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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陶工艺
从卡若和曲贡文化的制陶工艺，大体可以窥见西藏史前时代末期陶器工业的发展水平。
卡若文化陶器均为手制，质地较粗糙，烧制火候不高，器表颜色不纯正，以灰色和黄色为主。所有陶器均为夹砂陶，器表多经打磨，但并不很光滑。
卡若多数陶器外表都装饰有各种纹饰，部分陶器外表饰满纹样，相当数量的陶器上的纹饰占到器表的一半部位。纹饰按制作方式划分，主要有刻划纹、绳纹、附加堆纹、剔刺纹、篦纹、篮纹和彩绘。其中以刻划纹所占比例最高，纹样有平行线纹、菱形纹、三角纹、连弧纹和涡纹等。值得注意的是，绳纹所占比例也较大，绳纹陶片占到全部陶片的14%以上。彩陶发现不多，纹样有三角折线和菱形纹，与同类的刻划纹并用。
卡若所见陶器全为平底器，极少器耳等附件。器形主要为罐、盆和碗三类，以罐类器为多，一般器体较大，细分为小口鼓腹罐、高领罐、深腹罐、大口罐、双体罐等。盆类器多敞口深腹，主要有折腹盆、曲腹盆、直腹盆和深腹盆四种。碗类器较小，为平底敞口，分直口碗和侈口碗两种。
同卡若文化相比，曲贡文化的制陶工艺又有了新的提高。曲贡文化居民拥有更高水平的制陶技术，采用了手制轮修技术，陶器的成型、装饰、焙烧都显示出较高的水平。
曲贡文化的陶质以夹砂灰褐色、黑色、褐色为主，很少红陶和红褐陶，有十分精美的磨光黑陶。陶器的装饰采用磨光、磨花、剔刺、刻划等工艺，不见拍印纹饰。一般不见全器装饰纹样的陶器，简洁的纹饰多构成一条并不很宽的纹样带。纹样多见菱格纹、重菱纹、戳点纹、划纹、折线纹、三角纹、圆圈纹、网纹、附加堆纹等。曲贡绝不见绳纹，也没有彩陶。
曲贡人制陶采用的磨花装饰工艺，是一种非常精致的工艺，过去国内史前考古还不曾有过类似的发现。它是在陶器表面打磨光亮后，再磨出糙面作底纹，使保留下来的光面构成素雅的图案，这种无彩的装饰胜于有彩，是曲贡人独到的艺术创造。李文杰先生对这种陶器磨花工艺进行了实验研究，他在简陋的条件下烧制出了风格十分接近的磨花陶器。李文杰先生在实验报告中说：曲贡人的制陶工艺“在客观上符合了光的反射与漫反射的科学原理和渗碳原理。将刮削、刻划、磨光、渗碳四种技法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使用，产生良好的装饰效果，这是曲贡村遗址制陶工艺的显著特征，是藏族先民的特殊贡献。”
在曲贡和卡若两个遗址，都没有发现陶窑遗迹，所以关于西藏地区史前时代陶器的焙烧技术目前还无从进行研究。卡若遗址的发掘者认为卡若居民还没有掌握陶窑技术，采用的是一种相当原始的露地烧制技术，当然这还只是根据不足的一种推测。我们认为曲贡居民应当已经掌握了熟练的陶窑焙烧技术，虽然也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认识，但从能够烧制火候很高的磨光黑陶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应当存在的。
建筑技术
曲贡遗址没有发现建筑遗迹，推测应是以土木石构建筑为主要居住方式，估计与卡若文化晚期的建筑形式相去不会太远。目前我们只能从卡若遗址发现的建筑遗迹来了解西藏新石器时代建筑技术发展水平，这些丰富的建筑遗存大体可以看作是西藏史前建筑文化的集中代表。
卡若遗址发现了较多的建筑遗迹，我们通过这些居住遗迹看到了卡若人较高的建筑技术发展水平，也看到了藏族传统建筑技术的渊源之所在。卡若遗址的房屋居住遗迹一共发现了28处，根据建筑形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圜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由建筑平面区分，还有圆形和方形的不同。三种建筑形式以圜底式数量最多，为一种圜底式地穴居址，面积多数较小，一般在10～16平方米左右，只有一座超过20平方米；地穴平均深度在30厘米左右，个别深过50厘米。半地穴式房屋数量略少，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面积大小区别很大，一般在11～16平方米上下；地穴深30～60厘米左右，个别深近１米。地面房屋建筑数量较少，平面为方形，面积一般在20～30平方米上下，最大的一座双室建筑大到70平方米。
据卡若遗址发掘者的分析，卡若三种类型房屋的建筑技术，就主要方面而言大体相同。建筑的第一程序是处理地基，地面建筑要平整地面，上面要铺垫一二层细土；地穴式建筑则是先挖掘一个竖穴或圜底地穴，地穴大小一般与设定的居住面积接近。第二步是立柱搭起框架，立柱前要挖好柱洞，放置柱础石。第三步是封闭墙壁和房顶，墙壁的构成以木骨泥墙为主，也有木板拼合的板壁和砾石砌成的石墙。第四步是修整居住面，有的要铺垫一二层土块、石子和烧土末，然后砸实；有的铺垫土石或圆木，再抹一层草拌泥后用火烧烤。在整修居住面时筑造烧灶。第五步是修葺门道，修建门坎和阶梯。最后还可能有一道对草拌泥结构进行烧烤的工序，使房屋变得更加坚实。
由房屋早晚的区别，可以观察到卡若居民建筑技术进步的轨迹。如较为先进的地面建筑和双室建筑出现略晚，晚期可能建成了更进步的楼屋，建筑面积有增加的趋势，居住面的铺垫越来越细致，烧灶的修造越来越讲究；早期以草拌泥墙为主，后期出现砾石墙和板壁等。
