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汉帝陵墓,东汉西汉帝陵区别

三维复原图作者马伊林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李岩实习生王梅竹

核心提示|东汉是汉文化形成、稳固的关键时期，东汉的辉煌，史书记载甚详，然而承载着当时国家正统文化、体现着王朝之正朔、制度之威仪的东汉帝陵，却与历代帝陵迥然不同，如一团迷雾，踪迹难觅，形制不明，格局更是无有定论，困扰各方，几成考古空白。

生老病死，入土为安。中国人历来讲究墓葬形制，看重陵墓建设，东汉的皇帝们自然也不会例外，但他们的陵墓究竟是何形态？

在考古人员持续超过10年的勘探发掘之后，困扰各方多年的东汉帝陵终于开始揭开神秘面纱，并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

北邙，这片位于如今孟津和偃师交会处洛阳汉魏故城附近的“风水宝地”，随着光武帝刘秀原陵、安帝刘祜恭陵、顺帝刘保宪陵、冲帝刘炳怀陵、灵帝刘宏文陵共五帝五陵的考古发掘而再次扬名于世，展露了它蕴藏的厚重文化。

这些难得的发现，也成就了“洛阳东汉帝陵考古发掘与调查”项目于4月10日成功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4月13日，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大河报独家发布邙山东汉帝陵三维复原图，用翔实的考古发现证据还原了近两千年前东汉皇帝陵寝的外貌，并对邙山东汉帝陵考古发现进行了权威解读。

东汉帝陵啥样？很长时间仅限于文献记载

史书记载，刘秀建政东汉后，采用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特别重视丧葬礼仪，祭祀先祖。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还把豪族注重祭祀祖先祠堂的办法加以扩大，运用到陵寝制度中，从选址、布局到地宫建制，对西汉帝陵都有承袭之处。

在洛阳邙山东汉帝陵考古发掘和调查项目展开之前，社会各界对东汉帝陵的认识仅局限于文献记载中。

参与洛阳邙山东汉帝陵考古发掘的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汉魏室王咸秋介绍，根据史籍，除献帝禅陵位于焦作修武县之外，东汉其余11座帝陵均位于洛阳，其中汉魏洛阳城北兆域（孟津县境内）5座，包括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和灵帝文陵。

对东汉帝陵的格局，不少文献都曾提及。

在《后汉书》“诸帝纪”中，东汉帝陵陵寝建筑包括寝屋（宪陵寝屋）、更衣（即便殿，光烈皇后更衣）、门（原陵长寿门）、阙（恭陵东阙）、庑（恭陵百丈庑）。

王咸秋解释说，帝陵的寝屋、门比较好理解，而更衣实际上就是便殿，这种解释在唐、晋、清等古代多部典籍中均有明确注解。

比如，对《后汉书》卷三《孝章帝纪》中所说“遂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唐代李贤注曰：“更衣者，非正处也。园中有寝，有便殿。寝者，陵上正殿。便殿，寝侧之便殿，即更衣也。”

什么是便殿？王咸秋说，便殿是正殿以外的别殿，是古时帝王休息消闲之处。

对于帝陵的阙，他说，阙又称作两观、象魏，实际上就是外大门的一种形式，与牌楼牌坊的起源可能有相同之处。阙这种建筑物一般是指古代帝王在宫廷大门之外建两个对称的台子，在台子上建楼观，上圆下方，因其两台子之间阙然为道，所以称为阙。又因为在阙楼上可以观望，所以又称之为观。

至于庑，则是指在高台基址上，周边连续建屋，围成的一个内向空间的院落。最早的庑，是一种防御性的设置。后来，宫廷外周加筑宫墙、宫城，然而庑作为一种设置，一直被保留下来。

对于这些所载建筑，其他典籍也有一定记载。比如，《续汉志》提到，东汉帝陵陵园有垣墙、行马、司马门、石殿、钟虡（jù）、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建筑，但是唯一没有提到便殿。

对于这些建筑称谓，王咸秋说，“行马”一般是指宫门、官署前阻拦通行的路障，一般认为是木质的栅栏。司马门就是皇宫或者帝陵的外门。自秦代起，司马门就是皇帝专用的天子之门，只有天子或天子的使者（代表天子）才能自司马门出入，规格较高，“曹植就曾因为擅闯司马门而失去了继位的机会”。

“钟虡是悬挂乐钟的架子，上边往往装饰有猛兽造型。”王咸秋说，从《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以后宫贵幸者，皆守园陵”和“省‘本为禁中’”说辞看，园省是守园后宫居住地，“园寺吏舍，就是守卫陵园的官署所在地、官员居住地”。

这段历史考古教授曾经不知道咋给学生讲

“洛阳邙山东汉帝陵考古发掘与调查”负责人之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汉魏研究室主任严辉认为，古陵墓和古都城同是中国国家基本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代表着阴阳二界，二位一体，正如“事死如事生”一样，承载了中国古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因此二者应该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事实上，通过我们10多年的考古发掘和调查，邙山东汉帝陵的地面建筑格局已经基本查清，文献记载的建筑比如寝殿、石殿、便殿、园省、园寺吏舍等确实存在，帝陵四周有行马或者垣墙环绕，设有司马门。”他说。

