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达瑞永乐北藏调查

一、从《洪武南藏》到《永乐北藏》

我于1992年秋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印度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黄心川教授。我的父亲龙晦在北京有许多学界的朋友，读书之余，我经常去拜访他们，领受教益。1993年秋，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著名敦煌学专家白化文教授把我叫到琉璃厂街的中国书店。原来书店方想出资刷印四川省图书馆珍藏的《洪武南藏》白老让我回四川时去调查一下。我到四川省图书馆找到了彭邦明先生。因为《洪武南藏》是镇馆之宝，不轻易示人，彭先生拿出若干本，拍了几张照片做书影。我简单地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白老。就这样，与《洪武南藏》结下了缘分。

此时，我收到了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沙利文教授的来信，告诉了我到哈佛大学的路径。长于校勘之学的王利器先生把他的儿子--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学刊》主编贞平博士介绍给我。贞平建议我拿出像样的题目去哈佛做研究，还愿意向《东亚图书馆学刊》推荐我研究《洪武南藏》的论文，因为《洪武南藏》是珍本，正符合该刊的旨意。这坚定了我的信心。

1994年夏，我获得了洛桑大学的“伊拉斯谟”奖学金，去瑞士学习梵文。我要用法文听懂教授讲解的印度古代语言梵文，这是我一生最为艰苦的学习。一年之后，终于能用法文分析《摩奴法论》和《摩诃婆罗多》的段落，布龙科斯特教授大为高兴。这对我现在的藏经研究仍然是有帮助的。

1995年7月，我回京拜见了黄先生，回川看望家人，决定做《洪武南藏》的研究。为此专门去了一趟崇庆县的街子乡，拜访灯宽法师。9月开始博士论文的撰写。11月的一天午饭后，我在川师大的书亭里翻到了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其由引用了太虚法师(1889-1948)在华西大学讲演时的一段话:“中国需要基督教，欧美需要佛教。”我激动起来了，我找到了去哈佛大学的题目！

2月，我撰写的《洪武南藏》调查报告(中文稿)被一个学刊退回来了，原因是用了简体字。《东亚图书馆学刊》编辑也来了一封信，说不打算刊登我的那篇《洪武南藏》的英文稿。3月底，沙利文教授来了一封短信，意味着去哈佛的希望十分渺茫。我没有气馁。我想，我这辈子的使命基本上是在证伪。

1996年6月中旬，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庆贺的时候，一位老乡宁强从哈佛打来电话，代表沙利文教授邀请我去哈佛大学。几天后，我接到了正式邀请，得到了“高级研究员研究奖金”(senion fellowship)，去哈佛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做研究，为期一学期。一切都很顺利。10月4日，我来到了波士顿。

世界宗教研究中心的要求是，每个学者写一篇20－30页的论文，在中心做一次讲演，互相交流。我首先把大量的书借到房间，每天争取写一页。同时向朋友们争取支持。贞平来了一封信，说《东亚图书馆学刊》编辑索伦博士(James Soren Edgren) 有点后悔退了我的稿子，但一时又联系不上我。恰好索伦要到哈佛做讲演，建议我拜访他。索伦是瑞典人，师从马悦然先生，讲起中国的古籍善本如数家珍。他希望我能到普林斯顿大学做一个有关《洪武南藏》与《碛砂藏》的讲演，因为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珍藏了一套《碛砂藏》，而《洪武南藏》是《碛砂藏》的复刻本，研究《洪武南藏》离不开《碛砂藏》。

我还拜访了波士顿大学宗教系的白石朗教授(John Berthrong)，“宗教对话”的倡导者之一。他看了我撰写的《太虚法师与基督教的对话》，认为很有原创性，解决了他们多年想探索的一个问题。12月9日，我用英文在世界宗教中心做了“中国佛教领袖太虚法师与基督教的对话”的演讲。白石朗教授来参加了研讨会。

到哈佛的第二天，我拜访了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教授。吴先生很重乡情，我们用四川话交谈。他立即叫了燕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教我怎样用电脑查找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和刊物。我希望在这个学者梦寐以求的大学延长学习期限，吴馆长建议我找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教授。杜先生听了我的研究情况后，叫我去取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和语言所周磊博士写的推荐信。12月16日，燕京学社在傅高义先生家举行圣诞节招待会，欢迎来访的中国学者。杜先生的秘书苏珊小姐告知，燕京学社给我了一笔奖学金。

