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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的考古发现,洛阳考古重要发现

历史趣闻     2023-8-4     点评:14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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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公布二里头遗址多项重要新发现,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城的论断提供了更多实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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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祭祀区以西区域

发现更多道路及两侧墙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副研究员赵海涛介绍,他们在二里头遗址宫城区西北侧发现宫西路(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西侧的南北向道路,下同此意)向北延伸200余米,道路宽约15米,道路东西两侧均有宽约2米的南北向长条形夯土墙。

据推测,该道路东侧的夯土墙应属二里头遗址祭祀区西围墙的一部分,道路西侧的夯土墙则为祭祀区以西区域的东侧围墙。此外,还发现有宫北路上有门道遗迹,宫城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南拐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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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祭祀区以西区域

此前,考古人员已发现宫南路、宫北路分别向西延伸达470余米、410余米,道路的长度都超过了宫殿区的东西宽度(295米),并有继续向西延伸的迹象,推断在二里头遗址的官营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二里头遗址中部由南向北依次分布)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

在二里头遗址的“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西北路口应各有4个区域围墙的拐角,分别对应宫城区西南角、作坊区西北角以及这两个区域以西区域围墙的拐角,宫城西北角、祭祀区围墙西南角以及这两个区域以西区域围墙的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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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土墙遗迹

这些道路及墙垣使二里头遗址各区域实现阻隔,划分为多个不同功能的网格区域,为探索二里头遗址多网格式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丰富了二里头都城多网格式布局的内涵,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城的论断提供了更多实物依据。

发现丰富的手工业遗存

赵海涛介绍,近年,他们在二里头遗址西北部发现大量可能与漆器加工有关的遗存。在此区域发掘出土有800多片外表、断面带有红漆的陶片。此次发掘虽未发现直接的制漆遗迹,但发现的带漆陶片数量为以往历年发掘出土带漆陶片总量的近20倍以上,实属罕见,据此推断其周边可能存在制漆作坊,该区域或许是探索制漆作坊的重要区域。

在祭祀区以西、遗址西北部发现较大面积、较丰富的制陶有关遗存,包括陶窑、存泥坑、泥坯、烧土、炉渣、变形陶器、大量碎陶片以及陶垫、修整工具等。这是二里头遗址首次发现较丰富的制陶遗存,遗物性质包含制陶工艺多个阶段。

在宫城区西南角发现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表面散落大量骨、角质遗物,有动物肢骨、肋骨、牛角、鹿角等。骨、角质遗物中有不少存在砸击、切割、磨制的痕迹,有原料、半成品和废料,有锥、镞、簪等成品,包括了骨、角器加工过程中多个环节的遗物。

这些发现是手工业考古和城市布局研究的重要突破,为研究二里头王都的城市布局、规划理念,以及手工业加工的技术、流程、组织、性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填补了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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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土墙遗迹

发现“居葬合一”的二里头文化贵族聚居区

赵海涛介绍,他们在二里头遗址“井”字形道路划分的祭祀区以西的网格中,发现二里头文化贵族住房以及房院中的高规格墓葬,形成“居葬合一”的格局。其中多座墓葬的墓主存在截肢、砍头迹象;此外还有一座多人乱葬的合葬墓葬,这些墓葬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均较少发现。

这些重要的新发现,丰富了二里头都城的内涵,深化了对二里头都城不同网格的内涵和性质的新认识,为了解该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认定该区域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也为认识该区域的布局及历时性变化情况、当时的社会关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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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祭祀区以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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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梁笑宇 刘嘉仪/文 张怡熙/图

统 筹:白银龙

主 编:李鹏鹏 责 编:刘宝文

校 审:王亚萌 编 辑:焦小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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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的考古发现,洛阳考古重要发现

洛阳铲和洛阳是什么关系?

