化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 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 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 ·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 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 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 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 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 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 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西汉初年， 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 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 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这里所说 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 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 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这些特点，似已得到当今学者的普遍确认。

秦文化的历史意义

秦文化是秦氏宗族文化进化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秦国地处西戎，长期经受社会环境与战争洗礼，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秦族人性格质朴、率直，性情坚强彪悍，做事敢作敢为，在艰苦的环境中善于嬗变和进取。那些人文因素，体现秦文化注重实效，讲求功利，勇于创造；为了实现目标，善于策划，精于组织，遵循法则，追求大和，并能够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精神特质造就了“跨海内制诸侯”的强大秦国，为秦朝建立、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秦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历史内涵：
其一，跨越历史的伟大实践。从秦非子受封于秦地，到秦襄公建立诸侯国，再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经历了37代君王、约678年的励精图治，几乎每个历史阶段都经受战争的严峻考验与社会的重大变革。秦文化就是在纷争频仍的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中，不断发展、提升，不断获得补充和完善，每个朝代都赋予它新的内容和定义。因此，秦文化是在前无古人、史无先例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艰难探索、反复实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通过世世代代秦国先祖把握发展机遇，主导社会改革，从横跨多个世纪的伟大实践中演变而成的，它曾走上历史的巅峰，成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最先进的文化。
其二，“海纳百川”的文化视野。秦国对外来文化一向采取包容的态度，从秦穆公开始就注重引进人才，吸收外来文化。至秦昭王时，博采众长，学术已出现“纳六国之士”的风气。而李斯《谏逐客令》所谓“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觉鼍之鼓，秦不生一焉”，以及“异国之乐者，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等等，这都是秦国融合各国文化的充分体现。秦始皇执政时期，注重吸纳礼乐，“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还御准吕不韦召集六国学子，编撰《吕氏春秋》，兼采各家学说，展示了“泰山不让土壤”的广阔视野。虽然曾出现“燔诗书，明法令，禁儒术”和“梵书坑儒”现象，但这只是推行政制的权宜之策，并未影响秦文化的兴盛和繁荣。
其三，“河海不择细流”的招贤纳才政策。从秦孝公建都咸阳之后的144年间，秦国一直是诸子百家的政治摇篮，“门户开放“乃秦国的优良传统。秦国大力从六国引进人才，大量吸收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新观念，如秦孝公时的商鞅，秦惠文王时的苏秦、张仪，秦昭王时期的范睢、蔡泽，秦始皇时的李斯、韩非、蔚缭、郑国等等，他们都是当时六国的名贤志士，“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他们均在秦国找到了实现其政治抱负的舞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国对待外来人才的宽容、开放政策，使咸阳成为当时人才云集的都城，秦国变成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强大的国度。
其四，“王者不却众庶”的社会改革。秦国从商鞅变法就开始建立“县制”，推行土地私有制，逐步废除分封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封建诸侯的地方势力，瓦解封建贵族和领主对土地的控制，准许民间自由买卖土地，让耕农合法占有田地。这一改革，推翻了自西周以来一直施行的“分土诸侯”制度，恢复了基层百姓的基本权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那些措施又继续延伸到皇族规制和“世卿世禄”制度，如始皇登基后，不循祖制，“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各级官员勋爵，均凭军功授予，以“功臣为诸侯”；直至始皇驾崩时，国朝不封皇后、不立太子，群臣百官均依制任命，各司其职。秦始皇以上“事不师古”的改革，充分体现他以“庶民社会”为本的治国思想，以及积极推动中国走向“君主法治”的政治理想，反映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和体恤“庶民”、亲善百姓的皇帝。
其五，亘古通今的政治变革。秦国在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它开疆扩土，收复西垂，经略巴蜀，开发南越，统一中国，并创制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它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创立皇帝制和三公九卿制；二是创立郡县制；三是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实施法治；四是推行土地私有制；五是实行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不仅实现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割据向封建统一转变，而且他在这一转变中对每一个历史关节点的准确把握和驾驭、创立了影响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