1997年春夏期间，我联系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系主任路易斯兰卡斯特教授。他曾编撰过《高丽藏经目录》，是欧美研究佛教大藏经的专家。他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访问过黄心川教授、方广锠先生等，当时我做的翻译。我希望师从他继续做佛教大藏经的研究。7月，他从柏克莱分校寄来国际访问学者身份的IAP 66表，于是我又能在美国继续研究大藏经了。

我决定在北美闯天下。经兰卡斯特教授介绍，从1997年到1999年，我和家人住到了洛杉矶东郊的西来大学。我在学校里上一点佛教课程。在兰卡斯特教授的推荐下，我给加拿大的一些教授写信，如麦吉尔大学的Robin Yates(叶山，曾参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的Daniel Overmyer(欧大年)、卡加利大学的巴波等。巴波教授让我在他们系里代课。1999年圣诞前，我来到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卡加利。

2000年，我有三篇论文发表了，一篇是在《东亚图书馆学刊》上发表的《谈佛教善本明〈洪武南藏〉》，一篇是发表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佛教－基督教对话》上的《太虚法师与基督教的对话》，还有一篇是发表在《西来人间佛教学刊》的《论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与星云法师的人间佛教》。这三篇论文奠定了我申请美国特殊人才(即绿卡)的基础。

2001年是我一生最困难的一年。没有上课合同，我从2月起开始领失业救济金。好在4月收到了美国批准了我们申请作为美国永久居民的文件。次年春，卡加利大学给了我三门课的合同，日子能过下去了。由于兰卡斯特教授和古鲁格教授在西来大学的地位，2002年暑假，我收到西来大学校长陈迺臣博士的来信，邀请我来洛杉矶西来 大学任教，并担任古鲁格教授的助手。下面的六年主要是为稻粱谋，美国的经济状况令人沮丧。2008年，我到克莱蒙特大学参加普林斯顿大学太史文教授的讲座，他建议我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继续做大藏经的研究。但第二年我才申请成功。这笔奖学金，共2400美元，够我做一个月的研究。

我本来希望做《碛砂藏》的研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善本书部主任马丁博士说，研究过《碛砂藏》的学者太多了，如胡适、汤一介等。他希望我研究《永乐北藏》。他们有一套不完整的《永乐北藏》，放在图书馆已经70多年了。

以上琐记，并非笔者私事的流水账，而是意在说明北美佛学界对《永乐北藏》的价值的确认，以及研究者应当作好的准备。

二、《永乐北藏》调查

(一) 2009年的调查

2009年6月底，我开始了对《永乐北藏》的调查和研究。

第一天查看《永乐北藏》，我就被那宏大的气势深深地震撼了。它比《碛砂藏》高2公分，字体也大一些，每页5行，而《碛砂藏》每页6行。第一天就看到明神宗母亲李太后的玺印：“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之宝”，印盖在明神宗的敕谕后面。我几乎每天都与远在成都的父亲通电话，得到他的帮助。如《永乐北藏》前300卷后面有驸马万炜的题记和印章，父亲叫我查《明史》和《明实录》中有关资料，等等。《碛砂藏》中看到明大学士赵志皋夫人出资抄补《碛砂藏》的题记，又了解到浙江省图书馆的《永乐北藏》是赵志皋当上大学士后请陈太后赐给的。普林斯顿大学有电子版的《明实录》，查起来很方便，可惜待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间太短了。

我每天背着相机和电脑到图书馆，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我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天的上午11点半。大约10点40分，我发现了一条题记：“康熙辛亥仲冬望日阅完此大般若尊经，金台沙门行端谨志。”出家人行端敢在皇家的大藏经上题字，这在明王朝时是不可想象的事，这条题记说明此套《永乐北藏》在1671年时流出了宫廷。我向马丁报告了这一发现，马丁也为我的发现感到高兴。