在盗墓风口之下,探墓利器洛阳铲一时之间几乎与龙门石窟和白马寺共同成为了洛阳三宝。但说谈到专业考古,光有洛阳铲还是不行的。

在中国,甚至闹过一个笑话,只要你带把洛阳铲和刷子,就是考古学家了。这当然是玩笑话,说明考古学家的装备还是非常差,更重要的是看个人经验。

在考古界,洛阳铲被称之为神级别的装备,不会洛阳铲的人,都不好意思称自己的考古学家了。而且好笑的是,有传说洛阳铲是盗墓贼发明的,至今不管是考古专家还是盗墓贼,都是用一把洛阳铲出生入死。

那么传说中的洛阳铲,又有何来历呢?

明代万历年间,浙江海宁人王士性曾在河南等地做官,他周游全国,见多识广,写了一本《广志绎》,记录各省地理风俗。

这本书卷3说:“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周、秦、汉王侯将相多葬北邙,然古者冢墓大隧道至长里馀者,明器多用金、银、铜、铁,今三吴所尚古董皆出于洛阳。”

这里提到一些出土文物,看来明代洛阳就有盗墓风气。所记“铁锥”,能入土及墓颇深,这就是几百年前洛阳曾经使用过的一种专门用于探寻地下古墓的铁铲,也就是洛阳铲的前身。

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洛阳铲来辨别土质。

使用时垂直向下戳击地面,可深逾20米,利用半圆柱形的铲可以将地下的泥土带出,并逐渐挖出一个直径约十几厘米的深井,以了解地下有无古代墓葬,从而判断底下是否有陵墓。后来慢慢改进,形状也变了,以前只有半圆形,现在有些已经接近圆形,这是根据探的土质不同,来改变形状。

有经验的盗墓贼,一般可以通过封土来辨别墓的年代。

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多为青色膏泥;唐、宋陵墓则多“糯米泥”;明清墓多用石灰;秦汉时期由于人们迷信水银、朱砂、玉器的防腐作用,用于墓葬中,这些都会影响土质,发出特殊的气味,有经验的人一闻即知。

另外,任何朝代墓内的物品摆放都有其规律。

一看形状是汉墓,东汉或是西汉,那么脑袋里就有个“图像”了。棺木应该在哪里、陪葬的物品中陶器在哪里、金属器皿在哪里、两边的耳室里都会有什么等等,心里就有数了。等真的下去以后,直奔那里就挖过去了(汉墓一般都是塌陷的,灌满了土,说是墓室……实际上都是土,是在土里前进,东西都在土里)。“左肩右脚”就是这个特点,一般贵重的陪葬品会放在墓主棺木里其左肩部和右脚部。

也就是说,墓还没有挖,你的头脑里就有了整个墓室的概念,等真的挖下去了,直接就奔着你想找东西的地方去了。

还有些墓,比如明清墓,墓顶会很厚的。你想一想,七纵七横、共十四层的青砖砌起来有两米多厚、会是多么得坚固?那就要在挖洞时避开墓顶。否则打在墓顶上的话,你一个晚上很可能干不完活,第二天你还敢来么?

在目前而言,大多数陵墓都被挖掘或者被盗墓贼洗劫一空,已知但还尚未挖掘的陵墓仅剩几个,其中秦陵墓是最大的一个。

但由于至今科技尚未达标,所以并不敢进行挖掘考古。

洛阳的考古发现,洛阳考古重要发现

洛阳铲和洛阳是什么关系?

在盗墓风口之下,探墓利器洛阳铲一时之间几乎与龙门石窟和白马寺共同成为了洛阳三宝。但说谈到专业考古,光有洛阳铲还是不行的。

在中国,甚至闹过一个笑话,只要你带把洛阳铲和刷子,就是考古学家了。这当然是玩笑话,说明考古学家的装备还是非常差,更重要的是看个人经验。

在考古界,洛阳铲被称之为神级别的装备,不会洛阳铲的人,都不好意思称自己的考古学家了。而且好笑的是,有传说洛阳铲是盗墓贼发明的,至今不管是考古专家还是盗墓贼,都是用一把洛阳铲出生入死。

那么传说中的洛阳铲,又有何来历呢?