卡若文化的建筑技术已经集合土木石作为一体，水平发展已较为成熟，这成熟的建筑技术奠定了藏族居住建筑发展的基础。
西藏农牧文明的起源卡若文化的经济生活，发掘主持者童恩正先生在报告的结语中曾作过这样的推测：从卡若遗址石器中数量较多的铲、锄、刀、斧可以看出农业是一个重要生产部门，主要农作物为粟米。当时已有家畜饲养，家畜只有猪一种。卡若人还使用石矛、镞、球等狩猎工具，猎获狐、獐、马鹿、狍、藏原羊、青羊、鬣羚等。
后来霍巍和石应平先生也就卡若文化的经济形态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认识。石应平先生通过对卡若遗址不同用途石器的分类统计，论证与畜牧和农耕生产活动有关的石质工具数量最多，而与狩猎活动有关的工具却很少，说明农牧经济已是卡若居民的主体经济形态。他还根据卡若遗存的分期研究，认为“卡若遗址早、中期的经济形态是以锄耕农业为主并辅之以狩猎活动和家畜饲养，中期达到鼎盛。而从早期到晚期，与畜养活动有关的因素始终持续增长并在晚期占据了主要地位，但仍经营着部分农业生产，这似乎意味着其经济形态正在发生转变，可能正是原始畜牧经济的生长点。”
卡若居民的农作物为谷子，遗址发现一些保存很好的植物种壳，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是农作物谷子13。童恩正先生在《昌都卡若》报告的结论中这样写道：“卡若遗址发现的农作物是粟米，粟米性耐干旱，是黄河流域的传统农作物，南方较少种植。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是从马家窑文化传播而来”。这种传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让我们有些不解的是，卡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骸没有明确支持研究者关于卡若居民畜牧经济确立的论证，我们不知道卡若居民大量饲养的到底有哪些家畜。卡若遗址出土了一些猪的骨骸，鉴定者认为个体比野猪小，牙齿构造比野猪简单，都属老年或幼年个体，所以确定为饲养的家猪。卡若的家猪的饲养可能也是受了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当然考古所获的资料还不算丰富，目前要作出太肯定的结论还做不到。卡若遗址动物骨骸中的牛骨，研究者没有具体的鉴定分析，我们不知这些究竟是什么牛，是家牛或是野牛，是黄牛还是牦牛？在将所有哺乳动物划分为饲养和猎获两个类别时，鉴定报告竟忘掉了大量牛骨的存在，将它排除在这两类动物之外。卡若遗址的羊骨，有藏原羊和青羊两种，鉴定者明确指明它们都是猎获物，表明卡若人放牧的家畜中没有羊。如果我们武断一点来判断，卡若人规模放养的家畜可能非牛莫属了。
我们曾对曲贡人的经济形态作出过这样的推论15：选择拉萨河谷地带聚居的曲贡居民，已经有了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传统。曲贡人有大量的砍伐类石器，可用于砍伐灌木丛，开垦河谷地带的土地。还有不少切割类的石器，可以用于谷物的收割。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曲贡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它们是粉碎谷物的必备工具。这些磨盘多数形体很大，有的一个人搬动非常费力，它们原先可能是放置在居址内固定的位置，不会经常挪动。磨棒一般为椭圆状的馒头形，正好握在掌中。这种磨具的臼窝很深，一般都经过较长时间的使用，应当是用于粉碎谷物的，它让我们联想到曲贡人的主食可能为面食。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并不清楚，可能是青稞麦之类。孢粉分析的结果表明，当时的气候比现代要湿润一些，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过去藏汉文献记述西藏腹地的农耕文化出现很晚，曲贡遗址的发掘证实，西藏腹地农耕文化的出现，不会晚于距今4000年前。
曲贡居民在农耕之余，还驯养家畜以补充生活来源。曲贡遗址出土的大量兽骨中，经鉴定属于家畜的有牦牛、藏绵羊和狗。曲贡家牦牛个体不大，细角，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家牦牛遗存。牦牛在英文里念作yak，与藏语完全相同。从语源学的角度追溯，牦牛确实是起源于西藏高原的，曲贡遗址的发现提供了确切的答案，家牦牛的驯养在曲贡文化时代就已经完成了。曲贡绵羊为藏系大角绵羊，体形很大，当是由西藏野生盘羊驯化得来。牦牛和绵羊这两种家畜遗骸的出土，表明农牧结合的经济模式在西藏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当然这两种高原家畜驯化成功的年代，肯定要早出曲贡人生存的年代。
曲贡人在农牧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是狩猎。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狩猎工具，也发现了许多野生动物骨骸，种类有马鹿、麝、野猪、藏野驴和涉禽等。在灰坑中还发现了一些鱼骨，表明渔捞也是当时的一个辅助经济手段。