(二) 2010年的调查

我初步写了一篇关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北藏》的论文，出席在西安举行的“国际玄奘大师学术研讨会”。这个会的发起人之一是西北大学佛学研究所的李利安教授。他说陕西汉中地区的洋县智果寺曾藏有一套《永乐北藏》，欢迎来陕西做研究。会议结束后，我就到重庆图书馆查看所藏的《永乐北藏》。《中国古籍善本目录》记载了各地藏有《永乐北藏》的情况，其中有重庆图书馆。我请善本书室主任袁佳红女士等人搬出第一函和最后一函，发现它与普林斯顿大学藏本有不少差异：锦缎不同，没有李太后的印章，明神宗的圣谕没有龙的图案，记载有“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重修”的题记，甚至目录和函号数字也有差异。通过目录卷可以看出，这套大藏经是《永乐北藏》和清《龙藏》的混合本。最后一册有《大清三藏圣教目录》，以及很长的题记。一般常识是，印本没有多少差异。但重庆之行让我看到了印本的另一面: 似乎每套大藏经都有不同？由于只看了两套印本，还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2010年6月4日，应西南民族大学蔡华博士的邀请，做了《永乐北藏》的讲演。其间有藏族同学提到了我照片上的藏文，告诉我，大藏经上的藏文字除了“开光”的意义外，还有“功德无量，广为流通”的意思。讲演和交流也给我学习的机会。

(三) 2011年的调查

第二年，我去了陕西洋县，查阅《永乐北藏》。这也是明神宗的母亲李太后赐给的，可惜不全，堆放在库房的柜子里，没有编目，没有任何顺序。三天下来，找到了几条题记，没有找到李太后的印章。两年后李利安教授组织了一个小组到洋县博物馆，他们进行了编目工作，在工作即将结束时找到了李太后的印章：“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宝”。我对照了普林顿大学的《永乐北藏》的照片，发现它们不是同一个印章。博物馆负责人出示了智果寺的圣谕碑的拓本，解决了朝廷赐《永乐北藏》给各大寺院的立碑问题。这个问题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拓本汇编》中得到了印证。国内不少寺院仍有明英宗和明神宗赐《永乐北藏》的神谕碑。洋县的《永乐北藏》中有一条奏事牌子，上有徐伸女捐资刻印五大部经典题记，我后来用此题记与芝加哥大学的《永乐北藏》的捐资人奏事牌子上的李秀女的题记进行了对比，了解到朝廷宫女也捐资刷佛教大藏经。后来发现太监也捐资刷印大藏经，甚至老百姓也捐资印经，因此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为问题的研究找到了方向。

这年，我向西来大学中国佛学研究中心提交了申请，希望翌年再次到中国参访收藏有《永乐北藏》的图书馆和寺院。2011年，我出席了三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两个会议涉及大藏经研究。一个是在3月27日在图桑的亚里桑那大学举行的第一届汉文佛教大藏经会议，一个是在6月20日至25日在台湾法鼓山举行的国际佛学研究学会的第16届大会。我向两个会议提交了两篇内容不同的《永乐北藏》研究结果。

3月，父亲病重，我回到了成都。父亲给我讲述了康有为当年为吴佩孚五十大寿写的对联，在病榻上吟诵辛弃疾的《念奴娇》等，他没有留下遗嘱，却用诗歌的崇高境界，留下了他的精神。3月24日，我回到洛杉矶。父亲于4月1日去世，使我顿失学术依靠，犹如“学术孤儿”。后来贞平安慰我说，要振作起来，做到学术独立。我含着眼泪，当天飞往夏威夷出席美国亚洲学会的年会。会上，马丁博士告诉我，最近芝加哥大学发现了一套《永乐北藏》，很全。他建议我与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元先生联系。5月中旬，西来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出乎意料，教务长颁授奖表彰了我多年来坚持不懈的科研努力。我比较孤傲，从来没有在中国的任何学校里获得奖励，要是父亲知道这个消息该有多么高兴啊！

芝加哥大学的《永乐北藏》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永乐北藏》有异同。芝大的保存得非常好，部分函套也是原装的。没有查到明神宗的敕谕、李太后的章印。函套的图案与藏经某一册的封面或封底的图案相似，大概都是用的同一种锦缎。我注意到芝大的藏本几乎每一册的题签都被贴了一张纸条，上有“御制唐三藏经”，纸条下隐隐约约能看到经名，显然被人有意覆盖了，只有极个别例外，就是修补人“错误”地将纸条贴在了背面，所以偶尔可看到经名。第一册的御牌上的“大明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也被贴了一张纸条，上书“大清乾隆三年三月十五日”。大概主人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将前朝的记录抹掉。此时《乾隆大藏经》已经雕刻完毕，并流行于世。为了使这部大藏经看起来像《乾隆藏经》，修补人想方设法，不惜将这部《永乐北藏》后部分经册一册拆为两册，凑数拼为700余函，力图造成与《乾隆大藏经》的724函相似的印象。我猜想这是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的恐怖，使得僧人不得不采取的保护明版大藏经的权宜之计。