明代万历年间,浙江海宁人王士性曾在河南等地做官,他周游全国,见多识广,写了一本《广志绎》,记录各省地理风俗。

这本书卷3说:“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周、秦、汉王侯将相多葬北邙,然古者冢墓大隧道至长里馀者,明器多用金、银、铜、铁,今三吴所尚古董皆出于洛阳。”

这里提到一些出土文物,看来明代洛阳就有盗墓风气。所记“铁锥”,能入土及墓颇深,这就是几百年前洛阳曾经使用过的一种专门用于探寻地下古墓的铁铲,也就是洛阳铲的前身。

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洛阳铲来辨别土质。

使用时垂直向下戳击地面,可深逾20米,利用半圆柱形的铲可以将地下的泥土带出,并逐渐挖出一个直径约十几厘米的深井,以了解地下有无古代墓葬,从而判断底下是否有陵墓。后来慢慢改进,形状也变了,以前只有半圆形,现在有些已经接近圆形,这是根据探的土质不同,来改变形状。

有经验的盗墓贼,一般可以通过封土来辨别墓的年代。

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多为青色膏泥;唐、宋陵墓则多“糯米泥”;明清墓多用石灰;秦汉时期由于人们迷信水银、朱砂、玉器的防腐作用,用于墓葬中,这些都会影响土质,发出特殊的气味,有经验的人一闻即知。

另外,任何朝代墓内的物品摆放都有其规律。

一看形状是汉墓,东汉或是西汉,那么脑袋里就有个“图像”了。棺木应该在哪里、陪葬的物品中陶器在哪里、金属器皿在哪里、两边的耳室里都会有什么等等,心里就有数了。等真的下去以后,直奔那里就挖过去了(汉墓一般都是塌陷的,灌满了土,说是墓室……实际上都是土,是在土里前进,东西都在土里)。“左肩右脚”就是这个特点,一般贵重的陪葬品会放在墓主棺木里其左肩部和右脚部。

也就是说,墓还没有挖,你的头脑里就有了整个墓室的概念,等真的挖下去了,直接就奔着你想找东西的地方去了。

还有些墓,比如明清墓,墓顶会很厚的。你想一想,七纵七横、共十四层的青砖砌起来有两米多厚、会是多么得坚固?那就要在挖洞时避开墓顶。否则打在墓顶上的话,你一个晚上很可能干不完活,第二天你还敢来么?

在目前而言,大多数陵墓都被挖掘或者被盗墓贼洗劫一空,已知但还尚未挖掘的陵墓仅剩几个,其中秦陵墓是最大的一个。

但由于至今科技尚未达标,所以并不敢进行挖掘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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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甚至闹过一个笑话,只要你带把洛阳铲和刷子,就是考古学家了。这当然是玩笑话,说明考古学家的装备还是非常差,更重要的是看个人经验。

在考古界,洛阳铲被称之为神级别的装备,不会洛阳铲的人,都不好意思称自己的考古学家了。而且好笑的是,有传说洛阳铲是盗墓贼发明的,至今不管是考古专家还是盗墓贼,都是用一把洛阳铲出生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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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万历年间,浙江海宁人王士性曾在河南等地做官,他周游全国,见多识广,写了一本《广志绎》,记录各省地理风俗。

这本书卷3说:“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周、秦、汉王侯将相多葬北邙,然古者冢墓大隧道至长里馀者,明器多用金、银、铜、铁,今三吴所尚古董皆出于洛阳。”

这里提到一些出土文物,看来明代洛阳就有盗墓风气。所记“铁锥”,能入土及墓颇深,这就是几百年前洛阳曾经使用过的一种专门用于探寻地下古墓的铁铲,也就是洛阳铲的前身。

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洛阳铲来辨别土质。

使用时垂直向下戳击地面,可深逾20米,利用半圆柱形的铲可以将地下的泥土带出,并逐渐挖出一个直径约十几厘米的深井,以了解地下有无古代墓葬,从而判断底下是否有陵墓。后来慢慢改进,形状也变了,以前只有半圆形,现在有些已经接近圆形,这是根据探的土质不同,来改变形状。