与畜牧经济相关联的发现，值得说道的还有“梳形器”，它有排列均匀的小齿和便于抓握的手柄，多用石料精磨而成，先后出土10多件。它既不像梳，也不是锯，用途令人费解。后来有个意外的机会参观拉萨地毯厂，看到工人们编织地毯所用的打纬器具，正是一柄类似曲贡遗址所见的梳形器。梳形器表明曲贡人有了建筑在畜牧经济基础上的毛织工艺，他们已能生产毛毯之类的御寒产品。类似的梳形器在新疆，在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古文化遗址中也有一些发现，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表明古代西部民族拥有相似的毛织工艺。
我们知道，由于西藏高原的特殊地理因素，决定它发展农耕文化的巨大难度。用现代的眼光看，整个西藏地区适宜农耕的土壤面积也是很小的，大约只占全部可利用土地的百分之几。就是这样范围很少的土地，由于受地形、水源和气候的影响很明显，开发的难度也是很大的，所以研究者对西藏农耕文化起源的年代估计一般都比较保守。根据《卫藏通志》的说法，西藏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的农耕文明是公元２～３世纪时才开始出现，主要栽培作物是青稞等。还有资料表明，西藏农耕文化是随着文成公主的入藏而在唐代时出现的，这个说法就更为保守了。卡若和曲贡文化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西藏农牧文明新的源头。我们可以由已有的考古发现将西藏农牧文明的起源追溯到距今5000～4000年前或更早。卡若与曲贡文化谷子、青稞，牦牛、藏绵羊、狗、猪，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高原早期农牧文明的主要内容。这样一个经济模式和生业方式传统的建立，奠定了古代高原文明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高原居民经济生活模式的基础。
原始崇拜与信仰在近代和当代西藏，佛教作为全民宗教，是人们确立信仰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我们知道这个传统早在吐蕃时代便已经确立了。在佛教传入吐蕃之前，高原居民信仰的是苯教，这是一种原始宗教，是在史前时代开始形成的一种精神生活规范。过去研究者对西藏原始宗教的考察，都是由记述很不系统的藏汉文献进行的，自卡若和曲贡遗址发掘以后，人们才获得了直观的资料，对西藏原始宗教的内容有了真切的认识。
在创造物质生活的同时，生活在史前的藏族先民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他们有原始的宗教仪式，有表明自己信仰的特殊方式。在曲贡遗址发现的相关资料较为丰富，这些资料有尚红、人祭、牲祭和埋葬遗存，在陶艺上也有表现。
自然崇拜：尚红
曲贡人在大量的石器上涂有红颜色，石器的砾石面上和石片疤上都能见到红颜色，有的石器是通体涂红。曲贡涂红石器比例很大，占全部石器的五分之一以上。遗址同时还出土了制作红颜色的大量研色盘，还有专用于盛储红颜色的小陶瓶和借作调色盘使用的大陶片。按照这样的生产规模估计，曲贡居民制作的红色可能还要运用到更大的范围，不限于涂红石器。经鉴定这石器上的红颜色为赤铁矿粉末，色泽鲜艳耐久。
过去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前遗址中也发现过一些器具涂红和人骨涂红的例证，不过像曲贡居民这样在大量的打制石器上涂红，以前还没有见到过。红色在史前人的眼中，是生命与力量的象征。曲贡人崇奉红色信仰，在石器上涂红，也许是想赋予石器以力量，这体现了他们在同大自然的抗争中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所作的一种努力。
史前曲贡居民尚红的传统，对后来高原居民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吐蕃时代的官方宗教史《玛尼宝训集》有吐蕃“以赭涂面为好”的记述，在于阗教法史中，吐蕃人就被直呼为“赭面人”。《新唐书·吐蕃传》也有吐蕃人“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的记述，而且还提到文成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这种以赭石涂红脸面的风俗，自然不会因为文成公主的不喜欢而真正禁绝，不仅如此，这种风俗甚至还由雪域传播到长安，成为女妆时尚。白居易有诗云“元和妆梳君记起，髻椎面赭非华风”，所咏时世妆正是指此风俗。这一风俗在高原事实上一直流传到了当代，在西藏一些地区仍保留着妇女赭面的风俗。
动物崇拜：猴与鸟
艺术在史前时代是人类表达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曲贡人就通过陶艺表现自己的信仰。出土的两件陶艺作品非常引人注意，一件是浮塑的猴面，另一件是捏塑的鸟首。猴面是陶器上附贴的装饰，高高的额头，圆圆的双眼，长鼻阔嘴，泥塑形象非常生动传神。另一件鸟首为圆雕，也是陶器上残损的部件，像是器盖的盖钮。