国际佛学研究学会的第16届大会于6月18－25日在台湾法鼓山召开。我在会议上遇到了我的梵文老师布龙科斯特教授，我们已经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教授已经退休，他特意来听了我的讲演，对我的研究予以鼓励，大概老师对学生能打个及格分吧。会议结束后，我回到了成都，看望母亲，在父亲的墓前默默地发愿，要继承父亲的佛学研究事业。

我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夏年先生和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李际宁先生。在他们的帮助下，首先在北京拜访了房山云居寺的张爱民先生，他带我去云居寺博物馆观看《永乐北藏》，上面有太监卢受捐资刷印记录。接着我去天津图书馆查看了该馆珍藏的《永乐北藏》，并请他们展示了几卷《永乐南藏》。这几卷的照片为我准备国际佛教学会第17届大会的论文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山东省图书馆善本部的杜云虹女士出示了山东图书馆珍藏的《永乐北藏》，他们还编写了一个目录，记载了存佚情况。我今后做存世的《永乐北藏》联合目录，就可以把这个目录放进去。可惜的是，山东图书馆对这套《永乐北藏》的来历没有记录。另一个特点是，刷印的纸张上有“御纸”的印章。夏年还帮我联系了圆持法师，让我查阅了广济寺内中国佛协图书馆的《永乐北藏》。此藏很全，明神宗的圣谕是赐给北京护国寺的，上面有李太后的印章，与洋县博物馆和甘肃武威博物馆珍藏的《永乐北藏》的印章相同。此外，我还发现了“广运之宝”的印章。夏年告诉我，广化寺也有一套《永乐北藏》。从扉页画看，此套《永乐北藏》应与重庆图书馆珍藏的《永乐北藏》相似。千字文的“天地玄黄”改成了“天地元黄”，显然是清康熙年间的印本，为了避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烨” 的讳，改“玄”为“元”。李际宁先生还安排我去北京大兴县的一个北京市文化局下属的北京邦普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参观《龙藏》的经版和刷印《龙藏》的车间，令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九华山化城寺保存有一套《永乐北藏》，以及明神宗的圣谕。但小和尚始终不肯出示“珍宝”。最后，为了打发我离去，出示了两本《永乐北藏》的零本，让我看了10分钟。我拍了照。后来去化城寺博物馆，看了明神宗圣谕的复制品，上面有“广运之宝”的印玺。

最后，我来到了南京。《洪武南藏》和《永乐南藏》都是在南京报恩寺刻的。我参观了报恩寺遗址，和杨仁山居士创办的“金陵刻经处”。

2011年是我在学术上获得巨大丰收的一年。我认识到，存世的每套《永乐北藏》大概是大同小异。“同”是指印本，“异”是指包装，纸张、函套、扉页画、封面的锦缎、题记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对象。我想，其他存世的大藏经也有类似的情况。

(四) 2012年的调查

2012年，我继续调查存世的《永乐北藏》。第一站，我拜访了兰州大学的杜斗城教授，他叫他的学生姜涛陪我去张掖查阅《永乐北藏》。大佛寺博物馆馆长郑琨先生安排负责《永乐北藏》的王康先生与我们一起座谈、查阅，还告诉我们，武威博物馆还有一套为世人不知的《永乐北藏》，出示了十几张非常漂亮的照片。武威博物馆的负责人梁继 红女士也是杜教授的学生，所以我和姜涛也看到了平常他们不对外开放的珍宝。这套《永乐北藏》大概是赐给当地最有名的鸠摩罗什寺的。我略翻了一下，发现了明神宗的圣谕和李太后的印章，由于藏经受了潮，打不开，无法拍照，但总算经眼看过。武威保存了明英宗的圣谕原件，虽然没有看到，但是王先生给我照片，上面的水印都很清楚。真是意外的收获。