有经验的盗墓贼,一般可以通过封土来辨别墓的年代。

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多为青色膏泥;唐、宋陵墓则多“糯米泥”;明清墓多用石灰;秦汉时期由于人们迷信水银、朱砂、玉器的防腐作用,用于墓葬中,这些都会影响土质,发出特殊的气味,有经验的人一闻即知。

另外,任何朝代墓内的物品摆放都有其规律。

一看形状是汉墓,东汉或是西汉,那么脑袋里就有个“图像”了。棺木应该在哪里、陪葬的物品中陶器在哪里、金属器皿在哪里、两边的耳室里都会有什么等等,心里就有数了。等真的下去以后,直奔那里就挖过去了(汉墓一般都是塌陷的,灌满了土,说是墓室……实际上都是土,是在土里前进,东西都在土里)。“左肩右脚”就是这个特点,一般贵重的陪葬品会放在墓主棺木里其左肩部和右脚部。

也就是说,墓还没有挖,你的头脑里就有了整个墓室的概念,等真的挖下去了,直接就奔着你想找东西的地方去了。

还有些墓,比如明清墓,墓顶会很厚的。你想一想,七纵七横、共十四层的青砖砌起来有两米多厚、会是多么得坚固?那就要在挖洞时避开墓顶。否则打在墓顶上的话,你一个晚上很可能干不完活,第二天你还敢来么?

在目前而言,大多数陵墓都被挖掘或者被盗墓贼洗劫一空,已知但还尚未挖掘的陵墓仅剩几个,其中秦陵墓是最大的一个。

但由于至今科技尚未达标,所以并不敢进行挖掘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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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盗墓风口之下,探墓利器洛阳铲一时之间几乎与龙门石窟和白马寺共同成为了洛阳三宝。但说谈到专业考古,光有洛阳铲还是不行的。

在中国,甚至闹过一个笑话,只要你带把洛阳铲和刷子,就是考古学家了。这当然是玩笑话,说明考古学家的装备还是非常差,更重要的是看个人经验。

在考古界,洛阳铲被称之为神级别的装备,不会洛阳铲的人,都不好意思称自己的考古学家了。而且好笑的是,有传说洛阳铲是盗墓贼发明的,至今不管是考古专家还是盗墓贼,都是用一把洛阳铲出生入死。

那么传说中的洛阳铲,又有何来历呢?

明代万历年间,浙江海宁人王士性曾在河南等地做官,他周游全国,见多识广,写了一本《广志绎》,记录各省地理风俗。

这本书卷3说:“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周、秦、汉王侯将相多葬北邙,然古者冢墓大隧道至长里馀者,明器多用金、银、铜、铁,今三吴所尚古董皆出于洛阳。”

这里提到一些出土文物,看来明代洛阳就有盗墓风气。所记“铁锥”,能入土及墓颇深,这就是几百年前洛阳曾经使用过的一种专门用于探寻地下古墓的铁铲,也就是洛阳铲的前身。

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洛阳铲来辨别土质。

使用时垂直向下戳击地面,可深逾20米,利用半圆柱形的铲可以将地下的泥土带出,并逐渐挖出一个直径约十几厘米的深井,以了解地下有无古代墓葬,从而判断底下是否有陵墓。后来慢慢改进,形状也变了,以前只有半圆形,现在有些已经接近圆形,这是根据探的土质不同,来改变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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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多为青色膏泥;唐、宋陵墓则多“糯米泥”;明清墓多用石灰;秦汉时期由于人们迷信水银、朱砂、玉器的防腐作用,用于墓葬中,这些都会影响土质,发出特殊的气味,有经验的人一闻即知。