猴与鸟都是古代藏族怀有特别感情的动物，通过陶艺表现它们的形象，不会是寻常的艺术品。在藏族具有创世纪意义的神话中，有妇孺皆知的猕猴变人的传说。这传说在《吐蕃王统世系明鉴》中可以读到，说的是有一个受观音点化的修行猕猴与罗刹女结为夫妇，养育后代。饥饿的猴群在观音帮助下以五谷为食，肤毛脱落，学操人语，从而由猴变成了人类。虽然这传说中融入了明显的佛教成分，但它的起源当是很早的，原本与佛教不会有什么关系。藏族古代的这个猕猴变人的传说，培养了他们的先民对猕猴的特别情感，我们或许可以由曲贡猴面艺术品的发现将这创世纪神话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更进一步说，猕猴变人的传说可能保存着藏族远古动物崇拜的影子，也许是图腾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遥远的回忆。
动物崇拜对于藏族而言，不仅表现在猕猴上，也表现在其他一些动物如鸟类上。如对于秃鹫，因为它是天葬中的重要角色，是引导死者进入天国的神鸟，所以倍受藏族人的敬重。在天葬流行之前，高原的秃鹫在人们心目中可能已经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地位，我们在西藏朗县列山吐蕃墓葬的发掘中，就曾发现作为殉牲的秃鹫遗骸。在曲贡遗址的灰坑中还发现了作为牲祭的秃鹫骨架，可以将高原人与这种特殊的高原鸟的联系上溯到更为古远的年代。曲贡出土鸟首陶塑因为残损过甚，不能判断鸟的种属，还不能确定是否为秃鹫，但至少它不会是寻常的鸟，它也许是飞翔在曲贡人心灵中的吉祥鸟。
祭典：牺牲与人牲
曲贡人有牲祭习俗，以动物作牺牲，祭祀心中的神灵。发掘时在灰坑和地层中，发现了完整的狗骨架和秃鹫骨架，这应当是当时的牲祭遗存。另外在两座灰坑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架和环切的颅盖骨，这可以认定为人祭遗存，而且说明当时的人牲还不仅仅是偶尔为之。当然我们不能确知曲贡居民进行这样的人祭与牲祭是基于什么动机，不能确定当时祭祀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对于一些重要的神灵，如天神、地母等，古代人类常用贡献生命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虔诚，人祭正是这种虔诚最高的体现。
古代民族无不都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多神的世界里，人们用自己造作的众多神灵统摄着心灵，打发着艰难的岁月。曲贡文化居民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也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天地，他们有原始的宗教仪式，有表明自己信仰的特殊方式。人牲在各地的原始宗教中都有表现，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宗教现象。高原苯教中也有人牲祭典仪式，这从曲贡遗址的发掘中得到了印证。
还值得提到的是，卡若遗址曾发现过一些石台和石圆圈遗迹，它们的用途没有得到解释。由于这种遗迹看不出有日常生活方面的用意，我们有理由将它纳入精神生活领域内进行考察，也许它们是卡若人的一种固定的祭祀场所。由于原报告没有提及与这些石建筑遗迹相关的遗物内容，现在要进一步解释还有很大困难，还有待有关的新发现来证实。
埋葬制度
我们知道，西藏地区现在流行的处理死者的方式是天葬，它是与藏传佛教相关的一种特别的葬仪。但西藏在吐蕃时代是盛行土葬的，“入土为安”的观念与中原并无二致。那么高原的土葬风俗又起源于什么时代呢？曲贡遗址的发掘表明，曲贡人实行的已经是土葬制度了。
埋葬制度体现了灵魂不死的观念，曲贡人采用埋葬的形式安置亡灵。他们将墓穴掘成方形或长方形，用选择过的石块垒成墓室，石块垒成的墓室象征死者生前的居所。葬式有曲肢葬和二次葬，有单人葬，也有合葬。合葬墓以实用陶器随葬。曲贡人的石室葬，是西南地区所见的年代最早的同类葬制，是目前所知的这一地区石葬的最早渊源。
曲贡遗址发掘的三座墓葬中的５位死者，死亡年龄最高的为45岁，最小的为3岁，平均年龄为24岁。虽然这个统计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体现当时生活的艰难状况。
高原居民的种族类型西藏高原由于它地理位置上的独特性，它所包孕的古代文化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是很自然的。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关注高原古代文化的创造者，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对高原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进行研究，成了考古学需要探索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一些人类学家曾关注过西藏居民的种族类型，曾由活体材料出发进行过研究。根据他们初步研究的结论，现代藏族中至少存在可以辨识的两个基本的人类类型，概括称之为长颅型和短颅型，前者分布于西藏东部地区，后者主要分布于西藏南部地区。东部长颅类型形体高大，康巴人就是典型的代表；西部短颅类型个体稍小，日喀则一带的居民为典型代表。研究者还注意到，在东、南两个类型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绝然分明的界线，而是在地理上表现出一种渐变趋势，这个变异方向是由东北藏向西北藏延伸，并且这个变异趋势可能有更早的原始形态背景，不是晚近时代的混血过程造成的。