严辉介绍，考古发现，东汉帝陵中，帝陵陵园整体结构往往由两部分组成，即陵园和寝园，或称为内外陵园，上述建筑分布其间，同时帝陵分布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区间，贵族勋臣陪葬墓地也固定在一个集中的区间。

“东汉帝陵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但由于历史的久远，东汉帝陵的基本面貌近1000多年来已经十分模糊，通过考古查清，很有意义。”严辉说。

对此，在3月31日于洛阳市举办的“洛阳邙山陵墓群东汉帝陵考古收获专家座谈会”上，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都给予较高评价。

“我在学校主讲秦汉考古，原来讲到东汉帝陵，一两页书就讲过去了，因为我们都搞不清楚当时的情况，怎么和学生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认为，随着此次考古成果的公布，大学的考古教材可以得到更新，让中国文明的发展脉络更清晰。

“此次公布的考古成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明晰了东汉帝陵的基本情况，填补了我国考古界的重大空白，对中华文明史研究也有重要意义。”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说。

对后世影响深远东汉帝陵开俭葬之风

东汉帝陵陵园遗址（光武原陵）示意图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李岩实习生王梅竹

考古工作者半个多世纪的努力

东汉帝陵的基本面貌得以复原

严辉介绍说，目前来看，洛阳东汉帝陵考古研究已经延续了五六十年的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主要是学者们的独立研究，基本没有涉及考古发掘。比如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将东汉作为古代陵寝制度的确立时期，对上陵礼、宗庙制度、石刻建筑、帝陵方位等进行了探讨。陈长安先生的《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首次提出东汉北兆域五陵均位于邙山之上的观点。

第二阶段，21世纪初的前10余年，主要是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现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合并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担的国家文物局项目“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2003~2012年）。截至2012年，该项目先后普查面积950余平方公里，调查古墓冢、古墓葬1175座，钻探面积329.97万平方米。其间，在偃师市白草坡村和孟津县平乐镇朱仓村，分别钻探、发掘了3处帝陵陵园遗址和多处东汉墓园遗址。

这一时期，相关的田野考古工作还有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在2002年对邙山和洛南陵区20余座与东汉帝陵相关的墓冢进行的考古踏查，和2004年对洛南陵区2座墓冢进行的考古勘探和试掘。

“该阶段的考古工作，依靠全新的考古学理念，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文物普查和调查钻探。主要解决了东汉帝陵的分区，帝陵级别墓冢的分布、帝陵墓冢的封土形制，以及部分陵园遗址的布局结构等，取得了一定的收获，推动了研究。”严辉说。

第三阶段是2012年至今。在此期间，随着国家文物局的批复，针对东汉陵园遗址的主动发掘首次展开。“相比于之前，这个阶段的工作进入了更高的层次，以田野考古发掘为主要方式，直接对帝陵陵园遗址的相关元素进行了全面揭示。”严辉说，通过发掘，主要解决了陵园的整体布局、陵园建筑结构，以及相关遗迹的性质、年代、内涵等问题，东汉帝陵的基本面貌终于得以复原。

4月13日，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大河报独家发布了他们制作的《洛阳东汉帝陵陵园三维复原图》。

这份以大汉冢东汉帝陵陵园遗址（光武原陵）的考古发现为依据绘制的复原图上，圆丘形的封土位于陵园中央，陵园四周为行马，行马有四出司马门，外有壕沟，陵园内还有石殿，西北角还有高大的阙。紧邻陵园东侧的寝园北端，有园省、园寺吏舍建筑，向南还有寝殿、便殿建筑。

这张三维复原图，在邙山东汉帝陵的考古发掘平面图上，很有代表性，也得到了不少业内专家的认同。

与前朝相比变化巨大

奠定墓葬的基本规制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史家珍接受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访时说，东汉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帝陵在祭祀祖先、丧葬礼仪、陵寝形制等方面有继承，也有所改变。

东汉明帝时，为把公卿百官和地方官员团结在皇帝周围，巩固东汉统治，将每年元旦公卿百官会集祝贺皇帝的礼仪和八月举行的“酎祭”一并搬到陵园中。如此一来，宗庙的地位开始下降。为了适应陵园中举行祭祀的需要，陵园建筑也增添了新内容，开始在陵前建筑祭殿，还在陵旁建筑悬挂大钟，以便祭祀时鸣钟。

东汉帝陵从外到内的改变，有的相当明显，对后世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东汉帝陵封土形状不同。封土是指堆砌于墓室之上、高于地面的土丘，多认为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聚族而葬的“公墓”制转向以财富、地位维系的共同体葬于一处的制度，出于强化辨识度的要求而产生。西汉帝陵封土均为覆斗形，而东汉帝陵普遍为圆丘形。