在北京，拜访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翁连溪先生。翁先生对明清出版物了如指掌。我问他《永乐北藏》七万片经版后来的命运如何？翁先生回忆起有记载，为此查阅了很多资料，两个月后告诉我出处在《清宫內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上。内务府大臣海望奏请皇上，王朝已经刻有了《龙藏》，《永乐北藏》已经使用了近300年，刻板已经损坏，不堪使用，建议运到琉璃厂去作木柴烧琉璃瓦。接着，我拜访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党宝海教授，他曾撰写过山西省隰县千佛庵珍藏的《永乐北藏》，我向他请教进一步研究《永乐北藏》的建议。我还拜访了北京西山八大处的大悲寺，普林斯顿大学藏的《碛砂藏》就是从该寺购买的。另外，到了香界寺拜访了总经理遆根龙先生。第二年我再次去西山，并住在那里，观看了他们举行的晒经节。

在河南省新乡市图书馆，查看珍藏的《永乐北藏》。是装在木箱里的。展示的几卷与以前看到的差不多。管理员告诉我，这套《永乐北藏》可能是从浚县大伾山转过来的，建议我去浚县走一趟。浚县的收获是拍到了石碑，上面有明代陆光祖( 1521－1597)等人补《永乐南藏》的记录。陆光祖曾任浚县知县，吏部验封司、考功司及吏部尚书等职，是《嘉兴藏》的发起人之一。我花了200元人民币买了一套文物出版社印的大伾山的文物，这本书至少可以补充《永乐南藏》的研究。

6月23日，我出席了西北大学举行的“佛教与当代文化建设”研讨会，认识了山西社会科学院的崔正森先生，请他帮忙去太原看大藏经。在山西省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范月珍女士给我展示了珍藏的《永乐南藏》。接着我去山西博物馆参观，那里展览有《崇宁藏》和《开宝藏》。在崇善寺看经，却遇到了困难，只好带着一丝遗憾去了隰县。途经洪洞县广胜寺，1934年金陵刻经处吕澂先生的高足蒋唯心发现《赵城金藏》的地方。隰县千佛庵的文物所的工作人员取出了《永乐北藏》，让我翻检。可惜光线很差，拍出的照片基本上不能用。好在党宝海博士已经撰写了详细的论文，可供参考。隰县中学以前是圣境寺，《永乐北藏》曾安置在那里，我去参观了一趟。

离开隰县后，我从临汾市乘公车去了广胜寺。广胜寺分上寺和下寺。《金藏》当年藏在上寺。负责人解潭之先生辞辛劳，独居在寺里，保护着文物，令人肃然起敬。此行让我体会了当年蒋唯心冒着生命危险走乡串庙，访查经卷的情景。

从太原取道去上海。上海图书馆的陈先行先生让我拍了上图珍藏的《永乐北藏》，以及一本1972年编的上图藏《永乐北藏》的目录。陈先生是著名目录学家顾廷龙的门人，曾编过《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我翻检上海图书馆目录卡片时翻到了扬州刻经处翻刻的《刻藏缘起》，这是一本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本子，我请图书馆管理员把书调出来复印。还看到两册《明南藏》，也请他们调出来复印。

下一站是杭州。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徐小军让我翻检了若干馆藏的《永乐北藏》，据管理员说，每次搬出搬进古籍善本，都对善本书有损伤。的确，浙图的藏本非常漂亮。这是明代大学士赵志皋奏请陈太后赐给兰溪栖真寺的。赵志皋系浙江金华地区兰溪人，年轻时在栖真寺读书，隆庆二年(1568年)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授翰林院编修。现在兰溪市还有“探花巷”。后来，他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万历二十年(1592年)为首辅。赵志皋对栖真寺充满感激之情，为了刷印这部《永乐北藏》，出资不菲。函套和经书外套都用了上等锦缎，其豪华程度可以与普林斯顿大学藏本相媲美。另外，我还注意到印纸上有“御纸”的印章。看来刷印《永乐北藏》是用的专用纸张。明太监刘若愚著有《酌中志》一书，上面记载有《永乐北藏》刷印时需要用纸“白连之四万五千二十三张”的详细记录。兰溪市博物馆的诸葛建新馆长带我看了珍藏的《永乐北藏》，陪我去了栖真院。南方潮湿，佛经多遭蛀虫损毁，佛教寺院组织信众在六月六日举行晒经大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我的最后一站是福建。福州涌泉寺的住持不在家，无法接待。我只好去宁德市支提山华严寺。寺僧慧净法师展示了珍藏的《永乐北藏》，其目录是手抄的。第二天，慧净法师让我到他的住室去看经，那里还有若干本。其中一本上有“广运之宝”的印章。另外，藏经楼内有一木刻牌，上面有明神宗的圣谕和“广运之宝”的印章，这是与其他寺院不同的。

