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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观新闻记者 吴枫
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是一座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的古老遗址。良渚出土的标志性文物为玉琮，其中发现于反山12号墓的十节玉琮高8.9厘米、直径16.5到17.6厘米，四角施刻神人兽面纹，是迄今为止雕琢最精美、品质最佳、体量最大的玉琮，享有“琮王”的美誉。
复杂的水利系统、成熟的稻作生产、统一的文化信仰、分化的社会阶层等，使考古学家对良渚文化的社会复杂程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至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时期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古代国家形态，良渚也因此成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地。
玉琮 良渚博物院藏
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介绍，与人们印象中玉琮都内圆外方的固有印象不同，当我们从俯视的角度看良渚玉琮时，会发现这些出土于良渚当地的玉琮，在环绕中心圆形射孔的并不是方形，“自始至终，良渚玉琮环绕圆形射孔的都是四道有弧度的凸边。而从正面看，又有上大下小的外形特征。这些都和后来三星堆、金沙等地发现的内圆外方的玉琮是很不一样的。”
玉琮 良渚博物院藏
作为长江下游良渚遗址的代表性文物器型——玉琮，在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也有发掘出土，它的变化，又为我们思考几千年前长江流域的文明交流提供了怎样的想象空间呢？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十节青玉琮 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商周四节玉琮 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商周素面玉琮 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玉琮 三星堆博物馆藏
良渚遗址出土文物，从良渚到三星堆，如何看待玉琮之变？
玉琮文化是吸收了百家之所长，后来演化出来的文化，许多古物上面也有痕迹，三星堆玉琮文化是当地人和三苗后裔共同创造的 ，这也是有事实依据的
三星堆未解之谜讲的是什么？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北，这里有一条古河道叫“马牧河”，河道北岸的地形像月牙，人们便给它起了个美丽的名字——“月亮湾”。河道两岸，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
在三星堆遗址上建立的博物馆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住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的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近年来，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500平方米范围内的20个探方实施发掘。但随着大量文物的出土，三星堆文化的谜团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最让人迷惑的是三星堆文明起源何方？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至5000年前。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杂交文明”。但究竟来自何方，未可尽知。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这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
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
“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投资”，不可思议。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上最早的金杖。其权杖之说早已被学术界认同，但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一场争论。
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古方在《天地之灵》一书中指出，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权杖玉质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墩等。以“秘”相连，即成一件长68厘米，有柄首饰和柄尾的完整玉器。这至少说明，中国之权杖，不一定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同时，墓葬中出土的玉杖，与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似乎也有区别。因为，前者是万国的国君，后者是一国的君王，认为它是王杖，恐怕更为确切。应该看到，中国人用杖，由来已久。良渚人以玉为权杖，三星堆人就能以金为权杖。
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灵寿实华”，这灵寿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汉书?孔光传》：“赐太师灵寿杖。”蜀山氏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至今，四川剑门藤杖仍驰名中外。中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戏曲中，皇家使用的“龙头拐杖”，虽是道具，但长度就和金杖差不多。至于包金拐杖、包银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种甚为复杂。而杖首杖身装饰各种花纹、各种造型，更是珍贵手杖所必须。否则，怎么表示自己的身份?既然可以表示身份，当然可以代表权力。如果“权杖”不是三星堆惟一的现象，外来之说，就更值得商榷了。
其实，“权杖”最早也不是出现于西亚。在旧石器晚期马格德林人的洞穴艺术中，就有用骨头或象牙雕刻的“权杖”。若说蜀人金杖是西亚金杖的“采借”，不仅无古文献可考，而且蜀土无西亚古文物佐证。再以实物比较，三星堆的金杖，既不同于西亚古代国王须臾不离的短金杖，也不同于埃及法老所执的那种细长齐肩却无杖首的权杖。
夏代开国，“禹铸九鼎”，从此，鼎成为权力转移的同义语。古蜀人为什么不用鼎而用“权杖”，这确实是个很大的疑问，应该深入地进行研究。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在《古史传说与家族公有制的建立》中说：“经过长期发展，夏人分为两支，一支姜姓民族，这是周朝母系的祖先。一支羌族，后来变成了居于四川、青海、甘肃一带的少数民族。”羌族与氐族(戈基人)融合，其一支发展成蜀山氏，已知使用铜刀。则在蚕丛氏阶段，又经柏灌、鱼凫，至杜宇一系从昭通返回，带回更为成熟的冶炼和铸造技术，在与土著濮彝等族的融合过程中，建立了真正的蜀国。因此，用金杖象征这种新的权力。
三星堆出土的权杖出土自三星堆一号祭器坑的这支金杖。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金杖的一端，刻有图案，共分3组。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的人头像。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支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有人认为，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但是，持反对意见者认为，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而现在，尚无任何实物能证明鱼凫氏的族徽是由鱼和鸟组成。金杖上的图案，第一组当然是王者之像，而第二、第三组从顺序看，是先鸟而后鱼，也难解读成鱼凫。所以，断定为鱼凫氏所用，理由还欠充分。
源于古氐、羌族的纳西族先民，就有使用“灵杖”的风俗。从先期的“卜杜”(相当于巫、祝或巫、史)到其后的东巴(相当于士或祝官)在祭祀活动中，都要用灵杖，而这种法器，只有大东巴才能使用。《东巴文化艺术》一书，印有五种灵杖头的照片，杖头分节刻有神像、佛像、神兽、花卉及图形符号等。东巴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佛教、道教文化，但就其本源来说，仍是古老的巫文化为其主体。灵杖既然长期存在于纳西族人民的生活中，而纳西人又是氐、羌民族的一支。那么，在神权和王权合一的上古时代，金杖是古蜀人所固有的法器，似乎可以算作又一旁证。还有，西藏古格王朝，也有“权杖”的记载。
用杖象征权力，良渚文化和吐蕃文化中都有此先例。用杖象征神威，东巴文化今仍如此。金杖出现在三星堆，有其历史渊源。
但是关于上古时代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尚无明确记载。《山海经》中已有黄金、赤金的区别，说明夏代已懂得金的属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说，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有较多发现。但事实上，三星堆的金器就不少，除金杖外，还有金面罩、金虎饰、金璋形饰、金竹叶、四叉形器等等。它的特点是全用金箔，说明对金的延伸性已经有很深的了解。大约在春秋时代，已经有用金铸造的器皿，而金箔的使用，应该说比铸造更为先进。所以，研究三星堆的金器，还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