对于这种变异趋势可能具有的更早的原始形态背景，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过去实际上并不清楚到底是怎样的。卡若遗址因为没有发掘到墓葬，没有发现人骨，所以无法进行种族类型研究，我们也就不可能直接得知卡若人的体质特征。不过，如果卡若人不是由他地迁入的，可以推测他应当就是东部高大的长颅形藏族先民的祖先。
童恩正先生根据传统和文献的记述，赞同过去藏族来源有两个传统的说法。所谓两个传统，一是土著居民，他们自旧石器时代开始就居住在高原，是一种游牧和狩猎部族；一是自葱岭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他们经营农业。他认为，“以后西藏的种族和文化，有可能就是以这两者为主体，再接受其他的因素综合而形成的”。童恩正先生还由卡若遗址出土骨笄推定卡若人有椎髻习俗，由此认定卡若人与河湟一带的羌族有别，卡若文化是一种吸收了西北氐羌系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
曲贡文化的发现，为了解高原史前居民的种族类型提供了新资料。曲贡遗址出土的一具人的完整头颅骨，人类学家鉴定认为属中长颅型，接近现代藏族人的东部类型。这是东、南两个类型之间的过渡类型，这种变异形态与曲贡遗址的地理位置相关联，这表明过去研究者对这种人类学地理变异趋势的估计是正确的。由此可以确定曲贡人是拉萨河谷地带的土著居民，他们创造的文化为高原腹地的古代土著文化，高原的原始文化并不是由外部植入的，而是在本土孕育发展起来的。
西藏高原考古所获古代人骨标本数量有限，过去流行藏族族源“氐羌说”和“印度说”，也有人持“土著说”，看来土著说的推论有更合理的一面，相信在今后一定会得到更多资料的支持。
余论卡若和曲贡文化在文化性质、年代和地域上都有明显区别，但是它们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对于卡若与曲贡文化的异同，通过石器和陶器我们比较的结果是这样的：
石器 两个文化的打制石器有相同的技术，都采用石片石器的预加工技术，曲贡文化的技术更为成熟，运用也更为广泛。石器器形也有不少相同或相似，如一些类型的斧形器、切割器、尖状器、敲砸器、刮削器、石刀、石矛、重石等都见到类似的器形。
但是曲贡文化极少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发现，并不典型的细石器标本在数量上仅占全部石器的3.2%；卡若文化的磨制石器数量稍多，细石器标本非常典型，而且数量也比较多，占到全部石器的10.8%。
陶器 两个文化的陶器装饰手法有相似的传统，都采用有刻划、剔刺和压印手法。装饰纹样也有的雷同，如两个文化都见到菱格纹、重菱纹、三角折线纹、涡纹和剔刺纹等。
两个文化的陶器群不同，器形区别较为明显。曲贡文化陶器以圜底带耳器和圈足器为主要造型特征，不见平底器；卡若文化陶器小口鼓腹平底少耳为主要造型特征，不见圈足器和圜底器。在装饰风格上两个文化也表现有明显的区别，如曲贡文化陶器质地细腻，器表光滑，纹饰较为简练，少见复合纹饰，不见彩陶，有精致的磨花工艺；卡若文化陶器质地粗糙，纹饰草率繁复，复合纹样较多，有彩陶，有曲贡所不见的绳纹、篮纹、篦纹等。
将这两个文化的异同合并起来观察，我们对高原新石器文化就有了较为清晰的印象。当然从卡若到曲贡，远不是西藏史前文化的全部，也不是西藏新石器文化的全部，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序列还不清楚，即便这两个文化的源流也并没有机会考察清楚。
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虽然发现了一些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地点20，有一些可以肯定属于旧石器时代和早期新石器时代，由于缺乏科学发掘过程，还不能就这些地点的石器标本进行准确的分期，所以一时还不能确知早期和中期新石器文化面貌是怎样的，因此关于这个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目前暂时还没有能建立起来。正因为如此，曲贡文化和卡若文化的来源一时也就不能准确说明。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课题，应当尽快建立起西藏地区新石器文化序列。在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分布地域以外的地区，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还不是很清楚，一些零星的发现尚无法构建起初步的文化体系21，所以填补这大面积的区域空白，就成了又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只有在这样的时空缺陷得到填补以后，在西藏考古获得了更多新的关键性资料以后，我们对西藏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了解才会更准确一些，也更全面一些。