2012年的行程终于结束了。我满载而归。正如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温玉成教授所说，做研究就是要腿勤，不要怕苦，不要怕热，材料是跑出来的。

(五) 2013年的调查

我在西来寺做了若干次关于大藏经研究的讲演。一位有建筑师背景的居士对我的拍照提出了意见。我意识到，不光要收集资料，还要提高资料的质量。同时，我感到有必要重返普林斯顿大学再查阅《永乐北藏》。

2013年，我先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麦吉尔大学查阅当年葛思德图书馆的原始资料。美国海军武官吉利士(自称“义理寿”)是怎样收购《永乐北藏》的？是哪家寺院或个人把《永乐北藏》出售给他的？这始终是一个迷。我找到了他给美国公使麦克谟利的信件，信中他说他曾在西山八大处买到了《碛砂藏》。我想去一趟麦吉尔大学碰碰运气，看能否找到当年义理寿与葛思德的通信，并发现线索。我认真地在麦吉尔大学查了近两周，没有查到。却找到了不少当年葛思德先生购买中国古代医书的构想。葛思德图书馆藏有大批的明清中医书籍，这是许多中医学者不太了解的。

我于6月上旬再次来到普林斯顿大学。这次我新买了一部索尼照相机，感光性能比较好，照片的效果好多了。这次阅读《永乐北藏》是从头开始，但时间关系，仅阅读了不到100函，大约三分之一，查到了三条题记。据南开大学历史系何孝荣教授说，其中一条关于明光宗母亲的题记特别宝贵，因为正史中对她的记载很少：

兹以披阅

般若功德，上祝

大明恭妃王氏身躬康泰，慧命增崇，灾除障尽，恒常吉庆。

大明皇长太子洪福安静，国祚永久，身心恬怡，万安如意。

龙飞万历，岁在屠维大渊献年，林钟月萱元老师生日，与

座元老师诚为后表记之矣。

后学如元拙笔授之

这段题记显然与明神宗长期冷淡王恭妃并拒绝册立皇长子为太子有很大关系。宫中的读藏经的人为之打抱不平。

6月下旬，我应邀到广州出席《六祖与〈坛经〉目录》编纂会议，7月2日去了涌泉寺，虽然没有翻阅大藏经，但从柜子上的刻字判断，涌泉寺藏的《永乐北藏》可能是清初的印本。大柜上刻有“大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 副都统王应虎送入寺”。然后取道兰溪，来到上海，把上次没有拍好的目录重新拍上。7月10日，到北京西山八大处灵光寺目睹了晒经节的盛况。

三、《永乐北藏》的研究计划

西来大学宗教系一直都很关心我的研究计划，并给予了必要的支持。2013年秋，在觉继博士和宗教系主任岩村博士的支持下，我决定扩大研究题目，编制两部目录。

第一部是《永乐北藏勘检目录》。这部目录旨在帮助现代读者通过《永乐北藏》查阅其他版本的大藏经，尤其是新版的大藏经，如《龙藏》、《高丽藏》、《中华大藏经》、《大正藏》等等。读者希望读任何经文，都可以很快查到其他版本的卷数和页码，也就是为读者提供一本工具书。经文题目包括能找到的梵文、藏文和韩文经名，以及已有翻译的英文经名。读者对象是中外学者。

第二部是《永乐北藏联合目录》，参考日本学者编撰的类似目录，收集世界各地存世的《永乐北藏》目录，注明存经、佚经、补经状况。同时收录《永乐北藏》的研究论文(中英文)。这部目录可能要做很多年，最后达到什么样的成果，还要取决于各地图书馆和寺院的配合，我只能起一个联络的作用。我也向专家学者请教，希望编出来的目录能为大家使用起来方便。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这两部目录做出来，也算是我对佛学的微博贡献。

很多学者和朋友惠予我帮助，我对他们的感谢，语言难以表达。只好尽量早日编出目录，以实际行动向他们致谢。我将在目录中列出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