另外,任何朝代墓内的物品摆放都有其规律。

一看形状是汉墓,东汉或是西汉,那么脑袋里就有个“图像”了。棺木应该在哪里、陪葬的物品中陶器在哪里、金属器皿在哪里、两边的耳室里都会有什么等等,心里就有数了。等真的下去以后,直奔那里就挖过去了(汉墓一般都是塌陷的,灌满了土,说是墓室……实际上都是土,是在土里前进,东西都在土里)。“左肩右脚”就是这个特点,一般贵重的陪葬品会放在墓主棺木里其左肩部和右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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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而言,大多数陵墓都被挖掘或者被盗墓贼洗劫一空,已知但还尚未挖掘的陵墓仅剩几个,其中秦陵墓是最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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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铲和洛阳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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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万历年间,浙江海宁人王士性曾在河南等地做官,他周游全国,见多识广,写了一本《广志绎》,记录各省地理风俗。

这本书卷3说:“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周、秦、汉王侯将相多葬北邙,然古者冢墓大隧道至长里馀者,明器多用金、银、铜、铁,今三吴所尚古董皆出于洛阳。”

这里提到一些出土文物,看来明代洛阳就有盗墓风气。所记“铁锥”,能入土及墓颇深,这就是几百年前洛阳曾经使用过的一种专门用于探寻地下古墓的铁铲,也就是洛阳铲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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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垂直向下戳击地面,可深逾20米,利用半圆柱形的铲可以将地下的泥土带出,并逐渐挖出一个直径约十几厘米的深井,以了解地下有无古代墓葬,从而判断底下是否有陵墓。后来慢慢改进,形状也变了,以前只有半圆形,现在有些已经接近圆形,这是根据探的土质不同,来改变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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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多为青色膏泥;唐、宋陵墓则多“糯米泥”;明清墓多用石灰;秦汉时期由于人们迷信水银、朱砂、玉器的防腐作用,用于墓葬中,这些都会影响土质,发出特殊的气味,有经验的人一闻即知。

另外,任何朝代墓内的物品摆放都有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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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墓还没有挖,你的头脑里就有了整个墓室的概念,等真的挖下去了,直接就奔着你想找东西的地方去了。

还有些墓,比如明清墓,墓顶会很厚的。你想一想,七纵七横、共十四层的青砖砌起来有两米多厚、会是多么得坚固?那就要在挖洞时避开墓顶。否则打在墓顶上的话,你一个晚上很可能干不完活,第二天你还敢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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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在哪里?二里头遗址为什么被认定为夏朝国都?

二里头遗址是我国考古发现重要遗址之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的六大都邑之一,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的偃师区境内,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等三个自然村,面积不少于3平方公里。

二里头遗址如今一般被认为夏都,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二里头夏都的定位实际上是存在争议的,这是因为夏朝的确认目前在考古学界都存在着争议,既然夏朝都存在争议,自然夏都也就存在极大的争议了,二里头只能说是最可能是夏都的地方。

二里头遗址的身份确定实际上很有传奇性也几经波折。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被发现的,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文化被称为二里头文化,距今大约3800年至3500年之间,而在二里头文化发现的初期,也就是60年代到70年代,当时的考古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是商代早期的都城,也就是说当时认为二里头是商都而非夏都。那么二里头的身份是怎么从商都变成夏都的呢?

二里头身份的转变并不是因为在二里头发现了什么足以一锤定音的证据,证明了其夏朝都城的地位。而是因为偃师商城的发现。偃师商城发现于1983年,同样是国家文物的重点保护单位,偃师商城的年代推测在3500年至3300年左右,时间上紧挨着二里头。而且偃师商城只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其所在同样在洛阳偃师与二里头的距离不过二十里。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二里头是早期的商都的话,那么当时的商人为什么会舍弃二里头又在如此之近的地方重新修建一座都城。

偃师商城的发现更加接近于历史中商代都城,而且其文物也与后续的商代文化传承性更强,所以其商城的地位越发固定。而两者位置的高度接近,在历史上并没有记载此处拥有商代的两座都城,于是二里头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起来。偃师商城如果是商都那么二里头是什么,比早期商都更早的,自然就是夏都了,于是二里头的地位就这么被大多数的考古学家认定了下来。然而因为二里头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记载的信息,所以二里头到底是夏朝晚期还是商朝早期的都城,或者有其他的身份,仍然有部分的考古学界提出质疑。

