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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考古研究机构和管理、保护、展示机构增长迅速，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科研成果层出不穷，文物保护作用和社会服务功能成效凸显，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愈发重要。考古取得的成就与贡献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作出了有别于文献史学的特殊贡献
通过大量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及分析，实证了中国超百万年的人类史、1万多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及其发展演变历程，掌握了中国人类起源、文化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研究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以元谋人、西侯度人和巫山人等为代表的距今一两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以及全国许多地区距今几十万年至几万年不等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化石的发现，显示出中国所在的亚洲地区很可能和非洲一样，也是人类的一个重要起源地。
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考古及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邦国—王国—帝国”发展历程，已经找到实证并得到学界认可。新石器时代文化命名、文化框架、文化谱系、文化格局等方面的考古研究，成绩斐然，成效卓著。“查海时代”（距今约9000—7000年）、“仰韶时代”（距今约7000—5000年）、“龙山时代”（距今约5000—4000年）的确认和命名，对于中国考古事业来说，既是基于自身学科探索而获得的重要考古发现，又是运用自身学科方法而独立找到的比夏、商、周“三代”更早的“新三代”，更是在中国古史研究方面所作出的有别于文献史学的特殊贡献。
以西汉长安城、唐长安城、辽上京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为代表的都城考古，以秦始皇陵和汉唐帝陵为代表的帝陵考古及汉、唐、宋、元、明、清墓葬研究，以瓷器、金银器为代表的手工业遗存研究，使得中华古代帝国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逐渐清晰。以秦、汉至宋、元、明、清考古研究为基础，中国学者又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以及草原丝绸之路为纽带，将中国考古置于世界考古学研究的范畴，奠定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以边疆考古为依托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很多地区、很多时段上的历史空白不断得到填补，越来越多的重大考古发现证明，中国东北、北方、西北、西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人类生活，这些地区的古代先民在与中原地区及相邻地区的交往中不断发展，共同进步，谱写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容并蓄的瑰丽篇章。同时，也正是通过边疆地区的考古工作，让我们了解到历史上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向来是开放的、互通有无的，中国通过边疆地区走向世界，世界也因边疆地区联系中国，从而构成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远历史背景及动因。
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方法体系
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是探索和揭示中华文化、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变化规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考古学立命与发展的基石。经过近百年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技术方法和特色理论。其合理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遗存的物质性和文化性，决定了自然科学技术和方法被广泛运用于考古学的可行性，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被不断借鉴到考古学的必然性，以及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的多元性与多样性。
遗存的埋藏性和有形性，决定了田野考古调查和田野考古发掘是搜集考古材料的主要方法，层位学和形态学是对考古材料进行比对分析的基本方法。
遗存的聚合性和创造遗存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划分“考古学文化”是对考古学遗存进行分类与聚类研究的有效理论。考古学文化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如何对考古遗存进行研究的理论。依据考古遗存划分出来的考古学文化，可以说既是一群东西，也是一群人，更是由一群人所创造的一段历史。因此，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总路线，应该是把考古学文化找出来、串起来，让考古学文化动起来、活起来。
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性、时代性和创造考古学文化的共同体或族群的历史变迁，决定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文化谱系论”）是构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划分考古学文化系统、探讨考古学文化演进格局的重要指导理论。
“修国史”“写续篇”和揭示中国人类、文化、族群、国家历史演进过程的学科任务，决定了以“满天星斗”说、“古文化—古城—古国”论、“古国—方国—帝国”论为代表的“文明起源与发展道路理论”（“文明道路论”）是探索各考古学文化系统所表述的共同体或族群何时进入国家阶段以及如何发展演变的重要指导理论。简言之，“文化谱系论”和“文明道路论”是关于如何开展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两大基本理论。
考古学遗存和考古学文化蕴含了无限的自然信息与人文社会信息，即展示在世人面前尘封的地下世界和物化的地下社会。所以，如何对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文化系统所表述的那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宗教、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十分复杂而多面的问题加以科学揭示和阐释，最终实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学科任务和理想目的，决定了考古学需要进一步探索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
总之，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应是多元、多面、多层次的。但目前在认识程度、理解程度和把握程度上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有的相对成熟一些，有的还需作进一步完善、深化和创新。不断发展中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不断发展中的考古层位学、考古形态学分析方法，不断发展中的考古学文化理论，不断发展中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理论和文明道路理论，以及正在探索中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和社会解释复原理论，构成了“六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发挥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及传承工作。考古学勇当文物保护的先锋，在成为促进文物事业发展重要支撑的同时，还将学科定位纳入到了文物保护的范畴，从而开始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作用。仅就历史时期而言，以秦、汉至宋、元、明、清田野考古和研究为依托，建设了秦始皇陵、汉阳陵、汉魏洛阳故城、唐大明宫、上林湖越窑、永顺老司城、景德镇御窑厂、圆明园等一大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通过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和展示形式，将文献历史以文物历史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真切感知物质文化史的无穷魅力。
从社会影响力和发挥的学科作用而言，中国考古学已经成为人民共同关注的公共文化事业，全民对考古学的关注度有了明显提高。“公众考古”或“公共考古”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和完善。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社会公众都开始意识到考古学研究的“遗存”是祖先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学术研究所凭借的“材料”，还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传承好埋藏在地下的人类文化“遗产”和“财富”，是包括考古学家在内的全社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尤其重要的是，中国考古学已经让学术界和广大公众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望远镜，在有了文字记载的时代，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显微镜，考古学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它可以帮助一个民族或国家部分地恢复其历史面貌、唤醒其历史记忆。
总之，中国考古学为“通古今之变化”奠定坚实研究基础，以“发思想之先声”作为光荣学术使命，通过发掘和研究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揭示历史规律，通过传承和汲取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把握历史趋势，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作出了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