第二，墓室形制不同。西汉帝陵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即从地面竖直向下挖出墓穴，再用数重棺椁装殓遗体与随葬品置于其内，其椁室为“黄肠题凑”，即用柏木芯构筑的框形结构。而东汉帝陵已探明为方坑明券墓，墓室推测为砖石混合型的回廊形。

第三，墓道数量不同。西汉帝陵为四条墓道的“亞”字形，四条墓道除了表明等级最高之外，其必要性在于搬运开挖墓圹产生的大量土石以及安装木椁。东汉帝王陵墓使用一条墓道的洞室墓，平面呈“甲”字形，一方面强调了祭祀空间，另一方面是由于砖石墓的建造不需要四条斜出的墓道。

第四，西汉时期，皇帝和皇后虽埋葬于同一陵园，但位于陵园内的不同位置，墓室和封土都是分别建造，“同茔不同陵”，但到了东汉时期，帝后葬于一室。

第五，西汉时期，外藏系统（指商周时期以来，出于“事死如事生”的需要，为逝者分门别类准备的“婢妾之藏”“厨厩之属”等各类随葬品）为陵冢内外大量不同类别的陪葬坑。东汉帝陵中，就目前调查勘探的情况来看，没有发现与墓室分离的外藏系统，应当是由于洞室墓的耳室、前室等取代了陪葬坑的功能。

此外，西汉时期，帝陵陵园皆以垣墙封闭，而东汉自明帝开始，垣墙普遍被行马代替，作为陵园的界线。从规模上比较，东汉陵寝也远远小于西汉时期。

史家珍认为，通过长期考古发掘和调查发现的东汉帝陵的这种演变过程，不但填补了考古学空白，也奠定了如今国人墓葬的基本规制，影响深远。

对此变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也认为，东汉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春秋时期开始的文化、政治变革，在东汉有了物质上的凝结，以东汉帝陵为代表的制度确立，对后代影响深远。

“确定了东汉帝陵的墓葬朝南意义重大，古人‘事死如事生’，‘南面而居’的观念到今天还在继续。”他说。

由厚葬变成俭葬

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东汉帝陵的诸多演变中，王咸秋、严辉在受访时表示，东汉时期帝陵规模大幅度缩减，相对于秦、西汉时期的厚葬之风，在考古圈内被称为俭葬，对后世影响深远。

对此，史家珍也表示认同。他说，作为全国最大的陵墓遗址、最大的国保单位之一，邙山陵墓群有6代共计24座帝王的陵墓及其陪葬墓，朝代跨度从东周到后唐，是中国帝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布之密集，数量之众多，延续年代之长久，堪称中国之最。通过长期的考古发掘和调查，邙山陵墓群中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帝陵的变化脉络已经基本清晰。

比如“外藏系统”，考古人员在秦和西汉帝后陵墓之外发现了性质多样、内涵丰富、数量众多的陪葬坑。以秦始皇陵为例，除了陵墓内建有各式宫殿、陈列着许多奇异珍宝，陵墓四周还分布着200多座形制不同的陪葬坑。

“陪葬坑不仅存在于墓室外墓圹内，在内城之内、内外城之间、陵园外城之外也大量存在，每个陪葬坑对应一个中央机构，是秦始皇完成构建帝国的表现。”史家珍说。

西汉时期，帝陵陪葬坑数量继续攀升，数目从汉高祖刘邦与吕后合葬陵长陵的285座，到汉昭帝刘弗陵平陵的1288座，达到高峰，然后开始减少，到汉平帝刘衎（kàn）的康陵，陪葬坑只有7座。到了东汉，帝陵陪葬坑被彻底抛弃。

史家珍说，考古发现证实，从秦朝、西汉到东汉、曹魏乃至后世很长一段时间，帝陵尊崇了厚葬、俭葬到薄葬的演变过程。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汉魏研究室成员、邙山陵墓群发掘者之一张鸿亮博士介绍，从俭葬到薄葬，主要表现为，到了曹魏时期，相比于东汉，帝陵规模继续缩小，不封不树，帝陵无地表标识，也几无陵寝建筑，虽然墓葬形制和建筑方法沿用东汉，但结构简化很多。同时，墓室规模缩小。随葬器物方面废除“玉衣制度”，不少随葬品以“刻铭石牌”形式记录，更讲究形式，并非实物。

对此转变，史家珍认为，背后有历史原因，“秦、西汉用武力征服，到了东汉，匈奴等问题已经解决，奉行以儒治国，理念扭转，这说明国家的文化、科技与制度都在进步”。

谈及此事时，中国社科院有关专家也说，研究墓葬制度尤其是帝陵制度其实就是研究文明史，俭葬、薄葬的推行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东、西两汉陵墓的变化与汉文明的形成有关，也说明皇帝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在被广泛接受后，帝陵也就不太需要再用厚葬来证明王权的合法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