二里头考古发掘的主持者许宏自己都认为,二里头的身份如今就认定还为时过早,就如同当初将其定位商都一样,就目前而言不论是商都还是夏都其实都缺乏足够的支持与证据,唯一无可置疑的是二里头是我国早期的一处王朝都城。

洛阳的考古发现,洛阳考古重要发现

黄镇山:夏朝考古重大发现

  仅有规范史书记载不足五百年 历史 的西方史家,对于中国系列史书连贯记载有五千年 历史 ,难以心悦诚服,好在三皇五帝时代的良渚文化、殷商时代的殷墟文化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算达成共识;西方能否承认中国三皇五帝之后、殷商以前有夏朝,需要中方拿出考古证据。西方依赖考古发现 历史 ,全靠发掘凭借遗物猜想推断填写 历史 空白,残缺难全;而中国考古是印证系统 历史 记载,证实完善。中国考古接连发现多处公元前2100年到前1600年的夏代文化遗址,证实史载确有夏朝。不妨套用西方考古标准文明中心四要素“城市、金属器、宗教、文字”来介绍。

自称“诸夏”的周人称商为“殷”;而自称“大邑商”的商人却称夏都为“西邑”。殷墟甲骨文、金文虽都有“夏”字,但没有直接记载夏朝,却频频提到“西邑”,历代商王畏惧西邑鬼怪谋害自己,于是不断祭祀西邑。

所谓西邑,即为西部的城市。史书记载为“西邑夏”,《尚书·太甲上》:“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大意是夏末商初伊尹(黄尹)亲自去过夏都西邑。相比于位于河南东北部的商人而言,夏人位于其西部,所以商人称之为“西邑”,其实正是所忌讳的“夏邑”,出土战国竹书清华简《尹浩》:“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商人祭祀西邑,是因为商汤灭夏,所以商人惧怕夏人化为鬼怪谋害商王。

西邑遗址自北而南有陕西石峁、山西陶寺、河南二里头。夏朝天灾人祸频发,多次迁徙,而后从西到东,夏桀兵败于安徽四方湖古城之南的三官庙遗址,而且夏代还有后裔遗民杞国延续商周两朝千余年。按 历史 年代顺序分别予以简介如下:

  地处汾河河谷地带的临汾盆地汾河以东的塔儿山山脚下的山前冲积平原上的陶寺遗址,考古学家从1978年到1987年,为了寻找 历史 上夏王朝的踪迹, 探索 夏文化,中国 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陶寺遗址早期墓地和普通居住址进行发掘,共发掘出墓葬1300余座。占墓葬数量不到1%的大型墓葬随葬有彩绘龙盘、漆木器等重要礼器,其墓主应是手握军事大权的部族首领或大祭司。至于占总数90%的小墓,其墓穴仅能容身,几乎没有随葬品,墓主应是平民或者奴隶。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的陶寺已经是一个等级 社会 。碳14测年数据表明,陶寺文化所处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之间,属尧舜禹时代至夏代早期。

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1983年出土的陶寺文化晚期铃型铜器。这也是陶寺遗址发现的第一件铜器。出土时,整体造型近似铃形的器物位于墓主人左侧股骨、趾骨之间,外面有很清晰的布纹痕迹,可能是埋葬时包裹有丝麻织物。经过化学分析,人们发现此件铜器的含铜量高达97.8 %,系用复合范(外范与内芯)铸造的红铜器。这就意味着在陶寺文化中、晚期,我国已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当时的陶寺文化先民不仅可以从矿石中冶炼出较纯的铜,并可用铜液进行铸造,为后世的商周“青铜文化”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揭开了我国“青铜时代”的序幕。

陶寺遗址还出土有残铜片、铜环,更有铸工精美的铜齿轮、铜蛙,属于夏代早期遗物。

陶寺遗址另有引人注目的是1984年春天出土的残碎陶扁壶。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文化时期只是先民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用品,但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竟赫然有着朱红彩毛笔的笔画痕迹,够成两个文字,有识读为“文邑”或“交易”等。要知道,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跨入了新的时代,就像恩格斯所说,人类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才得以实现的。