1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2 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1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
4 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曲贡村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85年9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拉萨曲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6 何强:《西藏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西藏考古》第一辑；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邦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见《琼结县文物志》。
7 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拉萨曲贡村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85年9期。
8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9期。
9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9期。
10 王仁湘:《拉萨曲贡遗址出土早期青铜器》，《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26日第一版。
11 李文杰:《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制陶工艺研究》，《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
12 霍巍:《论卡若遗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演变》，《中国藏学》1993年3期；石应平:《卡若遗存若干问题的研究》，《西藏考古》第一辑。
13 吴玉书等:《卡若遗址的孢粉分析与栽培作物的研究》，《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14 黄万波等:《卡若遗遗存兽骨鉴定与高原气候的研究》，《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15 王仁湘:《关于曲贡文化的几个问题》，《西藏考古》第一辑。
16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西藏土壤》，科学出版社，1985年。
17 王仁湘:《曲贡文化石器涂红现象》，《文物天地》1993年6期。
18 韩康信、张君:《藏族体质人类学特征及其种族源》，《文博》1991年6期。
19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20 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2卷2-3期合刊；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年；钱方等:《藏北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7卷1期，1988年；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6年6期；童恩正:《西藏高原上的手斧》，《考古》1989年9期。
21 王恒杰:《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5年5期；新安:《西藏墨脱县马尼翁发现磨制石器》，《考古》1975年2期；姚兆林:《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2期。
原 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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