石峁文字(选自网络10幅图片)

  被评为近十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的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毛乌素沙漠之南、黄河支流秃尾河之支流洞穿沟南岸山梁上。20世纪50和70年代有过局部调查,80年代有过试掘,2011年始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发掘。最终确认属一座城址,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古城规模巨大,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皇城台的“台城”,构建最早,内城次之,外城最晚。

据出土陶器,皇城台修筑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皇城台门址的修筑开始于公元前2300年,皇城台最晚使用年代为公元前2100年—前1800年,废弃约在公元前1800年,属于尧舜禹时代到夏代前中期文化。

石峁古城出土文物众多,不仅有大量陶嚣、玉器,还有一些石雕像显示宗教信仰。重点简介夏代早期金属器,2016年发掘皇城台东侧的门址,门外有南北向呈长方形广场,发掘简报介绍“在广场中南部还发现一些铜刀、石范等遗物”。“皇城台发现的铜器和石范,大多出土于门址第二层堆积,个别见于门址第四层,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800年,器形包括刀、镞、锥等,为揭示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铜器的形制和技术特征增添了重要实物资料。”“皇城台铜器和石范的发现为冶金术自北方传入中原的观点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并为 探索 早期冶金术在中国传播路线提供了关键的连接点”。

石峁出土的青铜刀,刀呈条形,扁平状,柄略宽并残断;刀锋为小圆弧形,刃截面为三角形,背厚刃薄,刃略内弧;刀背与柄上面平滑过渡,微微外弧。从背两侧凸起,知此刀铸造成形,很可能为对开分型。

石峁古城浇铸环首铜刀石范,出土自皇城台内瓮城,墩台II东侧。据图片,范存环首刀之柄部,环为椭圆形,柄微弧,板状;与环首相接处似有叉形线,阴阳不明,可能为柄之纹饰。范面平,两侧面光,无定位结构,端面略糙;质似砂岩,一角有崩落。环首型腔端接漏斗形浇口,连接处甚薄,便于浇铸冷凝后打掉浇口而不伤环首。但刀柄下侧似另有一型腔,局部似锥状,小漏斗形浇口扭转开在侧边。在环首刀型腔上面,近于上边另有一纵向沟槽,或许是铜针铸型。

  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之所以能被认定为是夏朝都城遗址,因为遗址中发现的青铜礼器占有不小的分量。

一般将二里头遗址划分为4期,其中,二里头3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如青铜爵、青铜铃(或许是一种乐器)。

到了二里头的4期发现的青铜礼器就更丰富了,有青铜爵、青铜斝、青铜盉,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青铜鼎!这也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鼎。鼎从夏朝开始就被历代王朝看作是王权的象征,所以,青铜鼎的发现意义重大。

二里头发现了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其图案是兽面纹,或者说是龙纹。

青铜鼎、爵、斝、盉等礼器,都是由相应陶器发展而来的,而这些青铜礼器也被商朝及之后的朝代所继承与发展,所以,从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礼器来看,这个遗址至少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里头遗址,年代测定上限为公元前1800年前后,普遍认为是公元前1750年到前1550年,属于夏代中晚期到商代早期文化。在属于遗址的靠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北距宫殿区200余米,发掘出了唯一一处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铸铜作坊区。此处作坊显然曾长期使用,在二里头衰落后被迁至郑州商城遗址。历年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共131件。其中,兵器、工具和装饰品较多;作为礼器的容器较少,计有鼎1、盉1、觚1、斝(jiǎ)2、爵13。礼器是人际交往和宗教信仰用具。

  被列入“2019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的长江与淮河中间、巢湖西岸安徽三官庙夏代遗址,出土了400余件珍贵遗物,其中包括18件青铜器和陶器、石器、玉器、骨蚌器、绿松石和植物颗粒等。

在三官庙夏代遗址发掘的两处土垣、四处房址内发现令人触目惊心的 历史 悲剧:房址内非正常死亡的人骨遗骸、房址外地面平铺的植物颗粒、还有以兵器为主的18件铜器散布于废弃红烧土层下的地面上。这里曾发生了残酷的战争。18件青铜器以兵器为主,包括戈、戚、钺、凿、角形器(军号)、箭镞等。

证实了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商汤伐夏,桀奔于南巢之山,汤乃即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始居毫。”生活于黄河沿线的商汤部落,击败了淮河四方湖古城的夏桀,夏桀仓皇逃出四方湖古城,乘船沿夏水北淝河进入淮河向南逃亡,躲避北方商汤部落的进攻。

安徽三官庙遗址位于淮河四方湖古城的正南方,为 历史 记载中的“南巢”地区。想必商汤军队追击夏桀军队在三官庙遗址发生了一场惨烈激战:死亡的人没有得到掩埋,现场遗留的贵重青铜兵器无人拾取,房屋被焚烧,甚至在以后的三千多年里再无人在此生活栖息。

夏后裔杞国

《国语·周语下》:“有夏虽衰,杞、鄫犹在。”《大戴礼记·少间篇》记载,商汤灭夏之后,将夏禹后人封在杞地为诸侯王。

商汤推翻夏朝而建立商朝后,作为“前朝余孽”的杞国,甲骨文卜辞中有记载,商王经常巡视杞国,有六块殷墟甲骨文提到杞侯或杞地,确证商代封侯有夏代遗民杞国。

有片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问候杞侯:“丁酉卜,嗀(hù)贞,杞侯爇(ruò),弗其祸?凡有病。”其大意是商王武丁问杞侯爇,不会有灾祸吧?另有片甲骨文记载,武丁曾娶一位杞国的女子为妃。可见,武丁与杞侯爇关系极为密切,曾经的家国仇恨已经烟消云散。

武丁子祖甲,在征讨人方(大约在山东或安徽境内)的返回途中巡视杞国:“已卯卜,行贞,王其田,亡灾?在杞。”其大意是祖甲在杞地进行佃猎活动,祭祀问是否会发生灾害。

商代晚期,在祖甲和帝辛(商纣王)时期,发生两次征人方的重大军事行动。帝辛“征人方”返回时,也有巡视“杞”国的两条卜辞:“庚寅卜,在香贞,王步于杞,无灾?”(纣王祭祀问从香地步行到杞国有没有灾难);“壬辰卜,在杞贞,今日王步于诇,无灾?”(纣王祭祀问从杞国步行到诇地是不是有灾难)。可见,直到商朝晚期,杞国还依然存在。

周朝推翻商朝后,《礼记·乐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殷之后于宋。”即大禹后代东楼公,被封到杞地(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一带),延续杞国国祚,主管对夏朝君主的祭祀。

西周初年,《周书.王会》记载周成王举行诸侯盛会时,在堂下左侧有“夏公立焉”,显然朝拜周成王的“夏公”就是杞国的君主。

陕南安康出土西周《史密簋》铭文载“杞夷”纠合东夷大肆攻伐齐国,周王命师俗、史密“卢、虎会”,率联军奔赴东方平息了叛乱。

杞国在周朝时,虽受封最高爵位公爵,却只是一个小国,《史记.陈杞世家》:“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甚微,不足数也。”由于杞国弱小,在强敌环伺之下,只能不停地迁徙。西周晚期,杞国东迁到山东境内,《左传·隐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娄(今山东寿光一带)。”

春秋晚期,孔子为了考证夏朝之礼,特意拜访了杞国,但因时间久远,又不停地迁徙,导致杞国文献大多散失,《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证明)也,吾得夏时焉。”东汉郑玄注:孔子“得夏四时之书,其存者有《小正》。”即夏代留存的历法典籍。

孔子拜访杞国没多久,在公元前445年,杞国最终被楚惠王灭,杞简公成为杞国末代君主。如果从商初开始计算,杞国延续了大约千余年,留下了一个著名的 历史 笑话“杞人忧天”。

《史记》:“楚惠王灭杞,其后越王勾践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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